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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论文国际经济贸易论文经济学论文
国际贸易理论论文-国际经济贸易论文-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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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是试图解释为什么有国际贸易，以及作为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国际贸易的探讨，再以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本篇文章就向大家介绍一些国际贸易理论论文的范文，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国际贸易理论论文名师优选范文10篇之第一篇：
国际贸易理论演变及其对农业贸易治理的启示
摘要：
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演变，分析贸易中静态收益与动态收益的理论根据，指出缺乏动态收益是农业贸易自由化推进困难的主要原因，进而得出对农业贸易治理的一些启示，如依赖粮食进口的低收入国家应加大对本国农业的支持与投入力度，以及应对初级农产品与加工食品分别制定不同的贸易规则。
我国可通过围绕提高农业生产率制定农产品进出口监管办法、加大对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措施促进我国农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关键词：
国际贸易理论；农业贸易；动态收益；贸易治理；
Abstract:
Basedontheevolutionoftheinternationaltradetheory,thispaperanalyzesthetheoreticalbasisofthestaticanddynamicbenefitsintrade,pointsoutthatthelackofdynamicincomeisthemainreasonforthedifficultyinadvancingagriculturaltradeliberalization,thengetssomeenlightenmentforthegovernanceofagriculturaltrade:
low-incomecountryshouldstepupthesupportandinvestmentinitsagriculture;differenttraderulesforprimaryagriculturalproductsandprocessedfoodsshouldbeformulatedrespectively.ChinashouldformulatesupervisionmeasuresforimportandexportofagriculturalproductstostrengthensupportfortheconstructionofagriculturalpublicservicesystemtopromoteChinasagriculturetobetterparticipate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Keyword:
internationaltradetheory;agriculturaltrade;dynamicgains;tradegovernance;
过去10年中，农业贸易自由化始终是国际经济学领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支持者与者各执一端。
支持者认为农业贸易自由化可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有助于参与贸易的国家获得巨大的产出增长和福利改善，故而政府不应干预农产品国际贸易。
者则称，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税收，国际农业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而自由贸易会使这种扭曲固化，从而使粮食不安全的发展中国家失去推进农业发展的机会，因此政府应在农业贸易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梳理，从不同角度揭示农业贸易缺乏动态收益的原因，以便更好地理解农业贸易自由化推进困难的根源所在，并提出在后多哈回合时代农业贸易治理的新方法。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动态演变
（一）比较优势、静态收益和竞争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首个断言自由贸易能够通过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使进口国和出口国都获得生产效率方面的静态收益并能增加国家福利的国际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则本国在该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否则具有比较劣势。
一国应该生产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比较优势理论以劳动分工进而产生分工效率以及由此带来贸易利益为逻辑起点，同时强调各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持单一劳动要素观的国际贸易理论不适合用于分析当前以多要素跨国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贸易。
赫克歇尔和俄林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
他们从要素禀赋差异角度探讨了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认为只要参与贸易的国家利用其丰富的要素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获得好处。
要素禀赋理论继承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思想精髓并扩展了比较优势理论。
首先，在供给成本方面，从对单一劳动要素的分析扩展为对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分析。
其次，把形成比较优势差异的原因归结为要素禀赋的差异。
该理论认为，一国要素的市场供给决定着要素的价格，进而影响产品的成本，并将生产的成本价格优势归结为要素禀赋，由此得出结论，即一国应该出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商品。
事实上，随着要素禀赋主导的贸易模式的不断推进，一国的要素禀赋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动态变化带来的动态收益应该受到重点关注，而不是仅仅关注按照要素禀赋进行分工和贸易所带来的静态收益。
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认为，国际分工与贸易会导致各国同类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相对与绝对收入，自由贸易会导致各国贫富差别消除。
这一理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却并非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完全竞争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条件是不完全存在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各国技术水平相同的假设前提也不存在。
另外，该理论抽象掉了同类生产要素普遍存在的异质性。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原因恰恰在于后进国家引进稀缺生产要素，使充裕要素得到使用，因而增加了收入。
比较优势理论是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经典贸易理论[1].比较优势理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来自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该理论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首次提出，1841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详细阐述了该理论，他认为应该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免受英国先进制造业的冲击。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将相对落后国家的幼稚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先进产业置于同一环境下竞争，这相当于让孩童与成年人竞争，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对不发达国家刚刚起步的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待其成长壮大之后再参与国际竞争。
