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发展的挑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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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发展的挑战
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发展的挑战
美国经济学家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及工人工资的增加，揭示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们的研究在现代 社会学科中确立了一门新的经济与教育的交叉学科——教育经济学，并在过去40年中引起经济学界对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的兴趣，也推动不同学科重新诠释教育的作用。
当然，在不同的社会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会有不同的结论。
例如寇恩和安帝斯发现，上百个分析发达国家正规教育的收益率的研究都报告了正相关的结果，因此学者们和政界对增加正规教育的投资持积极态度；但对成人教育培训的报告并无规律可循。
在发展中国家，对不同层次教育的回报率所作的数据分析，结果却各不相同。
学者们试图说明教育投资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形态下对发展的影响，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论。
这是极其富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也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理性探索。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一项重要策略；人力资本也是决定各个社会群体和各个国家经济分化程度的一项重要因素。
正规教育一直是很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大量的资源都开支在正规教育上。
一般来说，没有人怀疑国家应当对所有的人口提供充足的基础教育，但国际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扩展及其效益，还有教育发展的作用，见解有异。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教育经济学是在有上百年资本主义历史的美国出现的，其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念为基础，即：
通过教育获取的知识和观念将为个人带来经济收益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当然，前提是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且是理性的。
因而自由的理性人为提高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境况将不断地积累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就像人们希望增加有利息收入的银行存款一样。
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尝试用这样一种经济资本的市场操作理念去研究人力资本，并运用随之产生的收益率研究方法，去观察现实社会中教育扩展所带来的效果和收益。
他们发现，实际的结果不如理论预言的那么完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述学者们发现的问题及对教育功能的不同诠释：
1．从宏观角度看市场形态对教育作用的扭曲；2．从微观角度看利用教育提供生产率的条件；3．从动态社会的角度看教育的本质；4．发展人力资本的方式。
最后，我还将讨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市场形态对教育作用的扭曲
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教育对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获取了知识和技能的个人会有更高的生产能力。
然而对教育如何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学者有不同的解释。
下面是从宏观理念出发对教育作用的一些讨论。
斯宾塞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文凭提供工人可能达到的生产效率的信息：
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更多教育的人，培训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学历只是市场上的一个信号。
塞罗则更明确地认定，生产效率只是工作过程本身具有的特征；雇主挑选教育程度高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培训成本要低些，可能对工作特征会熟悉得快些。
社会学家鲍尔斯和金蒂斯则持更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工人从教育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并不是影响收入和劳动效率的主要因素。
教育培养工人的性格，以便于雇主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控制，其实教育投资的回报只是对工人性格的偿付。
卡诺依和莱文对学校教育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教育不断复制着既有的社会关系。
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从教育体系中获得的知识并不相同，他们将回到父母原来的社会阶层中，这意味着教育并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提高公平性。
另外，劳动市场上的价值观会扭曲教育的作用。
福斯特和其他学者首先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膨胀的教育发展模式提出质疑。
例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失业率并不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失业率低；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毕业生并不在本行业就业。
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次等教育，民众普遍认为普通基础知识才是有价值的知识。
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学生单纯追求文凭；具有学术倾向的普通中学被视为通向城市白领阶层劳动力市场的道路。
另外，农村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向城市流动，造成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就业困难，而农村留下的大多是老弱和妇女。
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流向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优质人力资源。
经济市场的特征也会扭曲教育的预期作用。
我和刘泽云的研究发现，同等学历的职工，在中国东部的劳动力市场上所获得的工资收入是中部劳动力市场的1．6倍，是西部劳动力市场的2倍；在东部市场上，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工人的价格高出西部市场上具有大学程度的工人的价格。
国家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政策以及非统一的市场，造成了对同等劳动力不同的偿付价格。
钟宇平综合对不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发现收益率高低参半，无一定论。
布拉格和布朗等人认为，提高人口的教育程度拉大了人口收入分布的差距，并加剧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劳动力市场仅需要有一技之长和初等教育文凭的工人，而教育系统却不断供给接受过度教育的劳动力。
