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歌群落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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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诗歌群落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

“白洋淀诗歌群落”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

　　[摘要]“白洋淀诗歌群落”在当代诗歌史上往往被作为“朦胧诗”的“地下阶段”或者“前史阶段”来看待。

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削弱了“白洋淀诗歌群落”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独立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朦胧诗”“白洋淀诗歌群落”原生态精神内核

　　在当代文学史以及诗歌史上，相对于“白洋淀诗歌群落”，“朦胧诗”更早地获得了批评者和文学史家的认可，并成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经典”。

而“文革”中后期重要的地下诗歌创作――“白洋淀诗歌群落”，在其被发掘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之时，则往往被作为“朦胧诗”的“前史阶段”和“地下阶段”来看待。

　　此种通约看法是否确当？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对此种通约看法的渊源进行梳理。

在当代诗歌批评中，“朦胧诗”是对新时期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倾向的指称。

尽管这一指称一开始是对这类诗歌朦胧晦涩风格的贬义称谓，但丝毫不影响它最终成为当代诗歌史上一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流派的命名。

不过，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指称的“朦胧诗”，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含糊不清。

作为“朦胧诗”的支持者，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这样赋予它价值与意义：

“我郑重地请诗人和评论家记住1980年……这一年，带有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列出的属于“朦胧诗”旗下的诗人名单有：

“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王小妮、孙武军、傅天琳、骆耕野……同属于这一倾向的年轻人的名字可以排出一串长长的队形。

中年诗人蔡其矫、刘祖慈、孙静轩、雷抒雁、刘湛秋、顾工、公刘、李瑛等都不同程度地属于这股新诗潮中的涌浪……[1]上文中无论是对其“带有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风格描述，还是对其诗人名单的罗列，都显出含混之处。

不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作为这一诗派的领军人物，以及“现代主义”特色作为这一诗派的最主要特征，都被后来的研究者所承袭和确认，几乎成为关于这一诗歌流派的常识性注解。

　　作为这一诗派的领军人物，谈到“朦胧诗”的缘起时，北岛是这样说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虽然被封闭了，但其中大部分诗作开始出现在官方杂志上，被称之为‘朦胧诗’，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论战。

……少数比较开放的评论家势单力薄，很快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攻击的对象。

但这类诗歌在那些被官方语言窒息得太久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中找到了众多的知音，而来自官方的批判如火上浇油，更加扩大了它的影响。

”[2]。

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两点，一点是诗人谈到了“朦胧诗”与民间刊物《今天》的关系，另一点是诗人强调了“朦胧诗”产生重大影响的诗多为公开发表在官方刊物上的引起争鸣的诗。

前者把“朦胧诗”产生的时间推进至70年代末，并由此延伸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地下诗歌创作；后者则强调了评论者以及研究者对朦胧诗的命名以及研究，依据的是在官方杂志上公开发表的诗作，而不是地下诗歌创作。

这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矛盾，即人们最初对“朦胧诗”的研究视野仅限于公开发表的诗作，而要把研究向前推进的话，必须要把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纳入视野范围之中。

这样做，势必会导致“朦胧诗”内涵外延与时间外延的不断扩大。

这样做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可是，“朦胧诗”的内涵是否能够真正涵盖1960年代以来所有的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地上”与“地下”诗歌创作？

　　1988年，多多在旅居荷兰之前写作了《被埋葬的中国诗人：

1972――1978》一文。

作为“文革”后期在白洋淀地区活跃的地下诗人，多多在这篇文章中他不无愤慨地说：

“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

”[3]多多的文章表达了对历史遗忘的无奈与不满，同时也对“被遗忘的历史”进行了挖掘。

然而迟至1994年，伴随着史料的挖掘与资料的公开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的发表，“白洋淀诗歌群落”才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的热潮。

对“文革”地下诗歌的这次考古式发掘与研究，被理所当然地视作是对“朦胧诗”发展脉络的一次推进。

“白洋淀诗歌群落”作为“文革”后期重要的地下诗歌江湖，其创作与存在被纳入了“朦胧诗”的前史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对“朦胧诗”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谭楚良在《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之“在褒贬毁誉中生长的‘朦胧诗’”专章中这样叙述：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芒克、食指、多多、梁晓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

朦胧诗逐步由‘地下’走向‘地上’，以致终于为新诗开辟另一新径大约是在1970年代末，它获得正统刊物公开承认是在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深入的1979年。

”[4]很显然，在谭楚良对“朦胧诗”颇具代表性的概念界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就连白洋淀诗群中的代表诗人芒克、多多等也是附属于北岛、舒婷等诗人之后的。

