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论《战国策》版本系统与嬗变源流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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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著录之数同，当无歧异。

东汉时，延笃为《战国策》作注，《隋书·

经籍志》载明其注《战国策》一卷，后亡佚。

其后高诱注《战国策》二十卷，《隋书·

经籍志》载为二十一卷。

刘向整理《战国策》与高诱所作注解，连称《战国策》的古本系统。

古本经过唐、五代时期的变乱，遭遇到大厄难，或兵燹，或火灾，而渐为残损。

《战国策》涉纵横阴谋之政术，为儒家正统所摒弃，从西汉刘向，及至北宋曾巩，均认为《战国策》有损教化、坏人心术，他们论说中所显露的轻视意味代表了士大夫们的普遍态度。

五代刊刻《九经》《三传》《文选》《初学记》，宋初刊行《史记》《汉书》《后汉书》，均无《战国策》在列。

既然未被雕印刊行，《战国策》的保存因而多隐于秘阁，传播主要靠手抄进行，其发生舛误和漏失的可能性自然很大。

在漫长的时间里，与《战国策》相关的著作仅有晋人乐资《春秋后传》和孔衍《春秋后语》，前者追采《战国策》与《史记》而成，计三十卷；

后者对校《战国策》《史记》异同，增删审校而完篇。

二、两宋——今本系统的开创与发展

《战国策》古本因战乱环境及不受重视而缺漏损毁，又无人为其校勘补正，而更割裂凋零。

至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检阅馆阁藏书时，发现其“今篇卷亡阙，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阙。

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4]57，《战国策》已亡缺逾三分之一，高诱注损失大半。

这一补缺的工作由曾巩完成。

曾巩校理史馆书籍时，面对《战国策》与高诱注的残留现实，重做校订，其《序》曰：

“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5]1199曾巩以集贤院所藏残本，与从士大夫家追回、借阅的藏本做对校。

另据《元丰类稿》后附《墓志铭》，曾巩“性嗜书，家藏至二万卷，集古今篆刻为金石录，又五百卷，出处必与之”[6]535,可知其藏书宏富。

既有士大夫家藏本，则曾巩家藏《战国策》篇卷亦有相当大之可能。

因而可以说，其校订工作以集贤院本为底本，以士大夫藏本与家藏本为参校本。

曾巩的工作遵照古本的编排次第，最终在体制上恢复了刘向《战国策》三十三篇的编排面貌。

但其所谓的“完本”是相对的，曾巩本在字词上有不少衍倒脱漏，而且章句也散佚较多，总计遗失之处遍及各国策文。

即使在全文三十三篇的体制上，曾巩本亦是不完整的，“实则已缺一篇，非刘向之旧矣。

盖分析以合三十三篇之数而已”[7]自序。

尽管存在疏漏缺憾，但曾巩的工作价值是重大的，他将已残损严重的古本《战国策》基本恢复原貌，使其获得新生，“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5]1202。

没有曾巩“三次所校定本”[5]1201，南宋时期的姚本、鲍本均无从谈起。

从这一意义来说，曾巩的校订工作是承前启后的。

其所校《战国策》是今本系统之祖，后代诸版本实际上是在其基础上衍化、发展、完善而来。

元祐时期，孙朴以曾巩三次校订本为底本，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取苏颂、钱藻等士大夫所藏的不足本、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作参校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相互参证校勘，两次共补正得五百五十字，遂修写黄本入秘阁。

北宋时期对《战国策》的整理校勘工作至孙朴完结，“其元佑末校定本，成为北宋传本中的最佳本”[8]，亦即秘阁黄本是北宋诸本中的最佳版本。

南宋时期，姚宏、姚宽兄弟对《战国策》作了勘定异同和续补高注的工作。

两人各题写的《〈战国策〉后序》内容大体相同，当是同有意于此书的整理，且都做出实质性工作，但姚宽之注解今不见。

据《后序》，姚氏兄弟从孙朴族子孙慤处得到秘阁黄本，但从此本“殊为疏略”“间有谬误，似非元书也”[5]1203和用唐武则天时自造字的情况看，此本当为过录本。

姚氏兄弟以此本为底本，以馆中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本及晁以道本等为参校本，详注各本异文。

