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外国文学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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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外国文学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反思
20世纪外国文学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反思
文献标识码：
A
20世纪80年代，唐?
|曾撰文指出，由于尚未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生活的筛洗，当下的文学还在经历内在的斗争与演变，人们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与刻画，因此当代文学不宜写史。
很快，施蛰存也撰文支持唐?
|的观念，认为“一切正在发展中的政治、社会及个人的行为”都还没有入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然而，克罗齐却也提醒我们“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对当代史的书写。
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观念，却共同为我们对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的回顾与反思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后，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距离，让我们可以把20世纪的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建构已经具备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当我们又有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所谓客观的史的写作很难脱离当下观念的支配时，我们就具备了对过往的20纪外国文学史写作进行反思和对未来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进行展望的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
一、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
日渐模糊的边界
除了国别外，我们既往对外国文学的划分一般都遵循一种约定俗成的地理观念，即外国文学要分为东方文学和西方（欧美）文学两种类型。
比如，被国内高校广泛采用的南开版《外国文学史》和人大版《外国文学简编》，就分为欧美卷和亚非卷两种；此外，各种独立的欧美文学史和东方文学史著作更是汗牛充栋。
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划分在国内学界的形成和被普遍认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一方面，客观讲，古代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沟通较少，两者在风格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划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因素影响的结果。
二战之后，国际上是东方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长期的对峙和对立，东方和西方具有决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内涵。
在国内，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政治经济上接近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将自己定位为东方，关于“东风”与“西风”的讨论更是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东西方文学的不同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东西二分法就成了学界的不刊之论。
站在21世纪的开端，随着意识形态对立的消解和全球化趋势的展开，我们也有了更多的空间来反思这种传统的文学史划分。
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看，东方与西方的地理和文化划分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
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文化地理意义上毫不相关甚至决然对立的东方与西方；东方与西方概念的形成是一种互相建构的结果。
萨义德曾详细考察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建构，他明确指出：
“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历史上政治知识制造的产物。
萨义德追述了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机构对东方这一想象的地理的研究与建构。
从萨义德的论述看，西方世界眼中的东方从地理范围到善恶形象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最早乃是出于基督教会的需要。
为了认识异教世界和传播福音，维也纳的基督教公会（ChurchCouncilofVienne）最早于1312年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和阿维农等地设立了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的系列讲席，东方这才第一次进入西方的知识视野。
这里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当时是教会的世界观决定了东西方的划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被认为是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典时代的希腊，却由于属于异教世界而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东方区域。
当然现在国内没有一本文学史会把古希腊文学归入东方文学的范畴。
今昔对比，足见所谓东方是如何地变动不居。
关于东方范畴变化的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亚和印度。
这两个地方很长时间以来并未进入所谓的东方。
萨义德就指出，直到18世纪中叶，东方学研究中的东方还只包括旧约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少数汉学家笔下的汉文化世界，只是到了18世纪后期，中亚和印度才真正被从知识上纳入到东方世界里来；而只有到了殖民时代，印度等国家才因为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方国家。
与地理范畴的变化相同，西方对东方的价值判断也在发生变化。
在中世纪，东方因为身处异教世界而被认为是极端野蛮和恐怖的。
而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东方则因为没有基督教会而仍能发展出高度的文明，成了欧洲进步思想家们打击和反对教会的有力武器，这时的东方则成了浪漫和美好的象征。
当然，另一方面，东方也在对西方进行不断地想象和建构。
比如，在19世纪之前，中国人似乎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概念，中国只是在朝贡体制下将海外的一切人和物品统称为“洋”，“洋人”、“洋火、”“洋枪”等；只是随着欧美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人的西方观念才慢慢建构和完善起来。
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启的全球交通，随着殖民和全球化运动的发展而愈益加速，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东西方边界日渐模糊甚至难以区分。
一方面，殖民和全球化运动导致了东西方世界物质交流的日渐频繁，我们如今已经很难区分哪些东西是纯粹西方的，哪些东西是纯粹东方的了。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和区域观念的解体。
民主与自由，人性与人道，个人的解放与拯救等观念似乎成了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而排他性的地区观念和东西方划分则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从国联到联合国，从哈贝马斯对民族国家观念的挑战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甚至“中美国”概念的提出等等，都昭示着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难分彼此的一体化。
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趋势和日渐模糊的东西方分野，尤其对我们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面对20世纪以来世界文坛的发展变化，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些属于纯粹的西方作家和西方文学，哪些又是属于纯粹的东方作家和东方文学了。
近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多位作家，就对我们传统的东方/西方的文学史框架提出了挑战。
例如，1991年的诺奖得主纳丁?