　　但是，只要细读这些诗人的作品，就会发现，白洋淀时期根子、多多、芒克等人的诗歌创作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准，都丝毫不逊色于“朦胧诗”的领军人物北岛和舒婷，甚至在很多方面远远超越了他们。

艺术成就更高的诗人多多、芒克、根子被作为“朦胧诗”的“较为重要的诗人”而不是“代表诗人”和“领军人物”，和他们被发掘得较晚有关，也和他们在“朦胧诗”时期影响不大也有关系。

为什么他们如此高的诗歌成就在1980年代却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这也是一些评论家的疑问。

张清华就曾对以芒克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水准何以会被力挺朦胧诗的评论家遗漏这一问题提出疑问，并做出过这样的解释：

“唯一可信的解释便是，芒克的诗歌与时代的主流意识、与流行的诗歌趣味的距离‘耽误’了自己，他那更具个人气质的抒情，与不无‘散漫’的修辞方式，使他在当时的讨论者那里不便被举证。

”[5]诗评家唐晓渡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有一次谢冕先生曾征求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看法：

为什么芒克和多多那么早就开始写诗，又都写得很好，多年来在国内却未能像其他‘朦胧诗人’那样形成广泛的影响，甚至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

我想了想，说，‘大概是因为他们更个人化的缘故吧’。

……在一个从阅读到评论，到制度化的出版，每一个环节上都充斥着意识形态期待的历史语境中，除了‘更加个人化’，我还能找到什么更有力的理由来回答谢冕先生的问题呢。

”[6]

　　张清华和唐晓渡对白洋淀诗人芒克、多多等诗人多年来未引起关注并形成影响这一问题的解释，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他们的诗更加“个人化”并与时代之间存在距离。

这也从反面证明北岛、舒婷等“朦胧派”诗人的诗是“非个人化的”，且与时代之间较为合拍、与时代的审美趣味较为接近。

这个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关注上文提出的问题：

“朦胧诗”的内涵能够真正涵盖“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创作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因为无论是他们的历史命运，还是他们的精神取向以及他们的艺术形式，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尽管“白洋淀诗歌群落”和新时期的“朦胧诗”在历史渊源上存在着诸多的联系，但是他们之间不能相互包含，也不能相互取代。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白洋淀诗歌群落”归属于“朦胧诗”的“地下”时期，而抹煞它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诗歌创作活动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白洋淀诗歌群落”与“朦胧诗”之间的实质性差异，首先在于它是一种更为“原生态”的诗歌创作。

它不受意识形态的控制，也不受时代阅读趣味的影响，更没有任何功利的诉求。

“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大部分诗人出身高干、高知家庭，在狂热的红卫兵运动中，他们是“逍遥派”和时代的“弃儿”。

这样的时代境遇反而给了他们冷静旁观的机会。

之后到白洋淀去插队是他们经过实地考察之后的选择，在这片距离北京不足300里的北方水乡，他们享有一种相对的自由。

阅读、传抄禁书，写诗、画画，参加北京的地下沙龙，游历白洋淀的各个知青点，拜访诗人、画家，打架、谈恋爱，是他们劳动之余的大部分生活。

这样的生活赋予了他们一颗放荡不羁的灵魂，对精神的自由追求与战斗便贯穿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使他们的诗作完全游离于时代之外。

此外，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完全没有发表的可能性，诗人们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的写作唯一面对的便是自己的思想和心灵。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创作是完全的“抽屉文学”，在创作的年代里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只是说，他们的诗作在传抄中传播的范围较小，更多地是在诗人之间和北京的地下沙龙中。

在这个诗歌群落中，诗人们之间相互交流诗作到是常事，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只限于诗艺的切磋和思想的碰撞。

多多和芒克之间建立“诗歌友谊”之后，曾相约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每年交换一本诗集。

根子是受芒克诗的启发开始诗歌创作的，而他的诗也曾给过多多强烈的震动：

“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

《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

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

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

在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

这不是诗。

”[7]不计任何功利的诗歌写作，只求交流的“以诗会友”，使他们的诗歌更加接近诗歌创作的原始状态。

也就是说，诗是他们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他们寻求自己与“现实”、“历史”、“存在”的联系的一种途径。

与此相比较，“朦胧诗”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官方刊物公开发表后，“朦胧诗”因其个性化的抒情方式和迥异的意象体系，引起了广泛的争鸣。

对于传统的诗歌审美趣味的挑战使它一开始就被置于了“思想解放”的风头浪尖，接受着各个方面的检阅。

这样的时代语境显然会制约和影响“朦胧诗”的发展走向。

1880年发表于《诗刊》署名“先树”的《关于所谓“朦胧诗”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即总结了评论者和读者对于“朦胧诗”的看法，其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有的同志也指出，作为艺术作品，总是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孤芳自赏的，它应该要获得尽量多的读者，只写难懂或者看不懂的诗是不好的。

