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讲历史背景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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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植业生产与畜牧业关系上,种植业占绝对支配地位;
(2)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关系上,粮食占绝对支配地位。
(3)与西欧中世纪“谷草式农业”类型形成对照。
农业生产等于“种田种地”
《汉书·
食货志》:
“辟土殖谷曰农”,
《管子》:
“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该书的一个著名公式:
“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国富则兵疆,兵疆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因而,“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
吕不韦:
“农攻粟”。
贾谊说: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
晁错认为:
“耕而食之”。
二十世纪日常把农民称作“种田人”。
收入结构和食物结构
基本农耕区城内,食物以谷物、蔬菜等种植业产品占绝对支配地位;
肉类乳酷等畜产品或不能为普通人经常食用、或不构成人们正常饮食来源。
“肉食者”、“鱼肉人民”、“酒池肉林”、“朱门酒肉臭”,都是揭露权势阶层剥削人民和生活奢侈的代用词语。
孟子说: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日常语汇中“进餐”和“吃饭”是同义语。
西欧的比较背景
古罗马时代动物生产地位重要性就不在作物种植业之下。
中世纪西欧继承了谷草式农业生产结构特点。
经济史家指出,西欧中世纪农业把种植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的传统,是西方在技术和文明上区别于远东的最重要基础。
除大片永久性草地,实行三圃制和二圃制耕作法,“收获后田地及闲田都变成全村牲口的公共牧场”。
畜产品是基本食物来源之一。
每年年底,人们要宰杀一批牲畜,处理、贮藏畜肉作为冬天食物。
一般劳动群众也能经常获得肉食。
据经济史家估计,一个有20英亩耕的自由佃农,全家每年食肉800磅。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描写了一位贫穷寡妇饮食结构:
“她不喝酒,桌上的食物无非是黑白两色,牛奶和粗面包是不会缺乏的,还有烤腌肉以及不时一两个鸡蛋”。
主谷式农业结构与动物生产
在基本农耕区也广泛存在动物生产。
然而,在动物生产与种植业生产的关系上,前者总量规模远远小于后者;
并且规模较小的动物生产在经济内容上也较为紧密地和作物生产结合在一起,牛马之属主要是用作耕作、运输及其它用途的役畜。
如汉代龚遂当渤海太守时,劝导人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从事农业生产,完全把牛看作生产资料。
与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经营上万亩耕地相比,各国传统普遍是小型化的。
这里的“小型化”,其着眼点不在于刻画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经营规模不同,而是说明我国传统农业时代一般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明显小于中世纪西欧,从而由人地比例关系方面揭示中国和西欧传统农业生产力结构方式的比较差异。
若干朝代土地生产规模变化情况(万、亩)
农户数
指数
耕地数
户均耕地
汉(前206-220)
1100
100
57076
51.9
唐(618-907)
1440
131
62600
110
43.5
84
宋(960-1279)
1879
171
63000
33.5
65
明(1368-1644)
2738
249
78400
137
28.6
55
清(1616-1911)
7442
677
110000
193
14.8
29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西欧中世纪农民土地生产规模一般至少总在百亩以上,多则达到好几百亩。
就是说,在正常条件下,西欧中世纪农户经营耕地面积比中国农民高出若干倍。
这一数量水平差异,集中提示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规模小型化的特点。
农业技术体系是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操作方式(即广义耕作方式)的总和。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内核;
与此相比较。
西欧相同历史阶段的农业生产则遵循粗放式技术路线发展。
精耕细作原则体现在农业生产整体中的选种、耕地、施肥、中耕、灌溉、农作制等各个方面,概括了农业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
这里仅对施肥、耕作制做简单比较。
施肥技术
肥料供给作物生产发育所必需的养分。
中世纪西欧采用休闲的消极方式式恢复地力。
10-11世纪,西欧个别“比较先进的庄园里开始采用肥料”,但直至中世纪鼎盛时期,农业施肥仍未普遍推广。
我国农业施肥历史悠久,技术发达。
荀子认为:
“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可见战国时施肥已普遍化,当时肥料主要包括人畜粪﹑蚕矢、泥肥和草肥等。
西汉《泛胜之书》依据施肥方式不同。
把肥料划分为基肥、种肥和追肥等类别。
魏晋南北朝时,由以前利用野生绿肥,转变为广泛栽培绿肥。
《齐民要术》记载的当作绿肥栽培的作物已有绿豆、小豆、胡麻等等。
据统计,宋、元时肥料种类达60多种,明、清时增加到100种以上。
施肥技术上,宋、元农书一再强调“用肥得理”,“用粪犹用药”,针对不同的土壤、作物,选择、精施相应的肥料。
在发达施肥技术基础上,我国古代农学家很早就提出“地力常新论”的命题,和西方“地力衰减论”形成鲜明对照。
农作制
西欧中世纪农作制基本形式是三田制和二田制。
早期流行原始的火耕抛荒耕作法,后来才逐步在二田制和抛荒制基础上发展起三田制。
三田制已是西欧中世纪农业技术的最重要的进步之一。
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主导耕作制形态是连作制和复种制。
诸子著作留下了当时农业生产“一年两收”和“四年五熟”的记载;
《泛胜之书》记载关中地区已实行谷子和冬麦轮作复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作制一大进步,是江南地区改变“伐木而树谷,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开发较早地区已出现双季稻。
明清时代,南方发展了以水稻为中心、以水旱轮作为基础的一年二熟制和三熟制;
北方发展了粮棉作物轮作的二年三熟制和一年二熟制。
我国传统农业复种指数远远高于西欧,反映了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路线的特点。
五、结构特点初始原因的推测
为什么有上述比较特点?
