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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下官方与民间的思想状况，我以为应在以下问题上凝聚共识，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许多问题是要在改革进程中解决的，许多意见分歧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才能获得统一，要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果来回答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种种疑惑。
其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上凝聚共识。
这个问题邓小平当年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过多次，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中国的改革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直观当下中国的现实，世情、国情、党情也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往前走，绝无可能退回去。
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几乎都会涉及政治体制的弊端。
不仅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清除体制性障碍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政治观念的更新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实现社会公平、切实保障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等等都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因此，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坚定不移，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充分认识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二，要在认识外部环境压力上凝聚共识。
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有利的是中国可以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不利的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后，必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和加以利用的大国，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政治风险随之也会加大。
作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最近几年政治体制改革搞得有声有色，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相当的成效，这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会增加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遭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正在进行旨在激活其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尽管这不一定能够缓解他们的危机，但至少说明人类都面临着优化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共同任务。
真正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可能会从这场世界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调整改革中脱颖出来。
所有这些，在外部环境上无疑增加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当然这也是动力。
其三，要在肯定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上凝聚共识。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精辟的总结。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我们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的当家作主。
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我们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
我们建立健全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为各方面优秀人才建功立业开辟了广阔渠道。
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党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我们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证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在这里，胡锦涛肯定了改革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事实，需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否则就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的深层原因。
因此，只有充分肯定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才能坚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
其四，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性质上凝聚共识。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推不动，是由于有些人错误地吸取了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苏联解体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进而认为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从性质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必须明确，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它不是要改变既成的政治体系和政治主体的地位，而是要通过改革消除既存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
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政治上的“改弦易帜”（即放弃社会主义旗帜）。
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性质问题上，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身健体的政治过程，绝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
其五，要在搁置意识形态争论上凝聚共识。
当下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往往被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就是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
如果坚持要讨论清楚“姓资姓社”的问题，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政治体制改革是搞不成的。
因为正如前述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认识一样，如果不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会老想着这样改下去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或会不会走向资本主义，一旦有了这种担心，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搞不成的。
因此，既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搁置意识形态的种种争论，认定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全心全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其六，要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措施上凝聚共识。
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开始，突破口在哪里？
大家都在找。
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开始？
这是一个假问题。
你不准备改革而要找从哪里改革，那是永远找不到的。
只要你真想改革，那么，路就在脚下，当下政治体制中哪里有问题，就从哪里改起。
改革的问题只能在改革进程中解决。
你不动，你不改，永远改不起来；
你要真改，马上就可以改起来。
