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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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
武际可（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100871）
1.李约瑟难题
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的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
————为什么会落后?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
李约瑟JosephEEDHAM（1946-1948）
先来看一篇文章
美人妆镜前的科学精神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
江晓原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
对许多人来说，否定的答案总是使他们心里很不舒服
。
而得出肯定的答案，往往就理直气壮。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一些常见的论证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
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
“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和机构组织。
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一文，基本上都使用上面的定义。
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而现在有的论者在大发宏论之前，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东西，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
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是这实际上已经偷换了论题，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另一种近年更常见的做法，也迹近偷换概念：
论者先将“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然后设法论证中国古代有科学精神。
而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竟被归结为只有两个字：
“求是”。
有的人再加四个字：
“精益求精”。
接下去的进展就不难预料了─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上面六个字来，当然是易如反掌，于是断言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精神的；而科学精神又等于科学，于是就理直气壮地宣称，中
国古代是有科学的！
上面这种论证的荒谬之处，又远过于前一种。
姑不论“科学”与“科学精神”能否等同，只看对科学精神的归纳，就大成问题。
不错，在科学精神中确实可以包含“求是”和“精益求精”；但是能不能反过来推论，只要有此六字，就是有了科学精神呢？
让我们来设想，在──比如说吧──两千年前的汉代，有一位迷人的、但是不识字的红妆少妇，这一天她正对镜梳妆，当她精心梳理她的发型时，她难道不知道精益求精吗？
当她反复描绘她的秀眉时，她难道不知道“实事求是”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吗？
那么，好啊！
当欧洲人还在罗马帝国的征伐下呻吟时，我们中国千千万万不识字的少妇们都已经毫无疑问地掌握着科学精神，更不用说那个时代的博学之士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科学精神”，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至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将科学精神归纳成这样六个字，只是对科学精神的庸俗化，根本无助于解决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一问题。
我并不打算在这篇小文中来论断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我还没有勇敢到认为这样复杂的问题可以靠一篇千字文来解决。
我只是试图在这里指出，有些关于“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论证是荒谬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或政治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一个肯定的答案。
如果中国古代真有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那自然很不错；要是没有，我们也完全应该坦然处之──毕竟，在今天的中国有没有科学，有没有科学精神，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1.27.署名"白马"
冯友兰 1895－1990
吴大猷（1907—2000）与周培源（1902－1993）在1992年
胡适 1891－1962
竺可桢先生（1890-1974）
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论点
董光璧：
当今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成分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已由于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诸卷的陆续出版而基本上解决了。
《光明日报》2000年1月23日。
沈铭贤：
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公认古代有科学。
不能机械地套用近代科学的标准。
如实地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是一种历史的态度，也是一种宽容的态度。
《文汇报》
2.力学在科学中的地位
从16世纪开始，在西方涌现了像哥白尼、开普勒、斯梯芬、伽利略、惠更斯和牛顿等一大批巨人。