戈迪默从国籍上看属于南非，但戈迪默的母亲是英格兰人，父亲是立陶宛人，她在种族上又属于欧洲，且其写作使用的语言也是英语。
再比如同样出生于南非的另一位诺奖得主库切，他不仅在种族上属于欧洲，而且其创作风格也是沿着欧洲文学的传统一路而来的。
我们很难简单地说戈迪默和库切到底是南非作家还是欧洲作家，是东方作家还是西方作家。
还有更复杂的，比如2001年诺奖得主奈保尔。
奈保尔出生于特立尼达，这个地方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后来成了英国殖民地，而奈保尔在种族上又是属于印度的。
在文化传统上，奈保尔从小接受的是英国式教育，写作也是用英语，但是他的思想中又夹杂了英国和印度的双重特征。
这就使得我们既无法从地理和种族上判断其归属，也无法从思想和风格上判断其创作性质；奈保尔似乎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既不是西方的又不是东方的。
霍米?
巴巴曾这样描述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感受，他说：
“我们今日的存在被一种晦暗的幸存感所标示，我们生活在‘在场’（present）的边界，那里除了通用的、充满了矛盾又不断移动的前缀‘后’……――之外，似乎就没有其它什么合适的命名了……在这里，时间和空间交错生成一种差异与统一、过去与现在、内部与外部、包含与排除的复杂特征。
”巴巴将这种状态称为“混杂”（hybridization）。
不得不承认，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外国文学就处于这样一种混杂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中，传统意义上的东方与西方文学史划分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成了妨碍我们正确认识某些外国文学现象的桎梏。
在处理20世纪的外国文学现象时，我们应该尝试打破这种僵硬的文学史划分模式，例如将后殖民作家等概念引入到文学史写作中。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流散作家难以定位的尴尬，给其以适当的文学史评断；而且可以将文化认同、身份政治、抵抗政治等重要主题纳入到正统的外国文学史叙述中，从而极大丰富我们的文学史写作。
二、文化诗学与形式主义：
在论争中反思
文学史书写面临着一个永恒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文学作品的个别性与文学史所要求的历史性、整体性和规律性之间的矛盾。
瑙曼将这一难题归结为“作品”与“文学”之间的矛盾。
瑙曼认为，在文学史写作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作品这个概念总是同阐释学、解释、审美判断、语言分析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从史的角度看，首要的问题却是“历史的、社会的、表意的以及其他等等的说明”；忽视了前者可能导致文学史写作取消了文学性，忽视了后者则可能危及文学的内在联系。
这一难题在国内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中同样不可避免。
由于受到不断翻新的西方文论的影响和冲击，国内学界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理解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立场和方法，有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的和解构主义的，有女权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如此等等。
这些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导致了文学史写作中强调文学性的形式主义观念和强调社会历史内涵的文化诗学观念之间的矛盾。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我们的外国文学史写作更强调文学性本身，重视挖掘文学史中单独文学作品的内涵；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则更强调文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学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意义和作用。
就目前的情况看，形式主义的外国文学史写作中可能存在的脱离社会历史现实，具有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色彩等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批判，而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主导的文学史写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却尚未得到应有的反思。
实际上，文化诗学性的文学史写作并非新事；它对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强调，对研究者介入感和知识分子精神的推崇，都让我们想到传统的社会历史主义方法。
单纯强调文学内部研究的文学史写作固然不可取，但是和社会历史主义的文学史写作一样，过于强调文化诗学的文学史写作很容易使文学研究偏离自身的轨道。
我们不妨以现在最流行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宗教论三种文化诗学性的文学史写作为例，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女性主义是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显学。
更是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的重要观念之一：
一方面，各种分体的女性文学史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在外国文学史写作中，如果不为女性作家辟出独立的位置和专门的论述，就容易被批评为保守主义的和男性中心主义的。
我们承认，在文学史写作中强调女性作家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是必要的和必须的，比如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大量出现高水平女作家这一事实就很值得作为一个文学史现象加以研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文学史写作中对女性特殊性的过分强调。
我们知道，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一脉，实是政治领域中女权运动风尚所及之产物。
西方早期的女权运动和文学本无关系，无论是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为女权一辩》，还是伍尔夫的《一个人的房间》，强调的都是女性的经济独立问题。
当女性主义形成一股自觉的力量后，其主要目标更是锁定在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工作权，取消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和建构女性主体性等政治文化目标上。
文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和以性别为分野的文学史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为女权运动服务的。
我们并不质疑这种文学史写作的方式，但是也必须注意，文学史的根本立足点还应该在文学本身，文学性是文学史写作不能放弃的底线。
如果女性主义主导下的文学史写作，使得“性别”取代了“文学”，“女性”超过了“作家”，那就违背了文学史本身的含义了。
生态主义是对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种文化诗学；在生态主义的影响下，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视角的文学史写作和女性主义一样成为目前学界的潮流。
对于生态主义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我们同样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正如国内有的生态文学研究专家所指出的：
“生态批评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文学研究内部，不是来自批评家标新立异的冲动，而是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的逼促和强迫。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从国际学界看，生态文学是作为西方环保运动在文学领域的投射而出现的。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蕾切尔?
