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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
——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张剑
2012-01-0915:
26:
39 来源：
《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摘要：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
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
“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
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
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关键词：
科学/工具/科学救国/科学精神
作者简介：
张剑，1969年生，四川省宣汉县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上海200235
1920年，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Sarton）在《爱西斯》（Isis）上发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信念》，引用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Murray）的话：
“人们可以粗略地说物质的东西被更换了；但不能说精神的东西被更换了。
或者，可以说被看作是成就的每一个事物能够说被更换了，但对于被看成是生命的东西却不能这样说。
”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这段话更容易理解：
科学所造就的物质的东西是可以被代代替换的，但科学本身所体现的精神却不能替代，而是代代相传的。
乔治·萨顿为此继续解说：
确实，大多数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遗憾地说，还有不少的科学家，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
现在我要说，在过去的科学著作中发现的那种没有也不可能被替换的东西，也许正是我们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样。
[1]
大约与此同时，首届庚款留美生、中国近代化学奠基人之一张准（子高），在南京高师检讨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说：
由于提倡西学者，其目的不在科学本体，而在制铁船，造火器，以制胜强敌，谋富强救国之策耳。
而学西学者，又束缚于科举思想，徒藉一二格致之名词，以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而已。
（[2]，247页）
他既批评将科学作为“富国强兵”工具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策略，也批评1920年前后假借科学而行的各种现象：
“今之学者，又日以科学方法，号召国人，于是有以科学方法言诗者，有以科学方法言文者，吾独恐无人以科学方法治科学者。
”进而宣扬“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所望国人之言科学者，治科学者，且先考研其本体勿徒羡慕其利用，惟真理之是求，使其理之果真，求之之法果当，则其致用亦自至耳”。
（[2]，248页）
东西双方，治科学史与具体从事科学研究者，几乎同时指出了科学精神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但非常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对科学精神这一具体表征科学本质的认知，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
本文以近代中国影响甚为深远的“科学救国”这一社会思潮为中心，对此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以后再另文专门讨论中国近代科学观念认知的演进历程。
①
一、从“科学救国”到“政治救国”
鸦片战争中，面对西人的坚船利炮，一批兵器工程师迅速成长起来。
江苏长洲（今吴县）人龚振麟，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仿制船只，监制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
其撰写的《铁炮铁模图说》，堪称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金属型铸造的专著。
[3]山东日照人丁守存，潜心研制炮船以御敌，先后在天津、广西等地，监制新式火炮等，并最早合成了雷酸银。
[4]另外，一些传统科学家也开始零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安徽歙县人郑复光于1846年出版的《镜镜詅痴》，书后附有“火轮图说”。
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人顾观光认为“中西之法可互相证，而不可互相废”，“于古今中外，中西诸算术，无所祖皆有所发明”。
[5]
这一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潮流被魏源高屋建瓴提炼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大幕。
这些或零星吸取西方科技知识的传统科学家，或“仿制”西方枪炮舰船的兵器专家，是中国近代科技发展长河中的几朵浪花。
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影响较大的，是一批在1850年代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致力于翻译西方科技的传统科技工作者，他们使中国近代科技由零星吸取和仿制阶段向更深层次发展。
