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谷若与适应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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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若与适应选择
张谷若与“适应”、“选择”
引言
近年来,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基
本原理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指出“译者（译品）要适
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
（Hu, 2003; 胡庚申, 2004） ,并通过其专著《翻译适
应选择论》及一系列论文进行了详尽的阐释,观点
鲜明,论述系统而深刻,得到我国众多学者的支持。
翻译适应选择论拥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它一方面体
现着来自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
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可追溯至极其深远的中国古〓1〓
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人为本”、“适中尚
和”等哲学理念,因此可说,此论自打提出之日起,
就显露出了蓬勃的生机和可持续的发展势头。
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奠基性理论研究的基础
上,胡教授又在 2008年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
学”,指出:
“综而观之,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
‘喻指’,又是一种‘实指’。
所谓‘喻指’,指的是将
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
究;所谓‘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
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
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换句话说,生态翻译学着
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
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
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
释。
”（胡庚申, 2008）生态翻译学及其基础翻译适应
选择论都是不难理解的,其中的关键性术语“适应”
与“选择”更是在中外学者的论述中频繁出现,早已
成为学界的普遍用语。
拙作《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曾对著名译家张
谷若的生平、译绩、思想和翻译手法作过介绍。
本文
拟结合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对其
实践和理念从这一新的视角作些探讨,俾有助于该
理论的宏扬和文学翻译的研究。
篇幅所限,笔者仅
从三个方面作些豹窥之谈。
一、“适者生存”:
张谷若与哈代之间
适应选择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适者生存”
（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又称“自然选择”（natural se2
lection）。
按笔者的理解,“适者生存”在具有多维性
的同时,主要指的是生命体在直接环境中的适应,只
有适应了才能生存,不适应则必被淘汰,而具间接性
的原文生态环境则是译者所需要了解、观照的。
译
者翻译一个文本,在理解阶段一般是通过阅读资料
并进行推理、想象去适应原文环境的,这种适应除间
接性外还具有预备性和虚拟性。
而译者及其译品的
真实生态环境则不同,译者生存其中,译文也必须在
这一环境里面存在和产生作用,不适应就生存不了
或生存不好,乃至遭到淘汰。
译者的各种“选择”正
是为了适应这种“真实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或
所采取的具体方法、技巧。
选择意在适应,适应意在
生存。
张谷若的家乡在风光旖旎的烟台芝罘岛,那里
山峦叠翠,碧海如镜。
这一点极其重要,它使张先生
与英伦的乡土作家哈代之间,有了一个特征相似的
生活环境:
都是生活在大海的怀抱之中,都是来自旧
式农村,与农民特别亲近,了解他们,与他们有深厚
的感情。
这使得张谷若虽未去过英伦,但读哈代却
有一见如故之感,译者与作者自然而然地达成了心
灵上的契合。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看来,这显
示了二者有着相似的“物理环境、气候、空间、所构
建的环境等（Katan, 1999:
45） ,这种极大程度的相
互适应,就是张先生臻于化境的翻译不可或缺的基
础。
物理性自然环境的相似能产生共鸣与适应,此
