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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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改革
“世界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改革”
课题研究结题总报告
前言：
课题研究概述
2001年，新世纪的开始之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①]，承担了“世界化、信息化背景下学校改革问题[②]的诊断与对策研究”课题。
当时提出这个课题的主要学术动机是：
我们感受到世界化、信息化作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但对这个趋势的实质，它的价值、影响力，它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重要的全局性问题，尚普遍缺乏深刻、清晰的理解。
即使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在内都在讨论世界化、信息化的问题，不过对“世界化”、“信息化”本身却大多不甚了然，更谈不上对以此为实存背景的中国学校教育改革问题的深入探讨。
课题组期望通过研究，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世界的这个巨大变化，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深刻的理解。
唯有如此，进一步研究中国学校教育的现状和发展性问题，才有可能明晰并具有针对性与前瞻性。
该课题中标后的三年内，课题组的研究分两个阶段实行。
第一阶段从2001—2002年，主要是按子课题，一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的搜集、分析和梳理，进一步清晰研究的基础与需要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形成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实地研究等与学校一线领导、教师的合作研究，了解现状，展开改革研究，在改革研究中形成对策，使提出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③]上述研究对课题组成员的观点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课题组成员还将研究成果以调查报告、专题论文等方式公开发表，以接受社会和学术界的检审。
2003年，研究进入了以撰写子课题研究报告和结题总报告为主的阶段，其结果都表现在本书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结题总报告是在各子课题报告撰写完成后，由本人承担。
本人力求“总报告”既反映子课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又不能仅仅把子课题的内容作综述；它不可避免地要表达报告撰写者的立场、思考与基本观点，同时要承担起从总体上把握课题和深化理解的任务。
经过3个月的集中研究，现提供的结题总报告主要由以下两绝绝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对“世界化”、“信息化”这个当代社会两大重要特征的进一步研究，澄清一些教育界与此相关的模糊理解。
我们认为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尚缺乏对时代大背景的认真、深入研究，因而缺乏对学校教育改革性质的深刻理解。
这部分即使未直接涉及学校教育改革，却是总报告的重要组成，因为这属于前提性的理解。
第二部分是对当前我国学校教育改革问题的评析与对策性建议，重点放在评析部分。
评析清晰以后，对策性建议的依据也随之清晰。
一、“世界化”、“信息化”的理解“迷雾”与实存“真相”
与刚走过的20世纪相比，并非起始于21世纪的两个观点——“世界化”与“信息化”，已经以十分醒目的笔墨，实实在在地写在了人类社会21世纪的第一页上。
它们不但成为人类进入新世纪所必须面对的标志性观点，而且已作为一种实存力量，构成当今人类社会的生存背景，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领域产生着冲击式的和渗透弥漫式的广泛影响。
正在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中国，对此保持了高度敏感，并以积极的姿态搏击于“世界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别无选择地被裹挟其中。
于是，如何应对“世界化”和“信息化”的挑战，就成了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议之题。
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不但是为认清当前我国学校的生存背景，而且还关系到认清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问题。
为此，理解“世界化”与“信息化”的内涵与本质，就成了找到最终答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个问题域时，就遭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甚至相反的回答、观点和态度。
它们构成了扑面而来的理解“迷雾”，使身处“庐山”中的我们，无法看清“世界化”和“信息化”的真面目。
几经梳理，并结合对时势和文献发展的注重，现初步形成了按如下思路展开的、相关“世界化”、“信息化”的内涵与实质的理解。
（一）关于“世界化”观点的辨析
相关“世界化”的概念凸显于20世纪90年代，即使在60年代已经有学者提出“世界村”和“世界问题”等概念[④]。
如今，政界、学界已普遍意识到、感受到并注重、研究世界化问题，但基点和出发点却大不相同。
概要地说，一种观点是将其视为人类历史进程的长期延续、积累的产物；一种观点视其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巨大变化，是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形态的否定，它的走向是形成以世界利益、人类权利和法律等新的政治形态，以跨国公司、国际资本、世界企业等为特征的新经济及趋向世界价值共识的新文化形态。
总来说之，这是基于人类而非国家为共同利益主体的立场的世界化理论。
两种观点相比，差异主要是在，前者是维持国家观点的国际化的延续，后者是消解国家观点的超国际化的质变。
但两种观点都没有否认“世界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从历史切入，可能是我们理解“世界化”是什么的可行选择。
1、“世界化”的历史过程与形态变换
据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的观点，世界联为一体的进程可以1492年哥伦布远航大西洋到达“新大陆”为标志。