他们在力学的静力学、天体运动、抛体运动、单摆运动和碰撞问题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最后在1687年出版的牛顿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集其大成，这就是经典力学的建立。
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正是汲取、利用和继承了经典力学的科学精神、研究方法和成果发展起来的。
例如，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扬了经典力学建立中的实验和观察的方法、精确数量描述的方法以及严密推理的理性方法等。
所谓近代科学就是从力学开始的，而且直到19世纪末，近代精密科学的主体，基本上就是力学
所以说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毋宁说是从经典力学形成与发展开始的落后、也就是力学的落后。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从鸦片战争之后，有一段大刀长矛屈辱于列强的洋枪洋炮的历史，这种失败反映在科学上就是力学落后的历史。
因为洋枪洋炮的科学基础就是近代力学。
3.早期中国的力学是外国人送上门来的
19世纪末在中国致力于介绍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英国人傅兰雅（J.Fryer，1839-1928）于1890年前后，在他编写的《格致须知》的《重学》一卷的引言中，有如下一段话：
“至于重学，不但今人无讲求者，即古书亦不论及，且无其名目。
可知华人无此学也。
自中西互通，有西人之通中西两文者，翻译重学一书，兼明格致算学二理。
”傅兰雅的这段话说明，第一，中国古代没有力学，第二，中国的力学是外国人送上门来的。
后来的历史发展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三，即使是外国人送上门来，中国人接受也不痛快，甚至有时采取排斥的态度，接受的过程是缓慢和曲折的。
傅兰雅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介绍傅兰雅的情况。
傅兰雅，是来自英国的一位传教士，1861年7月从英国到达香港，在英国一所教会学校任校长。
1863年，为了进一步学习汉语，他辞去了香港的工作，到北京担任同文馆的英文教习。
后来又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师。
工作之余他还担任《上海新报》的编辑，介绍一些西学。
从1868年，傅兰雅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任译员，这位传教士便以在华推行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要事业，他1896年离开中国到到美国定居，其间28年他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呕心沥血。
他的主要贡献是：
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一生共译书129种之多，遍及基础科学、应用技术、军事、社会科学各方面，其中也包括力学，当时称为重学。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普及杂志《格致汇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在中国约近40座城市有代销点，出版和销售的书籍达千余种，数十万册；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普及学校：
格致书院。
傅兰雅还编写了《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普及科学技术的教科书42种，这些教科书在中国早期颁行的新学制的学校中影响很大，有许多被新学校采用为教科书。
1896年，由于妻、子到美国定居，傅兰雅到美国在伯克利大学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1902年任系主任。
1913年退休，1928年逝世。
即使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傅兰雅仍心系中国，多次重访中国，介绍和帮助中国的留美学生。
1911年他捐银6万两，建立上海盲童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所正式的盲童学校。
1915年，他在美国家中与前来参加博览会的黄炎培带有深情地说：
“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
”他办的盲童学校，并且安排儿子在美国学校盲童教育，然后派来中国教学。
傅兰雅，这是一位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科学技术事业的西洋人。
他就是一位真诚把现代科学技术送上门来的西洋人。
傅兰雅尽管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科学技术事业，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进步太慢。
所以也有他的苦恼。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说：
“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
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
……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和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
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助她从容应付目前的危急。
”
利玛窦是把西方科学带来中国的第一人
利马窦P.Matthoeus，Ricci1552－1610
傅兰雅的话是他在华30多年的深切体会。
其实从明末起到20世纪初的200多年的发展，也体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不妨就力
学在中国的传播作一回顾。
最早把西方的科学技术送上门来的是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P.Matthoeus，Ricci,1552－1610）。
他于1583年来华，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地图、自鸣钟，还有一系列天文和数学书。
他与徐光启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章，还与李之藻
合作编写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等书，分别介绍西方的笔算和天文。