其一。
其次,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也有一些相似点或
可资比较的地方。
一者,从双方的家庭看,哈代生于
没落的贵族家庭;张谷若父辈经商有方,持家俭朴,
故家道殷实。
二者,两人对待社会的态度有相通之
处。
哈代是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创作恰在英国
最得意的维多利亚时代,但他却反对资本主义的城
市文明,其前期作品长篇小说《绿荫下》、《远离尘
嚣》将宗法制农村生活理想化。
以后作品中批判现
实主义的成分逐渐加强,《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
的裘德》为其代表作,前者写纯洁的农村姑娘苔丝
遭受迫害以至毁灭的悲剧,后者讲述农村青年裘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想破灭的故事。
张谷若的青少
年时代遭逢乱世,不满现状,有志寻求新思想于异邦
以破旧立新。
关于在大学选择英语作为自己的专
业, 1983年八十高龄的张先生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
回忆说:
“当时我们看到军阀混战,列强欺凌,国家
有被瓜分的危险。
青年学生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立志振兴中华,总想学会外国语言文字,读懂外国书
籍,把有用的知识吸收过来,使国强民富。
”（楼沪
光, 1983）哈代不满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以小说为
手段对英国的现实加以抨击;张谷若痛恨国弱受人
欺的现状,在欺人者的国度找到了知音哈代,意图通
过翻译让国人了解强势的西方,俾有益于国家与民
族的发展。
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契合
点,所以张先生有动力为翻译哈代等英国作家而劳
作一生,后来因译绩显著而晋升教授,并被誉为“哈
代专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前所述,生态翻译学着重于“译者在翻译生
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本文以上所谈
的张谷若与哈代之间外在环境的相似和高度契合,
与下文阐述的张谷若翻译思想及其译语风格,都是
本着这种精神进行的。
二、译者原则及语言风格选择
〓2〓
1. 张谷若翻译思想
关于翻译的理论,张先生是不大发表的,他认为
“理论人人可有,而且对于同一内容（甚而对于同一
名词） ,见解可以各人不同。
”从这句话笔者体会到
三种意味:
第一,他看到翻译理论具多样性,因人而
异。
第二,他对于 80年代的翻译理论不十分感兴
趣,还没有看到一种自己愿意信奉的理论。
对于理
论高明,而译技蹩脚的空头理论家,他向来颇为不
屑,认为“托之空言,不如见之实行。
”（王寿兰,
1989:
450）第三,他点出意义常具不确定性,这和当
前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相似之处,而正是这种不
确定性使高明的翻译具有了艺术的特征。
如果所有
意义都是确凿无疑的,翻译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了。
余光中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发表过很精辟
的论述:
“手高包括了眼高,一个人不可能眼低而手
高,手高也包括有见解。
”“手高”就是翻译的艺术高
超,高超的译技后面,必有高明的翻译观作指导,因
而余光中说:
“任何译作都是翻译理论不露声色的
实践, ”“只要手高就证明他眼高。
”（穆雷, 1999:
116）事实上,张谷若跟傅雷、余光中等手眼并高的
翻译大师一样,也有明确的理念追求:
除了渗透着东
方辩证智慧的“为科学亦为艺术,为艺术亦为科学”
论（张谷若:
1991）之外,他还有一个伴随了他一生
的重要原则,这就是“地道”。
张谷若于1980年在《翻译通讯》上著文,曰“地
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明明白白地说:
“原来是地
道的语言文字,翻译时也要译成地道的语言文字。
”
其实,这个原则,早在30年代始译哈代时,他就明确
提出了。
1934年12月,他在《德伯家的苔丝》译者
序中说:
“我译这本书的理想,是要用道地的中文,
译原来道地的英文。
”孙致礼评价道,“从 30年代到
80年代,张谷若的‘地道的译文’一直是中国翻译界
的主导思想。
跟张谷若一样,朱生豪、傅东华、杨必
等翻译家都力求以‘地道的译文’为翻译目标,他们
的译文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为在中国普及英美文
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见孙迎春, 2004:
序二）可
见,“地道”是一种朴素而实用的理论原则,容易被
人认识和接受,具有一语中的的科学品格。
2. “地道”原则与翻译适应选择论
显见的是,“地道”是经过了严格的逻辑推理程
序的:
大前提:
译文必须信于原文;小前提:
原文是地
道的;结论:
译文亦须地道。
“地道”是高层次的“信”,指语言风格与习惯。
哈代用的是地道的英语,因此张谷若认定,译文须是
地道的汉语,方算尽了翻译者的能事。
若以欧化的
语言或汉不汉英不英的译者符号集去应对,自然不
地道。
那么,“地道”之哲学基础如何呢?
