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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
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
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
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
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
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
《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
《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
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群魔》（1871～1872）中已没有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
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
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
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
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黑塞：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的断想
人们常常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阿•梅什金公爵与耶稣相比较。
这当然可以。
人们也可以拿任何人与耶稣作比较，耶稣因敏悟到一种神秘的真理，他不再把思想与生活相分离，他因此而超群拔俗，孤身一人，成为众人的对手。
在我看来，梅什金与耶稣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十分明显，在梅什金身上，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征。
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很像耶稣，即“胆怯的贞洁”。
对性和生殖的隐匿的恐惧是“历史上的”福音书的耶稣不可缺少的特征，显然，这个特征也属于他的人间使者，甚至像勒南笔下这样一个肤浅的耶稣形象也不缺少这一特征。
尽管我不很赞同将梅什金与基督作无尽的比较，但我还是看到我无意识地把这两个形象联系到一起了。
这种联系我只是到后来才发现，突然发现，我对他的最初看法是浮泛的。
每当我思考白痴时，我看到，在印象最初闪现的瞬间，他总是处在一个特殊的，无身无关紧要的暗景中。
在我看来，基督也是同样的情况。
每当某种联想使我获得“耶稣”的形象，或者耶稣这个词语鸣响于我的耳畔，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在最初的一瞬所看见的绝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者是沙漠中的耶稣，或者是显示奇遇的耶稣，或者是复活的耶稣，而是看见了一个在西客马尼花园饮下最后一杯孤独之酒的耶稣，此刻，死亡和更高的新生的痛苦撕裂着他的灵魂，他以临终前那种动人心弦的、孩子般祈盼慰藉的神态环视着他的门徒，试图在绝望的孤独中寻得一丝温暖和人间亲情，一点美丽而稍纵即逝的幻觉，然而他的门徒都在睡觉！
诚实的彼得、漂亮的约翰，所有这些善良的人，他们大家都躺在那里睡觉。
耶稣对待他们总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他把自己的思想及其各个部分传授给他们，以为他们能理解他的语言，以为他的思想实际上能够传达给这些门徒，并且在他们那里唤起共鸣，找到理解、一致与赞同。
然而现在，就在痛苦无法忍受的时刻，他转身寻望这些志同道合者，这些唯一追随他的门徒，他是如此地坦然，如此地充满人性，如此地忍受着痛苦。
此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们，他可以从他们每一句最笨拙的言语中，从他们略显友善的神情上寻得某种安慰和鼓励。
然而，他们却没有来，他们在睡觉，在打鼾。
这一可怕的时刻从童年时代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尽管我不知道是通过何种途径，诚如上所说，每当我想到耶稣时，对这一时刻的记忆总会即刻浮现出来，历历在目。
梅什金的情形与此相似。
当我想到他这个“白痴”时，在我脑子里首先闪现出来的同样是一个似乎不太重要的时刻，而且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完全离群索居的时刻，一个悲伤的孤寂的时刻。
我所说的场面就是在巴甫洛夫斯克的列别杰夫家的那个晚上，几天前突发癫痫病而刚刚复元的公爵正在接受叶潘全家的拜访。
这时，一群年轻的革命者和虚无主义者不由分说地闯进了这个轻松而优雅的（固然也隐伏着某种紧张和沉闷的）氛围，能说会道的伊波利特带来了所谓的“帕甫里谢夫的儿子”、“拳击手”及其他一伙人。
这个场面令人不快和反感，读到这一段时颇让人愤懑和生厌，这帮愚蠢而又迷惘的青年人盛气凌人，惹是生非，充满了无以复加的恶意。
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叫人伤心，这一方面刺痛了梅什金，但另一方面也使那些出言不逊者的残酷性暴露无疑。
我所说的就是这段在小说中虽不甚重要，但却是奇特而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章节。
一方是名流雅士、富人、有权有势的人和抱残守缺的人，另一方则是愤怒的年轻人，他们一味地反抗和仇恨传统，铁面无私、义不容情、粗野放诞、愚蠢地唯抽象的理智主义是尊，梅什金公爵就突兀地居于二者之间，他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指责和极端地敌视。
