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红十字下龙虎斗雪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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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红十字下龙虎斗雪珥
1911：
红十字下龙虎斗
一个有着极大利益、而无严密制约的机构，即便它高高举着十字架，试图建立自己的贞节牌坊，也依然成为利益角逐的战场。
至少，在清末民初的红十字大旗下，并未诞生纯粹和高尚。
殷红的十字架，有时无非是名利的另一个战场而已……
雪珥
【雪珥按：
本文已发表于2011年9月5日《中国经营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发表时有删节。
此处特别看出未删节原版，以飨诸位捧场。
】
一位美女在媒体上掀起了对中国红十字会诚信的质疑，这是发生在1911年的一件“小事”。
之所以是“小事”，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大了：
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红十字会的诚信问题，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过于遥远了。
而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说，这件“小事”却直接关系到它的终身：
诞生初期的基因变异，令这个以崇高使命相标榜的机构，在日后的岁月中，极难摆脱血液中先天而来的权争、内讧因子。
殷红的十字架，有时无非是名利的另一个战场而已。
美女发难
危机来自于一位美女的公开发难。
美女的名字叫做张竹君，广东番禺人，这一年35岁。
作为革命党的一员，她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连带着后世的歌颂史学将她形容为“身材高挑，鹅蛋脸，高鼻梁，大眼睛，喜欢穿洋装，穿高跟鞋”，尽管这些都没错，尽管不少著名人物曾为她神魂颠倒，但从今日能找到的老照片上看，张竹君实在难以称得上“美女”的。
当然，“美女”之美，也有一些是容貌及照片难以体现了。
可以肯定的是，张竹君绝对无愧于“才女”的称号。
作为上海滩知名的西医大夫，张竹君刚刚创立了一个机构“中国赤十字会”，组织救护团到武汉前线救死扶伤。
这位拿手术刀的好手，也娴熟地拿起了笔，在《民立报》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致沈仲礼书》，语气激烈、措辞尖刻，字里行间才华与霸气一并迸溅而出。
她所攻击的沈仲礼，名为沈敦和，字仲礼，浙江鄞县人，彼时45岁。
沈敦和也是上海滩的名人，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就组织了相关机构，对战区的中国百姓提供救助，被普遍看作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如今，他也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同样宣称要到武汉前线提供人道救援。
没想到，刚开张就受到了张竹君劈头盖脸的猛烈攻击。
张竹君的话说得很重：
“公窃慈善二字，欺世盗名利久矣。
今又欲将牛头马面之红十字会，以混世人耳目。
日俄之役，公忽异想天开，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搜刮资财，即以我粤而论，汇至公处者二万金，而公未尝有一次报告。
川鄂事起（指辛亥武昌暴动），公又未尝遣一所谓红十字者往救同胞，比人不忍坐视，爰约同人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将急赴战地。
”信中，张竹君要求沈氏将全部账目公诸于世，否则“当以吾粤所捐二万金，还诸吾粤，吾粤人必能自为之”。
同时，信中还指责沈敦和“善变”，始则“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未几而万国红十字会变为大清红十字会”，如今“又将大清红十字会变为绅办红十字会”。
通篇看下来，张竹君对沈敦和的指责，核心就是利用红十字搜刮资财。
这篇激烈的檄文，见报日期是10月26日，武昌暴动之后的16天。
见报这天，张竹君已经离开上海2天了，正率领着她的“赤十字会”救护团，开往武汉。
在武汉，起事的革命军与清军正在进行激战，双方死伤不少，正是最需要人道救援的时候。
“赤十字”公开抨击“红十字”，这国际红十字历史上怪异的一幕开演了。
汉字在颜色的表达上曾经十分精细，表示红色的字就有“绛、朱、赤、丹、红”5种，红色的浓度逐渐降低。
根据《说文》中的解释，“赤”本义是火的颜色，而“红”则是“赤白色也”。
在日常生活中，“赤”“红”基本通用，并不讲究。
从纯粹字义对应来说，西方的RedCross，似乎应该翻译为“赤十字”更为精准，这也是日本的标准翻译。