由此涓涓细流始，现已汇成汹涌大潮。
[⑤]新大陆的发现促成了“全球”的地理意识和观念的诞生。
一些海上强国出现了远洋探险、人口流动、领土扩张和商贸增大的发展走势，随之而来的西方文艺复兴，西方各国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欧诸国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携着巨大的物质与精神优势，以坚船利炮的军事征服、贸易与资本的商业扩张和以基督教为载体的文化扩张”[⑥]，19世纪末在世界上已形成了以宗主国和殖民地国为关系特征的、以各宗主国势力范围为界线的帝国集团的格局，这一时期可称为多头帝国瓜分世界的帝国式全球化，也被称为早期全球化。
它之所以能归入“全球化”的范畴，是因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帝国化的过程中，人员、资本、资源、技术、商品以及文化、宗教、教育的跨国流通已经成为事实，而跨越国界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流通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的“底线特征”。
20世纪的全球化形态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出现了多次转换。
第一次转换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
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市场、利益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结果是，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联盟和美国作为新帝国主义的崛起；另一方面又催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的民族独立国家。
自20世纪50年代起，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两极对抗的“冷战”局面。
除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外，其核心矛盾是美苏超级大国的争霸。
在此后的40年间，两大阵营尽管内部不断有矛盾与冲突，相互之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军备及各领域的竞争十分尖锐，但在整体上并没有消除跨越国界的各种社会因素流通的事实，只是两大阵营内的流通成了主要的流通形态，两大阵营间则更多以争斗的形态相互作用，同时还有局部的、不同时段出现的封闭乃至绝交。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事实上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在这个时期，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依然是解决全球争夺中的主要手段，只是战争的性质不再是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征服为主，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利益而进行的最激烈形式的争夺。
自然，这种战争不会改变原已形成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部分殖民地国家摆脱宗主国的统治是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来实现的。
两次大战后的一个重要产物是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
它是专门为谋求和平解决国际纷争、组织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它用宪章、宣言等方式来表达国际的共同意愿和国际交往须遵循的准则，试图运用国际的力量去共同面对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
因此，该组织建立的本身就标志着全球化的发展，即人类对全球和平的渴望和扩大国际合作需求的提升，同时全球性（非局域性的）的问题也日益凸现，使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增加了超越国界的、关涉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其中首先浮现的是和平问题，然后又有人口、环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在观念上也增强了共居于一个地球，作为地球村的村民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意识。
但是，这些共同问题并没有冲淡、更没有消解国家之间和两大阵营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即大国争霸还是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主要形态，这一形态可称为“东西两极对抗式”全球化。
自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以后，全球国际关系格局迅速发生变化，再加上信息技术席卷全球式的进展，使90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构成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
西方的国际问题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世界格局论：
“单极世界”（由一个超级大国单方面操纵国际格局）、“多极世界”（由主要实力国家联合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一超多级世界”（主要国际问题解决需要一个超级大国和其它主要国家的联合行动，而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则强大到能够拒绝其它国家的联合行动）。
从20世纪最后十年至今的国际势态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由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一超多级世界”的理论，相对前两种理论更有解释力。
他在“一超多级世界的转变”一文中分析了“一超多级”世界中的全球结构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美国，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干预世界任何地方的事务并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促进其利益的国家”；第二层次是区域主要强国，“它们是在世界重要地区中起主导作用的角色，但它们的利益和能力不能象美国一样扩展到全球”；第三层次是区域次极力量，“它们的影响力小于区域主要力量，而且它们的利益经常同区域主要力量冲突”；第四层次是其它国家，其实力不足以对以上三个层次产生足够影响。