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不二法门，只有中国科学技术得到全面发展，国家的富强才可能真正实现。
李善兰在他与传教士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序言中说：
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展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
……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
[6]
在李善兰看来，中国只要学好数学，技术就会日益进步，国家就会富强。
当朝大员们也有如是思想，奕奏设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时将天文、算学作为西方富强根本：
“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7]，22页）与反对派的争论中更指出：
“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之用，徒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7]，23—24页）
在这一思想理路的指导下，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种军事工业、军事学堂、语言学堂、民用企业乃至新式海军等陆续创建。
但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救国”实质上是“技术救国”，即通过对西方技术的引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虽有郭嵩焘这样的所谓先进分子认识到洋务运动只注意坚船利炮是本末倒置，但当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封疆，无论是当朝大臣还是社会精英，看到的只是技术的威力、科学作为生产力的功用。
他们对西方近代科学本身没有全面而清楚的认知，科学本身（包括科学概念、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等等）及科学研究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自然不可能有科学体制化的进展。
即使像《格致汇编》这样的专门科技期刊，关注的重心也是各种技术知识的普及和相关科学门类粗浅知识的宣扬。
因此，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科学一直处于缓慢引进状态，输入的科学技术知识杂乱而不成体系，而且相当陈旧，本土化进程几乎还没有真正开始。
相较日本同时期在科学体制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至少从科学发展这一侧面已经预示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
②
甲午一战，老大中华帝国为“蕞尔小岛”日本打败，朝野震惊，中华民族的救国强国之道又开新路。
戊戌维新、晚清新政次第上演，革命与改良、立宪与共和成为朝野热点，通过政治变革一揽子解决成为潮流。
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后来的改良派与革命派，无论是国内新学堂学生还是海外留学生，都认为燃眉之急是救亡与变革，“西政”成为社会追逐的目标。
晚清政权最终在人们对政治变革的追逐中，随武昌的枪声而轰然坍塌。
在晚清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一批在未来中国科学发展事业上功勋卓著的人才，此时也汲汲于革命活动。
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李四光，1904年由湖北省官派留日，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革命志士，参加同盟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回国后，以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的身份，秘密参与共进会、文学社的活动。
1911年，参加清政府留学考试，“荣膺”“工科进士”。
武昌起义爆发后，担任湖北军政府财政部参议。
[8]中国近代林学奠基人之一梁希，1906年官派留日学习海军，翌年参加同盟会，常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朝廷。
辛亥革命爆发后，进入浙江湖属军政分府，训练新军，致力于革命活动。
[9]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孙学悟，1905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参加了同盟会。
翌年受命回国进行推翻政府的革命活动，被其父严加禁锢，不许外出。
1907年入圣约翰大学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宣扬革命。
[10]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1908年东渡日本，翌年成为晚清政府的“官费生”。
在享受政府“俸禄”的同时，加入同盟会，与革命党人喻培伦、黄复生等交，亲见他们制造炸药受伤，乃选习化学以明了炸药制造的原理。
同时还以文字宣传革命，发表《川人告哀文》、《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等，慷慨激昂，极尽渲染之能事。
武昌首义后，任鸿隽弃学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秘书，承担起草文告等工作。
（[11]，679—680页）
在革命、立宪互相激荡的社会大背景下，科学让位于政治，从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中心退居边缘，新学堂里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少为学生们注意，所谓“闻卢骚、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