卡逊那本著名的《寂静的春天》的发表，西方人越来越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随后，环保主义风行西方。
作为对这一思潮的反应，文学界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推动下，发起了生态主义批评。
然而，正如我们在某些研究中看到的那样，这种以生态和谐为旨归的文学研究正日益表现出有脱离文学本身的倾向，演变成一种广义的文化与环境批评。
生态主义批评的存在自有其不容争辩的意义，但是对于文学史写作来说，生态主义却必须是服务于文学本身的；如果将文学和文学史作为阐发生态思想的战场，则未免本末倒置。
宗教与文学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是当代国内学界兴起的又一股重要潮流。
这种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
一是将宗教文本如圣经、佛经和可兰经等作为文学来进行研究；一是研究宗教思想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整体文学史的影响。
与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相比，宗教视角下的文学史写作相对更贴近文学一些：
一方面，宗教经典的进入文学，丰富和扩大了文学史书写的范围。
另一方面，宗教思想对很多外国作家也确有着深刻的影响。
再一方面，由于具体原因，对外国文学中宗教纬度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我们文学史写作中的短板，如今补足它，自然意义重大。
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宗教纬度的文学史书写同样必须理清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宗教思想虽然对西方文学有深刻影响，但是宗教仍然属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的外部因素，这种影响必须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演变的研究体现出来。
宗教只是我们认识和研究西方文学的一扇窗户，如果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文学史写作也将丧失其本体地位。
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重建评判标准
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如何进行划分，是困扰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的另一个难题。
纵观国内几部重要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在关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新小说等重要流派究竟是属于现代主义文学还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上，仍存在很大分歧。
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文学史作者观念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却也透露出我们在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划分标准上的混乱。
产生这种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既没有澄清作为社会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内涵，也没有理顺其与作为文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要进行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写作，这个理论问题是必须面对的。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出现在西方世界的。
上世纪70年代，利奥塔发表了著名的《后现代状况》，将后现代主义塑造为一种反启蒙的和反宏大叙事的知识状况；与此同时，解构主义的思想家们则以反对一切权威、消解一切既定意义的姿态，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巨浪。
他们认为，西方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后现代主义就是要消解过往的一切，积极促成这种变革。
利奥塔、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通过一系列激进言论，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和正统的反叛，是一股极具破坏性和叛逆性的思潮。
然而，正是对后现代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导致了我们无法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因为现代主义在兴起之时，就是以叛逆性和破坏性为特征的，如果后现代主义依然如此，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当我们又把这种错误的认识移用到文学史划分中时，就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是所谓的反叛和破坏，是碎片、拼贴、杂糅和去中心，那么出现在20世纪初的，向来被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一部分的达达和先锋文学似乎就比世纪末的某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更符合这个标准。
显然，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既有认识是不确切的，更无法应用到文学史写作中。
要真正理清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我们就必须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位。
我们认为，作为社会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不仅不具有所谓的反叛与变革精神，相反它恰恰是对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反叛与变革的反动，是一种打着激进旗帜的保守思想。
从西方历史上看，真正具有激进色彩和变革意识的思想都有一种将自己实践化的冲动，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恰恰相反，它是注重思想更胜于注重行动。
例如，后现代主义大将利奥塔早年曾投身政治运动，受挫后退回书斋，才开始了对后现代状况的研究；法国解构主义者是在介入的思想大家萨特光环渐退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其姿态颇具锋芒，但是除了“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惊人之语外，他们似乎并未对这个世界进行过什么实际性的改变，甚至连改变的思路也没有提出过，更进一步说，他们反启蒙和反宏大叙事的姿态实际上把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取消了。
另外，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在60年代西方左翼运动退潮和资本主义大发展之时，恐亦非偶然。
詹姆逊曾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意即在揭示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是一种亲如兄弟的联系，而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反叛。
