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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
档案编号：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
摘要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表现了五四时期的特定精神，表现自我，张扬个性，摆脱了旧时格律的束缚而趋于自由诗，在诗歌的魅力与独创性上，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是有着重要地位的，因此，有必要对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进行研究。
关键词：
郭沫若浪漫主义革命理想
目录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使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摆脱了理性的束缚，由传统的描摹自然、重视理性转向了描摹自我的内心世界、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崇尚自然，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自我的浪漫世界是郭沫若界浪漫主义诗歌的三大突出特征。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郭沫若的作品高举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从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创作中大量汲取营养，从而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种种束缚，开始发挥自由的想象，表达强烈的情感，并从内容、语言、形式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这一切都构成了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独特的艺术风格。
因此研究郭沫若诗歌的浪漫主义倾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浪漫主义的内涵与发展
（一）浪漫主义的内涵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开始于18世纪西欧的艺术、文学、和文化运动，大约就发生在1790年工业革命开始的前后。
它注重以强烈的情感作为美学经验的来源，并且开始强调如不安、惊恐等情绪，以及人在遭遇到大自然的壮丽时表现出的敬畏。
浪漫主义是对于启蒙时代以来的贵族和专制政治文化的颠覆，以艺术和文学反抗对于自然的人为理性化。
浪漫主义重视民间艺术、自然、以及传统，主张一个根基于自然的知识论，以自然的环境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包括了语言、传统、习俗。
浪漫主义受到了启蒙运动的理念影响，也吸收了中世纪文化复古的艺术成分。
（二）浪漫主义的发展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文学史上掀起了一股在作品中重视情感与想象力的文艺思潮，习惯上人们按其政治与思想主张，分为阻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湖畔派消极浪漫主义和以拜伦、雪莱为首的宣扬革命积极意义的积极浪漫主义。
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始终以诗为武器，对当时黑暗的社会进行批判和嘲讽，诗中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
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
最典型的是「湖畔派」的出现与发展。
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五四以后，我国诗人徐志摩、郭沫若等人也立足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
（三）郭沫若对浪漫主义的新注解
中国的现代新诗工程之特殊性是处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外国诗歌浪潮的纠结性。
早期诗人意识到欲建立新诗范式，就必须彻底反叛旧诗传统。
这种反叛的根本目的在于将新诗建成一个与新时代精神共同跳动的文学样式，因此，新诗体式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诗歌传统且异常牢固的社会里，要想唤醒国人的新诗构建意识，就必须首先唤醒国人的个体，即自我主体意识，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国新诗便与重估人的价值紧紧抱在一起。
因此新诗对现代个性的诉求，对情感的推崇，对个人精神的张扬，必定要产生更能容纳时代洪流的形式，同时，这种形式的形成和发展趋于成熟则会有助于促成自我主体意识的唤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言说方式与审美思维被一股脑儿地推翻，早期诗人只好把目光投向国外，通过对国外诗歌资源的整合、吸收，从而达到建构中国新诗范式的目的。
在吸收和整合中，他们强烈地推崇主观、情感、非常个性化的抒写，以期完成时代赋予的启蒙和新诗范式构建的任务。
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浪漫主义诗歌的介绍、创作就深刻地反映出这样一种背景。
惠特曼的译介、“尼采热”都可以从这个背景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中国诗歌传统和外国诗歌样式的疏离、纠葛是现代新诗史上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它制约并决定了早期诗人对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期待视野。
二、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背景分析
（一）不屈的强者与逃避的弱者
在胡适等初期诗人探索的前提下，郭沫若毅然接过胡适所开创的自由诗体并将自由诗拓宽成河，逐渐成汹涌之势，尽管郭沫若在后来对浪漫主义持着三心二意的态度，但是自由诗体一直是他诗歌写作的主要形式载体。