（[12]，289页）大量由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思想学术著作，“其影响于吾国学界者，唯政论为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亦喜政论而不喜科学”[13]。
对国人“共趋政治”，杜亚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在《亚泉杂志》序说：
我国自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术。
甲午以后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
即如南皮张氏所著《劝学篇》，亦云西政为上，西艺次之。
……政重于艺，亦我国向来传述不刊之论也。
但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
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
……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藉艺术以成之。
……且吾更有说焉，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
（[14]，1—2页）
“艺术”即“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杜亚泉看来，科学技术处于第一位。
传统中国一直将政治置于科学技术之上，因此科学技术不发达自为当然。
戊戌维新以来，国人更是竞言政治，以政治取代了科学技术，“政治救国”替代了“技术救国”与“科学救国”。
他认为如果全社会都热心政治，成为政治人，在野不事生产，在朝夸夸其谈，还不如潜心向学，掌握谋生的技能，使中国在新世纪的科学技术时代不致落伍。
这样一种想法，在世人共趋于政治与革命的时代，是为一种建设的声音，不啻黄钟大吕。
1903年创刊的《科学世界》刊载王本祥《汽机大发明家瓦特传》，其结论说：
吾之草瓦特传也，又有深意焉。
今夫吾中国理科实业之不发达，基于何原因乎？
荐绅先生、名教硕儒，视即物穷理为支离琐碎之学，农工实业为鄙夷可耻之事，此数千年来相传之恶因也。
比年以来，欧风美雨，由印度洋、太平洋卷地而来，青年学子，手掇一卷志浮气粗，日日言政治、言法律、言军备，一似彼族所恃以膨胀者，斯数者外，别无他事，而薄视理科实业等学为形而下者，非高尚优美之事，不足学，不足以副吾大志，以拯吾中国也。
（[12]，294页）
指出社会竞言政法的缘由除传统鄙视“即物穷理”、“农工实业”而外，还与国人对发达实业的科学技术知识不能静心研读、青年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心态有关。
批评了青年人“日日言政治、言法律、言军备”的社会思潮，指出先进发达国家依然孜孜以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人却在“放言高论”，这样下去势必国将不国。
他希望通过大发明家瓦特的传记来提升科学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引起社会对科学之重视。
在对社会共趋政治这一潮流进行批判的同时，他们积极行动起来，致力于发展科学事业。
除继续翻译科学书籍而外，组织学术性社团，团结同志，利用新的传播媒介诸如报刊、杂志等传播科学，宣扬科学精神。
相对洋务运动时期，此一时期在科学的传输方面，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
按照顾毓琇的说法，在此期间，国人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而且那些有机会得到科学知识的人，“渐渐亦写了一些普通的科学书籍。
当着新学推广的时候，他们便担任了中小学的师资，而科学的影响因此亦更为普遍化了”。
[15]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出现新的机缘。
二、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
民国建立，政治变革任务完成，在“实业救国”、“科学建国”的声浪中，“科学救国”作为一种思潮真正形成，并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提倡实业、振兴实业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因此民国创立后，革命派、立宪派与工商界莫不怀抱“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抱负，致力于实业建设。
当时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实业，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
武昌首义后，在归途中的孙中山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号召：
“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合衷共济，丕振实业，促进教育，推广全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
”辞去大总统后，孙中山呼吁“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
（[16]，497页）他亲自筹设中华实业银行，并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路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等职。
其他如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也致力于实业，立宪派张謇、熊希龄等也积极投身于实业建设。
“振兴实业成为民国初年代表时代脚步的社会潮流”，天下“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
（[16]，498页）
在振兴实业的时代潮流中，“建设”取代了“革命”。
振兴实业、建设国家不能停留于口谈笔画，建设国家需要知识，特别需要科学技术知识。
因此，从“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的转变顺理成章。
