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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月革命道路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首先在于，它使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希望，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信心。
但与此同时，又助长了脱离实际、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情绪和冲动，存在犯左倾错误的危险。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直接推动和影响下，东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在1918～1923年掀起了革命高潮。
东欧各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对十月革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积极号召本国工人阶级以俄国人为榜样。
继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1919年3月匈牙利爆发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这是继俄国苏维埃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在波兰，工人阶级先后建立了120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罢工斗争，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也进行了一次次战斗和起义。
东欧各国的革命风暴极大地促进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锻炼r工人阶级的战斗能力，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也助长了东欧国家共产党人脱离实际、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情绪和冲动。
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的高潮是短暂的、局部的，从根本上说，欧洲还不具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主客观条件。
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却使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成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任务。
1918年12月召开的波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宣布，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是波兰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
波共认为，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直接斗争的时代、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坚信世界革命会立即胜利。
匈牙利1919年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基本上沿用了俄国的模式，而且比俄国革命走得更远，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直接在收归国有的土地上建立了合作社。
“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政治失误。
它使农民群众远离了共和国。
”在保加利亚，尽管当时根本不具备主客观条件，但保共在1921年也积极准备夺取政权。
而在1923年，当欧洲革命已进入低潮时，保共竟然仓促发动了九月起义。
东欧国家共产党人脱离实际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同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的。
在1919～1923年的革命高潮中，受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列宁等俄共（布）领导人把俄国革命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爆发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欧洲革命包括东欧国家的革命寄予很大期望。
在《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中，列宁指出：
“无论如何要使革命孕育到完全成熟。
波兰国内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将是一次巨大的国际性胜利。
我认为，如果说现在苏维埃政权赢得的国际性胜利已经达到20％～30％，那么随着波兰国内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胜利就将是40％～50％，甚至可能是51％。
”“波兰共产党人肩负着具有世界意义的责任。
”。
由此，促进东欧国家的革命被看成是俄共（布）的重大任务。
保共发动九月起义及其失败，“不仅是保共的错误，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决策和指导的错误”。
欧洲革命进入低潮之后，东欧国家共产党脱离实际急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
这同样与苏共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
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对波兰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波兰面临“直接的革命形势”，波兰无产阶级应当用“革命方法改造波兰国家”。
斯大林对波共的批评给后者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加剧了从1924年开始的党内“多数派”（瓦尔斯基、柯秀茨卡、瓦莱茨基等）和“少数派”（费德莱尔、伦斯基一列什琴斯基等）的斗争。
波共根据共产国际六大决议的精神，把经济危机的爆发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客观条件趋于成熟的表现，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惟一出路。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波共党内“多数派”与“少数派”的斗争，以“少数派”的胜利而结束。
在1929年6月举行的波共六中全会上，瓦尔斯基等多数派领导人因“右倾机会主义”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少数派的伦斯基一列什琴斯基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十月革命道路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它促成了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但也在客观上加剧了东欧国家工人运动业已出现的分裂趋势。
第二国际后期，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出现重大分歧并导致了分裂。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东欧各国工人运动中，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逐步分裂为左右两大政治派别。
左派在第二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一边。
不过，在十月革命之前，这种分歧与分裂并未严重影响两大派别在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中进行合作。
但在十月革命后，在如何对待十月革命道路的问题上，两大政治派别尖锐对立。
右派明确拒绝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则，执行同资产阶级政府妥协、合作的政策，试图通过议会工作把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改造成为“人民集体意志的机关”。
而左派则明确主张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东欧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举动，事实上宣告了工人运动的两大政治派别正式分道扬镳。
20年代未，东欧各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指导，不仅反对“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
而且加强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把社会民主党看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并把它与资产阶级政党和法西斯组织等同起来。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也对共产党加以攻击。
这更加剧了工人运动的分裂。
二、十月革命道路与战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选择
从内容上讲，十月革命道路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通过革命暴力的方式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剥夺剥夺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道路。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的革命和建设方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于广大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照理说，二战后东欧国家应毫不迟疑地选择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因为，毕竟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成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的包围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
同时，东欧各国之所以能在二战中赢得解放，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红军的强有力帮助。
然而，在二战后初期的几年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却大胆地作出了另一种选择：
走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