该理论在实践中的困难在于如何选择一国的幼稚产业以及设定多长的保护期限。
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古典贸易思想的批评更为复杂。
研究发现，具有相似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很大，大部分贸易流量发生在产业内而不是产业间，这些现象与经典比较优势理论相悖。
这种差异催生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新贸易理论认为，各国除了在技术、要素禀赋和品味方面存在差异之外，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化和外部性也是国际贸易发生的潜在原因。
以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运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市场竞争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及其贸易结构形成的原因。
发达国家企业可能凭借其国内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和政策选择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企业由于缺乏这些条件而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可能是同样发达水平国家企业间的战略选择，但是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却是在跨国公司的投资下形成的。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没有条件通过自身投资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而通过跨国公司对这些国家投资可能会扩张其产业，形成跨国产业内贸易和跨国企业内贸易。
可见，跨国公司投资才是形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这两种状态的最现实途径。
当今，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基础是要素流动，农业要素的流动性不如工业要素，所以农业产业内贸易的规模与深度要远远低于工业。
新贸易理论为国家通过进口限制或出口补贴等措施干预对外贸易以提高其福利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与传统贸易理论的认知--任何一种贸易干预措施都会减少福利相矛盾。
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尽管没有作为国际贸易理论而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充分认可，但却引起了战略管理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
由于足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国的某些特定行业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波特试图发展一种新的范式，以解释贸易和投资模式、国家经济环境、制度和政策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决定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竞争优势的因素主要包括：
一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要素条件；二是国内需求的规模和本国购买者的复杂程度等需求条件；三是国家环境中的系统差异决定的各国公司的战略和结构差异；四是相关和支持行业，如专业化分工导致的地方产业集群带来的外部经济以及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
另外，波特还将政策视为一个重要的附加因素，认为其可能通过影响前述因素而对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2].虽然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并不能作为贸易理论来比较优势理论，但其提出了影响企业和特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些非传统因素，因而对贸易理论有所贡献。
已有的贸易理论为各国政府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自由贸易理论没有考虑时间因素、空间因素以及所涉及的产业类型[3].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明确了企业战略在决定其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潜在作用，应用该理论指导企业确定竞争优势可能会使全球企业之间产生熊彼特式竞争，从而促进自由贸易带来除静态收益之外的动态收益。
（二）贸易中的动态收益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怀疑国际贸易是否真的产生了远远超过传统贸易理论致力于解释和预测的静态收益之外的收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支持这种怀疑，如Bernard[4]、Melitz[5]、Antras[6]、Atkeson[7]等。
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是，他们将生产率的异质性纳入贸易理论分析中。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企业都是同质的，并不考虑贸易异质性带来的生产率的差异。
贸易异质性理论基于企业异质性，通过分析同一行业内出口商和非出口商的贸易行为，认为出口商在开始出口之前往往比非出口商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自我选择效应），一旦开始出口，出口商与非出口商的生产率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4].Melitz[8]研究发现，当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时，行业平均生产率会提高；而Sampson[9]认为，除了资源的重新分配之外，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也会导致行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Melitz和Redding[10]认为，贸易通过促进企业重组来提高生产率，这证明了组织形式在决定生产率方面的重要作用。
Toru和Ngo[11]认为，开放贸易为企业增加创新研发支出提供动力。
Atkin[12]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企业会产生出口学习效应，这可以提高出口企业的技术水平，因为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可以从外国买家那里获得有关改进产品质量的信息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的方法。
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出口企业对物质资本、知识以及教育的投资和积累。
大量的实证研究通过测算贸易开放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证实了对外贸易存在动态收益。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印度和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伴随开放经济的巨大的政策转变。
利用自然控制实验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参与进口竞争可以解释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生产公司之间存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原因。
Topalova和Khandelwal[13]强调印度1991年的综合贸易政策改革使其获得了进口高质量投入品，这对印度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
Brandt等[14]研究发现，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得面临进口竞争的制造业生产率加速增长。
上述研究定量分析了贸易开放对一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Francisco和Antonio[15]应用国家层面数据进一步指出，贸易开放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通过物质或人力资本影响平均劳动生产率。
