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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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
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实践及理论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与发展后，当今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几乎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与研究在世界各国也随处可见，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先行地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是公认的事实（Carroll,1999）。
十七岁的哈佛学生艾伯斯泰德（NicholasN.Eberstadt）于1973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完成了一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他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概括为古典阶段，中世纪阶段，商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及企业化阶段（Eberstadt,1973）。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企业始于工业革命。
因而把工业化时期（1800-1930）作为始点来追溯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与发展比较合乎逻辑，也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对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早期的实践及有关理论的发展作一综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能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与理论发展有所启发与借鉴。
十九世纪的美国企业社会责任
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与理解是不一样的。
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开始，生产过程逐步专业化，传统的家庭企业向工业化企业转变。
纺织业与钢铁业首当其冲。
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是公司城的形成与发展。
一个或几个企业在一个小镇蓬勃发展，逐渐成为这小镇的主宰。
企业希望有一个适合它员工居住的社区环境，希望能在这社区招募到它所需要的劳工与技师。
简言之，公司城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与经济状况成了所在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而使得企业自愿或不自愿地参与到社区的方方面面。
在把传统工业转变为现代制造业的过程中，在面对社区建设的新挑战中，企业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走到一起。
一批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们，可以说美国现代工业的先行者，组成了波士顿商会（BostonAssociates）。
这或许是最为著名的早期美国企业领袖的组织。
对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他们对雇员及雇员生活环境的充分关注。
波士顿商会的宗旨是为员工提供好的工作与居住环境，吸引合格的工人。
他们在社区里建造学校、图书馆、医院、商店、住房等等，给那些从农村来的姑娘与小伙子提供受教育与社交的条件。
洛厄尔（FrancisLowell）是波士顿商会的早期领导人。
他的个人经历及人格对波士顿商会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1811年，洛厄尔曾经到过英国与苏格兰。
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先行者的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已在那里进行了十多年的实验。
尽管没有资料表明洛厄尔与欧文见过面。
但记录表明洛厄尔的确到过离欧文的实验工厂不远的地方。
他至少应该听说过欧文的实验。
欧文希望通过他的实验来证明给员工好的报酬并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雇主与工人同样有利。
洛厄尔在这一点上与欧文极为相似。
在洛厄尔任波士顿商会会长期间，他与其他一些工业城的雇主们致力于社区的建设，关心雇员的生活。
在当时的工业城，企业与社区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
至于对社区建设的资金来自公司还是私人也不是泾渭分明。
在当时，许多企业是个人或家族所有，因而这种“公私不分”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经过多年经营，这些坐落在麻省的工业城成了新工业秩序的样本，吸引了许多来自美国各地甚至欧洲的访客。
遗憾的是这些工业样板城好景不常。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经济萧条与生产过度使得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利润也大幅度减少。
另一方面，大量的爱尔兰移民加入就业大军。
对这些新移民来说，工作机会远远胜于报酬多少，至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更是次要的问题了。
这种市场竞争与工作机会的竞争终于使得工作与生活条件开始普遍恶化（Allen,1966,Shlakman,1934）。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个案。
比如在芝加哥南边的一个叫普尔曼（Pullman）的小镇。
这是普尔曼豪华车公司（PullmanPalaceCarCompany）的创始人乔治.普尔曼（GeorgePullman）一手打造起来的。
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投资八百万美元建造了一个有公园、游乐场、教堂、剧院、赌场、旅馆等设施齐备的社区。
住房，照明，外观及环境保护在当时都堪称一流，被称为是世界最佳小镇。
普尔曼营造这样一个社区环境的初衷，也是为了吸引一流的技术工人为他工作（Lindsey,1942）。
而一群芝加哥的企业领导人在1893年成立了芝加哥市民同盟（CivicFederationofChicago）。
他们努力寻求劳资间的共同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促进城市改良与市容美化，丰富城市中的文化生活等等。
尽管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是当时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特征，但也不仅仅局限于此。
譬如纽约市的梅西（R.H.MacyCompanyofNewYorkCity）就支持了不少超越社区的项目。
1875年，梅西公司资助了一家孤儿院。
1885年，梅西公司赞助了一项自由女神像小模型的销售，用来支持自由女神像底座的建造。
这些做法反映了许多企业人士对社会环境的关注（Hower,1943）.