这种状况如何结束呢？
结果就是这样的：
梅什金的行为举止虽有瑕疵，却完全不违逆其善良、温敦、质朴的天性，对不堪忍受的事物他莞尔一笑，对厚颜放肆之举他宽以待之，他自愿承受每一方的罪责，这罪责绝不是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绝不是反对老派的新派的，或者相反，而是双方的，双方的！
他因此而受尽嘲笑，落得一败涂地。
所有人都避他远去，而他也无意地伤害了所有的人。
一时间，社会、年龄、思想之间的极端对立都消失殆尽，所有的人都携起手来，结成一条战线，愤然背弃了他们中这个卓尔不群的人！
在他们的世界中，白痴的这种“不可能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为什么没有人理解他？
可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又都以某种方式去喜爱他，赞赏其温文敦厚的禀性，甚至视之为楷模呢？
是什么把这种身具魔力的人与其他常人分离开的呢？
他们为什么有理由拒绝他呢？
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行事，而又不容置疑呢？
他为什么必须经历同耶稣一样的情形，在最后不仅是为世人所背弃，而且也为他的门徒所背弃？
这是因为白痴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思维着。
这并非是说他的思维比别人缺乏逻辑，而更多地耽于天真的幻想，他的思维就是我所称的“魔化”思维。
这个温文尔雅的白痴否认他人的全部生活、全部思想、全部感觉、全部世界与现实。
在他看来，现实全然不同于他们的现实。
他们的现实对于他则完全是虚幻的。
在这方面，他是他们的敌人，因为他看到的和要求的是一个崭新的现实。
他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后者看重权力、金钱、家庭、国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价值，而他则不；也不在于他吐露出精神，而他们则沉溺于物质，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什么，完全不是这样。
即使对于白痴来说，物质是存在的。
尽管他不十分看重物，但他却完全承认物的意义。
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并不是印度的禁欲苦行，超脱表面的现实世界，以达到作为唯一现实的自我陶醉的精神。
诚然，关于自然与精神的各自的力量，关于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性，梅什金可能会与其他人毫无相同，只是对于其他人来说，精神与自然的同在性和平等性是一个理智的定律，而对于他来说，乃是生命和现实！
这里所谈的并不十分清楚，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表述吧。
梅什金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个“白痴”和“癫痫患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极为颖悟的人，他比其他人更切近和深谙无意识的世界，在他看来，体验的最高境界乃是瞬间的妙悟与凝视（他本人曾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是在刹那敞亮中与大化冥合、浑然一体，从而领悟和肯定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的魔化之力，梅什金的本质即在于此。
他具有魔化的力量，但他不仅从典籍中去研究、赞叹和汲纳神秘的智慧，而且实际地体验了神秘的智慧（尽管只是在罕有的瞬间）；他不仅生发过许多奇思妙想，而且还不只一次地达到魔幻的临界点。
在此时此刻，一切都得以肯定，无论是最古怪的念头，还是与之相反的念头都成为真实的。
这就是梅什金这个人身上所具有的某种可怕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他人在他身上所感受到的可怕的东西。
他不是完全孤独的，并非整个世界都与他做对。
那些疑心重重、惴惴不安的人有时也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如罗果静、娜斯塔西娅。
他为罪犯和患歇斯底里症的人所理解，梅什金，这个纯洁无邪的人，这个柔顺的孩子！
但在上帝身边，这个孩子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柔顺。
他的纯洁无邪不是和善的纯洁无邪，显然，在他面前，人们感到了恐惧。
我想说，白痴有时接近了这样的边界，在那里，每一思想的对立面也同样被看作是真实的。
这就是说，他感觉到了，如果不以某一极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真实的和正确的思想、法则、特征和结构，任何一极都有另一极与之相对。
只有设立了某一极，假定了某一位置，世界才得以观照和安排，这是任何结构、任何文化、任何社会和道德的基础。
一个人即使在一瞬间把精神与自然，善与恶看作是相混淆的东西，那么他就是秩序的最可怕的敌人。
因为在那里秩序的对立面开始了，即混沌开始了。
一种返回无意识，返回混沌的思想破坏了人类的秩序。
在交谈中，人们会说“白痴”的尽是真理，此次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太可怜了！
确实如此。
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相对而言。
为了安排世界，达到目的，为了使法则、社会、组织、文化、道德成为可能，除了肯定之外，亦要有否定，必须把世界划分为对立两极和善与恶。
无论否定和命令的第一设定是否是一种完全任意的设定，只要它成为法则，只要产生结果，只要它成为观照和秩序化的基础，它就是神圣的。
人类文化意义上的最高的现实就是世界之被划分为光明与黑暗、善于恶、自然与命令。
至于梅什金的最高现实乃是对一切定理之相反相成、对对立两极之平等存在的神秘体验。
归根结底，《白痴》主张一种无意识的母权，从而扬弃文明。
不过，白痴并没有打碎法则的石板，他只不过是把它翻转过来，指出在石板的背面还写着相反的东西。