同时参考了《史记》《后汉书》《史记音义》《春秋外传》《广韵》《玉篇》《史记索隐》《史记正义》《艺文类聚》等资料，严格甄选，校正字词，对正文遗佚处加以修缮，可谓搜罗详尽、取材丰盈。

“与夫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也”[5]1203，“某以所闻见，以为集注，补高诱之亡云”[5]1206，可证姚氏兄弟对高诱注作了续注填充，这一工作的意义是重大的。

曾巩《序言》中“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今存者十篇云”[5]1201，乃结尾的附缀信息，复述高诱注的存录事实，曾巩并没有对高诱注本做校勘工作。

姚氏兄弟续补高注，使之与正文贴合，使得《战国策》在文献体例上更加完整，且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便于读者全面理解文意，消解了高诱注亡失造成的阅读障碍。

综上，秘阁黄本、姚本构成《战国策》今本系统的一大分支。

耿延禧勘误而得的“括苍本”，亦是这一分支的重要部分。

南宋绍兴年间，姚氏兄弟本刊行以后，并不流行和为人关注。

不仅《宋史·

艺文志》无载，而且南宋、元代的目录书亦不加著录。

据元代吴师道跋姚宏题辞的识语“读吕子《大事记》，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书。

考近时诸家书录皆不载，则世罕有蓄者”[5]1214，此时吴师道方知姚宏曾做过与他类似的工作，姚本之不流行可知矣。

尤其是在鲍彪校注本的流行所映衬下，姚本的萧瑟已到殆绝的程度。

鲍彪与姚氏兄弟是同时期人，鲍注完成于绍兴年间，姚本亦于绍兴年间刊行，但鲍彪在序言中未提及姚本一字，未有参用和同声相和处，说明鲍彪于时未见姚本。

鲍彪所做的工作可归纳为三方面：

一是改变今本《战国策》的篇章结构。

鲍彪参照《史记》“本纪”“世家”中的各国世系，考察年代，将三十三篇《战国策》予以重新编次。

除《中山策》正文外，其余分别归置于十一国五十五侯之下，进行编年。

在卷数上，形成了十卷的编排体例，即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各一卷，宋、卫、中山共一卷。

另，据各章内容，将原章节重做整合，共分四百九十五章。

如将《昭王既息缮兵》由位于《中山策》之下迁置于《秦策》之下，确实更为顺畅合理。

经过大开大阖的调整归类，《战国策》成为一部文脉清晰、“原来国别体的杂史中兼有了编年体的新特点”的著作[9]。

二是重做注释训诂。

面对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5]1209的现状，鲍彪参考《史记》诸书为之作注，地理方位参考《汉书·