寇恩和爱蒂森综合对发达国家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发现虽然正规教育的收益率大都是正相关的，但提供给青年人的技术教育却不一定正相关。
在香港，影响职业教育毕业生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是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新兴行业的收益率要高过发展缓慢的行业——而非教育的专业是否对口。
上面对教育本质、劳动市场的价值观和特征的讨论，说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是可以理解的。
在每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并存着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和其他不同的经济领域。
国家经济政策在考虑不同经济领域的发展时有轻重缓急之分，于是在不同行业之间造成就业需求差异及行业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
中国学者就此提出中国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存在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二元政治与二元经济的问题。
在这种分割的市场中，接受全国统一教育的农村和中西部的劳动力流向城市和东部，是取得高收益率的最理想方式；收益率的决定因素是企业所在的市场区域优势。
缺乏可支配资源的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当然无力对同等劳动力支付同等的价格。
另外，统一的正规教育和技术培训总是难以适应不同经济领域的人力需求。
大规模的、统一的教育扩展并不一定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反而可能带来就业困难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我们后面的研究就说明，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企业劳动力最年轻的年龄组中占50％以上，他们的培训投资比普通高中毕业生高，但工作效能不比普通高中生好。
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与经济效益的关联性并没有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肯定，社会和经济的不同因素对教育的效益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二、利用教育提高生产率的条件
除了宏观的市场和社会的因素外，人力资本必须通过生产过程发挥作用，也是生产力提高的必要条件。
莱文在《利用教育和科技提高生产力》一文中指出，生产的组织方式，诸如职工的自主权、决策参与、生产责任制、生产信息获取，都影响职工在工作中的表现：
应用知识和发挥能力。
这里我们看看一些实证的研究。
曾满超1984年对美国电讯公司AT&T的生产能力进行的估算，就是对生产管理层如何影响或者利用人力资本的一个最有力的分析。
他发现在这样一个年产570亿元的大公司里，1981年有8％的亏损是由于职工教育水平高过工作要求而造成的。
如果职工是高学历低就业，个人技术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便滋生消极情绪和对工作的不满，乃至生产怠工、旷工和辞工率频增，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当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对学历的要求相当，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会提高，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所付出的努力就会增加。
闵维方和曾满超对北京通用汽车厂的研究也发现，教育能够影响生产率，但对工作的满意感是一个重要中介因素。
因此雇用教育程度适当的职工、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和适当的激励条件，都是企业发展和利用人力资源的必要措施。
我对深圳电子业的研究发现，在职培训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而生产过程中的企业管理可以进一步促进培训转化为生产率。
在所有的生产条件中，包括生产设备、培训、奖金制度和人际关系，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将教育培训转换为生产率最重要的条件。
我最近采用多层模型分析了深圳和上海企业职工的收益率，发现职前的正规教育只影响初始工资的价格；而职工在职培训可以改善工人技术能力表现，进而影响工资。
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个国际研究是，霍尔和约翰斯最近对127个国家生产宰的计算。
他们在计算中加入显示国家多元化和开放程度的政治变量，结果发现有形资本和职工教育程度只能部分地解释每个工人的产出，而国家的政策和多元的制度倾向则是工人产出的决定因素。
霍尔和约翰斯因此提出一个理论观点：
社会的基础设施——包括企业措施和政府政策、生产的组织管理、社会制度等等，是导致不同国家资本积累、教育水平、生产力水平乃至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教育和有形资本的解释率是十分有限的。
上一节中提到萧今与刘泽云对中国三个地区职工工资的分析，其研究结果与霍尔和约翰斯的发现是一致的。
1994年莱文和凯利综合美国十年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美国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分数与工资收入无正向相关性；美国人口教育的程度在十年间提高了，但平均收入却下降了；黑人妇女的教育程度在十年间提高了，但对福利的依赖性却增加了；人口的教育程度增加了，但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率却下降了。
他们指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企业管理等因素都与生产效益和工资收入有关。
他们用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合资的例子说明，在职培训、生产组织、工人参与决策、合同的条件都是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上述研究虽然数量有限，但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研究方向，利用教育提高生产率必须有其他相辅相成的条件存在。
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教育政策、企业管理制度、对职工的培训，以及企业的应变策略，都可能是企业在经济转型中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限制和影响因素。
三、教育培训与快速社会发展的特征
教育与生产力之间既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复杂的关联关系，就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社会发展和知识技能的本质，这是研究人力资本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成人教育学和教育经济学都有重要的贡献。
英国成人教育社会学家加韦斯和美国成人教育学家农尔思等人在电子技术刚刚应用于生产时，就指出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意义，即：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增长，社会变化加快，知识和技术更新的周期缩短，一代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迁，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由于社会变化太快，人必须不断地学习，才不至于与生活和社会脱节。
这样，一个人只依靠青年时代接受的正规教育，不足以应付一生中接踵而至的社会冲击和技术变化。
中国过去20年的经历，就是现代社会本质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们看看教育 经济学对技能的定义。
贝克把知识和技术分为两种类型：
通用与特殊。
通用的知识和技术通常通过正规教育获得，是一种广义的知识技术，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认知能力和基础知识。
这种通用的人力资本在任何一个企业都产生同样的效益。