作为中国近代化榜样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就建立了“赤十字”机构，并延续至今。
甲午战争后，中国朝野开始关注国际红十字会运动，鼓吹者也是“赤”“红”混用，直到1904年建立红十字会组织，才正式弃“赤”用“红”。
面对张竹君的攻击，沈敦和在2天后进行了回应。
他在《申报》上发表公开信，题为《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
在信中，沈敦和首先回顾了自己与红十字会的渊源，驳斥张竹君对他“善变”的指控：
“鄙人之办红十字会，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冬间俄日之战，其时战地华人遭池鱼之殃，企足以待援救，而中国尚未同瑞士红十字总会缔盟，照‘日来弗条约’（即日内瓦条约）所载未能悬挂红十字旗以施战地救护之法，不得已商之旅沪西人，公同办理，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推举中西董事十二人，鄙人与其列，皆绅也。
光绪三十年（1905）中国政府允鄙人与各绅商之请，遣使臣张德彝至瑞士缔盟入会，由是中国得援用日来弗条约设立正式之红十字会，为总董者鄙人与任逢辛、施子英两观察，皆绅也。
中国之有红十字会，于今八年，国家承认，全球承认，而始终不离乎绅办，本无所掩，更何所谓变乎？
”
对于利用红十字欺世盗名、搜刮钱财的指控，沈敦和辩解说：
“鄙人办理慈善事业，虽募款三百余万（相当于今日6亿多人民币），未尝经理银钱。
财政历由会计总董施子英观察（施则敬）主持，逐年账目俱在，所以不即造报销者，因辽沈救护（指日俄战争）之后，即以余款建筑会所，及医院（即今日著名的华山医院）学堂。
年来缔造经营，尤为繁复，新瑞和洋行承造此项房屋，完工未久，施观察正在赶造报销，以副中外捐户乐观厥成之意，造竣后自当刊册宣布，女士拭目俟之可也……”
从这段剖白中可以看出，沈敦和在否定自己搜刮钱财的同时，也同时承认了并未及时向捐款者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
对于指控张竹君所指控的“红十字会”没派人到武汉前线救助，沈敦和辩驳说：
“武汉事起，鄙人搜集物品，添聘人员，劝募捐款，未尝有一日之息。
初三（10月24日）开会，初五（10月26日）成行，自问可告无罪。
”
沈敦和当“总董”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风暴中，的确茫然失措，而他自行新建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则在10月26日向武汉前线派出了救护队，仅比张竹君“中国赤十字会”的救护队晚出发了2天。
张竹君的指责似乎有点过苛。
沈敦和被动之处在于，作为知名度极高的“红十字”代表人物，他在辛亥年的每一步行动，都比张竹君要慢一拍。
早在10月18日、武昌暴动之后的第8天，张竹君就同时在《申报》和《民立报》上刊登了《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组建救护团，并在次日正式成立了“中国赤十字会”。
而沈敦和要晚了6天（10月24日）才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同一天，张竹君不仅率领她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从上海启程开往武汉，而且还在当天报纸上发布《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广告》，组建第二支救护团。
这令张竹君赢得了舆论的极大好感，当天的《申报》上甚至刊登了她的半身照片。
次日，《申报》报道了张竹君的“赤十字会”出发的情景：
“会长张女士及男女医生，率同至怡和码头登瑞和轮船。
首途行时，道旁观者皆惊为未见，而西人皆肃然尊敬。
”
以“应急反应”的速度来看，经营红十字“于今八年”的沈敦和，本该更有经验、更为灵敏、更有效率，但却被张竹君比了下去。
何况，在过去的8年中，沈敦如及其“红十字会”也的确忽视了向捐款者公布善款的使用情况。
被张竹君抢白嘲讽几句，实在也并不算冤枉。
问题是，这“赤”、“红”口水战，真是“争功”攀比这么简单吗？
暗度陈仓
人们后来才知道，在张竹君高效建立并开往武汉的“中国赤十字会”救护团中，有4名并无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在太令人如雷贯耳了：
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
国民党的革命史料中，毫不隐晦地承认：
黄兴等人能够平安、迅速赶到武汉前线，尤其是黄兴能够顺利接掌武汉的革命军军事指挥大权，必须归功于张竹君利用“赤十字会”旗号的出色掩护。
尽管根据“国际惯例”，红十字会在敌对双方之间，必须严格保持中立（Neutrality），这样才能获得交战双方的安全承诺，在战区获得相对自由的通行权。
如果红十字会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情报搜集、人员装备运输等支持，则毁坏了红十字会的中立及信用。