我国久负
盛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贺麟在论述翻译与创造的关
系时一针见血:
“翻译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华化西
学’,使西洋学问中国化,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使
西学成为国学之一部分”（见孙迎春, 1999:
5082
509）。
这种见解,应当说是接近哲学层面的阐释。
“华化西学”自然要用地道的语言,不然就是洋化。
现在,我们有了生态翻译学和适应选择论,地道原则
的哲学依据就不难发现了。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翻
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
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
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
‘多维度
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胡庚申, 2004b）地道在语言
文化伦理层面上是为了“信”,而在哲学层面上则是
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虽然张先生在 20世纪 30
年代倡导地道原则的时候并没有提出系统的论述,
但他却身体力行将这个原则实行并推广了半个世
纪,获得巨大成功,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它合乎生态翻
译学的基本原理。
地道翻译实践在前,翻译适应选
择理论在后,这完全合乎一般规律。
请看一个具有
代表性的译例:
The stage ofmental comfort to which they had ar2
rived at this hourwasone wherein their souls expanded
beyond their skins, and spread their personalities
warmly through the room. （ Hardy, 1996:
25） 他们
那时正达到了欢畅的阶段,所以都觉得神舒心畅,超
脱形骸,满眼生花,满室生春。
（张谷若, 1957:
42）
后两个四字格所传达的意思,有人认为在原文
中并不存在,实属译者的“译笔生花”,是过度归化
的译法,其实这样批评不妥,根源在于句本位翻译思
想。
这个句子所涉及的场所,是靠近苔丝姑娘家的
露力芬酒店,只有卖酒的执照,而没有卖座儿的执
照,也就是说,按照法令,顾客不能在店里面找个座
位,消消停停地喝酒。
村彼端的另一家酒店,虽是有
全副的执照,但因距离太远,村这头儿的住户都不去
光顾。
这头儿的非法酒店,掌柜的是位惹人喜爱的
女性,那天晚上,许多村民都来了,女店家露力芬在
楼上的一个大卧室,用报废的大毛围巾,将窗户严严
地遮起,以防被官员发现。
里面空间有限,床、柜、
台、凳都利用起来,让十几个前来寻欢作乐的人各就
各位,安享欢乐。
前来喝酒求欢的顾客,也不光为着〓3〓
路远才不去村那头儿的酒店,深层次的原因是:
大家
一致觉得,和女店家露力芬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比坐在那家男老板宽敞的酒店中,更加有趣味。
苔
丝的母亲去找自己的丈夫,猜想他准在这家酒店,当
她找来的时候,那些人不用说已是数杯下肚,说笑半
天了,自然是“都觉得神舒心畅,超脱形骸,满眼生
花,满室生春”了。
请再参照接下来的文字:
In this process the chamber and its furniture grew
more and more dignified and luxurious; the shawl
hanging at the window took upon itself the richness of
tapestry; the brass handlesof the chestof drawerswere
golden knockers; and the carved bedposts seemed to
have some kinship with the magnificent pillars of Solo2
mon’s temple.
这个长句,张谷若以地道而富于艺术性的文字译为:
在这种过程中,这个屋子本身和屋里的家具,都
越来越变得庄严富丽;五屉柜上镶的铜拉手,就好象
黄金作的兽环,窗户上挡的围巾,就身份改变,和织
花壁帷一样地华贵,雕花的床柱,也好象和所罗门王
的庙宇里雄伟宏壮的柱石,成了一家眷属。
这段译文,可以说是锱铢必较地戥出来的。
如
果将报废的围巾看作了华贵的织花壁帷,以普通雕
花的床柱与所罗门国王庙宇里的雄伟柱石为伍,那
还不是“满眼生花,满室生春”是什么?
何况这段文
字,实在是对于刚刚发现自己是名门之后的德北先
生当时心境的生动写照。
所以这两个四字词组,决
不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而确可称作“译笔生花,
妙译传神”。
在1997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
张译《德伯家的苔丝》中,张先生将“他们那时正达
到了欢畅的阶段,所以都觉得神舒心畅,超脱形骸
……”改作了“他们那时所达到的欢畅阶段是:
神游
身外,脱却形骸……”,“神舒心畅”不够了,上升为
“神游身外”,“超脱形骸”不足了,干脆用“脱却形
骸”,而接下来的那两个四字词组“满眼生花,满室