总之，贸易开放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进而带来的动态收益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实现，如国际间的技术交换、进入更大的市场、投资有助于生产率提高的技术研究、获取更先进的技术、获得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获得出口学习效应，以及投资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等。
不同机制对生产率的影响都是通过技术效率、产能利用率、规模效率或技术变革来体现的。
在对外贸易的动态收益方面，基于获取机制的不同，农业并不像制造业那样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显著而丰富的动态收益。
Moon和Pino[16]通过对比分析农业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与模式的决定因素，阐明了农业贸易不同于制造业贸易的独特性。
他们认为，企业层面的战略或能力决定了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制造业自由贸易会促进全球公司之间的竞争并引发熊彼特式的企业创新，从而带来静态收益之外的动态收益。
相对而言，农产品由农民生产，由粮食经营者收购，由贸易公司出口，农民既不是出口的决定者，也不是进行农业技术研发以获取新技术的人。
农业生产效率取决于对农业技术的公共投资、推广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
因此，农业贸易自由化不会产生与制造业贸易同样多的动态收益。
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例如，Rodrik等[17]研究表明，各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强烈的无条件趋同，但农业或非贸易服务业并没有表现出劳动生产率趋同，他们认为制造业产品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使制造业企业不断提高运营效率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原因之一。
高奇正和[18]研究发现，农业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即农业资源禀赋相差太大的国家之间不会因农业贸易而产生过多的技术溢出效应，国内自主农业科研投入仍是各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
Binlei[19]采用两步法估算了公共支出和贸易对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去10年中，中国对农业的公共支出和农业出口都可以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进口对生产率的提高不明显。
综上分析，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者在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及在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有限导致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缺乏破坏式的创新动力。
二、农业贸易保护的兴起与发展
农业对于各个国家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这与各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国政府干预农业生产和市场的理由也各不相同。
因此，世贸组织成员国极难就一套共同的农业贸易规则达成一致，农业问题的分歧以及各国政府干预农业贸易的不同需求可能是世贸组织农业多边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20].
（一）农业贸易保护的兴起与发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发生的变化，农业贸易保护格局也在不断演变。
自废除玉米法和航海法以来，英国、丹麦和荷兰等国家一直实行农业自由贸易，而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则一直维持着贸易保护主义。
农业萧条时代，产量大幅增加的小麦和牲畜产品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到达欧洲市场时，英国转而开始再次保护其农业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对农业自给自足的追求降低了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直接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
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为保护其四分之一的农业人口，缩小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扩大了政策工具的范围。
如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制定了一套法案为农业打造了价格和进口管理体系；美国在1933年颁布了《农业调整法案》，采用价格支持和生产控制两种主要工具对农业供给进行管理。
1945年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旨在通过国际经济逐步自由化来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但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农业被排除在自由化进程之外。
其他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这一做法，纷纷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包括边境保护、供应管理、出口补贴、市场价格保障和增加收入补贴等来加大对农业贸易的干预。
随后的40年中，农业保护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随着美国每隔5~6年农业法案的调整以及1962年欧洲启动共同农业政策，农业贸易保护政策变得更为复杂。
1986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诞生了《农业协议》，该协议详细说明了如何对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进行改革。
《农业协议》促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补贴转向对生产决策没有影响或影响最小的绿箱政策。
在此背景下，之后美国和欧盟的农业政策改革旨在将农业支持或补贴与价格和生产决策分开，试图削弱农业贸易扭曲效应。
2001年11月开启的多哈回合谈判的宗旨是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营造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特别是促进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
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以来举行了多次部长级会议，但最终于2008年正式破裂，原因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未能在缩小导致农业贸易扭曲的补贴规模、是否取消蓝箱政策、是否扩大绿箱的范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敏感和特殊产品贸易等农业多功能性问题上达成协议。
（二）农业贸易自由化难以推进的原因
从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的农业谈判历程来看，国际农业贸易保护制度改革的难点之一在于欧盟和美国等发达成员国农业贸易制度的改革。
欧美工业化国家农业保护力度的增强与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以及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下降相吻合。
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均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这些国家除在边境上设置贸易障碍之外，还利用其工业化带来的财政收入对其农业生产和贸易提供大量补贴，其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这又使得这些国家农产品供给严重过剩，不得不通过出口补贴政策来鼓励本国农业生产者向国际市场倾销本国过剩的农产品，从而造成农产品国际贸易严重扭曲，损害了其他农业出口国的利益。