[⑦]这一分析勾勒出了全球化中利益主体的层级结构，与前两个阶段中先后呈现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平面分隔依附结构形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东西两极对抗结构形态”都不相同。
这是一种以强国经济实力和利益为根本，并以此为支撑、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维护并向全球推行强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全球化。
与此同时，为了对强国霸权的制衡，在“多极”中也形成了区域性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组织。
其中众所周知的如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等。
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联盟（如“北约”）、全球经济性质的联盟（如世贸组织）等以某一方面的利益相关而组成的一些国际联盟。
真正以人类利益为宗旨的联盟为数不多，且大多是民间组织，如一些环保性质的绿色联盟组织等。
这些为全球化的呈现状态增加了多样性，但并没有改变全球化中利益主体的层级结构。
2、全球化的实质
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不只是使我们更具体地认识“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这一判断的依据，而且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后的产物，从“地理全球化”观念的形成，到今日“一超多级”的国际关系结构模式，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资本扩张的需要、是经济利益。
发展不同阶段呈现的区别，主要是在扩张的方式和范围上，是在不同关系结构中，是在作为占控制地位优势方的利益主体与处于被控制地位的弱势方的相互作用的势态、格局、复杂性的变化和力量的对比差异。
但是，这种变化和差异远未达到如有些人所期望或宣称的，以去国界限制、去民族立场的，体现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为特征的全球化新阶段。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依然是以强国经济和国际霸权为主势，其特征还是以争斗为主，而非平等合作为主。
对于属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而言，尤其不能存在这种幻想，尤其要警惕大国、霸权国以全球、人类的名义来推销有利于本国资本集团利益的全球化。
（2）有关全球化利益主体的分析，并不否认目前在经济领域，确实存在着从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过程、产品营销及消费市场等方面，实存着国与国之间的广泛流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程度日益增强和越来越复杂化。
而且，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不仅随着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以及各种产品倾销而传遍全球，还通过商业运作的各种国际性的文化活动，通过传播技术及其系统的全球化，通过文化产品的国际流通，使强势文化所携带的内在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外在的时髦形态向全球扩张渗透，尤其对各国青少年及知识、学术领域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因此，全球化绝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事，至少还关涉到文化领域。
尽管对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而言，也许更愿意承认、接受和参与的是经济全球化，并努力在参与经济合作中实现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强势文化的全球化也已经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对全球各国产生影响。
这一点尤其要引起文化教育的关注。
不承认或回避这种事实，就不能有效应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
（3）全球化不等于同质化、平等化和现代化，且不说现在真正的超国界、去民族的全人类利益和对一切国家同样有效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即便形成了，世界也不可能成为同质、单一的世界。
就目前而言，当代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多大不同，但都已不可避免地处在以强国霸权主控，以资本扩张为根本利益，以市场竞争为推动机制等特征的当代全球化之中，它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提出了现实的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现的条件和机遇。
清醒地认识当今全球化的状态是选择应对的必要前提。
全球化“梦幻”和“鸵鸟式”的姿态都无助于本国的发展。
我们需要回答的是一系列新问题：
如何应对强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霸权式干预或侵入？
如何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以开放、灵活的姿态，与世界不同文明进行对话，且在对话中实现民族文化的当代发展和世界贡献？
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为实现本民族和本国人民利益奋斗和取得成效的同时，为人类发展和增强世界和平力量作出努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思考和进行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性问题。
（二）关于“信息化”的存在形态
信息化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走向信息时代的一种指称。
相对于“全球化”而言，信息化虽来得迟，但人们对信息化的感受也许更为直接，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尤其如此。