生春”未动,可见此八个字正是张先生的得意之笔,
舍不得删改的。
换句话说,在张先生看来,此八个字
是他的“选择”;这种选择对于翻译生态环境来说又
是“适应”的,而“适者生存”,所以要保留下来,不能
“淘汰”掉。
由这个译例可知,地道原则说易行难,它心存译
语读者,暗合适应选择论,追求形神兼备。
当二者不
可得兼时,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是以段落章节为参
照,弃形之末而求神之本,以相似的艺术效果为旨
归。
3. 译语风格与山东方言问题
哈代小说中的结构与用词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
偏于古雅,行文周密细致,句法繁芜绵长;节奏缓慢,
语气冷静;但是蕴涵丰富,描写生动,意境幽远,富于
诗意。
在语言风格的传译上,张谷若与哈代实现了
最大程度的契合,可说已臻化境,故而广受褒扬。
用
的是现代语,而其中古韵明显,为当下译者所难望项
背。
张先生的故乡烟台芝罘自古就是不凡之地,它
的名字最初与秦始皇相联系。
芝罘岛所在的福山海
滨是文坛巨星冰心（190021999）度过自己童年的地
方,也是十九世纪末发现了甲骨文的历史名人、爱国
志士、清末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全国唯一一所大学
的校长）王懿荣（1845 - 1900）的故乡。
（孙迎春,
1999:
463; 2004:
第一章）张先生小时侯念过两年私
塾,辛亥革命后又上了初小、高小,在此期间涉猎了
《论语》、《孟子》、《尚书》、《庄子》、《史记》、《通鉴辑
览》、《三国志》等古典著作,许多名篇均能成诵。
张
先生出类拔萃的古文根底就是在那时打下的。
中学
上的是特别注重英语的天津南开中学,后以优异成
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
所以,兼通中西语言文化
的张先生能够用略带古风而又优美畅达的语言进行
翻译,使译作风格能够如原文以出。
关于风格的传达,张先生说,“在语言文字、表
达方式上,尽量接近以至酷似原著的风格。
原作中
的散文,用散文形式翻译;原作中是诗行的地方,翻
译过来也必须是诗句;原作用上层社会典雅的语言,
翻译时要体现这个特点;原作中乡民的对话用了俚
语、方言,译文也要选用劳动人民带乡土味的口语;
原作如果故意是‘转文’的,译文也要有相应的特
点。
”（楼沪光, 1983）在译文用语上,其具体特点一
是如上例四字词组用得较多,二是采用山东方言翻
译原文带乡土味的口语。
关于四字词组笔者在《张
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中专辟了一章论述,简略地说,
四字词组在中国语言文字中享有崇高地位,是汉语
的基本组合形式之一,内部搭配多样,由雅到俗什么
层次的都有,用好了可显著提高译文艺术水平。
至
于使用山东方言,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经过了认真考
虑的。
翻译哈代作品中的威塞克斯方言时,他创造
性地运用山东方言去反映那种地方特色,应当说是
一种功能对等,也是有意识地适应译作所处的翻译
生态环境。
上世纪 50年代,出版社准备再版张译
30年代版的《苔丝》和《还乡》,当时是全盘工农兵
化,出版社认为对话中山东方言太多,不大众化,就
〓4〓
希望他能找一个会说北京话的人帮助修改加工。
张
先生无奈之下看到长女张玲已上高中,又看过她写
的一些校园诗文,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
张玲颇
有感慨地说,“我其实是少不更事,竟动手做起来。
改过一些生僻的山东方言,叙述文字中一些书面语
也改成了大白话。
当然,出版前还是由父亲仔细审
定的。
这一版的《苔丝》和《还乡》,当时并没有听到
不好的反映,而且似乎是影响还相当广泛。
父亲也
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是好评。
惟有上海翻译界的
一位有识之士提出批评,直言新版译文修改坏了。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听上海的老翻译家,《马丁
〓瞿述伟》的译者叶维之老先生说的。
但是,父亲
还是自己在文革期间,正在欧美文学作品大多出版
无望的时候,又重新修订了《苔丝》、《还乡》和《无名
的裘德》。
80年代以后出版的,就是依据这三个修
订本,所以我的‘修改流毒’,有幸没有继续遗害。
”
（见孙迎春, 2004:
第一章）辜正坤对使用山东话也
是赞赏的,并有精彩的论述。
（同上,序言一）当然,
译者“适应”什么,又怎样去“选择”是个极为复杂的
问题,存在争议很正常。
张先生的几部译作,历经大
半个世纪时光的冲淘,至今仍在翻译文学的书架上
有售,他的“适应”与“选择”的效果如何,可以说是
不言自明了吧?
谓之“适者长存”当不为过。
三、译品影响反映了什么?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领会适应选择论翻译原则的
内涵,胡庚申教授列举了一些著名译家的例子,其中
谈到“不论是严复（185421921）的哲学社科翻译,还
是林纾（185221924）的小说文学翻译,从翻译适应选
择论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说是译者多维度地适应了
翻译生态环境、并依此作出了最佳适应选择的结
果。
”（胡庚申, 2004:
132）张谷若的译文亦复如此。
60多年过去了,张译哈代、狄更斯仍在市场上堂而
皇之地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研究者的兴趣愈益浓厚,
这反映了什么呢?