自由诗体在五四时期成为最主要的诗歌形式是有着必然性的：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时代精神特质决定的，“五四”时期是以追求个人解放、自由为核心的精神内容，一切都以狂飙的速度出现，力扫一切旧束缚的形势下需要无格律限制自由诗体来承载无羁的时代精神，以期做到突破一切格律，“有甚么话，说什么话”，相对格律诗，自由诗更适合时代的发展，这种诗歌样式的选择更多的是不自觉的或自发的，纯粹是时代发展必然，时代决定人们几乎是自动地选择自由诗体作为抒写时代生活的激情、反抗压迫的最有力的工具；第二个原因则是出于对古典诗词的一种决然的反叛、断裂，提倡建立一种新文学的意识使然，这是早期启蒙者自觉性的选择，意在建立一种新文学，达到个体启蒙和民族启蒙的目的。
所以，《女神》那种激情为内容，破除一切固有形式的诗行出现在诗坛时，立即成为诗人们模仿的对象。
（二）叛逆的青春与传统的道德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大潮中，郭沫若不仅在摆脱一切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方面论证自由诗，而且更着重于说明诗的“绝端的自由”形式即是近代诗人“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自然流露的一种形式”。
]在他看来，自然界的现象如森林花草，海涛山泉，星月雷电，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因而是美的；相反如园艺盆栽，一经人工雕琢，就失去了自然美。
因此在诗的创作上他提倡自然流露，反对刻意雕琢。
他的结论是：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郭沫若自称是“最厌恶形式的人”，认为“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袭的东西。
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监狱”。
以《女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不拘囿的的特征和热烈奔放、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的形成，除了是站在白话诗的成就上，更多的是受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
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坦言：
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节器子所动荡了。
在他的影响下，应着白华的鞭策，我便做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
郭沫若在惠特曼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狂飙形式，他这种阔大意境、无羁无束的诗歌形式，有助于中国诗人扩大诗歌意境，营造时代的意境抒写自我、时代激情。
但是，这种形式过于绝对口号化、标语化，丧失了诗歌的美感而被后人诟病。
后来的冯至对十四行诗的移植，林庚的九言诗，刘兴华对新古典主义的探索，都可以说是试图从古典典范中去寻找途径来弥补类似郭沫若诗歌狂飙的不良后果，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大。
至于说新诗该自由到哪个程度才不失为诗，至今仍未定型，但不管如何试验，作为诗歌内部的诸如诗性、节奏等特质是无论如何不能丢失的。
（三）理想的失落与身份的迷茫
郭沫若说：
“我们的义，我们的理想，并不相同，也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这“内心的要求”，就是以个性解放为前提的人的主观精神对客观现实的超越，是主体精神的极度高扬。
1925年后，郭沫若转向“革命文学”，更多强调的是文学对文学、社会的依附，但对于感情是文学的本质这一观点并未改变。
在《革命与文学》中，他说：
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
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要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
那么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
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好的作品。
感情在这里是文学的本质，那也无疑是诗歌的本质。
情感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使得拥有感情的个体生命就更加充实、鲜活起来。
《女神》就是在感情的自由抒发下，塑造了一个个打倒偶像，崇尚创造，意志自由的“自我”形象。
“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与文学的二元特征。
启蒙为文学提供前进的动力，而作为文学要成为独立的样式，就必须争取到文学本体的建立。
郭沫若的这种以感情为诗歌本体以观念，抓住了诗歌抒情性的同时，完成了对自由思想、新世界改造的个体启蒙。
郭沫若使得“自我”在这里成为了白话与新诗的区别特征，个体生命得到提升。
但是这种“自我”成了泛化的时代精神，有许多抒情成了简单的自我符码的复制，这在一定程度来讲泯灭了个性的独立性、审美追求。
正如陈敬容曾说:
“中国新文学虽还只有短短一、二十年的历史，无形中却已经有两个传统；就是说，两个极端，一个尽唱的是梦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呢，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了艺术，把它应有的将人生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神圣任务，反倒搁置一旁。
（四）自由主义与五四精神的结合体
郭沫若有感于革命时代的情感流露，同五四狂飘突进的精神融为一体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反对旧社会，向往新中国。
走进《女神》中，如同置身于洪流滚滚的革命运动。
《立在地球边上的放号》，诗人是这样写的：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啊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啊