白痴，这个仇恨秩序的人，这个可怕的破坏者，他并不是作为罪犯而出现的。
他是一个可爱的、矜持的人，天真而优雅、真诚坦荡而慷慨大度。
这就是这部令人可怕的小说的奥秘。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受把他小说里的这个人物描写为病态的，描写为癫痫病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病人、怀疑者和精神抑郁者的身上都凝聚着新颖的、可怕的和某种不确定的未来的东西，并显示出混沌的预兆，如罗果静、娜斯塔西娅，以及后来的卡拉马佐夫四兄弟等。
他们均被描绘为具有畸形癖性的放诞之人，而就是这些人却使我们对其放诞和精神病症也怀有亚洲人对于精神病人所有的那种神圣的尊重。
引人注目而又不寻常，重要而又不幸福，并不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俄国有一个天才的癫痫病人有这样一些幻想，并虚构出这样一些人物。
重要的是，三十年以来，欧洲的年轻人愈来愈把这些作品看作是有其重要性和预言性的。
奇特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犯、歇斯底里症患者和白痴与其他脍炙人口的小说中的罪犯和白痴形象有迥然不同的面貌，我们非常理解并异常喜爱他描写的人物，我们在自身发现了与这些人物相同或相似的东西。
这一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并不是偶然的，甚或是外在的和纯文学性的。
在陀氏那里，某些特征诚然是令人惊讶的，如就现在至高完善地对无意识的人心理分析而言，他是开风气之先后。
但是，我们并不把他的作品看作是某些深知卓见和娴熟技巧的表达，也不把它看作是对我们在根本上所熟悉和习惯的世界的艺术描写。
相反，我们认为他的作品是预言性的，即是对近些年我们所目睹的欧洲在外表上所遭受的败落和混乱的预见性的反映。
诗人笔下的人物的世界似乎并不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未来图像，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在梅什金及其他人物身上我们感觉到的不是“你应当如何”的典范性，而只是这样一种必然性，即：
“我们必须经受一切，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
未来是不确定的，然而这里所指出的道路却是明确的。
这条道路即是心灵的重新定向。
它越过梅什金，而要求“神秘的”思维，要求承受混乱。
返回无序，回到无意识和无形的状态，回到动物，甚至远远超越动物，而返回原始。
这并不是要滞留在那里，即并不是要成为动物，成为混沌，而是为了重新确定我们的方向，在我们存在的根源处找到被遗忘的本能和发现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使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去创造，评价和占有世界。
没有什么纳领会教我们去找到这条道路，革命也不能为我们打开通向这条道路的大门。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他走他自己的路。
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在其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必须站在梅什金的边界上，在那里有可能消失旧的真理，出现新的趔。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必须在自身体验一下梅什金在其预言中所体验到的东西，体验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临处决前的几分钟所体验到的东西（在这几分钟里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预言的光芒）。
（1919）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时间：
2005年09月29日10:
14 作者：
曾艳兵 来源：
中华读书报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只属于自己的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
卡夫卡则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卡夫卡甚至明确表示：
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
因此，梳理他们二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辨析他们思想和创作的异同，应当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这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另一角度来重新认识和理解卡夫卡，而且对于我们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是颇有裨益的。
在现存的卡夫卡的文稿中，卡夫卡第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913年7月21日。
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特别的思想方法。
感觉上的渗透。
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最难以理解的情感也是这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月后，1913年9月2日，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
“在我认为与我有血亲关系的四人──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中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了婚，并且，也许只有克莱斯特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由于受内外危机的驱迫，在万湖边开枪自杀。