在十九世纪，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全国性福利组织的建立。
这对以后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南北战争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协调机构来管理战时捐款活动，满足前方战士及后方家属的种种需求。
这与过去仅限于本地的捐赠已大不相同。
这种情况促成了两个全国性的福利组织。
一个是美国环境卫生委员会（UnitedStatesSanitaryCommission），另一个是基督教青年会（YoungMen’sChristianAssociation，YMCA）倡办的美国基督徒委员会（UnitedStatesChristianCommission,USCC）。
这是最早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主要依靠私人捐赠维持的援助福利组织。
当然也有来自企业的捐赠。
比如鲍德温机车公司（BaldwinLocomotiveCompany）就将其年收入的10%捐给基督徒委员会（Bremner,1988）。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批量生产及城市化到处涌现，人们的工作模式与生活环境因之改变。
而1869年横穿大陆的铁路网的竣工，不仅仅密切了全国各地的联系，为全国范围内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也给企业与社区的新关系带来了难题。
在工业城，企业与社区的联系十分紧密，从某种程度上说难分彼此。
但对铁路公司而言，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如何处理与铁路沿线两边社区的关系以及如何做出捐赠变成了一个新的挑战。
挑战还来自传统法律中的越权原则（doctrineofultravires）。
当时法庭用来裁决企业捐赠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唯一依据，是企业经营执照中企业运营的规定条款。
像捐赠这样的企业行为如果不在条款中，不管其捐赠行为是否对公司有益都会被判越权。
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案例是戴维斯与旧殖民地铁路公司案（Davisv.OldColonyRailroadCo.）。
在一次铁路沿线举行的音乐节活动中，旧殖民地铁路公司和一家乐器公司准备资助这音乐节活动。
这事被告到了法庭。
麻省高级法院在1881年判两家公司越权。
尽管法庭承认铁路公司有可能由于这项活动而使客运量增加而获益，但由于为音乐节支付费用这样的行为并不在公司初始规定的业务宗旨之内，因而还是被判越权（Blumberg,1972）。
到了十九世纪末，法律条款的解释不像以前那么严格了。
法庭更倾向于“利益原则”（doctrineofbenefit），只要公司的捐赠行为是出于增加公司收益的考虑，只要这捐赠对公司收益的关系比较直接，至少说得过去的话，那么这种捐赠行为会被看作是一种法定范围内的业务行为（Blumberg,1972）。
在十九世纪末，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889年六月，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财富”的文章。
这文章后来被称为美国慈善史上最著名的文件，并以《财富的福音》为名多次以单行本形式印刷发行（Carnegie,1998）。
卡内基在他一生中尽其所能地传播这样一种理念：
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把自己看作社区利益的受托人（trustee）。
一个富人的责任是把他的财富用于公共利益之上，使社区乃至社会会因为自己的财富而受益（Bremner,1988）。
十一年后，卡内基创立了卡内基技术学校，即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University）。
卡内基幼时家贫，十三岁起打工，做过锅炉工，当过邮递员。
他受教育不多，自学成才，并靠个人奋斗通过投资铁路桥梁，买卖证券，建造钢铁厂，终于成为亿万富翁（Schweikart,2000）。
卡内基一生热心于图书馆事业，曾捐五百多万美元在乡村小镇建起了二千八百个公共图书馆。
他还创立了卡内基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
他那个人财富应为社会谋福利的理念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而他个人的慷慨大度对许多美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emner,1988）。
据说约翰.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比尔.盖茨（BillGates）都自称受到“财富”一文的启发与影响。
二十世纪早期的美国企业社会责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与大量新移民涌入劳工市场，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条件快速恶化，使得雇主与雇员的矛盾，企业与社区的冲突越来越多。
大量事故、高旷工率及离职率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1900年全国市民同盟（NationalCivicFederation）在芝加哥市民同盟的基础上成立。
全国市民同盟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召集了一系列的大会，将企业代表、劳工代表、社区代表、经济学家、教育工作者及宗教领导人等等召集在一起讨论劳工关系及相互信任问题。