”这篇文章中总结的大家对“朦胧诗”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首先是“关于诗歌的服务对象和社会功能”。

[8]这样广泛的讨论，以及社会对诗歌各种“功能”的期待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

而1980年代诗人在批判与赞誉声浪中获得的“英雄”地位，也使得他们的创作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内在的或多或少的功利诉求。

　　“白洋淀诗歌群落”与“朦胧诗”之间的实质性差异，还在于他们之间精神内核的不同上。

虽然谈及“白洋淀诗歌群落”和“朦胧诗”，评论者都会关注它们的“现代主义色彩”，但实质上它们的“现代主义色彩”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

“朦胧诗”虽然在意象和象征体系的建构上迥异于建国以来的主流诗歌，注重较为个性化的抒情方式，但其精神实质是“人性的解放”，同时它依然关注国家、民族等宏大主题。

作为“朦胧诗”的领军人物，北岛的诗中虽然也充满着反抗和否定性的话语方式，但其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带有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的身上依然有着时代代言人的影子。

“朦胧诗”的另外一位重要诗人舒婷，除了关注性别、爱情之外，她依然眷恋祖国等宏大主题所带给人的归属感。

“朦胧诗”虽然在形式上具备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但其精神实质却是“启蒙”，这与“朦胧诗”发生并引起关注的1980年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白洋淀诗歌群落”显然不同，他们的反抗要彻底得多。

1972年秋，插队白洋淀的多多等四位青年诗人，在圆明园搞了一次野炊活动，在大水法残迹前合影一张，‘戏题曰：

四个存在主义者’。

对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张清华这样说：

“这大概是‘存在主义’第一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登台亮相’，这一登台亮相无可争议地称得上是一种‘先锋文学’姿态。

”但是，紧接着他又否认了“白洋淀诗群”创作中的存在主义性质：

“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历史区间内，先锋写作的基本立场却并未抵达存在主义，而显然是启蒙主义的。

只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极少数的突进者与整个时代和社会之间的游离和叛逆的关系，才使得他们的写作显得特别孤独和具有‘个人化’的‘存在主义者’色彩。

”[9]虽然“白洋淀诗人群”的创作并未完全抵达存在主义，但他们对于现实荒谬的揭示和存在无意义的表达，确是深刻而坚定的。

他们中“极少数的突进者”反抗的决绝与力度，更是“朦胧诗”所不能比肩的。

根子诗中的末日意识与废墟情节，芒克诗中对存在无意义的“垮掉派”式的表达，林莽白洋淀后期创作中对历史的否定性反思，都表现出不同于“朦胧诗”的精神内核。

　　关于“朦胧诗”和“白洋淀诗歌群落”迥异的历史命运，赵?

R的分析颇为精到，他认为，虽然朦胧诗和“文革”地下诗歌二者在生活经验和知识资源等方面拥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记忆”和“书写”历史的方式的共同性。

当“新时代”要求他们迅速结束苦难的历史记忆，将“幸存”的体验转化为符合时代目标的积极遗产时，这一差异就突现为一部分人的消隐和一部分人的激进：

“文革”地下诗歌因对劫难的刻骨铭心和由此生发的对劫难的坚定的质询而显得不合时宜，再一次被历史隐没，而朦胧诗因“一代人”的“祖国颂”而大放光彩。

[10]

　　综上所述，“白洋淀诗歌群落”有着迥异于“朦胧诗”的写作姿态和传播方式，在诗歌的精神内核上他们之间也有着重大的差异，不同的历史命运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白洋淀诗歌群落”有着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仅仅把它作为“朦胧诗”的“前史”来对待，就会遮蔽和削弱“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本文为“河南工程学院青年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徐敬亚：

《崛起的诗潮》，《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2]北岛：

《关于〈今天〉》，《野草》（日）第55号，转引自张清华：

《朦胧诗：

重新认知的比要和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3]多多：

《被埋葬的中国诗人：

1972――1978》，《开拓》，1988年第4期。

　　[4]谭楚良：

《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340页。

　　[5]张清华：

《朦胧诗：

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6]唐晓渡：

《芒克：

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10期。

　　[7]多多：

《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8年第4期。

　　[8]先树：

《关于所谓“朦胧诗”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诗刊》，1980年第11期。

　　[9]张清华：

《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10]赵?

R：

《八十年代诗歌“场域”自主性的重建――近二十年来“诗歌”观念建构》，《今天》，2002第3期。

　　作者简介

　　井延凤（1979―）女，河南孟津人，文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电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