伊格尔顿说得更直接，他说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根本就不具有真正的激进性；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左翼政治失败后的历史残余，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培养的只是“政治无知”和“历史健忘”。
此乃确评，道出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本质区别。
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性质的这种再认识。
可以为我们在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进行文学史划分树立新的明确标准。
我们认为，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具有现实反思性、批判性和拯救意识的文学流派，“它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的人类生存状况”，“表现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和“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批判”，体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
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则是晚期资本主义和消费时代的文化产物，它放弃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批判和改造的努力，也不追求人的现实解放和精神救赎；后现代主义文学以碎片化和意义消解的姿态，反映和迎合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就可以对一些尚存争议的文学流派进行明确的文学史划分了。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达达和先锋文学，其之所以属于现代主义文学而非后现代主义文学，并非因为其在文学创作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在于其精神实质，在于其对现实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寻求变革的意识。
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批判精神，尤奈斯库就曾说：
革命的戏剧家“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一个先锋派的人物就是一个身处城内的敌人，这个城市是他决意要摧毁的，是他要反对的……先锋派的人是一种现存制度的反对者”。
达达的代表人物基本都是从文学创作开始，最终走向现实的革命和社会批判运动的，其文学中总是贯穿着真实而强烈的改造世界的精神。
这与从现实中退回书斋的很多后现代主义者恰成强烈的对比。
又比如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很多文学史将其归入后现代主义文学范畴，认为其在创作风格上的怪诞、破碎与拼贴，很符合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特征。
这种划分同样是不妥的，因为文学形式显然不足以成为区分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充足标准。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整体上有着对拉美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强烈关注。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表现拉美人现实困境的由来，并为拉美的未来寻求出路。
这样一种具有强烈整体感和拯救精神的文学，更符合现代主义文学的气质，而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格格不入。
四、小结：
正确处理文学史建构中
的材料与观念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写作与19世纪及之前的文学史写作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后者的经典作家序列已经基本定型，而前者则会面对不断涌现和被发掘的新作家。
这些新作家会挑战既定的文学史结构，要求自己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学者们在进行20世纪的文学史写作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
一是进行资料编纂式的文学史写作，即把新出现的作家按照时序编排入文学史中；采用这种方法的文学史作者还会主动挖掘新作家，以丰富和充实既有的文学史。
二是进行观念结构式的文学史写作，即预先设定好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阶段和流派，尽量将新出现的作家归并入既有的结构中，如果实在无法纳入既有体系，那么就在总论中做独立的介绍，或者干脆弃之不顾；采用这种方式的文学史作者会主动探索和建构20世纪外国文学写作的理论框架。
从当前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实际看，这两种方法各有优长。
资料编纂式的文学史写作对新作家和新材料的发掘，包括对既有作家资料的考证与修订，对于丰富和完善尚在形成中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观念结构式的文学史写作则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外国文学的脉络，加深我们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认识。
然而，如果这两种方式各自走向极端，则对我们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文学史毕竟不是文学资料的机械汇编，它需要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
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说：
“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
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
”而树立明确的文学史价值评判标准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要借助观念结构式的文学史作者的努力。
另一方面，文学史又不是文学思想史，更不是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它必须立足于文学本身，才不致脱离自己的学科领域。
因此，观念结构式的文学史作者又必须时时关注和采用编纂式作者的工作和成果，以充实自己的文学史写作。
我们并不希求这两种写作方式能完全合二为一，因为二者都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理由和必要性。
实际上，只要这两种方式能形成良性互动，那么我们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写作，就必能沿着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和深化。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写作是一项在路上的事业，需要反思与重建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还很多，我们这里提出几条，以冀引学界同仁的金玉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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