地理志》，字词训释依据《说文解字》，“缺则补，衍则削，乖次者悉是正之”[7]1808。

鲍彪将高诱注几乎抛开，不指定底本，择善而从。

凡原注错误处，一律径直改动，不作繁复冗沉的校勘。

如《楚策》“通侯”一词，鲍彪注为“彻侯，汉讳武帝作‘通’，此亦刘向所易也”[7]762。

这种注解方法，超越了汇集诸本异同而不下判语的做法，带有考辨性质。

鲍彪作注将名物、典章制度等的考察融入进来，用功之深，实超姚氏。

三是时有评说，观照现实。

建炎南渡，靖康耻辱仍萦绕在士人心头。

战国群雄征伐、弱肉强食的历史与南宋所面临的金朝威压相类似，故鲍彪在注解中表达其政治忧思。

如对《齐王建入朝于秦》篇，鲍彪评曰：

“（齐王）建之听雍门似矣，而不卒于即墨，惟不明故也。

不明以亡国，有国家者，可不以正心诚意为先乎？

”[7]703在谴责齐君的表层义下，分明暗含着对南宋君臣苟言求和、不思战备、一意讨好虎狼之金的愤懑与痛心疾首。

鲍彪一改刘向、曾巩等人对《战国策》的负面评价，将其视为有益当世的著作，这一点就有很大的意义，为其更广泛地传播和被接受夯实了基础。

综上，鲍本首次重编和注释了《战国策》文，使其体例更为清晰；

注释更为详尽且时有新意，便于读者接受；

历史评论的增加对于《战国策》文可谓一股活泉，别开生面。

总之，鲍本开始将文献校雠研究与战国历史研究相结合，构建起《战国策》立体的研究框架，其创始之功是不应埋没的。

宋代是《战国策》整理史上的重要时期。

不仅开创了《战国策》今本系统，而且承继曾巩本，有了新的发展。

鲍本重编体例，以其创新性实已形成了不同于姚本的另一分支，《战国策》版本系统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三、元明——今本系统的新创与鲍、吴本的盛行

鲍本虽有诸多新创，但亦出现不少的弊病，元人吴师道在《战国策校注序》中对此作了集中批评，归纳起来有三点：

第一，径加改字，浅陋致误。

鲍彪做校勘工作时引书不够广博，对一些字的更改较为武断。

如《孟尝君将入秦》篇“苏秦欲止之”，鲍彪改为“苏代”，实为妄改。

鲍彪仅据《史记·

孟尝君列传》，而未关注到《风俗通》和《文选》李善注皆作“苏秦”。

鲍彪也似乎不明汉人用字假借的惯例，出现了改正文以从注释的现象，确有篡乱旧文之失。

第二，考辨史实多有错误，失之臆测。

周赧王为东周君主，鲍彪却以之为西周君而指明正统，变原编次而置于开篇卷一，确是大误。

魏几、鄢陵为地名，鲍本误为人名。

以公子牟非魏牟，将中山国大夫司马子期误为楚国公卿芈诘（字子期，楚惠王时任大司马）。

第三，史评不当，倾向混乱。

鲍本史评的观点失当，如将张仪诳骗齐国、魏国的言论视为将死之善言，将卫嗣君视为贤君，评价的标准正反失序。

吴师道批评鲍本的核心思想是“存古阙疑”。

“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鲍自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

……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7]1811自吴师道以来，元代陈祖仁，清代钱谦益、卢见曾、黄丕烈、顾广圻诸人皆推崇姚本、贬低鲍本，亦是受这一思想的指引。

姚本、鲍本的差异是注者采用了不同的校雠思想和校勘方法，站在不同的角度上而出现的。

姚本及其尊崇者力图恢复古本原貌，采取广求诸书、汇集异文的思路，使用对校法、他校法，不参己见。

鲍本站在有补于世、扩大《战国策》传播范围的立场上，从文本可读性和读者接受性入手，使用他校法、理校法，存是正非、解散症结，结果是识见精深与鲁莽灭裂并存，多有以不误为误之例。

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言：

“所谓三十三篇者，实非其本来次第。

彪核其事迹年月而移之，尚与妄改古书者有间。

”[10]462“古本原貌”究竟是何种面貌？

若“古”是指刘向本，刘向整理《战国策》时就做了重新编次、去其重复的工作，这一使其由混乱到有序的工作性质与鲍彪无异；

若“古”是指曾巩本及姚本，如前所述，两者比勘刘向本亦有不少缺漏舛误，批评者所维持的只是古本三十三篇的编排体例，但这一体例是刘向赋予，也就存在重新人为改造的可能性。