然而，在日常生活、乃至学校中，人们更多的是在技术操作和硬件设施的层面上来认识、体验信息化，对信息化给人类生活已经带来的广泛影响，以及更为潜在和深度的影响缺乏普遍的思考和关注。
因此，全面和深入认识“信息化”的形态、实质及其与人类社会、具体个人的关系，同样是当今社会我国教育改革要深入开展所必须进行的认识任务。
下面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我们对“信息化”这一当代人类社会现实存在的思考和认识。
信息化的存在形态至少涉及三个层面：
基础性的技术存在；结构性的社会存在和生命性的个体存在。
信息化从技术层面开始。
技术的改进和功能的扩展使其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带来社会结构性变革，使社会呈现信息化特征。
与此同时，它又直接且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到生活在信息社会中的生命个体，使个体的生命实践呈现信息时代特征，并且，信息成为一种影响人的生命发展的重要力量，呈现出生命特征。
这是信息化三种存在形态关系的简单描述。
要认识信息化对学校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需以认识信息化的多层存在形态为前提。
以前忽视了这一点，使我们往往局限于只从技术层面去认识信息化与学校的关系。
1、信息化的基础性形态——技术存在
信息并非是一个当代出现的概念，它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时空中存在的、包括人在内的各种事物及其相互作用时呈现的各种状态表述。
在贝塔朗菲的信息论中，把信息定义为负熵，并可用计量的方式统计。
使客观存在的信息在表达上实现数字化的转换，并以数字化的方式实现信息的贮存、传递、再现、复制乃至重组、创生等一系列加工的相关特殊技术，被总称为信息技术。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信息技术的核心是把信息数字化，数字化是信息技术不同于其它技术的核心创造。
数字化的信息技术实现了信息存在形态的两个重要的转换。
一是把各种异质的实存信息，如声音、形象、文字、实物通过取样、压缩、解压、编码、解码等数字化手段，转换成以比特、电子方式存在的同质存在。
故信息技术的诞生也标志着人类的技术开发进入到电子时代。
二是把实存形态的信息转换成了虚拟形态的信息，创造了虚拟空间。
正是数字化技术和虚拟空间的构造，使实存形态的信息有了迅捷的、超越时空传递和加工处理的可能，人类的创造有了巨大的新空间和极具开发性的新工具。
信息技术的模拟功能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对人脑的信息加工的过程模拟。
这种模拟是人类的科学探索进入新阶段，即指向人自身最重要的，实现信息加工、再生和创造，实现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和调控的中枢神经系统、人脑阶段的技术性标志，也是人对自己机体的认识由边缘外在深入到核心、内在的标志。
计算机被称为电脑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扩大了人脑的最基本功能——信息的转换和贮存功能，扩大了信息加工的范围和代替了大脑部分可逻辑化、程序化的工作。
进而，计算机发展向着模拟人脑的高级功能——学习和创造的方向发展，其中机器人“深兰”的诞生是又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也是人和技术的关系，从模拟四肢、放大感知能力、扩大代替体力，转向模拟大脑、放大神经功能、扩大和代替智力方向的发展。
电脑、机器人技术的将来，必朝着人机对话界面的人性化和对人的多种特质（包括理智与情感等）和能力综合统一的方向突进。
正是这种全面拟人化的走向，有可能全面改变现存的人与技术的关系。
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工业化生产带来的技术对人的异化的关系，也许恰是通过技术的全面拟人化而走向属人化，走向技术服务于人的解放与发展。
与此同时，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同样，因指向人自身而向人类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信息技术的诞生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向新阶段的进发。
这可以说是信息技术作为信息化的基础性存在的、更为深刻和长远的意义，也是教育必须认识和应对的事实。
2、信息化的结构性形态——社会存在
信息技术出现以后，人类社会诸多领域就因该技术的应用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首先起始于军事通讯，而后到社会全通讯领域，再逐渐进入到人类包括生活领域在内的各活动领域。
时至今日，信息技术在社会的广泛应用已经带来了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使信息化具有了社会的结构性存在，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信息产业代替传统工业产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
这不仅是指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品在社会消费的绝对量和市场比例不断增加和提升，使其本身成为直接创造巨大财富的产业，而且，它直接被运用到其它各大产业领域、社会管理领域，成为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工具。
与此同时，从事社会不同领域生产的人员比例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按照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分析，信息社会始于1956年和1957年，“1956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字超过了蓝领工人。
”他宣称“美国的工业社会要让路给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大多数人要处理信息，而不是生产产品”[⑧]。
第二、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信息时代的经济在当今社会里也被普遍称为知识经济。
相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和资本密集型经济，知识经济表现为经济的竞争力与发展首先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与更新，且决定于知识向技术转化的速度与程度。
作为信息社会支柱的信息技术产业正是这样的典型产业，它的更新速度与开发投入都是传统产业所不能相比的。