欧盟和美国对农产品的保护不但激化了同其他农产品出口国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矛盾。
在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的农业谈判中，欧盟与美国之间的一直是焦点，几乎每次关键谈判的失败都与其有关。
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看，农业贸易缺乏动态收益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世贸组织开放农产品贸易的努力在近几十年都不成功。
如果农业生产率低下的国家预期开放市场将导致其本国农业生产率提高，那么在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谈判期间，这些国家就可能不会对农业贸易自由化产生抵制。
这些国家担心在本国农业生产率不高的情况下，农业贸易获得的静态收益可能不大或不足以消除开放本国农业市场所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这些诸多不利影响包括国际竞争导致农业生产者破产而给本国政府带来各种负担以及粮食安全风险等。
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既不来自于自由贸易，也不来自于更大范围的竞争，因此，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论断不如制造业自由贸易那么令人信服。
在未增加农业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推广服务等方面公共投资的情况下，预计农业自由贸易几乎不会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在促进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国际谈判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出于自身的考虑会对农产品自由贸易持不同的态度，因而导致世贸组织贸易谈判期间不能达成更加自由的农业贸易协议。
三、国际贸易理论对农业贸易治理的启示
（一）依赖粮食进口的低收入国家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推广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投入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自由贸易可能会导致低收入国家促进农业发展的整体努力付诸东流。
例如，Skarstein[21]分析了1980年坦桑尼亚农业经济自由化政策，包括削减农业贸易壁垒，以及根据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取消政府对农业的补贴等，发现其不仅未能带来该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年间还导致了该国农业生产的负增长。
因此，低收入国家应该通过加大对农业的公共投入来提高本国农业生产率，而不是寄希望于本国农业生产者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被迫提高农业生产率。
一些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减少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更自由的贸易制度[22,23],但更自由的贸易制度对低收入国家的农业发展和贫困减少并没有更多实质性帮助[24,25,26,27].在本国农业生产率不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本国农业市场，可能会剥夺本国农业生产者在公平竞争环境中与外国进口农业竞争的机会。
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没有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等的公共投入，农业生产率就很难得到提高。
因此，依赖粮食进口的低收入国家应该在市场调节不到位的农业领域中建立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致力于强化农业风险防范、消除农业各环节不确定性因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社会安全网等，同时政府应鼓励私人投资进入农业领域并帮助其有效运作，这也是工业化国家发展农业的有益做法之一。
（二）对初级农产品与加工食品分别制定不同的贸易规则
农业自由贸易缺乏动态收益，因而在制定贸易规则时将初级农产品与加工食品进行区分是明智的，对于加工食品实行贸易自由化，而对于初级农产品则实行不同形式的国际贸易治理。
加工食品的自由贸易可产生动态收益和静态收益，动态收益来自于世界各地食品加工制造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
虽然农业贸易自由可以获得大量的静态收益，但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认为对本国弱势农业领域实施贸易保护要比通过农业自由贸易获得静态收益重要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初级农产品和加工食品国际贸易治理分别展开对话，并在全球层面审议哪种形式的农业贸易全球治理更适合后多哈回合时代。
（三）对我国农业贸易监管的启示
一方面，我国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贸易政策来保护农业发展，避免农业生产者处于过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另一方面，可通过出台农业公共政策促进国内农业发展，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以促进我国农业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围绕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定农业贸易监管办法。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近年来已经成为主要的农业进口国，特别是粮食的进口量巨大。
在农业贸易监管上，政府应鼓励并支持有国际竞争力的加工食品的出口；同时围绕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政府应激励国内农业生产者吸收包含在进口农业商品中的信息和技术。
2.加大对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与投入力度。
政府应通过制度建设以及对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和投入来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
具体来说，政府应纠正缺失或不完整的农产品市场，建立相应的制度以降低农业风险及不确定性；同时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打造良好的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将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市场并实现有效运作，降低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最终促进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发展。
3.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组合提高我国粮食作物生产率。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在粮食国际贸易背景下，政府应通过提高国内粮食生产率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比根据比较优势（劣势）在国际范围实现资源分配以获得粮食贸易的静态收益更为重要。
因此，政府应确定对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的粮食作物，从关税、进口配额、关税配额等贸易政策和国内粮食市场价格支持、粮食生产投入和产出补贴等措施中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组合来支持国内粮食生产，通过提高粮食生产率来激发粮食生产的潜力，进而提高我国粮食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理查德庞弗雷特。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讲义[M].殷德生，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2017.
[2]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
：
华夏出版社，2000.
[3]PaulKru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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