特殊的知识和技术则同具体的工作岗位紧密相联。
企业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特殊的技术要求，工人要处理特定的产品或提供特定的服务。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特殊技术，所以一家企业的特殊技术在其他企业可能产生不了多少效益，或者根本无效益可言。
随着技术与管理不断变换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企图提供特殊的产品或服务来保持竞争力，每个企业都不断地要求职工更新特殊知识、技术和适应本企业发展的观念。
此外，企业的特殊经营方式和管理者的思想，以及企业自身的历史，都使不同企业各自形成一套组织生产的独特方法。
在深圳的电子行业中，很多公司尽管采用相似的生产技术，但组织生产的方式均有不同，这就是公司的特殊性。
另外，企业领导人和管理所形成的企业文化，也是企业形成特殊性的重要因素。
我们已经在前面两节中提到，从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来看，划一的正规教育和培训难以满足不同行业的不同需要。
同样，划一的正规教育和培训也难以满足各具特殊性的单个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不同需求。
成人教育学家瑙科斯着名的差距理论指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一个人一生中不断出现困境，这就是已有的工作和生活技能与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之间的差距。
社会要求一个人有工作和生活的充分能力，这是一种包括知识、技能和观念在内的综合素质。
而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职员们先前掌握的大量知识、技术与观念随着企业发展变得过时和陈旧，与此同时企业又对职工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于是产生现有职工的人力资本与企业有形资本和企业所期望的人力资本之间的差距。
问题的严肃性在于，现状期望差距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成为人生的常数，而非个别或暂时的困境。
现代社会中教育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部分新技术首先运用于生产和经济运作中，或者高科技是应生产和市场的需求在生产过程中开发出来的，正如在深圳20年间技术引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这些新知识和技术的第一次出现并非在课本上或学校里，而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跨越了学校教育这个传授知识、技能和观念的阶段。
这就形成发展社会中教育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学校教育不可能为下一代人口提供所有的、全面配合他们将来要面对的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观念。
许多的知识和技术及观念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才出现的。
四、发展人力资本的多种方式
各国都面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
在世界多个国家，包括中国，进行的几个大型研究都显示，各国的教育政策都趋向于利用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应付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
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国家中，成人教育，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参与的层次，都有很大发展。
相对于正规教育来说，成人教育先前位于教育体系的边缘位置，但现在已经成为向整体社会提供教育的主要机构，而且地位日趋重要。
最近，经合组织对六个成员国的成人教育发展动向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成人对学习的不断需求，和为成人提供教育机会双方都呈“悄然无声的爆炸状态”。
由于一些工种在消失而另一些工种在兴起，成人教育迅速扩展的趋势早已经存在，以满足各种职业层次技术发展的需求。
在美国，不同工种的工人有很多不同的培训机会，以获取与工作相关的技术，而非正规的“边学边做”式的培训是相关工作技能发展的最重要方式。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齐德曼和霍恩运用反向追踪调查方法记录哥伦比亚七种职业工人如何获得职业教育和培训。
人力需求预测模式的一个主要假设是：
为特定的职业设计特定的技术培训。
但他们发现这一假设是错误的。
在现实中工人会按照个人背景和工作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方式。
政府按照人力预测制定的培训计划限制了工人对培训方式的自由选择，反而误导教育和培训发展。
在深圳、上海、重庆以及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调查发现，各种行业的雇主们和职工们愿意选择各种不同的教育和培训方式——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以及自学等——来提高和更新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观念。
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我们可以推断中国也能用多种教育和培训方式来发展人力资本，而且大量的企业和职工已经在采用混合的教育培训方式。
1980年至1996年间深圳260万劳动人口共接受了207万人次的教育培训。
这种与生产经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培训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就企业而言，通过更新职员的知识、技术与观念，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的水平，形成人力资本与有形资本之间的平衡，使企业竞争力跟上市场的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在各种教育和培训方式中，在职培训能够有针对性地传授与工作相关的特殊知识、技术与观念，提高职工的合作精神和整体素质。
因此，由企业举办的在职培训有助于持续地提高职工技能，并立即将这些特殊的人力资本结合到生产过程中。
其他形式的培训，例如职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可能很难满足企业特殊的管理和技术需求。
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本发展策略均需依赖在职培训，无论它雇佣的是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还是普通高中毕业生，或大专以上的毕业生，都是一样的。
那些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培训制度、不断保持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平衡的企业，能够适应市场要求并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就个人而言，职工通过成人教育提高自己的能力和通过培训获得新的技能，会增加他们在就职企业的工作能力，或者增加他们自由地选择、变换工作的能力。
总之，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等继续教育培训的方式，在正规教育之后，将成为社会对其成员进行终身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体系。
这个体系是提高人力资本和促进人力资本转变为生产力的必要和重要条件之一。
五、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关注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和经济形态的特征和差异，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用于生产过程和提高生产率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上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教育经济学所关注的教育与经济的研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具备了发展的广阔空间。