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二战后的20多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和生产率以及产品的质量都在全球领先，但是从70年代开始，却受到日本迅速发展起来的钢铁和汽车工业的威胁，甚至惊呼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导国。
然而，正是80年代后期起步和迅速发展的美国信息产业，使美国在20世纪末又取得了信息时代国际竞争的领先地位，同时，也推进了全球信息化的进程。
知识经济的发展势态正向一切追求在新世纪实现新发展的国家扩散。
中国也不例外。
针对本国的基础和实际状态，中国作出了由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决策和人才发展战略，以自己的方式体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变革。
第三、信息技术给企业生产或工作过程的内结构带来深刻的形态变化。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周光召在论及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带来的社会变化时着重提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工作组织由专业人员串行作业改变为由多个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团队，通过网络开展并行，工程设计不仅重视试验和经验，同时更注重计算机和理论，设计模式由进行实物模拟发展到情景虚拟”。
与此相应的是“企业内纵向层次减少，横向联系增加，各部门主动参与制定统一目标和战略，由各自为政互相竞争到集中目标加强协作，由强调个人能力到发挥团队智慧生产，由强调规模到强调创新和敏捷制造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带来的社会变化。
”[⑨]我大段地引用了周光召的原文，不只是因为赞同这些观点，而且是因为这些观点与西方未来学家对信息化时代有关生产、工作过程的描述，更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度的提高这一方面有所不同，还因为它对企业内部结构形态变化的揭示，为我们认识当代学校教育的内部结构的改造提供了启发意义。
第四、社会环境的信息技术化，使人的生存环境中增加了虚拟社会。
其带来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在于虚拟社会与现实之间因人的需要与活动产生互动，使人的活动领域出现了第四空间。
其次，虚拟社会不仅能再现真实社会中的各种事物，而且能进行现实社会中不可能进行的、模拟试验性的活动，从而有可能成为推动现实社会创新活动的重要力量与手段。
再次，虚拟社会有可能对真实的事物以技术的手段加以包装。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波把这种现象称为将“物”分解为“现实”与“意象”，将以这种方式进行消费的社会称为“景观社会”。
他认为，在景观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首先是物的虚象，如广告中的物的意象，通过电视广告，不仅物品的形象得以展示，而且消费也得到引导与控制。
真实的物体及其使用价值不再成为消费过程唯一或首要的参照，对“意象”的消费成了首先的消费。
[⑩]这一分析使我们看到了虚拟社会为现实社会制造了幻影的可能，这种“幻影功能”，使人有可能远离真实世界。
这不仅表现在消费生活中，即使残酷的战场和战争过程，也会演化为“电视荧屏景观”。
“意象”与“现实”的关系，成了信息化社会向人的认识能力和价值体系提出的挑战。
第五、信息的高速流动、变化和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和扩大了全球化的范围。
社会信息化在全球化方面，最大的影响不是世界经贸、市场运作的方式变化和速度的加快，更为突出的是文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化，从内容到形态快速向全球扩散，从而带来不同地区、民族的文明之间冲突与融合的独特局面，并带来社会价值观的单一主流状态被打破，呈现了价值观多元并存的局面。
因而使民族间的文明与价值观的冲突，转换成民族内或国内价值观的冲突。
由于文化的流向目前主要是由强势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故上述矛盾与冲突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回避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这同样向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3、信息化的生命性形态——个体存在
信息技术的发展会造成对个体生命存在形态的深度影响，并使信息化以生命形态方式存在，这也许是始作俑者所未料及的后果。
其实，任何一种技术发明若能演化为时代性的技术标志和浸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就必然会对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信息技术也不例外。
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个人的生命实践，有着与前信息时代中成长的个体很大不同，呈现出信息时代的个体生命特征。
这在青少年的身上尤其突出，以至有人已把他们称“e一代”、“新新人类”。
对于当代从事教育工作和教育研究的人来说，不去认识这些特征而想明白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个人时空意识的变化
这是信息时代人的意识中最为基础性的变化。
在前信息时代，普通人的时间意识是一种匀速变化、周而复始的永恒运动，而空间则是固定划分和有清晰界线的实存世界。
信息技术及其所造成的信息社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时空意识发生了深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与个人生命所体验到的时空变化直接相关的。
从时间的角度看，第一，个体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态的价值评价上，由于社会变化速度的加快，使“过去”的重要性削弱，当今社会中对经典的淡化、对历史“戏说”的流行，也许都与此相关。
“现在”的消逝显得更快，而提供多种改变可能的是“未来”。
所以，“在信息社会里，人们的时间倾向性是将来。
”“我们能够向未来学习，就如同我们从现在向过去学习一样。
”[11]自然，对“将来”的重视并不是停留在乌托邦式的设想，而是表现为对趋势的研究和对可能性的选择，表现为用对未来的策划来指导现在的行动。
可以说，时间中“未来”这一维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到“现在”之中，使“现在”与“未来”紧密渗透。
与上述变化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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