当然，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目的是解决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给今后的科学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我们不求轰动效应，不慕虚荣，不图掌声，这样的改革才会确保我们把改革的资源用在最迫切的方向上，把改革的力量用在最需要的节点上，即使走错一两步，也能及时发现，不至于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太远。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政治制度，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但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不完善，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中，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实现机制的政治体制，更是必然存在诸多落后于现实要求的弊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既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需要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不断改革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种种弊端。
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不在于其固守多少所谓本国特色，而在于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改革和不断创新的能力上，与时俱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二、发展参与式民主：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阈下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
张光辉，籍庆利求是2011,11（65）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诉求不仅内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也反映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即权力过分集中。
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即规范和制衡公共权力的运行。
而发展一种以公众参与和影响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等过程为核心价值的参与式民主，为规范和制衡公共权力运行提供了一种异体性力量，可以有效消解政治体制存在与伴生的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政治体制改革；
参与式民主；
公共权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的，它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也内蕴着深刻的价值目标。
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内蕴的价值目标无法依赖市场的“自发秩序”得以实现，而必须诉诸配置适当的公共权力调节与干预，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呼唤相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那样，“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
因此，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而发展参与式民主，是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举措，从而也构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备设施。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
一种内在逻辑的学理阐释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至少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的价值诉求内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另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诉求恰恰也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诉求内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意味着要实现一种“包容性增长”，即不仅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最终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
这个转变不仅意味经济体制变革，同时也意蕴着更加深刻的价值目标———人的发展。
经济体制的变革只是这种宏观价值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十分完善，即便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目标也只是效率最大化而无法达至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
这必须借助于权力干预才能实现，因为政治或国家权力产生的初旨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共同的“善”，构建一种美好社会。
但权力必须经过合理的配置才能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体现出“公共性”的本质，毕竟“国家同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一样具有二重性”[3]（P392）。
而这种关于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的东西即为政治体制，进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是以权力配置为中心、职能划分及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而建构的各种具体政治形式、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4]。
又如诺斯所言，“在经济运行中的正式规则是由政治体制界定并保证实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决定了经济绩效”[5]（P53）。
换言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呼唤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也离不开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诉求也反映了现行政治体制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价值目标看，是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最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取向。
那么，这就意味着现有的发展不是一种全面与均衡的发展，人们并没有能够充分共享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社会的公平正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然而这几乎都可以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中找到答案。
具言之：
第一，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直接塑造了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权力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并发挥巨大作用，但这也反映了政府把持和垄断着全部的公共权力，人们无法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来，所以不难理解“包容性增长”所提出的要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障碍的价值目标的逻辑与意义了。
第二，既然政府垄断着全部公共权力，那么政府就有责任并必须为人们提供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
但是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这就直接导致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和分配缺失了公众的利益诉求信息，那么权力往往就会用自身的主观偏好代替公众的实际需求，公平正义无从谈起。
这也就意味着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必然带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无法有效建立，那么人们将因此丧失必需的公共产品而难以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第三，权力过分集中使得官员晋升命运掌握在上级政府手里的权力配置形态还直接塑造了各级地方官员向上负责的取向，并且在这种集中的权力发起的“政治锦标赛”中各级地方官员在晋升压力下为了GDP而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他们还利用垄断的权力来服务于这种目标的实现，从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效益以及人的发展，甚至不惜利用权力侵犯私权，权力发生异化，导致公权与私权的紧张和冲突。
政治体制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早有洞见，“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6]（P327）。
邓小平又把这些弊端的总病根归结于“权力过分集中”。
当然权力是需要有适度集中，但这个集中则是民主过程的必要环节，最终服务于民主的实现，而民主的充分实现也就保证了权力的恰当配置。