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度，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人类共同关心的学术以及实际社会问题。
因而以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交流和对话的重要领域。
就教育经济学研究而论，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中，研究和决策的范围应该关注教育培训的投资、人力资本的发展和人力资本使用三个方面。
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以及发展本身的复杂性，大而化之地笼统分析教育收益率和教育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不足以为教育的决策和经济的决策提供可靠信息。
郝纳克指出，我们的经济研究忽略了对组织的分析，这些组织包括利用教育的组织和提供教育的组织。
它们的管理成本、管理上的分权优势和激励机制都应是研究的重要范围。
注重组织的研究取向，使我们可以观察教育培训投资的不同方式和它们的成本效果，观察人力资本发展的过程以及与经济生产的关联性，观察利用人力资本提高生产力的生产过程；研究这些过程在动态中的特征和规律，对于了解人类在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活动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能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和信息。
第二，研究方法注重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的特征。
中国地域广大，有太多的因素影响教育培训的发展和利用，因而也很难从西方成型的研究中找到完全合适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例如传统的、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收益率方法，最近在国际上就已经受到学者们的批评。
贝纳尔1996年对收益率分析的理论和可信度提出质疑，他认为不考虑人的天赋、社会经济背景和经济结构的分析是有偏见的。
如果一国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并且有很多人口以非工资形态进行生产，传统的收益率分析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从而引导出错误的教育政策。
前面提到，寇恩和安帝斯发现用收益率的方法分析发达国家为青年提供的技术性教育培训，分析结果没有明显的趋势和结论。
是分析方法的问题，还是与正规教育不同的教育培训具有特殊性?
我认为，如果不考虑青年来自不同的组别和行业、接受的教育培训方式不同、提供教育培训的机构不同、课程设置的目标和内容不同，自然会感到分析的结果无规律可循。
或者说，传统的收益率方法当时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复杂的、现代教育的多元因素。
贝克尔在《人力资本》再版的第一章中提到，虽然第一版的第三章认为工人会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去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但并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估算人力资本的模型；因而在不同年龄时期，对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分布有影响的那些因素就没有得到计算。
在现代社会的科层结构中，个人属于一个班组，班组属于企业或者学校，企业和学校又受所在地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限制。
用数理模型表达和分析组织和社会的不同层次的结构，一直是研究的难题。
数理统计的最新进展——多层分析方法，使我们能够将各种社会因素和不同时期的因素包括到计算当中去，更为准确地显示发展变化的趋势。
关于研究发展过程的调查方法，郝纳克提醒我们，反向追踪是了解职工背景与企业效率的重要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向来被忽视。
近年来我与同事合作的研究项目采用了反向追踪法和多层分析模型，结果发现它们对于研究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多层的数理模型可以将所观察的时间因素和其他影响因素按层面分开，从而能更加细致地观察复杂的社会现象。
齐德曼和霍恩在哥伦比亚的研究以及我和我的同伴在中国三个城市和12个县的研究说明，反向追踪调查的容量十分大，问卷设计得好，可以准确地反映受调查人的活动轨迹，这对于了解人力资源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加上受调查人工作的机构和地区的数据，研究者可以利用多层模式评估和分析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形成的特征，了解不同结构之间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第三，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由来，除了采用经济学定量研究方法外，结合定性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布朗和他的同仁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只采用数字来计算投入和产出，也应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数据现象和趋势，以避免“黑箱”问题，即不了解过程的变迁和发展由来。
定性的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有十分精彩的范例可寻。
卡诺依和莱文以案例研究的方式，确定了工作中四个主要的工作素质：
权威来源的意识，时间观念在工作中的运用，对口头表达能力的要求，对认知能力的要求。
他们还通过对小学课堂进行观察，揭开了不同知识、技能和观念是如何在看似相同的教育过程中被灌输给儿童的实质。
高斯泊采用族志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组织的发展，即比较历史经济学，探索经济生产活动现象发展的由来。
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的历史表明，在职培训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是配合技术更新的有效的人力资本策略，而且是使发达国家走向现代的主要传统。
这些非定量方法为我们研究教育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其实，定性的方法有助于定量研究确定调查分析的因素，提高数据的可信度。
定量和定性方法结合，可为教育经济学研究开拓更广阔的前景。
研究中国广大地域的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利用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对中国三个地区的研究采用了反向追踪法，在中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12个地区中心城市和县调查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状况和他们所采用的策略。
与以往采用政府教育统计数据研究的思路不同，我们的调查数据反映了企业在生产动态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实际状况，包括人力资本的存量以及在经济转型中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及其发展策略。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发展经济中的人力资本：
企业的策略与三元教育体系》中，我详细地介绍了教育培训对企业人力资本作用的理论关注、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展现了近年来我的研究小组在中国地区中心城市和县级企业中所作的调查和研究，最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元教育培训体系及其在发展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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