从全力抨击鲍本的做法看，尊古崇旧是保守性的校勘方法，“古”已非“古”，刻意接近即是抱守残缺了。

果然，鲍本更为世人所习用。

“鲍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道之；

而姚氏殆绝，无足怪也”[7]1814，吴师道言明了两本在流行程度上的巨大差异。

正是鉴于此，吴师道乃以鲍本为底本，以姚本参校，以吕祖谦《大事记》为纲领，援引多书加以辅证，明乎事实，求于义理。

吴本议论精审，校勘精实，弥补了鲍本武断穿凿之处，为鲍本增益不少，不失为一家之言。

鲍本文通字顺，吴师道篇次、注文一仍鲍氏之旧，又为其补纠错讹，遂成为元至清乾隆以前最为通行的《战国策》版本。

鲍本、吴本是今本系统的新创，形成了今本系统的另一大分支，其创新正是源于史料整理思路的变化与校勘目的的差异。

在传播链条上，鲍氏之新编本吴本正是因其博采精研、简明清晰而在元至清中期的时间段内获得了独霸的地位，盛行于世，为读者所普遍接受。

四、清代——姚本的复兴与钞本的衍化

作为今本系统的一大分支，吴本的独霸，亦可从存世《战国策》刊本数量来证明。

在存世善本目录《战国策》明清刊本中，吴本的刊刻次数远超姚本[11]358-363。

那么，姚本会一直如此寂寂无名至殆绝吗？

答案是否定的。

自清代，今本系统的另一分支——姚本开始复兴，其契机是明末钱谦益以重金先后购得了梁溪安氏本与梁溪高氏本。

此部分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两本在清代的衍化源流。

先说安氏本。

钱谦益定此本为姚宏校本，其说是也。

证据有二：

第一条证据，陆贻典《古本〈战国策〉跋》曰：

“钱遵王假余此本，系姚宏较高诱注，益得之于□翁①宗伯者。

不特开卷便有东、西周之异。

全本篇次前后，章句烦简，亦与今本迥不相侔……今此本具在，已出寻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复何如耳。

”[7]1819陆贻典明确钱曾借与的安氏本为姚本，而且从它与吴本在开卷与编排上的差异来看，也可证为姚本。

第二条证据，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记《高诱注战国策》三十三卷曰：

“予初购此书于绛云楼，乃剡川姚宏校定本，宋椠本。

得之，如获拱璧。

即以传示同人，共相传写。

”[12]83其语同陆序前后相接，足可相互印证。

陆贻典以安氏本为底本，分三次参照高氏本作了校勘。

先是从叶林宗处借得免遭绛云楼一炬的高氏本过录本，订正是非，但对于摹写之讹字，未能深辨校定；

来年春，从钱曾处借得高氏本原本校安氏本前十九卷；

冬季又从毛氏目耕楼处借得高氏本过录本，校完剩余部分。

卢见曾即以陆氏校定本，刊行雅雨堂本，简称“卢本”。

据卢见曾序言“及余再莅淮南，属友人于吴中，借高注考之”[7]1821，卢复调两淮盐运使治扬州，并未说所借《战国策》文为何本，但有三个迹象可明确应为陆氏校订本：

一是黄丕烈序言有“始知卢本虽据陆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7]1825之语。

二是卢序“吴中”，乃江苏苏州，陆贻典即是苏州人。

虽然从两人生卒年看并无交集的可能，但卢见曾托友人在陆氏家乡借得其校订本之抄录本，是完全可能的。

三是从国家图书馆藏雅雨堂本《战国策》编次看，开篇为曾巩序，刘向序居末，是安氏本的排布特点。

综上，应判断卢见曾借得陆氏校本，并刊行而成雅雨堂本。

再说高氏本。

高氏本在陆贻典校定安氏本时已作为参校本有过出场。

其后黄丕烈重金从鲍廷博处购得，“厥后遂得诸鲍渌饮所，楮墨精好，盖所谓梁溪高氏本也”[7]1825。

黄说无误。

原因之一是顾广圻用雅雨堂本与其对校，发现两者存在差异。

雅雨堂本有据鲍本改字、加字和抹除的情况，当为卢见曾所改。

原因是从校勘过程看，陆贻典所用底本和参校本不存在鲍注篡入的可能。

而卢见曾虽未明言参校本，但从序言中将吴本与陆氏校订本对比来看，他当参看了吴本，存在引鲍注入安氏本的可能性。

原因之二是据国家图书馆藏《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其冠以目录和刘向序，曾巩序置于卷末，与安氏本的编次完全不同，应为高氏本。

黄丕烈以其为底本，影模宋椠，行款点书，一如其旧。

并以家藏元至正吴师道本参校，同时，延请顾广圻为之费力精校。

顾的校对工作持续六年时间，可谓用功甚勤。

又得钱大昕为之品题，最终刊行士礼居本《战国策》，简称“黄本”。

士礼居本可谓汇集诸名家精华，凝聚了清代几大藏书家的校雠成果，因而价值厚重、成果珍硕，堪称清中叶以后《战国策》的最佳版本。

黄丕烈另得《札记》三卷，主要是在字句方面，罗列鲍注、吴注之异同，并下己之按语，益姚注之未备。

顾广圻并撰《战国策释例》五篇，虽自谦其言乃为刘向拥篲清道，但其观点确有新颖而予人启迪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黄丕烈虽从顾之逵家眼见影钞安氏本，但认为逊色于高氏本，故在校勘时没有采入。