不过利玛窦和后来的传教士介绍科学技术，其主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传教。
利玛窦在1605年向罗马教庭写道：
“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就可以进行历法改革这件大事。
作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日益增大，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内地传教，我们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国，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
”1735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P.DominicusParreniu）在通信中写道：
“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通过自然科学知识赢得他们的尊敬是必要的，他们在这方面简直毫无所知和抱有殷切的希望。
”
利玛窦之后继者
后来，确实是按照他们确定的方针发展的。
一大批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教士来华。
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
还带来了大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
这些人得到了中国一批渴望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积极分子的配合，进行了一些书籍的翻译和出版。
如1627年出版了由瑞士传教士邓玉函（Terrenz,Jeannes,15761630）口授，华人王征笔录的《远西奇器图说》一书，是最早介绍西方力学的著作。
1606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deUrsis）与徐光启译成《泰西水法》介绍西方的水利工程，其中有一些流体力学的知识，后被收入徐光启编的《农政全书》中。
1610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P.NicilausTrigault）后返回罗马，于1620年二次来华时携带7000多部西方书籍。
对于西方科学热心的人
对于传教士送上门来的科学技术和西方书籍，一部分人采取积极的态度。
如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的序言中说：
“《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
”他还说在听了传教士的介绍后：
“令人心花开爽”而“私窃响往。
”所以求邓玉函口授，学习并笔录成书。
杭州人李之藻，除了译书外，还自费出版这些译著。
他1730年完成了《天学初函》丛书的编印工作。
这套丛书由20册组成，上编10册是关于天主教教义方面的，下编10册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包括《泰西水法》、《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简平仪说》、《勾股义》等。
多数华人对科学是消极态度
到了清朝，人们对传教士的所长采取有分析的吸收，取其所长，去其所短。
例如在1782年编篡的《四库全书提要》在对李之藻《天学初函》的按语中说：
“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致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
”
不过这种对西方科学技术抱积极吸收的态度的人，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和在更多的时候是采取消极的或排斥的态度。
从17世纪初的明末到19世纪尾的清末，偌大一个中国，丝毫没有学习外语的积极性，竞没有一个人学会外语直接从外文翻译西方著作，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在这长达2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所有翻译西方的著作，都是由外国人学会汉语即“西人之通中西两文者”口授，中国人笔录而成。
所有的西方学术的确是外国人主动送上门来的。
而且中国人对这些东西还是采取鄙视或仇视的态度。
排斥科学的说法
对于排斥西方科学技术的说法，我们举一位作者在文中说：
“今按彼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
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
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
”这是从新技术是浪费方面来说的。
另一位作者排斥外国的历法是从它违反中国固有的法律和传统说的：
“彼云国中首推算历数之学，为优为最，不同中国明经取士之科，否则非天主教之诫矣。
不知私习天文伪造日历，是我太祖成令之所禁，而并严剞劂其书者也。
假令我国中崇尚其教，势必斥毁孔孟之经传，断灭尧舜之道统。
费经济而尚管占，坏祖宗之宪章可耶。
”
清初天文学上的一场生死斗争
从明末一直到1661年清朝顺治皇帝去世，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大好时代。
顺治帝去世，守旧派抬头。
西方科学技术传播受阻。
这充分表现在传教士汤若望的遭遇上。
汤若望1618年应耶稣会的征募来华后，曾参加徐光启主持的修改历法的工作。
1630年（崇祯3年）主持历局工作的徐光启，由于自己年老（68岁），又在这年他的两位得力助手李之藻、邓玉函相继去世，所以极力推荐汤若望并得到皇帝的批准协助推进历法修改工作。
汤若望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崇祯历书》137卷，其中有28卷是汤若望本人翻译的。
不久，明亡，这部历书在明代没有实行，汤若望在两朝交替的兵荒马乱之际，保护了这部书的刻板未受损失。
清朝占领北京后，汤若望制做了望远镜、日晷，绘了地图连同修改了的历书进呈新皇帝。
他并且预先推算了1644年农历8月初1的日食，给出了日食初复时刻。
届时，皇帝命人验证，结果按旧有大统历与回回历分别差2刻和4刻，而汤若望预言的分秒不差。
这一事实使新历得到清廷的信任，并将汤若望进献的新历（即修改后的崇祯历）命名为《时宪历》，颁布执行。
此历后来一直使用到民国初。
汤若望本人也因此得到朝廷的信赖，封他为钦天监正，至顺治15年对他加一品封典。
年幼的顺治帝对比他年长53岁的西洋官员亲切地称为“玛法”。
（满语为可敬的爷爷）
然而好景不长，1661年，顺治帝去世，年方8岁的康熙登基。
清廷的守旧派抬头，辅政大臣螯拜怂恿杨光先诬告参劾汤若望。
1664年，杨光先上书《请诛邪教疏》，罗织汤若望三大罪：