于是，一批“革命青年”放弃浴血奋战获得的高位，纷纷出洋留学，学习建设国家的科学技术知识，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任鸿隽在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不是随政府北迁到北京“为官作宰”，而是和几个秘书处的同事商量，议请政府资送留学，由任鸿隽拟文向孙中山申请，不意名列首位的他却未获批准。
胡汉民说希望他不要出洋，留下继续工作，而且说是蔡元培的意思。
与蔡元培商量，蔡意民国初建，急需人才，希望他多贡献力量，不必急于求学。
参议院有意请他担任秘书长的职务，友朋们也劝他留下来担此重任。
（[11]，712页）但他留学志愿已决，1912年冬，任鸿隽与杨铨等以稽勋名义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从此，在他个人的生命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暴力革命”的青年转变为“科学救国”的留美学生。
在康乃尔大学，任鸿隽继续学习留日时所学化学工程，但已不是为了制造革命的“炸弹”，而是“思用化学以兴工业”。
康乃尔大学毕业后，又到哈佛、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11]，683页）
杨铨与任鸿隽一样，也从一个革命青年转变为“科学青年”。
1908年，杨铨就读中国公学，在这里结识了任鸿隽、胡适、张奚若等后来相从甚密的好友，受到革命思潮熏陶，加入同盟会。
毕业后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与茅以升、李俨等为同学，并结为友好。
武昌起义后，弃学奔赴武昌，后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负责收发文件，与任鸿隽等共事。
临时政府解散后稽勋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习机械工程。
但与任鸿隽不一样，杨铨后来还经历了第二次转变，从“科学青年”转变为“革命中年”。
③
有论者说任鸿隽等人此时选择留学是“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造成任氏对革命之幻灭，也促成了对科学的结缘”[17]。
这一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正如上面分析所示，一方面，孙中山辞职后以实业救国相号召，任鸿隽、杨铨等革命青年远涉重洋学习科学，与“实业救国”同一“理路”；另一方面，袁世凯政府此时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反革命”的一面，“对革命幻灭”似乎无从说起。
也就是说，像任鸿隽、杨铨等主动选择弃官从学者，主要是从“科学救国”这一角度出发，走上留洋求学道路的。
革命既然已经成功，紧跟着应该建国。
邹鲁也回忆说：
乃将青年同志，除已学成及原系留日读书有官费者外，一律请总理由稽勋局派赴日本留学。
……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建设，而我尤注意造就这方面的人才，因此这批留日生，大都学理工科。
[18]
当然，也有对革命产生幻灭，认识到“革命”不是真正的救国良方，只有学好建设国家的才能与本领才是救国的唯一正途，最后转向了“科学救国”道路的。
张奚若回忆说他辛亥革命后：
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曾到南京去看过临时政府的情形，也感觉很失望。
在陕西觉到是一些无知的人代替了另一些无知的人，由武昌到上海，沿路所见，也很难令人满意。
当时我颇感觉革命党人固然是富于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但革命成功后对于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
因此除了赶走满人，把君主政体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革命是徒有其表的。
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而中国并没有更现代化一点。
……在这种失望情形下，我便决定到外国去读书。
预备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
[19]
革命友朋们反对他将革命事业让给进步党和北洋军阀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则认为没有现代知识和技术，建设国家将成为空谈，因此他还是置朋友们的反对于不顾，决心留美。
因曾在孙中山主持的铁道协会活动过，故预备学习土木工程，但对数学兴趣不够，未入学就改变了计划。
可见，张奚若选择留学虽然是失望于革命之结果，但并不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与“袁世凯篡权”，而是对革命党人在建国、治国上的“一筹莫展”深有感触。
因此，他出国留学最初也是选择学习工程技术这种建国知识。
与张奚若失望于革命党在建设国家上的“一筹莫展”不同，李四光选择“科学救国”道路，倒是真正失望于共和政权之失败。
正准备在湖北省实业司司长位置上大展拳脚的李四光，遭到了黎元洪的打击和排挤。
1912年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向黎元洪提出辞呈。
黎元洪表面“温语慰留”，实际上已电告袁世凯予以批准，8月8日，李四光“准免本官”。
辞职后，李四光非常郁闷，得知不少革命党人稽勋留学后，也认为自己“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
于是向黎元洪提出留学的请求。
黎元洪将李四光、王世杰等上报袁世凯，得稽勋局批准。
1913年7月，李四光再一次告别祖国，踏上“科学救国”之路。
（[8]，21—25页）李四光原立志学习造船，并在日本学习了3年造船技术，知晓造船需要钢铁，钢铁需要采矿、冶炼技术。
担任实业司司长期间，也深知国家富强必须有充足的煤、铁资源，同时认识到工矿是实业基础。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采矿业很发达的国家，于是他在完成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业后，进入该校采矿系学习。