张竹君利用“中国赤十字会”，主导和实施了作战一方主要将领的护送，这种“超常规”的做法绝对违背了红十字的原则，实际上等同于参与了敌对的军事行动。
当然，主流革命史观中，革命者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而敌人则是不可逾越规则的。
问题在于，当张竹君站在道德高点，向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公开发难时，她自己仓促组建的“中国赤十字会”，究竟是为了弘扬人道主义，还是为暴乱者提供一个交通渠道？
史料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革命党内部对此的细节考量，但从这一事件组织之精细、高效，完全可以推断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并且在操作环节上十分完美的行动方案。
对于10月10日的武昌暴动，事后分享了主要胜利果实的革命党，其实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枪炮声响彻武昌时，孙文正在美国的一家中餐馆里做“企台”、端盘子，而黄兴则在香港养伤，并刚刚将护理他的女同志徐宗汉发展为革命伴侣。
听到武昌暴动的消息，黄兴十分兴奋，决定赶到武汉去，以防革命成果被他人抢先摘取了。
但是，无论上海、南京还是武汉，各沿江沿海口岸，依然掌控在清政府手中。
而黄兴本人则在半年前发动了广州黄花岗暴动，留下了同志们几十具尸首（日后通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自己也被清政府严密捉拿，根本不可能通过“敌占区”的层层封锁。
张竹君提供的“赤十字会”通道成为最假的选择，红色十字架能够成为杀敌的最佳武器。
一场大“运作”开始了，时间节点拿捏得恰到好处：
10月17日，黄兴等人离开香港，辗转赶往上海。
次日，张竹君就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医生天职，“然兹事体大，非区区鄙人等数十人所能了，用是布告通国。
吾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不乏抱扶持同胞之愿者，愿相与戮力，以成斯举。
”《申报》称赞其“愿不避芳瘁亲赴战地以救同胞，其急公好义之心亦可敬己。
”；
10月24日，黄兴等人抵达上海。
当天，“中国赤十字会”的救护团就从上海出发，开往武汉，同时开始公开征召“第二团”——没有资料显示，在“第二团”中有多少使用了假身份的革命党人，但可以肯定，这么有效的一条安全通道，革命党自然是不会浪费的；
在红十字旗帜和白大褂的掩护下，黄兴等人轻松地通过了政府设立的层层封锁，在10月28日顺利地到达了武汉……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张竹君的“中国赤十字会”，其征召志愿者的各期公告，都选择在《申报》和《民立报》上同时刊发，但是，其攻击沈敦和的那封公开信，却只发表在《民立报》上。
为什么？
当时，大清国全社会对慈善事业已经有相当的认知和支持，《申报》等报刊对慈善机构刊登公告等，并不收取广告费。
而张竹君的那封攻讦信，显然没有一家报纸会当做公益广告无偿刊登的。
莫非，《民立报》并不收取“版面费”，或者只收少许？
而且，在《民立报》刊登了张竹君措辞强烈的攻讦信后，为公平和公正起见，应该刊登沈敦和这一方的反馈，但是，《民立报》并没有这么做。
沈敦和的回应公开信，只发表在《申报》上。
是沈敦和拒绝《民立报》的渠道，还是《民立报》压根就没想到给沈敦和辩解的机会？
这些细节上的困惑，至今并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能够直接解答。
我们在做各种假设时，有三点前提条件是可以肯定的：
一、由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并非一家独立媒体，实际上是革命党的机关报；
二、张竹君并非一般的社会慈善者，而是革命党人；
三、沈敦和虽然是著名的慈善家，却并非革命党人。
甚至，对于相差2天而先后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我们也可以肯定：
张竹君的“赤十字会”，主要的、甚至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黄兴等革命党骨干开赴前线；而沈敦和的“红十字会”，其目的极为单纯，救死扶伤而已。
更为吊诡的是，张竹君在对沈敦和突然发难后，便没有了下文，除了沈敦和那份迟到2天的辩解，这场“赤”、“红”口水战几乎迅速地烟消云散了。
而张竹君如果真是为了规范慈善事业，她本来已经点中了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的死穴：
善款使用黑箱运作。
如果抓住这个问题继续深化，则完全可能令善款管理的规范化更早成为公众关注焦点，这对树立“赤十字会”的形象绝对是个大好机会。
但是，张竹君却突然放弃了，如同其突然发难一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甚至连她的“赤十字会”也迅速解散，昙花一现。
