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第10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新中国的筹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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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第10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新中国的筹建
第10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新中国的筹建
随着战略决战的胜利和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划了革命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蓝图。
会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筹备并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被歼灭，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负责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
这一指示提出：
“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
这个会议的任务是：
（l）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
（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①此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从2月中旬起，中共中央陆续向在前线和各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于2月底以前到达中央驻地。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出席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n人。
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人组成。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会作了报告。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就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工业和城市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发言。
全会批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
原拟提交全会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因内容已不适应变化的形势，需重新起草，未被列人会议的议程。
全会确定了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组织这一胜利的方针。
全会认为今后消灭国民党残余的一百多万军队的方式，主要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天津方式是战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和平改编的方式；绥远方式则是暂时让当地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方式。
全会指出：
天津方式仍是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方式。
但是，在目前形势下，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就可以解决问题。
会议还指出，绥远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
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①。
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全会要求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提出：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全国性的胜利即将实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逐渐被提上了日程。
全会明确指出：
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全会指出：
在领导城市人民进行斗争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大量吸收工人人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
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科学地分析了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制定了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
全会指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会议规定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各项政策。
在经济方面，全会指出：
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现代工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以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提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
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政治方面，全会认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在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关于对外政策，全会指出：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
“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①毛泽东还提出：
对于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
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就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绝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全会针对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强调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居功骄傲情绪的产生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队伍的侵蚀。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对于已经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并将开始在全国范围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为了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等重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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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次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各个方面为党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做了必要的准备。
这次全会的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在当时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
根据这一构想，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和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党顺利接管了沈阳、天津、济南、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
特别是对于天津、北平和上海三大城市的接管，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表明中国共产党己开始成功地实现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直属机构于1949年3月25日离开了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迁至北平。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
中国共产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进行了组织和筹备工作。
1948年H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由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在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上取得共识。
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先后从沈阳等地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筹建新中国，为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人民团体纷纷建立和扩大，有些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团体也迅速统一起来。
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以陈云为主席的第六届执行委员会。
1949年7月至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确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
全国统一的学生、妇女、青年等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
1949年3月初，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正式组成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3月至4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畅当选为主席。
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和团章，推选任弼时任名誉主席，选出冯文彬为书记的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5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其他各社会团体也正在建立之中。
7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同时，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代表也举行会议，分别成立全国性组织的筹备委员会。
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组成和会议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标志，也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6月巧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后因病由林伯渠代理）。
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
（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
（二）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
通过这些小组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为了阐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关系、人民共和国的前途等根本问题，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文章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中间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摧础力量。
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
毛泽东还指出，人民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并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②。
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他还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一边，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天民共同奋斗。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新中国建立前夕，为了取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于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对苏联进行秘密访问。
访问期间，代表团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和中苏关系等问题。
中苏两党举行了正式会谈。
斯大林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外交问题和苏中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并提出有关建议。
双方还就苏联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借款和苏联派专家支援中国建设等问题签订了有关协定。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美国政府于1949年8月5日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它一方面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①；另一方面则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人民政权。
白皮书的发表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毛泽东连续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揭露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及其胜利的原因进行了阐述。
随后，在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掀起了讨论和谴责白皮书的热潮。
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和文章，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
这些活动，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加强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
政协会议名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最初，在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和其他一些文件中，沿用1946年使用过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但考虑到这次会议将是在新形势下召开的具有新的性质、新的阵容，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会议，所以便很快采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法。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时，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首先感到只以一个“新”字来区别于旧政协，并不够确切。
第一，旧政协包括国民党在内，新政协排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新政协虽然沿用“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但它并不完全发源于旧政协，它是百年来民族民主革命特别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中共历来倡导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第三，新政协就其参加成分来说，已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名称与实际应该相符；第四，政治协商会议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名称也应该是正式的、固定的。
因此，应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已开始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随后，周恩来把这一意见提交筹备会常委会讨论，得到常委们的赞同。
毛泽东曾就这一名称问题同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到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代表们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会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三、《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通过
起草和通过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是筹建新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共中央在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就提出了制定共同纲领的问题。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之前，4月27日，毛泽东在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的信中，即让他明确告诉北平的民主人士，我党准备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的事项包括：
（一）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这里把加强与会各党派、各团体的合作及为加强这一合作而制定为各方所认同的“纲领政策”，作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任务之一。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23条，其中经毛泽东改写的第五条，正式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为了促进召开新政协主张的实现，毛泽东于5月1日又致信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征求他们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由李维汉担任部长，着手进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
同年10月27日，起草出共同纲领的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该稿除简短的序言外，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10部分，共46条。
其中很多规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思想，因此大都为后来各个稿本所采纳。
随后经过修改，于11月形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
这一稿的结构不同于第一稿，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
这一稿还明确规定：
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
这一稿明显地带有宣言的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
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
中共中央起草纲领草案的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展开有关纲领问题的讨论。
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多种意见。
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加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义立场上来，并解除他们之中某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一些疑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宣布同国民党谈判八项条件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对民主人士提高认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55人于1949年1月22日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革命立场，表示在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绝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彻底支持“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这样，从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中共的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
这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此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和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①会后，毛泽东又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以此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五种经济成分”和“四面八方”政策，构成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同时，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及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阐述。
他指出：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基本经验、基本纲领。
它的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②。
这些重要思想，澄清了当时在新中国政权性质问题上仍然存在的模糊认识，构成共同纲领中有关政权性质条文的主要内容。
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决定由常委会下设的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和修改共同纲领的工作，并由周恩来、许德珩分别担任该组组长、副组长。
6月18日，周恩来在第三小组成立会上说明了起草共同纲领工作的重要性及以往工作的情况。
会议决定委托中共方面再次草拟初稿。
9月以后，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人最后阶段。
毛泽东直接参加各次过程稿的修改工作。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是同筹备会及所有出席代表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从中共方面正式提出草案初稿，到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共经过了7次讨论。
经过各方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被9月17日召开的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
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7章，总计60条，7000余字。
关于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即新中国的“国体”，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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