孙致礼有一段话讲得很好:
“张谷若当时能提
出‘地道的译文’,这是时代的产物,也顺应了时代
的潮流,在我国翻译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家
都知道,30年代张谷若开始做翻译的时候,我国翻
译界正流行一股晦涩的译文风,张谷若无法接受当
时这样的译文,便立志要采取‘与之相反’的译法。
他坚持两条翻译原则:
‘
（1）不能逐字死译;
（2）得用
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
’1935年和 1936年,
他先后出版了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
”（见孙迎春, 2004:
序二）这实际
上是赞扬张先生的“译者选择”和张先生的翻译特
别“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尤其符合时代需求,故
而能够纠正当时“晦涩的译文风”。
晦涩的译文出
于死译、硬译,因硬必死,也就是说,不适应翻译的生
态环境,必然会遭淘汰。
正如论者在傅雷与穆木天
之间所做的比较:
穆木天（译有《欧贞尼〓葛朗代》、
《勾利尤老头子》、《从妹贝德》、《从兄篷斯》、《夏贝
尔上校》等）的诗作追求音乐美,富于律动感,至今
仍有留存,但他“在翻译时抹去自我,羁勒灵性”,因
而“其译已不流传于今日”;“傅雷的文艺生涯,可说
是译而不作;但在翻译上,译而作,有作为,其译作一
直广为流传。
文艺作品,真正有生命力的,是‘作’,
是‘作’的生气充盈并激荡于其中。
翻译作品的好
坏,可读不可读,往往也取决于是否‘作’,取决于
‘作’的含金量,取决于‘作’的含金量的精粗高低。
”
（罗新璋,1995）可知,“抹去自我”,就不能进行适应
性选择,“羁勒灵性”就缺乏创造的活力,本有“作”
的能力也不去调动,生命力自然不强。
综合上述可知,译品影响反映了:
1. 是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它关系到
译者、译文是否能够生存、生效、产生影响的问题。
2. 汰弱留强、适者生存的法则是客观存在的,
承认不承认它都自古以来运行着。
3. 适者生存的法则要求译者译而作,激发灵
性,如以上我们在第二部分所举的张谷若译例,追求
神似而非恪守字面;注重整体效应而非机械的细节
对应。
这与生态翻译学讲求翻译生态的整体效应与
各种元素的综观平衡又是相一致的。
四、结语
将适应选择论引入翻译研究,继而对生态翻译
学进行深刻而系统的阐释,这是胡庚申教授对于翻
译学的卓越贡献。
近来,他指出现有翻译研究存在
不足和欠缺:
一是散而不专;二是“引”而未“发”;三
是狭隘单一;四是未成体系。
（胡庚申, 2009）认为
如果“只是停留在某单一学科内‘自转’、或只是诸
多相关学科的累加, ”就会“因缺少‘龙头’学科,缺
少相关学科公共的基础和一致的归宿, ”而“难以真
正地达到综观整合。
”（同上）因此他提出以生态翻
译学对各学科途径的翻译研究进行“跨科际综观整
合”,并以图示说明:
“翻译学视角的研究居中,围绕
其周的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视角的相关研究互联
互动、相互依托,各学科视角的研究又最终熔入并归〓5〓
宿于生态学视阈之中,从而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翻
译本体生态系统。
需要强调的是,该翻译本体生态
系统是整个翻译生态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体现了翻
译行为方式、翻译文化价值的最终指向。
因为,生态
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
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
为。
”（同上）笔者相信,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当然
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如果能成功推出国门,
得到国际认同,将是我国学者对翻译学理论建设所
做出的一项具有原创性的重大贡献。
笔者期待着。
张谷若1985年9月1日写道:
“从事翻译者,多
于一个阶段,遇到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于是欧化之
说行,翻译之腔出,硬译或死译之风盛,加以有人为
之推波助澜,凭一己之直觉,昧语言文字发展之规
律,乏语言文字比较之探索。
”（见黄邦杰, 1991:
序）
死译硬译没有出路。
尽管某些理论家可以给他改头
换面,并说出一番长长的道理来,仍是无济于事,因
为它有悖于语言文字发展之规律,没有语言文字比
较之探索作为科学基础。
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需要“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追求
多维度适应,继而作出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
2004:
129） ,此为正理。
译者作为核心要素,确需能
够“迁想妙得,落笔之际不知译者之为作者耶,作者
之为译者耶。
”（罗新璋, 1995）多说无益,“自然选
择”的规律在那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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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