一种解释是中国人口太多,所以要小规模,把人口作为外生变量有一定道理。
还有双向因果关系分析解释:
小规模经营要求劳动密集投入,精耕细作又制约了经营规模扩大。
还可以从高气候变率比较特点来探讨这一问题。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不同气候类型构成部分自然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
高气候变率下,要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必须适应自然生产要素配置过程的特殊规律,选择适当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类型。
中国和西欧农业生态环境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降水变率较高:
高降水变率的影响
高气候变率背景下,畜牧业难以和种植业同步发展的关键原因。
在于传统农业时代的社会经济力量,不能在效益优化前提下,解决饲草供给的波动性与牧畜对草食需求平稳性的矛盾。
畜牧业包含了植物(牧草)生产和动物(牧畜)生产两大物质———能量转换流程。
发展畜牧业,客观要求两个流程之间建立稳定平衡的供求关系。
植物生产流程直接受气候等环境条件制约。
气候变率越大,牧草时季生长供给量的波动幅度也越大;
然而,在动物生产环节,牲畜对牧草需求的变动性则受动物生长规律支配:
牧草供给丰裕之际,不可能持续超量进食在体内储存能量,牧草短缺时,则会掉膘、生病直至饥乏而死。
因而,在气候高变率环境下,饲草生长供给的剧烈波动与牲畜对牧草的需求规则存在尖锐矛盾。
即便考虑人工贮草的调节作用,在中国这样气候高变率地区广泛发展畜牧业,必然伴生着稀缺资源的很大浪费。
高气候变率则使某些种植业获得优势。
首先,与牲畜相比,农作物生产周期较短。
我国南方水稻生长期短的不到100天,长的不过200天,可能通过选择适宜的农作物品种和耕作制度。
使作物生长期避开由于气候高变率造成某些要素极度短缺“瓶颈”阶段。
其次,农作物在生长的不同阶段。
其光合作用吸收、转化物质、能量的强度和数量不大相同,如小麦越冬季节对水分需求量很小。
开花、成熟期则需大量水分。
因而,人们同样可以通过技术性选择,使自然要素资源供、求两方面变动节奏形成某种配合关系。
如夏季集中降雨对水稻生长有利。
再次,农作物对某些生长要素短缺状态的反应方式或抗逆能力不同。
某些农作物能在一定时间内采用停止生长、进入休眠状态的方式(如小麦冬眠、小米耐旱等)摆脱生长要素短缺的困境,这也是一般牲畜所不能相比的。
由此可见,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带来“饲料革命”以前,中国东部广大农耕区发展畜牧业受到气候变率背景的致命制约。
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农业“主谷式”结构特征具有合理性背景。
规模小型化特征同样可以从高气候变率方面得到说明。
北魏贾思勰说过:
“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
这里,“量己力”、定规模,是符合现代经济学原理的。
因为,传统农业时代农户经营规模取决于两方面基本因素:
劳动等要素投入能力,特定面积耕地在农忙季节对投入要素的持续需求量。
高气候变率影响经营规模,主要因为它直接规定了单位面积耕地农忙季节对劳动需求的较大强度和密度,从而在其它经济条件类同情况下导致农户合理经营规模的收缩。
首先,高气候变率下,完成同类操作内容的农忙季节持续时间缩短,从而使忙季劳动需求强度增加。
如我国冬小麦适宜播期在秋分前后,约15——20天上下;
春小麦适宜播期在春分前后,不到25天。
提早或推迟都会带来减产损失。
西欧中世纪主要春播作物如燕麦、裸麦、大麦等,适宜播期较长。
大约包括2——3月的两个月时间。
我国收获季节时程更为紧迫,冬小麦正常收获期限只有十多天,所以古人说“收获如寇盗之至”,必须火速从事,西欧中世纪秋收季节比较忙,但8到9月都是秋收季节,明显长于中国。
其次,由于气候变率类型不同,农忙季节某些同类耕作环节需要劳动量显著不同。
在气候高变率背景下,耕整土地操作环节不仅要松动土壤,而且兼有抢墒蓄水职能,从而增大了劳动需求量。
从农史上看,耕整土地的抢墒蓄水职能主要通过以下措施实现。
第一,雨季头场透雨之后,趁墒情适中时深播土地,截纳伏天雨水;
雨季过后耙平地面以减少水分蒸发,改变上年植物利用和长期蒸发形成的土壤水分严重亏缺状况,恢复耕地深水层。
第二,采用犁头细窄的耕具进行细耕,增加犁具通过土层切割毛细次数,抑制促使土壤水分蒸发的毛细管作用。
第三,耕后耙劳,进一步破坏毛细管作用,并使耕地表层平整,松润细实。
减少因土壤大面积暴露和干旱风直接吹刮而发生的水分大量蒸发。
显然,无论深耕蓄水、细耕耙劳收墒,都要明显增大单位面积土地劳动投入量和忙季劳动需求强度。
由于生态环境的特点,中国农忙季节劳动需求强度较高,土地经营规模相应缩小是合规律现象。
因而,从傅玄倡导“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
到陈
强调“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
直至《沈氏农书》告诫“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历史上农学家一直以“宁可少好,不可多恶”作为治家营田的基本原则。
六、效率比较特点
农业生产效率指农业生产过程投入要素和产出成果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
传统农业条件下,土地和劳动是最基本投入要素,因而,土地生产率(单位耕地面积年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年产量)是我们考察传统农业生产效率的两项最主要指标。
传统农业社会粮食是最重要农产品,粮食亩产量和人均产量是最重要的效率指标,并对后来我国工业化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水平
时期
土地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产量(市斤/市亩)
劳动力年产量(斤)
汉
92.5
2039.5
唐
109.0
118
2017.0
99
宋
133.0
144
1897.0
93
清
226.0
244
1421.5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