对于这一切令人费解的现象，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
张竹君的所有行为，其本质并非一场人道救援行动，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为了人道救援，而是为了护送革命党首脑们抵达前线。
红十字的大旗、义正词严的公开诘问，都只是为了将水搅浑，以便暗度陈仓。
果如此，则在这风云年代里已无山头可依的沈敦和及红十字，有幸当了一回革命的台阶和道具。
政治纠葛
辛亥年的乱局中，高举着红十字大旗的，不仅是张竹君的“中国赤十字会”，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还有许多家同类机构。
而其中将旗帜举得最高的，就是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
一国之内，并列着三家颇具知名度的红十字会，这无疑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景观。
从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它一直都在艰难地扛着政治的十字架负重前行。
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领土为战场，爆发日俄战争，中国政府却被迫宣告中立，战区内成千上万中国民众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
为此，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数十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万国红会）。
一周后，他们又正式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发源。
沈敦和就是“万国红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管理人。
而宣告中立的清政府，自己不便在战区出面，对这个“民间机构”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万国红会”在日俄战争中，为救助中国百姓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战后，“万国红会”本应解散，但应官方要求，为救助海参崴地区的华人华侨，继续服务辖区。
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等上奏请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于1908年5月核定照准运营，取代了“万国红会”。
1910年2月27日，官方任命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6月正式更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并启用了新的关防（印章）。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标志着官方对红十字会管理的深度渗透。
此后，红十字会内部，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开始不断摩擦、争斗。
作为红十字会内部“民间”力量的代表，沈敦和其实也算是“体制内”的官员。
他出身于宁波的茶商世家，早年赴美、英攻读政治和法律，毕业于剑桥大学。
回国后在各地辗转任职。
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沈敦和出任山西洋务局督办，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相识。
次年（1902年），沈敦和出任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一道，将山西大学堂建设成为北方改革开放的思想教育基地。
1904年成立万国红会后，李提摩太帮助沈敦和获得了列强的支持，及日俄两个交战国的认可。
1906年，沈敦和调任上海江南水师学堂的提调，并担任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和“天足会”（反对妇女裹脚、倡导放足的机构）的董事，以及淞沪铁路总办等职，是上海滩官商两界都能都得转的“闻人”。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他作为“总董”，留在上海，负责为红十字会筹款，而会长盛宣怀则常驻北京，负责与政府各部门的周旋——其实，红十字会的会长职务，对于盛宣怀来说，不过是诸多兼职中一个极不起眼的职务。
不久，盛宣怀就出任邮传部尚书，主管大清国最为重要的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等支柱产业，根本无暇顾及红十字会的工作，沈敦和是红十字会的实际灵魂人物。