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在反法西斯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实行了国有化。
在此情况下，“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由此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道路选择问题的大讨论。
如何看待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自然成为争论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所谓“莫斯科派’’与“国内派”之间阵线分明的政治对垒。
从苏联网国的一批共产党人包括党的一些领导人主张结束民主革命阶段，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按照苏联的经验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他们反对国内派关于民族化道路的设想与实践，指责人民民主制度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主张消灭混合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在政治上建立共产党的一党制。
不过，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中，这种观点并未在东欧各国党内占据上风。
与莫斯科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派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做法，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的创造性设想。
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波兰工二人党“国内派”提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式道路”，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特殊道路”，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工人党提出了“人民民主道路”，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这条道路实际上并不特指某种特定的道路，而是各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根据各自特点而提出的经由人民民主这种过渡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换言之，人民民主道路就是有东欧各国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由于东欧各党对人民民主道路的认识、理解与解释不尽相同，各国在具体实践中也反映出各自的特点，但总体上看，这种选择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当是民族化的道路，不应照抄别国的经验。
他们认为，在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时，必须充分考虑各国具体的国情和历史条件，考虑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简单照抄别国的经验对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非常有害的。
哥穆尔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决不是教条。
季米特洛夫认为，各个国家的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会完全按照苏联的样板，而是取决于各自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和其他条件走自己的道路。
这条道路有别于苏联的道路，可以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政权形式，而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
哥特瓦尔德指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地点和时间来确定它对某一事物的态度。
我们所走的是我们自己的特殊的道路，即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的新型民主，这就是说，除了苏维埃的国家制度之外，还存在别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强调，“须知，苏联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行的道路”
第二，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是人民民主道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
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在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其性质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这一政权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度，而不是共产党的一党执政。
哥穆尔卡认为，人民民主道路与苏联道路的重要区别是，苏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波兰则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
季米特洛夫认为，有苏联作为坚强的支柱存在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人民民主可以导致实现社会主义，而不用通过像在苏联那样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
由于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又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所以，为了尽快恢复经济，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各国新政权成立后在对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工业、银行、交通和矿产等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保留了非垄断性资本主义企业和个体经济，允许它们朝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
在农业方而，没有照搬苏联搞集体化的经验，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实施都是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进行的。
哥穆尔卡强凋，是否提出实行集体化的口号，要看是否已出现有助于实行土地公有制发展的形势。
任何强迫集体化的做法对真正的集体化思想来说都是有害的。
第三，人民民主道路是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是经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而东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则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得以实现。
东欧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走的是和平的道路，而在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并且有苏联这一强有力的支柱的情况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更没必要经历暴力流血冲突。
这足人民民主道路与苏联式革命道路的重要区别。
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同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人民民主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其发展前景必然是社会主义。
但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东欧各国尚不具备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共产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完成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然后稳步地、分阶段地、和平地、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因此，这个过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不能人为地缩短人民民主阶段。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二战后初期东欧国家的民族化道路只是一种初步尝试，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然而。
民族化道路毕竟是东欧各国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模式的极具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尝试。
对这一道路的探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次否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飞跃。
这种探索不仅充分考虑了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而且反映了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和经济发展要求，得到了其他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因而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当东欧各国党和人民满怀信心地沿着民族化道路前进时，1948年前后，东欧国家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在冷战爆发的情况下。
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要求东欧各国加速革命进程，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各国党内反对走民族化道路的思想和派别占了上风，具有开创意义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不幸夭折。
毫无疑问，这不仅是东欧国家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悲剧。
三、十月革命道路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