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和力的弦律在郭沫若在这首诗里，借用了白云怒涌，北冰洋的壮丽，太平洋的无限的浩瀚，来渲染气氛，来表露、抒发他内心的热和力的情绪。
他从滚滚白或共涛，看到了性一种力，赞美了一种力。
这种力，可以毁坏，同时也可以创造。
而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诗人吼出了这样宏朗的声音，其目的也就在于向旧世界发出它即将崩溃的讯号。
同时，也是向光辉灿烂的未来表示了他热切的召唤。
这声音力大无比，犹如万钧雷霆，响彻云霄，震撼宇宙。
这是诗人郭沫若对黑暗社会极其僧恨的情绪的结晶。
诗人自己曾说过“创造的前驱是破坏”，旧的世界不毁灭，新的世界不会出来，颓废的茅屋之上不能够重建出摩天大厦。
”这种破坏与创造的对立统一，诗人在《凤凰涅盘》里，体现得更加具体、形象，诗中所描写的旧中国，到处是铁一样的冷酷，漆一样的黑暗，血一样的腥秽。
XX文库-让每个人平等地提升自我三、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的独特之处
（一）郭沫若诗歌有强调现实社会的一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郭沫若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主狂潮巨浪的五四运动过后。
中国的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新文化阵线内部也开始分化。
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郭沫若从五四运动高潮时期的热烈情绪中冷静下来，他镇定冷静地思考着如何拯救中国，如何寻求一条理想的救国之路。
《女神》之后的两个诗集《星空》与《前茅》，较为充分地流露了作者傍徨、苦闷时寄情于万物的忽高忽低的思想情绪，以及奋起抗争时，那一种昂扬激进的精神状态。
一个人在苦闷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对古代社会的某种追忆，甚至会联想到外国故事中的有些事物，用以寄托自己的思绪，如《星空》里的《洪水时代》，结尾处诗人这样抒发自己的情怀“我坐在岸上的舟中，思慕着古代的英雄，他刚毅的精神，好象是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你未来的开拓者哟，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作者把古代英雄和近代劳工联系起来，意在寻求救国救民的伟大力量，这种不一计寂寞的心情，是五四时代革命青年难能可贵的。
革命处于低潮，傍徨苦闷是立志救国的知识分子的共性心境。
这一思绪的流露，是这时期郭沫若诗歌的重要内容。
比如《孤竹君之二子》，那是取材于伯夷、叔齐的故事，但所要表现的是诗人自已当时的情绪。
诗人在构思时，把伯夷的年龄设计为同自己的年龄相同。
一九二二年，郭沫若三十周岁，而他笔下的伯夷也是“三十上下”。
这样以来，诗人简直可以凭借着主观感受，自由地去想象和抒发胸臆而不致于出格。
至于在这首诗里诗人流露出来的消极情绪，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
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情绪的流露，反而有悖于客观实际。
人在傍徨苦闷时，对自然万物特别寄于感情。
《星空》中有大量篇幅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
比如选入中学课本的《天上的街市》。
诗人由上的街灯，写到天上的明星，而且互为比喻，画出了一幅天上人间的美丽画图，反映出诗人那种幽雅闲适的心情。
诗人从天上一定有美丽的街市，联想到街市上的具体景物。
花样繁多而又相当珍贵的物品，显示着天上天上人间的物质文明。
接着又联想起牛郎与织女的故事，并将历代人民口头流传的牛郎与织女的相爱、不幸，以致每年只能有一次相会的悲剧，转化为他们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诗人想象的天上人间是多么美好旦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污秽，没有嫉妒，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权力之争。
有的是和平、富烧、清静，有的是宽怀大度，相互谅解。
那真心是充满着爱情与生机的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
诗人企图通过这样一种美妙理想的追求，达到激励人们为改变当时现实环境而奋起斗争的目的。
整个诗篇，想象奇特，语言精炼，给人以美的享受。
（二）郭沫若诗歌有宣传革命理论的一面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把握了诗歌创作“感事而作，缘事而发”的基本特点，让思想情感的潮水，飞流直泻。
这种浪漫主义是出自内心深处的“自然”，是一种有感于时代的不可抗拒的情感。
“五四”运动的滚滚洪流，使具备了诗才的郭沫若，得到了一个喷发流露的机会。
从《女神》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触到郭沫若诗歌中强烈的时代精神。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郭沫若思想以极大的影响、使他同当时的广大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这一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在郭沫若当时的思想里，虽然还很薄弱，还很朦胧，但毕竟是新生的，充满着生命力的幼芽。
正是有了这种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幼芽，郭沫若才从茫茫的黑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才能从忧国忧民的境地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诗人明朗地歌烦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及其领袖人物，比如，在《匪徒颂》里，就歌颂了“实行波尔什维克的列宁”。
尽替诗人当时并不真正理解列宁及列宁主义，但是，他的高声赞扬的这一热烈态度、这一真挚感情的流露，表明了他对列宁及其政党的敬仰和向往。