”1914年3月15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又一次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棺材后面，大学生们想负担起他的枷锁。
”1914年6月1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一位女画家的信”。
1914年11月1日，卡夫卡又在日记中写道：
“在考泰克的绿草地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防卫文字。
”在其他地方，卡夫卡也曾多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1916年为了弥补妹妹奥特拉受教育的不足，卡夫卡“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向她讲解和介绍歌德、叔本华、汉姆生、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以后，当他谈到年轻的朋友克罗普斯托克医生时，卡夫卡说，他“很有志气，聪明，也很爱文学，外表粗鲁，很像韦尔弗，天生一副医生气质，反犹太复国主义，耶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领袖”。
大约在1920年年初，卡夫卡在给女友密伦娜写信后不久，就长篇大论地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吗？
这是个归纳了很多道理的故事（即《穷人》发表过程的故事——笔者注），我在此引用它，仅仅因为引用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能使人快乐，而一个发生在周围的、甚至更近处的故事往往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
”当然，卡夫卡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重要一段文字可能要数下面这段话：
马克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是他让精神病人出现得太多了。
这完全是错误的。
病症无非是一种刻画性格的手段，而且是一种非常细腻、非常有用的手段……。
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性格的意义就好比朋友间说骂人的话。
如果他们相互说“你是个笨蛋”，他们并不是说，对方就真的是一个笨蛋……。
例如卡拉马佐夫的父亲就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几乎与伊凡势均力敌的、真正凶恶之人，而且不管怎么说，要比那些没有被叙述者抨击过的、在他面前如此崇高的地主外甥们聪敏得多。
这段话表明，卡夫卡不但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白痴》等小说，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变态人物，以及他的独特表现手法均情有独钟，赞赏有加。
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病态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并不能为当时一般的读者所理解，即便是像别林斯基这样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对此也多有微词。
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亦未能超越他的时代，也应当在情理之中。
但卡夫卡却不以为然，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辩护，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说到底，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护其实也就是对他自己创作的独特性的辩护。
各种迹象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卡夫卡经常阅读的外国作家之一。
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也非常熟悉，他肯定阅读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材料。
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夫卡心中的地位非同寻常。
卡夫卡虽然也多次恋爱，并曾经三次订婚，但最终他选择了单身生活。
这里，唯一结了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能够被卡夫卡引以为精神先驱，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夫卡心中的确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
记得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结婚后，卡夫卡有一阵子几乎和他断绝了往来。
就卡夫卡的创作而言，他的作品似乎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等，我们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有一类为变态的小人物，这一类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长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则被评论家概括为“防守型的弱者”，“被抛入世界的小人物”，他们“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对社会黑暗有不平，有怨怒，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强者、对黑暗势力的袭击或欺凌缺乏自卫能力”。