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杨将各省的教众诬为潜谋造反，将汤若望写的许多书诬为妖言惑众。
杨并且罗列“新法十谬”指斥新历法的种种“错误”，最厉害的是提出由于新历法使吉凶时倒置，造成严重后果，：
使顺治的幼子荣亲王3月而殇，，使荣亲王的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着顺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杨光先将汤若望上纲到“谋反”与使“皇族灭亡”，慢说当时汤若望已经年过古稀，由于中风而失去语言能力，即便是巧辩之士也是难于分说了。
1665年4月13日，汤若望被判极刑――凌迟处死，同案犯多人下狱。
4月16日，处死汤若望的公文到了皇太后之手，适逢北京发生大地震，连续5日，合都惶惧，这时辅政大臣们以为是“天象示警”即从狱中放出3人，其余原罪待死。
这时，皇太后传谕：
“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置之死地，毋乃太过。
”汤若望才被无罪释放，而同案的5位基督徒仍被处斩。
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病逝。
杨光先在此案中得胜，被任命主持钦天监。
尽管他不懂天文而心虚，数次上书推辞，最后也只好硬着头皮担任了。
1667年14岁的康熙亲政，发现当时历法混乱，一年中竞有两个春分，不该置闰的置了闰月。
于是在1668年12月26日，组织了一场御前辩论会，一方是杨光先及其助手吴明烜，另一方是原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钦天监全体参加。
南怀仁比汤若望年轻30多岁，汤若望受诬时，他来华不久，汉语还不流利，无法为汤辨诬。
此时他以满腔对待科学的热情，指斥杨光先历法的错误，杨不认错。
康熙问有何法可判别是非，南怀仁建议双方各以其法测日影移动，于是决定次日在观象台测日影。
次日，有关人员齐集观象台，测量结果，与南怀仁的计算丝毫不差，连续3天，南怀仁事先划定午时日影位置，到时验得“正午日影正合所划之界”。
而杨光先则支吾其词，根本就不会推算日影的移动。
这次实测的胜利为新历法重新出台扫清了道路。
康熙接受了南怀仁的建议，下令取消了当年历书中的闰12月，1669年，为汤若望平反，并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正。
后来康熙从他那里学习了许多西方科学。
而为鲁迅先生讽刺的那位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坟》，看镜有感）的杨光先也遭到了革职处分。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人带来中国的历法并不是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当时在西方，哥白尼的日心说已经传播，而他们带来的还是地心说。
不管怎样，这场斗争的胜利，为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康熙皇帝在位期间，中国人还是从传教士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1654-1722
汤若望 JohamnAdamSchallvonBell 1591-1666年
南怀仁 P.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
雍正帝禁教也便禁了科学
如果说，从明末到清初，直至康熙皇帝，尽管时紧时松，西方的传教士还被允许一方面传教，一方面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
到了1721年，雍正皇帝即位，开始执行排斥洋教的政策。
除钦天监留用少数懂天文的传教士外，所有外国传教士一律驱赶到澳门看管。
他们认为允许传教会最终动摇他们的集权统治。
雍正皇帝在驱赶洋教士前，事先打招呼说：
“当明万历初，利玛窦来中国也，当时教士不多，不若现在若是众多，及至教堂之遍及各省也，……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尔等皇帝之百姓乎？
百姓惟尔等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
由于雍正的这种“高瞻远瞩”，西方的传教被认为是“邪教”，许多教堂被查封，传教活动被宣布为非法，从此中国就再也不允许传教士活动了，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活动也便中止。
后来由于政府和百姓的通力合作，在清朝后来的一百多年里，排斥传教，杀传教士的纠纷始终没有停过。
著名的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战事，开始也都或多或少是和教案有关的。
其实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受西方传教的影响而发展的。
对于康熙皇帝使用洋教徒而雍正皇帝之后的驱赶洋教徒，清人复农氏和杞庐氏有一首竹枝词说：
圣祖当年用楚材，远人恭顺敢生猜。
而今驱遣同羊豕，疑是晴天霹雳来。
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有人重提出向西方学习
不管怎样，由于对洋人不加区分，一律视为敌人，在禁止“邪教”的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被禁止了。
从雍正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就再没有人敢于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了。
又由于对内文字狱的发展，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就没有对现实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而陷入考据中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乾嘉学派。
即乾隆、嘉庆两朝的对古书章句和古董的考据研究所形成的学派。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制夷”的口号。
不过，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西方的力学和其它科学技术学科，力学中的分析力学、天体力学、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等分支也大都是在这一百多年中发展成熟的。
如果在康熙时期，中国同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还不十分大的话，鸦片战争后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对西方的落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魏源的《海国图志》