同时，他还歌颂了列宁所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他由衷地向他“所敬畏的俄罗斯”问安《晨安》。
在《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里，诗人热情赞颂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赞扬农人是地球的孝子，“是全人类的保姆。
”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正是郭沫若创作的动机和力量，诗人的这一崭新的创作主题，是强烈的感受了时代气息的结果。
是诗人自己所独有的，是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中看不到的。
（三）郭沫若诗歌有追求自由爱情的一面
步于青年时代的郭沫者，对人生的追求是多层次的，既有救国救民的火一样的激情，又有委婉细腻的个人情感。
在“自然流露”说的主导下，这时期郭沫若诗歌创作特别丰富。
写于一九二五年初的《瓶》，便是郭沫若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爱情诗集，通篇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人公，抒发他对一个少女的爱慕之情。
全诗第一首通过“我”的梦境，描写“她”的形象白晰而丰润的脸色，总爱俯视的眼睛，额沿上蓄着几分刘海，发辫上有一个琉拍的别针，几颗璀灿的钻珠儿在那珠上辉映。
“她”穿着蜀锦的上衣，青罗的短裙，上着耳根的碧绿绒线鞋儿，围的是深蓝色的绒线围巾。
这是五四运动过后，女知识青年常有的一种打扮。
诗人通过“我”的梦境，追忆了一对恋人之间的友谊他们伫立过放鹤亭畔的梅荫，同饮过抱扑庐内的芳茗，同爬过宝叔山，而且他还拉过她凝脂一般的手颈。
从这梦境的回忆开始，诗人通过“我”的心境，表现了一对恋人恋爱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
“我”天天盼着姑娘的信，总是等不来，引起了“我”的炽热的爱及痛苦、焦躁的心情，引起“我”种种猜想。
一旦收到信吮“我”的心便“好象有人拍着皮球儿般跳跃”当“我”盼信盼不到时，有时竟恨那邮差，当姑娘送了一枝梅花来了时，“我”又神魂颠倒起来，感到无尚幸福，简直“死也甘休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变化无常，其唯一的症结在一个“爱”字上。
可以说，《瓶》即是围绕“爱”的追求，表现出“我”的种种矛盾复杂的心境。
“爱”的秘密，情的隐衷，诗人通过“我”的内心活动，生动地、毫无掩饰地揭示在读者面前。
这个“我”的形象塑造，渗透着诗人自己的深刻感受，真正体现了诗人不落俗套，勇于创新的精神。
《瓶》有其鲜明的个性，有一种幽婉、缠绵的语言风格，有一种婉转、哀怨的情调，有一种柔和悦耳的音响，表现了“我”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失为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力量。
应该说《瓶》的出现，是诗人在“自然流露”说的文艺主张驱使下，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霄年对婚姻恋爱的追求。
整个诗集以美好的回忆与热烈追求开始，以“我”的失望结束，也是符合于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
（四）郭沫若诗歌有讽刺社会弊端的一面
郭沫若用世间最黑暗、最凶残、最丑恶、最污秽的事物来比喻旧中国，来诅咒旧中国，诗人借凤之嘴，倾泻出了对旧中国的愤怒之情绪。
凤和凰在熊熊的烈火中死去，诗人用以象征旧中国在五四运动中被埋葬。
他说“我们要和暴风一样呼号，我们要和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迸射出全部的灵魂，提供出全部的生命。
”这里表现出诗人强烈的仇恨旧社会的情绪，表现出诗人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列，打碎旧世界的主观愿望。
旧中国灭亡之时，便是新中国诞生之日。
凤凰火葬后复从死灰中更生了。
这时的诗人是如此地欢呼，借助“凤凰和鸣”，反复地来抒发更生后的凤凰令人感到潇洒、奔放，同五四运动那种狂飘突进的气势颇能合拍，艺术地反映了诗人理想中的那个更生后的中国的鲜明色彩。
可以说，诗中描绘的凤凰形象，是凝结着诗人的血与肉的情感的，是寄托着诗人的愿望与理想的。
郭沫若后来也曾说过，《凤凰涅盘》也象征着他“自己的再生”。
郭沫若这种有感于时代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流露，在《女神》里占有相当多的篇幅。
这种“自然流露”是紧扣时代脉搏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郭沫着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
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
”这里说的“他的事业的发端”，主要就是指的《女神》。
《女神》里所表现出来的“天狗”、“女神”、“凤凰”、“地球”等一系列艺术形象，都是为表达诗人思想情感服务的。
正是这种有感于革命时代的“自然流露妙，塑造了《女神》，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
四、结论
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是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他的文艺思想从觉醒到自觉的时期。
《女神》、《星空》、《瓶》、《前茅》等诗集的出版，奠定了郭沫若在浪漫主义诗歌上的地位。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出现，冲破了当时文坛上存在的种种清规戒律，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文艺理论的指导下，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一发而不可收，追踪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伴随着革命者跳动的脚步，多视角地谱写了时代的乐章。
参考文献
1.靳明全；日本茶道与郭沫若早期诗歌[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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