学习一年后，他进一步认识到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地质科学为基础，又了解到英国在近代地质学启蒙运动中作用很大，又转到地质系学习。
[20]可见，李四光在科学救国之路上，经历了从“造船”到“采矿”再到“地质”这样从“技术”到“科学”的转变，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民国建立特别是袁世凯当政以后，有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即许多人热衷宦海浮沉，醉心利禄仕途。
梁启超为文《作官与谋生》说：
居京师稍久，试以冷眼观察社会情状，则有一事最足令人瞿然惊者，曰：
求官之人之多是也。
以余所闻，居城厢内外旅馆者恒十余万，其什之八九，皆为求官来也。
……大抵以全国计之，其现在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
……盖学而优则仕之思想，千年来深入人心，凡学者皆以求仕也。
……迨民国成立，仅仅二三年间，一面缘客观的时势之逼迫诱引，一面缘主观的心理之畔援歆羡，几于驱全国稍稍读书识字略有艺能之辈，而悉集于作官之一途。
（[21]，114页）
黄炎培发表《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说：
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法政专门教育。
……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
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
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
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
（[21]，113页）
与时人奔竞于官场、亟亟于利禄不同，与大多数革命者在新秩序中以胜利者自居不一样，任鸿隽、杨铨、张奚若、李四光等毅然抛弃通过流血革命得到的高位，选择了继续求学的道路，这在“官本位”的中国，是何等的魄力与勇气？
！
在世人共趋政治与革命之时代，像他们这样以国家建设为的矢的选择，为中国历史别辟一片新天地。
与国内科学救国思潮相对应，当时的留美学界也认识到国人的启蒙任务已由留日学生完成，在祖国的建设时代，应该由他们贡献建设时代所需的建设知识：
中国似醒未醒初醒之时，人之从新从旧未定，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电争，而通国之人大醒。
……今日中国已醒矣，已从新矣。
铁路当实行建筑，矿务当实行开办，财政当实行整理，至机器化学造船等事皆非言论所能之事，非学浅者所能举办，又非无实习者所能大成。
事为建设之事，时为建设之时，欲于此时而欲有影响于国事者，非有建设之学、建设之能及建设之精神不可。
（[22]，36—37页）
科学技术是国家建设时代所需的知识，发达科学是救国、建国、富国、强国的根本方略。
与留日学界因关注政治而群趋学习法政、军事不同，留美学界主要以习科学技术为主。
与此同时，留美学界也在寻找如何发展科学的途径。
他们认识到发达科学不是单独的个体所能完成的，汲取先进国家经验，组织学会，集合专门人才切磋技艺，科学始能发达：
“美国之专门家，皆有学会，……故虽散处于数千里之外，呼应极灵，研究之事，以互相鼓励而愈进，学问之事以互相讨论而愈明。
”中国由于无此种学会的指导，“如在汪洋之中，不知舟之所向，已回国之留学生……无学会为之联络，故四散而势散，事多而学荒”。
即使在美之留学生由于没有学会作为枢纽，“输进学识之事不能举办，专门相同之人不易相知”。
（[22]，34—35页）正是在国内与留学界的共同影响下，“科学救国”逐渐成为潮流，一代新兴的知识分子在寻求发展科学的方略历程中，已经认识到团结同志、组织专门的学会是发展科学的道路之一。
留美学界先后成立有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等，其中影响最为巨大的自然是中国科学社。
④
中国科学社成立伊始，就大力倡导科学救国。
1915年创刊的《科学》“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
首先，国家富强与科学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第二，科学在改进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上有强大力量；第三，科学可以提高人类的寿命；第四，科学可以影响人类的智识；第五，科学与人类的道德也有莫大关系。
[23]中国科学社等的“科学救国”宣扬，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陈独秀的“德、赛”先生吁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了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并最终共同扛起了“科学”、“民主”的大纛。
⑤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激荡，还出现“理科救国”、“农业救国”等变种。
1920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五四学潮”以来，各种思潮震荡全国，但“未免偏重于人文的一方面”，因此提出“理科救国”。
说“理科切实人生为富民强国的无上利器”、“理科是改革思想及创造思想的好东西”，并提出“根本的救中国要提倡理科”，希望“有志青年，不要专鼓吹时髦的、空虚的新思想，而把根本有用的理科放弃一边”。
[24]
三、“科学不能救国”：
科学是战争工具
正当高擎“科学”、“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历时四年、有30多个国家卷入、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西方人在反思这场灾难、哀叹西方文明没落的同时，发现了可以救世的“东方文化”。
1919年，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致函印度诗人泰戈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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