尽管这些会议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但全国市民同盟确实为各方人士交换看法，增进相互理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当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Taylor）致力于运用他的科学管理方法，研究如何使工人更有效地工作的时候，全国市民同盟在1904年成立了由雇主组成的工业福利部。
雇主们已经意识到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福利，改善劳工关系的重要性。
所以全国市民同盟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态度，而不是象全美制造业者联合会一样与工会对着干。
他们与工人代表或工会代表进行交流协商，争取双方和解。
企业雇主在执行一系列与工作时间、环境条件相关法令的同时，还自愿地在法律规定之外在工作安全、事故预防、工作保险、教育培训、利润分享等方面作了不少努力（Green,1973）。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企业所做的这些，有许多是得到法庭支持的。
比如把职工抚恤金作为公司的一项开支，又如为患肺病的职工建医院，支付退休金等等，都得到法庭的认可。
甚至在公司附近建造住房、教堂、学校、公共图书馆与浴室都被认为有利于促进劳工关系而获得支持。
而为职工所作的福利支出，无论是退休金、抚恤金，还是奖金，都被认为与企业招聘与留用职工有直接关系而受到支持,即使这类支出并不在公司的初始宗旨之内。
即使某些与企业无直接关系的福利行为，也会得到法庭的同意。
比如在一个1924年的案例中，内布拉斯加高级法院批准铁路公司让传教士免费乘坐火车。
不过法庭还是指出股东们应该来承担这项负担，而不应把它转嫁到大众头上（Blumberg,1972）。
显然，这些二十世纪早期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主要是以改善劳工关系为目的。
应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善捐赠，比如对教育机构或公共慈善事业机构的捐赠。
二十世纪初，美国人对大企业通常还是抱有好感的。
不过经过多年报刊上的负面报道，情况有了变化。
企业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市场压力迫使企业努力地赢得公众的好评。
许多企业家逐渐意识到了一个好名声对企业的重要性。
他们相信任何企业的持久成功，有赖于公众的支持与信心。
而公众态度越来越多地被该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所影响。
许多企业家有意识地加强广告与公共关系，将企业的许多建设性的成就，尤其是企业对社会承担责任的真实情况告知大众，改变大众对企业的不良印象。
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个事例发生在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Oil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是1870年由约翰.洛克菲勒与其他一些合作者组成的。
相当一段时间公司被指责对公务人员行贿，对竞争对手冷酷压制，是非法的垄断等等。
由于忽视公共关系，对舆论应对迟缓无效，标准石油公司的名声相当不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标准石油公司的形象在公众面前焕然一新。
1906年，旧金山发生地震，标准石油公司加州分部给受灾城市捐助了汽油与赠款，对旧金山难民开放了面积达三十多英亩的“洛克菲勒营地”。
此外，洛克菲勒给分部经理额外增加了十万美元做应对紧急事件的机动费用，公司总部捐赠了十万美元。
总部的许多管理人员以个人名义捐赠给红十字会的赠款便达七万美元。
这一系列做法很快赢得了一片好评（White,1962）。
这是二十年代早期成功地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改变企业形象的例子。
二十世纪早期出现了一批对企业社会职责发展影响颇大的企业家。
亨利.福特以他在1913年开始应用的流水线而著名，其实他在1914年把福特公司工人的工资提高到5美元一天，比当时的2.2美元一天的市场工资率高出一倍多。
他还把每天的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到了8小时。
这些做法的影响从某种意义讲,并不亚于他应用流水线.1936年他创立了福特基金会，成为世界上主要慈善机构之一。
而约翰.洛克菲勒认为企业与投资人，工人，管理人员及社区是合作伙伴关系。
企业利益应与这些合作伙伴共享（Rockefeller,1923）。
此外，有一些企业主管如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欧文.杨（OwenYoung）与总裁杰拉德.斯沃普（GerardSwope）对管理职责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二十年代还有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1924年，美国商务部采纳了企业伦理委员会提出的“企业行为准则”。
准则与企业和社会的许多关系有关。
如第十三条准则有关管理人员的角色。
除了规定要对股东负主要责任，还指出必须对雇员，消费者及同行负责。
1925年，企业行为准则被有三十万会员的750多个行业协会组织通过并接受（Heald,1970）。
这么多协会接受企业行为准则这一点表明了企业希望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公众的好感，也表明了企业对社会责任标准的一种承诺。
美国社团基金会联合会的成立与发展
受到基督教青年会与战时基金组织早期成功的鼓舞，福利联盟、社区基金会、医院和大专院校相继进入了有组织募捐的领域。