东欧国家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直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
由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再次成为党内外广泛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各国党内的改革派重提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这一命题，不过，民族化道路所关涉的主题已不再是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如何改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问题了。
东欧各国党内的改革派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东欧国家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迫于外在压力移植了苏联模式。
工人们抗议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为此，他们重新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问题。
被重新推到政治舞台中心的哥穆尔卡指出：
“在社会主义中永远不变的东西就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
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能够是而却也的确是不同的。
它们是由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决定的……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的重新论证为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5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国家的政界和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研究呈现出空前兴旺的局面。
改革派理论家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批判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和实践，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改革的客观必然性。
总的来看，改革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是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外因论”或“异类论”，把商品货币关系纳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定性之中；
二是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益矛盾问题及信息流动问题等方面人手论证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向市场方向发展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改革理论家们设计了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种种“理想模式”、如布鲁斯的“含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涅尔什·
雷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经济模式、考斯塔的“计划一市场模式”、奥塔·
锡克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泽林斯基的“管理程式模式”等。
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东欧国家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进行了一次次市场取向的改革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国家还曾形成了享誉世界的改革模式，如匈牙利模式、波兰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等。
尤其是匈牙利在1968～1972年进行的改革取得了显着成效，被称为改革的“黄金年代”。
然而，东欧国家进行的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并未从根本上冲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更未能消除后者存在的种种痼疾。
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旧体制的巨大惯性和保守势力的阻挠。
社会主义改革是对传统的体制、观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传统的社会关系的一次重大革命，它必然会触动某些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来自党内和党外、上层和下层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和严重阻挠。
斯大林模式在东欧各国的移植，不仅在一些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器，而且也造就了维持这一机器的巨大保守势力。
“他们强烈反对可能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控制的方式构成危害的任何改革。
他们通过党的机构努力限制社会和经济变革进程的方向和步伐。
”波兰着名经济学家、1956～1958年经济改革的设计人之一布鲁斯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害怕改革有可能对专制政治和最高当局的专横施加某种限制”，实际上是许多党和政府官员的一种普遍心态。
纵观东欧国家几十年的改革进程，人们不难发现，旧的管理体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以及党内外保守势力对改革的阻挠和反对，构成了改革的巨大制约因素。
第二，改革的思想理论存在根本性缺陷，在事关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受到传统理论的束缚。
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就必须从深层次上认识这一体制的弊病，即分析该体制赖以产生的环境、条件和思想根源，从而在思想认识上与旧体制彻底决裂，在此基础上，探索改革旧体制的根本出路。
然而，考察东欧国家几十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是主流派改革理论家，其思想认识并未达到这种水平。
他们只是感到旧体制在本国行不通，但并未在思想上彻底脱离旧体制和旧观念的窠臼。
因此，东欧国家进行的改革也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而只是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进行极为有限的改革。
这突出反映在两方面：
一是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
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结合。
市场机制被确定的工具地位，决定了它必然处处受制于中央计划。
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必然是所谓“有限市场取向”的改革。
因为，“行政机构对市场过程干预的频率和强度具有一定的临界值。
如果超过这些临界值，那么市场就会被行政规定所削弱和支配”。
二是绕过所有制问题而进行经济改革成为东欧国家几十年改革进程的特征。
谁提出对所有制进行重大改革，便被视为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统治地位而受到责罚。
因此，所有制改革问题成为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禁区。
然而，所有制关系的改革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基础和关键。
只有建立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形成新的财政利益关系，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
企图绕开所有制问题而进行改革是绝对难以成功的。
可以说，改革思想理论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事实上注定了改革必然失败的命运。
第三，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改革采取怀疑甚至反对态度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探索。
苏联把在俄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和凝固化，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惟一正确的选择，不仅阻挠二战后初期东欧国家进行民族化道路的探索，而且在该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反对东欧国家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虽然公开表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打算把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经验强加给别国”，但事实上，苏共并未放弃其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立场。
由于担心改革会使东欧国家偏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威胁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因此，苏联始终对东欧各国的改革施加种种压力。
60年代初，苏联由于本国搞改革而默许东欧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决不允许这种改革试验超过必要的限度。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力图“全面恢复正统观念”，为此提出了臭名昭着的“有限主权论”，极力限制东欧各国的主权，压制这些国家进行的改革，甚至不惜诉诸武力。
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杜布切克政权颇有希望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毫无疑问，苏联对于传统观念及模式的坚守以及对东欧国家改革的压制和打击，严重制约了东欧国家以寻求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为方向的改革探索，这也是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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