沈敦和相当反感官方对红十字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战，始终贯穿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内部，这造成了内部官、商两界，及北京、上海两地之间的巨大分歧和离心。
武昌暴动发生后，“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处境尴尬，在交战区，一方是政府军、一方是反叛者，而红十字会的业务，依法必须接受陆军部指导，是有基本政治立场的，绝非国际红十字会标榜的中立。
加上帝国政府被一连串的打击弄得发懵，政治、军事上的反应还没到位，更谈不上人道救助之类的“不急之务”。
这其实就是被张竹君指责的“红十字会”反应迟钝的真正原因，也是沈敦和最后下决心另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根本动力。
实际上，沈敦和是撇开了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另起炉灶，新的红十字会更为中立，而且应外国人的介入，而能够在交战双方获得更为严肃的尊重和礼敬。
显然，这是稳重妥当之策。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建后2天（10月26日），盛宣怀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并被朝野当作激发保路运动和武昌暴动的罪魁，遭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其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也同时被免，一些议员甚至要求政府处决盛宣怀（参阅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
自此，“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实际已经瘫痪，直到19天之后（11月13日），中央才任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接任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继续当总董，而在任命状中，中央已经不动声色地将“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这是对沈敦和“独立”行为的让步和追认，也是为自己所留的退路，体现了危机下的与时俱进新思维。
与政府和沈敦和这边的复杂局面相比，张竹君为革命需要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就简捷便当许多。
而在这战火纷飞的非常时刻，善良的民众并不在乎“赤”、“红”之间的区别，他们对这些机构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无论“红十字”还是“赤十字”，其成立典礼都吸引了500-700人之多的参与者到会捧场，报名参加志愿服务的人十分踊跃。
“赤”、“红”的两位掌门人，从政治立场而言，沈敦和可算中立，符合红十字的定位，而张竹君则是坚定的、并且是已负盛名的革命者。
张竹君之所以能成为出色的医生，根源在于幼时因患“脑筋病”，半身麻木，而经广东番禺博济医院的美国医生治愈，因此，立志学医，并功成名就。
行医之外，她还经常登台布道，宣扬基督教义，并“指论时事、慷慨国艰”。
张竹君的独立思考及知行合一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国事的见解上，甚至也表示在对基督教本身的批判上，她认为“今日在中国之所谓牧师者，皆犹中国之八股角色也，绝罕提倡泰西格致、政法之学，以益中国者。
吾辈处此竞争极烈之世，非皆由专门实学，以担任社会公众之义务，而徒日日为灵魂永生之说，将何益哉？
”
张竹君在广东极富盛名，尤善交际，一时间地方绅商名流、学界志士多奔走其门，其中有胡汉民、马君武、卢少歧、宋通儒、程子仪、周自齐、王亦鹤、张蒿云等人。
马君武对她十分仰慕，发动了猛烈的爱情攻势，用法文给她写情书，最终还是被立志独身的张竹君拒绝。
而卢少歧、马君武为争夺张的青睐，互相视为情敌，被胡汉民谑称为“驴马争獐”。
1902年，应梁启超之邀，马君武为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写了《女士张竹君传》一文，对张竹君大加赞赏，称她是“中国之女豪杰”，文末附诗二首，有“莫怪初逢便倾倒，英雄巾帼古来难”和“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轰动一时。
上海、天津等地的中文报刊纷纷转载，张竹君成为媒体热衷报道的风云人物。
《大公报》甚至说，北京有一位女教师感染了时疫，但看了《女报》上刊登的张竹君传之后，跃身起坐，说：
“中国竟有此女丈夫哉，我辈庸庸可以观可以兴矣!