雅雨堂本和士礼居本同归属于姚本一支，它们的相继刊行，标志着姚本的复兴。

第二个问题是在清代，《战国策》版本系统的两大分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糅合。

吴师道“存古阙疑”的思想被清代显赫的藏书家们当作口号一般反复宣讲，崇姚抑鲍成为他们的共同意识。

在看似姚必胜鲍、二者存一的结果之下，校雠家们审择姚、鲍二家孰得孰失时，却走上了一条中庸的道路：

兼采姚鲍，取鲍补姚。

陆贻典在做校雠时，即采用了以高氏本校安氏本的方法，不过这是同属姚本的两种过录本之间的校对，与不同版本分支间的交融是迥异的问题。

雅雨堂本“往往反从鲍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7]1825，是引鲍入姚的直接证据。

卢见曾之序言虽未明言参看鲍本，但“曩余读吴文正公《东西周辨》，谓《战国策》编题，首《东周》，次《西周》，今鲍彪本误以西周为正统，升之卷首”[7]1821可作间接证据。

因此，雅雨堂本实是以鲍益姚的结晶。

黄丕烈《札记》三卷虽于《策》文单行，但其性质乃校勘记，是士礼居本《战国策》之一部分。

士礼居本援吴益姚，兼引鲍、吴注补姚注不足。

如《赵策》二之《武灵王平书间居》“则胡服之功”条，下曰：

“‘功’，鲍本作‘攻’。

丕烈案：

‘攻’，误也。

《史记》作‘功’。

”[13]卷中又如《韩策》三之《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遂》“势必不善楚”条，下曰：

“鲍衍‘不’字。

吴氏补曰：

‘疑衍’。

”[13]卷下可以说，士礼居本价值之高，今本系统两大分支的糅合，是关键的因素。

纵观《战国策》版本源流的发展，若是对这种糅合现象回溯源头，吴师道以得于旧士人家、时有破烂处的姚本补益鲍本，无疑应该被首先提及。

清代校雠家们只是在同样方法的指引下，做了相反的工作而已。

第三个问题是《战国策》刊名。

如上文所说，钱谦益购进的梁溪安氏本与高氏本均为姚氏校本。

其《绛云楼书目》只书“战国策”三字，未有其他信息。

但据《有学集》，其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于《战国策》所作题跋却名为“跋高诱注战国策”[14]1513，此后，这一错误开始因循传递。

钱曾《述古堂书目》著录《战国策》三种：

“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四本宋本影抄；

战国策鲍彪注；

战国策吴师道注。

”[15]卷五题名一如族曾祖之旧。

钱曾先后将安氏与高氏原本借与陆贻典，卢见曾请托友人借得陆氏校订本后即在序中言“借高注考之”[7]1821，刊行之雅雨堂本果名为“高氏战国策”，实为沿误矣。

孔昭焕家藏本《战国策》为毛晋汲古阁影宋钞本，钱曾、毛氏父子、陆贻典互通有无，毛氏曾抄录高氏本，因此孔昭焕家藏本之所以题名“汉高诱注”，原因明矣。

四库馆臣断此为姚宏校本，正确无疑。

但猜测其张冠李戴的原因乃贾似道与门客廖莹中等昧于检校，误题所致，是将政治上的贬损迁置到文学问题，非学理推断。

至于所谓书商刻意作古，以赝古书，可备一说，但没抓住要害。

四库馆臣辨正后，黄丕烈读未见书斋重雕时，就刊名为《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关于刊名问题的错误，终得以廓清。

除了刊名错误外，关于吴师道注的表述也出现诸多错误。

钱谦益在跋语中论安氏本时有言“此本乃伯声校本，又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14]1513。