职业募款人、教育工作者及社会工作者参与有组织的募捐活动，致力于更有效的募捐活动，得到更多人捐款。
社会慈善福利组织要求企业捐赠的需求快速增长。
在这一推动下，公司捐赠或公司慈善发展了起来。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请求帮助的诉求，即使最有同情心的企业主管也望而却步。
这不仅是因为了解这些诉求需要大量的宝贵时间，而且不知道如何理解与评判这些诉求信息,作出决定。
怀疑造假、怀疑多方重复申请、怀疑捐赠使用不当等问题使得企业主管举步维艰。
有人认为仅纽约市每年就有一千万美元的基金被滥用,全国之数当十倍于此。
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辞，但企业主管需要一个高效而有序的系统来帮助他们却是事实。
在无助中，他们转向地方上的基金会、商会或行业协会寻求帮助。
但地方基金会却有它们的局限性。
许多地方基金会、地方社团组织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这促成了全美国社团基金组织联合会（AmericanAssociationforCommunityOrganization,AACO）在1918年的成立。
全美社团基金组织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社团救援基金运动已成为全国性的现象。
全国联合会为各地方分会提供信息、交流经验、成为信息传播中心及协调中心，成为扩展募捐活动，增进募捐效率的有力工具。
联合会自成立伊始，便得益于一批高素质的领袖人物。
艾伦.伯恩思（AllenBurns）曾经在克利夫兰基金会工作并协助成立了克利夫兰福利联盟。
他在1922年成为全国社团组织联合会的秘书长及会长，直到1943年。
拉尔夫.布兰查德（RalphBlanchard）在1928年从尼亚加拉瀑布城社团基金会到纽约总部办公室工作。
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及行政管理人员。
他们了解新的社会问题，理解福利组织的需求。
同时他们能有效地与企业家沟通，了解企业家的兴趣所在并解答他们的问题。
在与社团基金有关的活动中，基金会工作人员与企业主管发展起来的平等关系，可能是促成美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Bremner,1988）。
公司捐赠发展迅速，在二十年代末已成为支持社区福利组织的重要因素。
一项有关企业捐款的研究表明，在1920年，十三个城市中有2,652家公司共捐款2,539,819美元。
到了1929年，在129个城市中有33,977家公司捐了12,954,769美元。
当然捐款总额的增加是由于基金会运动扩展到了更多的城市。
在所有基金捐款中，大约有19%到24%来自企业（Williams&Croxton,1930）。
尽管企业对基金会及地方社区福利的贡献持续增长，全美社团基金组织联合会仍然遇到一些来自企业的抵制。
一些人责疑基金会工作的合法性及其功效。
另一些人不怀疑慈善行为的价值，但他们怀疑公司捐赠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合法性。
而且日益增多的募捐使一些公司不胜其烦。
有的地方分公司便以捐款一律由总部进行为由拒绝一切捐赠请求。
各地方基金会则用不同程度的压力或劝说来寻求公司慷慨解囊。
一些地方把捐赠企业与没有捐赠的企业名单公布出来。
而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里，108位当地有名的企业家联合向当地的公司发信，认为所有企业都有义务帮助这个城市里贫困的，不幸的，有残疾的人们。
他们呼吁企业进行捐赠并制订了最低额度。
而在宾夕维尼亚的一个小镇，所在地方基金会工作人员建议地方分公司根据全公司的营业额或全公司的捐赠额的一定比例来向地方捐款（Heald,1970）。
法律问题也困扰着基金会负责人。
不少企业主管以他们没有法定权力来捐献为由拒绝地方基金会。
而另一些企业却给予不少的捐赠。
这种资金使用上的差异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而法院的一些判决同样使企业主管无所适从。
福特汽车公司将利润进行再投资的决定被法庭否决。
而另一个城市的企业捐钱给当地医院却得到法律支持（Andrews,1952）。
面对这些地方基金会转达上来的困惑，在纽约的总部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关公司捐赠的前景。
总部工作人员紧密地跟踪法庭判决，搜集以前的案例，寻找对基金会有利的裁决。
如果遇到特别重要或困难的问题，他们便求助于在基金会任职的律师。
企业主管常常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捐款的税收减免。
1917年颁布的收入税法允许个人可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扣去多达15%的捐赠给慈善组织的个人收入。
随着企业捐赠的增多，税收减免的问题便日益引起企业主管的关注。
而联邦收入税法的含糊不清影响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
1925年，商务部税收委员会提出在税法中应鼓励企业进行正当的慈善捐赠。
大约在两年后，企业主管们便鼓励地方的基金会去向国会请求通过相应的法令。
他们清楚地表明，如果要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基金会，那么他们希望在税收中有所回报。
从全国各地，诸如印地安那波拉斯，旧金山，孟菲斯等地方送给总部的报告中，许多分部认为有必要开展一项要求给予公司捐赠免税的全国性运动。
伯恩思与他在总部的工作人员计划召开一次全国会议来讨论基金会中的重大问题。
1926年底，全国社团基金组织联合国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准备在1928年初在华盛顿召开全国大会。
1927年5月再次开会议定大会的主题，并把全美社团基金组织联合会更名为社团基金会联合会（AssociationofCommunityChestsandCouncils,ACCC）。