”，“病遂霍然”。
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南洋富商陈耕基的女儿、后来成为汪精卫妻子的陈壁君，也慕名赶来瞻仰张竹君的风采。
张竹君在广东行医，平时皆是男装，出入乘坐大轿，据说因为围观人多，她总是拿本书假装阅读，遮住自己的脸，但轿子颠簸，其实无法读书，因此，当时广州人发明了一句歇后语“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
后来，张竹君转到上海发展，依然风生水起，在著名政治家伍廷芳、上海富豪李平书及犹太大富商哈同夫人罗迦棱等支持下，开办医院，兴办女学，继续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被称为“妇女界的梁启超”。
此时，她的闺中好友徐佩萱，因丈夫病故，去南洋亲戚家散心，加入了同盟会，改名为徐宗汉，到上海开了一家画店，作为同盟会的联络站。
张竹君也因此与革命党关系密切。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徐宗汉在香港照顾黄兴，日未久，情已深，两人结为夫妻。
张竹君的社交网络，为她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仅仅经过2天的动员，她就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在南市上海医院召开了成立典礼。
上海滩闻人李平书、杨千里、陈继武等纷纷到场，发表演说，而董事会更是群星灿烂，令人侧目。
报纸上称赞张竹君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尔）之再见”。
这种风头，是循规蹈矩的沈敦和所难以企及的。
在武汉前线，“赤十字”、“红十字”两家机构的救护队，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张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开刀时为毒气侵入，发热臂肿”。
值得注意的是，张竹君在前线，依然动用红十字的特权，为革命党提供便利。
11月27日，政府军经猛烈攻击后，夺取汉阳，封锁长江，黄兴急需逃离汉阳，撤到武昌去。
在这紧急关头，就是张竹君动用了人道救援专用的渡船，将黄兴夫妇等人护送到了武昌，再次为革命而牺牲了红十字的基本原则。
12月14日，张竹君率领救护团一部分队员先期回沪，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与新闻界的互动十分顺畅、娴熟，各报纷纷连载她有关前线战况和伤病救助的演讲。
吊诡的是，她除了大谈前线的情况外，再也没有提起对于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任何指责。
问题继续
“赤”、“红”之争并非辛亥年的孤立现象，战乱之中，红十字大旗如同护身符一般，到处飘扬、随意飘扬：
广东红十字会、中华红十字会、粤东红十字会、济群红十字会、大汉红十字会、广东河南赞育红十字会等等，以及与时俱进换上了红十字大旗的各种传统慈善团体，与各地层出不穷的都督们一般，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
这具鲜红的十字架，突然成为新时代的人气产品，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
已经多少掌握了国际惯例的各派枪杆子，都给予佩戴红十字徽章者一定的便利甚至特权,扛着红十字大旗，不仅能更为安全地在战区通行，避免受到双方士兵的骚扰和侵袭，甚至还能在交通、税收等方面享有直接的好处。
兵荒马乱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吸引人的呢？
几年后（1918），在美国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中，发现红十字的滥用遍及中国：
如在成都，一有风吹草动，整条街道都会挂满红十字会旗帜；而在万县，商人们为保护自己的财产，都悬挂红十字会旗，并出售会旗与其他红会标识，赚取大量钱财；甚至有军队以红十字会作掩护进行战斗突袭。
一时之间，加入红十字会成为最为时髦及划算的投资。
沈敦和的“红十字会”对上海之外的民众放开申请后，表格及会费蜂拥而来，红十字会一时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关注的对象，也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争斗的舞台，上海法租界内甚至发生了红十字会会员住宅遭到炸弹袭击的事件。
对于红十字会的大力发展会员，有读者甚至投书《申报》，呼吁沈敦和“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
至于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搜刮钱财，更是防不胜防。
红十字会多次登报澄清，自己“并未派人在本埠外埠挨户募捐，亦无分赴内地及围场、车站逢人敛款情事”，敬告人们不要上当，同时要求会员“格遵会章，束身自爱，严守中立……幸勿自失信用，损害本会名誉。
人会诸君所得佩章、凭照，幸勿顶替借用。
”
至于交战双方的特工人员，甚至军人，将红十字作为掩护，也成为刺探军情、发动偷袭的好办法。
这些都令这具来自西方的红色十字架，面临着中国特色的艰巨考验。
混乱的局面引起了朝野的共同关注。
张竹君率先退出了这场游戏，1912年4月27日，她在上海集会，宣布“中国赤十字会”完成了使命，主动退出。
半年后（10月30日），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全国红会组织统一大会在上海汇中旅馆开幕，整顿中国地面上凌乱树立的红色十字架。
副总统黎元洪、外交、内务、海军、陆军四部，奉天都督赵尔巽、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会，均派代表到会。
沈敦和在大会上说，国内红会名目繁多、参差不齐的状况与国际通例不符，“求合乎世界大同，此本会之所以急谋统一也……苟不谋统一，必至各自为政，办法分歧，既无团结之精神，即无巩固之基础，对内对外，能力薄弱”。
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红十字会在组织形式上很快地统一起来，但是，其内部粗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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