“正传”，是吴师道表字。

采吴注入于姚本，此说法极为可疑。

如前所述，吴师道已引姚注补鲍注不足，“前辈”为何要再引吴注入姚注呢？

殊为不通。

陆贻典跋语有言“此册原本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宜并存之，一时未遑也”[7]1819，但陆贻典校安氏本共进行三次，即使此次校勘无暇将吴注录入，但在后面一年半的时间内还有两次校勘经历，“无暇顾及”一说当属托辞。

姚注补充高注处皆用“续”字以作区分，吴注增补鲍注阙漏处以“补曰”别之，纠正鲍注错误处用“正曰”别之，这三者乃区分诸家注解的标志。

陆贻典此语沿袭钱谦益，而钱显然误将姚注视为吴注了。

一个明确的反证是，黄丕烈曾在顾之逵家见过影钞安氏本，根本没有所谓吴注，“惜乎不并存也”[7]1825。

可见，正是钱谦益误识，由陆贻典、黄丕烈不加考察而转引造成的迷雾，应当豁然明矣。

这一误区甚至影响到了黄丕烈校高氏本。

其言曰：

“吴氏校每云‘一本’，谓其所见浙、建、括苍本也。

”[7]1825此说法错误有二：

一是这些本子均为姚宏校注时的参校本，非吴师道；

二是“建本”乃建阳刻曾巩本，“括苍本”乃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耿延禧校得的本子，它们与“浙本”“一本”并列作为姚宏的参校本，而非以“一本”之名代称其余三本。

上述错误，并没有影响到清代藏书家们校勘、印行《战国策》正文内容。

但第三个问题之所以言及此，非为批古，实为鉴今。

古人尚且对《战国策》版本的细节问题语焉不详，因循错误，时代更加遥远的当代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引用这些材料，只会带来更大舛误。

学者们的舛误不待一一辩驳，若想避免，势必要在所引序言、跋语等材料上，做好辨别正误、正本清源的工作。

综上所述，清代藏书家在《战国策》版本的衍化上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对宋元古本、钞本搜访甚力，创获颇多。

求得诸本后并没有闭不示人，自珍自藏，而是互借、互录、互传，保存并完善了姚本原貌。

另一方面，勘异字句，校核精密，以佳纸优墨予以刊行，堪称善本精品，对于《战国策》的流布，意义重大。

这一时期《战国策》版本嬗变的最显著特征是姚本的复兴，曾巩本和姚宏本这一分支“自清代乾隆之后取得了本书的正统地位，公认为《战国策》的标准本”[16]前言。

姚本、秘阁黄本与鲍、吴本两大分支的相互借鉴、糅合交融，是实现姚本复兴的主要推力。

在深层思想里，姚本复兴跃动着的是存古精神，完整存录古人之言成为清人强烈而真挚的愿望。

同时，清人嗜宋佞宋的偏好，推动了宋版的收藏与刊印。

存古精神的根源是清代朴学大盛的文化氛围，朴学之风助益于《战国策》校刊正误的工作。

在乾嘉学派的导引下，校雠家们重视训诂考据，崇古信古，以严谨平实的学风推动《战国策》版本分支产生出新的发展，显示出新的特点。

《战国策》版本校勘的四个阶段，在地域和时间上分别具有共通的特点。

地域上，刘向、曾巩、孙朴校书均在国都之馆阁，姚本、吴本均刊于浙江，清代事关《战国策》的整理工作均集中在苏州、扬州、无锡等苏南城市。

以上地区在资料的搜集和综合上具有很大的便利性，同时在古籍校订刻印上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

时间上，曾巩、孙朴和清代藏书家们校书均在王朝盛世，社会环境安稳平和；

刘向、姚宏、鲍彪、吴师道校书时代虽是国力衰疲之时，但尚无大规模动乱，社会维持着相对和缓的态势，客观上有助于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开展。

观照于当下，《战国策》版本系统与嬗变源流的四个阶段所凸显出的宝贵经验，如对错乱混杂的文献资料作认真梳理和校补、重视差异性版本的搜集和对勘、创新所校书籍的编次体例、融合不同版本分支之所长等，对于当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