伯恩思希望有影响的企业界人士能参加会议。
为此特地组成了一个全国公民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包括参议员、商务部长等等。
大会如期在1928年2月20日召开。
大会议题包括全国性企业的社会责任角色，税收政策与福利工作的关系，市政府的福利责任，及不同类型的福利项目研究等等。
开幕式后，会议便进到分组讨论。
来自企业的代表与来自社会福利机构的代表参杂在一起，以增加双方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许多企业代表强调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生产、效率及职工福利最优化。
他们认为以个人的名义也能支持福利事业。
他们质疑企业慈善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认为企业慈善会削弱企业效益。
不过另一些企业代表则认为基金会提供的社会服务，有益于改善居住环境，吸引到高技能员工，并替代原本应该由公司承担的福利负担。
显而易见，大会目标之一是赢得对社团基金会持质疑态度的那些人的支持。
基金会代表尽可能地把讨论引向有利于基金会组织这一方.他们强调对企业而言,它们所期望的社区环境与基金会组织的工作直接相关。
企业的福利项目往往更多地依赖于社团基金会的工作，而公司捐赠是个人捐赠的一种必然补充。
他们也强调企业与基金会在组织上的相似性。
企业在预算，合理性及合作上的原则对慈善基金会组织同样有效。
他们还指出，企业主管参与社团基金会的工作，这为企业主管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领导能力的训练。
基金会代表同意捐赠应作为企业常规开支在税务上予以免税考虑,基金会联合会应尽力促进相应法规。
在取得许多方面的一致同意后，大会闭幕了。
这次大会赢得了许多企业对基金会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会议闭幕后的第一天，社团基金会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会便决定成立一个企业家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促进税法改善的工作，使得企业能将捐赠给基金会的钱作为合法开支从税收中扣除。
委员会成员都是对大公司有影响的企业家。
如纽约市联邦储蓄银行的赫伯特.卡斯（HerbertCase）便是委员会主席。
对法律条文的研究表明，内务部（InkernatRevenueBureau）不允许企业将慈善捐赠作为必要的开支。
社团基金会联合会的律师们建议将这个问题带到法庭，希望能赢得有利的判决。
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促成一项收入税法的补充法令。
但是国会是否会在选举年中作出对企业有利的决议，这值得怀疑。
从任何角度看，国会都会站在税收行政部门这一边。
卡斯和伯恩思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1928年7月把这一问题交给了欧文.杨。
他们强调企业与基金会的共同愿意是制定出一个双方满意的捐赠条款来。
与杨讨论后，三人同意必须对现实情况作一调查，搜集证据，并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讨论与研究。
不过社团基金会联合会的董事们认为,自己来调查,自己来研究这样做不合适。
因此这项研究便委托给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t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并要求在1930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前完成。
伯恩思推荐皮尔斯.威廉斯（PierceWilliams）主持这项研究。
威廉斯是基金会总部的工作人员。
不知什么原因，国家经济研究局接受了这项推荐,并指定局内的一位叫弗雷德里克.劳克斯顿（FrederickCroxton）的经济学家协助威廉斯的工作。
许多大企业赞助了这项研究。
地方基金会及福利联盟机构也对这项研究作了资助。
在1930年经济大萧条这一年，克服了许多抵制与障碍之后，调查报告终于问世。
这项研究包括企业捐赠的证据,公司给予支持的领域，公司对私营福利机构的捐赠以及支持政府福利服务所付税金的比较等。
调查报告表明基金会数量有大幅度的增多。
公司支持基金会组织的捐赠数额也大幅度增加。
但在城市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基金会与非基金会募捐上都有显著差异。
城市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在社区中所处地位有关。
譬如1929年，密执根州的一个叫庞的亚克（Pontiac）小镇的基金会，有58.2%的捐款是来自企业捐赠。
而位于新泽西州的摩里斯镇（Morristown），捐款总额中只有1.9%是来自企业。
1929年的基金会捐款记录表明，制造业的捐款占企业捐赠的最大部分，47.2%。
批发零售业占22.4%，银行信托业占10.9%，公用服务业占6.1%，保险业占1.5%，而铁路部门只占0.3%（Willians&Croxton,1930）。
这份报告在1930年7月寄送给有影响的企业主管，同时也送往地方上的基金会。
社团基金会联合会总部计划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上详细讨论这份报告,使它能在今后的募捐活动中发挥作用。
遗憾的是整个局势超出了基金会联合会所能控制的范围。
1930年底，大多数美国企业面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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