虽然都是小人物、弱者，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在外部世界的压力面前走向内心分裂、精神变态；而卡夫卡的人物则走向变形，并多半变成小动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一个著名的“地下人”形象，这个“地下人”这样自我表白：
现在，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为什么甚至连虫豸都没有做成的道理。
我只管讲我的，你们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
我要庄严地告诉你们，我曾多次地想做虫豸。
可是甚至连这一点我也做不到。
我向你们赌咒，先生们，过多的感觉，那是一种病，是真正的、十足的病。
然而，到了卡夫卡那里，无论是《变形记》里主人公格里高尔，还是地洞里的主人公——那个不知名的小动物，它们都真的变成了虫豸，或者变成了“具有强烈感觉的老鼠”了。
这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他们的主人公便从外部世界走进了内心世界，从“地下室”走进了“地洞”。
但不同的是，“地下人”渴望走出地下室；“地洞”的主人公则希望永远留在地洞里。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因此他特别关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卡夫卡觉得自己是个弱者，因此他希望呈现弱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图像。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他的主人公一样在地下室写作，但他渴望从地下室走向“活生生”的世界；卡夫卡则试图逃避“活生生”的世界，一头扎进“地洞”将自己永远封闭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拷问灵魂，并且残酷到了冷静的程度；卡夫卡面对人间的巨大灾变则总是不动声色，似乎是冷静到了残酷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只属于自己的路。
（编辑：
赵露）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
《死屋手记》（1861～1862）,《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命运极富于圣经旧约式的悲壮色彩，没有任何新时代烙印和小市民习气，陀氏生于1821，死于1881，这六十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与疾病、贫困和灾难为伍，命运三次将他举起又三次将他重重的摔落，他就像约伯一样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又从苦难中获得命运的馈赠——人世的洞察和无与伦比的思想。
陀氏少年得志，二十四岁就凭借《穷人》这部处女作声誉大振，别林斯基读了他的手稿之后大呼新时代的果戈理出现了，作家这时踌躇满志，连接发表了几篇小说，都获得了不俗的评价，但是第一次命运的打击到来了，他因为参加了一个名叫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革命小组被捕，判决很快就下达了，他和小组的其它几个人将被枪决。
天蒙蒙亮，这九个人就被送上刑场，绑在立柱上，眼睛蒙住，密集的鼓点响起，执行官大喊瞄准，接着是一分钟的静默，然后宣读了沙皇的赦免令，枪决被改为流放。
这一经历在作家心中造成了终生的影响，大家可以从《白痴》这部书里读到当时作家的心理历程的无与伦比的描写。
陀氏在西伯利亚流放十年，当时的政治犯并不是和刑事犯隔离的，作家有四年的时间在监狱里整日和强盗、骗子、杀人犯、小偷为伍，十年后他回到了彼得堡，发表了以监狱生活为素材的著名笔记小说《死屋手记》，这部小说的发表再次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连沙皇本人读这部小说时都为之落泪，命运似乎开始向他微笑。
可是很快第二次打击来到了，他和他哥哥创办了一份杂志，由于哥哥的去世和杂志莫名其妙的被查封，托氏陷入了巨大的债务之中，与此同时他还要独力支撑两个家庭的重担，他又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国外流亡生活，这次却是因为贫困、债务。
他这十几年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除了贫困，伴随他的还有疾病、孤独和对故乡的思念，他曾经为了发一封求救电报当掉了最后一条裤子，曾经在一封求助信中为了十五个卢布而喊了五声上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出了《罪与罚》《白痴》《群魔》这样的十九世纪纪念碑式的巨著，他的每部小说都是卖了之后才动笔，但是却未曾影响作品的质量，他曾经两次因为对作品的不满意而毁掉《白痴》的手稿，而不顾出版商的催稿，不顾债务人的紧逼，不顾妻子在忍饥挨饿，接生婆等着索要酬金，房东在催租。
作家晚年终于回到了祖国，这时他的作品已经在国内给他树立了极高的声誉。
在纪念普希金诞辰八十周年的大会上，他被应邀在第二天发言。
第一天发言的是西欧派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以他文质彬彬的演讲获得了礼貌的掌声。
当陀氏发言时，他的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群像被收割的麦子一样匍匐在他面前，妇女们争着亲吻他的手，一个大学生当场昏倒。
这次演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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