林则徐 1785－1850
4.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
在上面，我们曾经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力学。
力学是自然科学中最早精确化的学科，现代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从力学开始的，而且，直到19世纪末，精确的自然科学可以说主要就是力学。
由此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精确的自然科学。
所以英国哲学家A.N.怀特海说：
“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
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
”
从元明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会长久地落后于西方，这一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不尽的话题。
其实，在元以前，所谓中国科学技术的先进，也是主要指技术的先进。
在中国历史上直到现今，从来是把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的，笼统地称为科学技术。
其实，任何科学不发达的民族，在古代都是有技术的。
所以我国学者顾准（1915－1974）说：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
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
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
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
”
古希腊
爱因斯坦说过：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
怀特海说：
“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
”
一般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现今自然科学的起源，认为是来自古代希腊的，特别是古希腊的逻辑学。
为了弄清楚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从而没有精密科学，为此我们要回顾一下古代希腊自然科学的情况。
古希腊的科学，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占有最为辉煌的一页，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古希腊存在过数百年贵族的民主制。
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 1879－1955
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
古希腊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所组成的。
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00年，希腊在政治上实行贵族民主政治制度。
城邦的军事首领是国王，但国王的权力被加强的长老会削弱或制约。
间或有些野心家（僭主）征服了其它城邦，建立了僭主制政治（Despotism）。
所以古希腊实际上是民主制和僭主制交替出现的政治。
即使出现了僭主政治，僭主的权力也无法和后来欧洲的君主以及中国的皇帝相比的。
因为，第一，僭主的称号就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表明他的权力是不合法得到而是窃取的，第二，这种权力不可能自然地由他的子孙继承，第三，大都不能长久而被贵族的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代替。
逻辑产生于民主制度下
由于古希腊实行的是以贵族的民主制为基础的政治，所以在决策和决定事情时，主要靠辩论来说服参与决策人以获得多数。
长达700年的民主政治氛围中，产生了许多辩论家。
由于辩论的普及，就发展了进行辩论所必须遵从的规律以及怎样在辩论中取胜的学问，这就是逻辑学。
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工具论》是古希腊逻辑学的大成。
由于逻辑学的发展，古希腊产生了推理的数学。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数学传统，有埃及的古数学，有印度的古数学，有中国的古数学，然而产生推理数学的唯一的地方只在古希腊。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推理的巨著。
阿基米德关于力学的著作则是古希腊推理数学和力学相结合从而产生现代精密科学萌芽的典范。
17世纪欧洲产生的以力学为开端的现代自然科学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以阿基米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科学传统的结果。
古希腊被罗马灭亡后幸亏有阿拉伯人翻译和保存了古希腊的科学文献，才使后来欧洲文艺复兴中重新发挥作用。
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B.C.－322B.C.
阿基米德Archimede 287B.C.--212B.C.）
5.中国的集权制是没有科学的根本原因
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力学，从而也就没有精密自然科学呢？
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
中国不仅集权制延续了很长的历史，而且愈到后来有愈益强化的趋势。
如果说在商周时代，大事的决定靠占卜、大臣的意见、皇帝的意志三种结论，以多数来决定。
皇帝尽管是最高统治者，但是还是要受一些制约。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许多小国割据的局面，不过武力兼并的结果，建立了秦的一统集权天下。
紧接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皇帝可以独断专行，封建集权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在封建的集权统治下，一切言行是依“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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