权力的过分集中就说明了权力没有获得最佳配置，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消解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阈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规制公共权力运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诉求不仅反映我国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还内在要求必须优化权力配置、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把握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显然，这种改革“是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内部调整和自我完善”，与激进的政治改革或革命不同，它不是要颠覆这种制度，而是变革这种宏观制度精神释放所采用的具体实现形式。
与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相适应，渐进的政治改革道路是最佳的方式。
关于这一点波普尔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指出，激进的政治变革属于整体主义的社会工程，这种工程总显得“雄心勃勃的和无情的”，具有“乌托邦主义的扫荡性，它千方百计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建议从整体上重建社会”，实质上“即名副其实的扫荡性的变革”。
而渐进的社会工程“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它“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
这种思考方法与整体主义社会工程相对，是一种能够“改善人际命运遭际的明智的方法”，它体现着诸如“苦难和不公正”等具体的现实关照，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感情共鸣，“更能获得广大人民的认可和赞同”[7]（P294）。
同时，渐进的社会工程是审慎的，使“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激起重大的现实困难，即在实施这项纲领时，运用理性，而不是运用激情和暴力……这将存在一种达成合乎情理的妥协，并且因此通过各种民主方法实现改善的可能”[7]（P294）。
政治改革毕竟要触及现有的利益结构，而各种现存的制度或体制也“必然是同各种境遇状况、各种利益等等达成妥协的结果”[7]（P295），渐进的改革更有利于化弥特权者的抵制。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哪里呢？
波普尔的论述同样是有启发性的。
他认为政治改革应主要关注公共权力的运行。
他指出，“柏拉图用‘谁应当统治’或者‘谁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等形式表达出政治学基本问题的同时，给政治哲学带来了持久的困惑”[7]（P227）。
因为当回答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是“谁应当统治”时，“倾向于让我们相信我们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解决。
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审视政治理论，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任何基本问题都远未解决，我们只不过通过假定‘谁应当统治’是最基本的问题而跳了过去。
甚至对那些也持有柏拉图所认为的政治统治者并不是十足的‘善’与‘智’的观点的人来说，要想得到其‘善’与‘智’足可信赖的政府也十分不易。
如果同意这点，那么我们就必须发问，难道政治思想不应该从一开始就面对恶政府出现的可能性？
难道我们就不应当在最差领袖作准备的同时期待最优秀的领袖？
但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政治学问题的另一新途径，因为这使得我们用‘我们怎样组织政治机构才能避免无能力的糟糕的统治者带来太多的损害’这一新问题取代了原先的‘谁应当统治’问题”。
换言之，“对我们来说，十分紧迫的是要明白，与‘权力如何被行使’和‘行使多大权力’的问题相比，‘谁应当行使权力’的问题几乎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应该明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是法律构架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通往更平等的进步只能靠对权力的制度控制来保证”[8]（P257）。
虽然波普尔的论述略显偏颇，但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渐进性的道路，而且在我们已经明确“权为民所赋”（这从我国的宪法与宏观民主制度设计中就可以清晰看出）的前提下，政治体制改革应着眼于公共权力的运行并诉诸对权力的制衡来规范权力运行。
结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诉求和反映的问题，我们政治体制的关键和主要任务就是如何通过优化权力配置、规制公共权力运行，从而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三、发展参与式民主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备设施
基于上述逻辑，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规范和制衡公共权力的运行，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并实施的改革开放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图绕开共产党的领导另起炉灶，寻求所谓‘体制外突破’，这只能是使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失去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要大胆地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不然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可能“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6]（P397）。
而参与式民主强调公众参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决策等政治过程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民主理论，它与我国民主制度结构是完全契合的。
笔者认为发展参与式民主从而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备设施，这种内在逻辑可演绎如下：
首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复归权力的公共性本质，使人们由权力支配的对象成为权力的主人，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趋势，就是使国家社会化”[9]（P35），这里国家就是公共权力，而社会是指公众。
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10]（P95），即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民主。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
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6]（P372）。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都重申了这种主张。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这就更加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其次，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反映出参与式民主的趋向。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邓小平也指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11]（P240）。
这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明确的，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选择却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显然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也要吸取历史上“大民主”悲剧的教训。
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昭示着民主对公众参与价值的复归”。
十六大报告则把公众参与置于了重要地位，它强调民主建设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及“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价值主张，则完整地勾勒出了参与式民主过程中具有紧密逻辑关系的四个环节。
十七大报告提出，“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这恰恰也反映参与式民主强调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和熟悉的周围事务领域的公共决策中来的主张。
第三，参与式民主的价值契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采取渐进式的模式，关键是规制权力的运行，最终优化权力配置、复归权力的公共性本质。
而参与式民主本身恰恰也关注权力的运行过程，通过公众参与对权力运行的控制来最大限度实现民主，同时也为权力运行注入了充分的公共性要素。
且它着眼于既有制度框架内的调整，而非动摇既有制度的根基。
具言之，参与式民主是在对代议制民主这种“弱民主”模式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
当然，参与式民主并不意味着是对直接民主的复归，而是主张一种有限的参与，即“参与必须是一种在一些事情中的参与过程，这里指的是决策活动中的参与（这是参与民主理论的定义）”[12]（P39）。
因为“只有当个人在当前的社会中有机会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和选择代表，他才能有希望控制自己的生活前景以及自己周围环境的发展”，设想“普通公民对全国性事务的所有决策，就像对自己周围事务一样感兴趣，这是值得怀疑的”[12]（P103）。
此外，参与式民主是立足于既有民主制度框架下的调整和变革，本杰明·
巴伯就明确指出，参与式民主作为强势民主，“它目的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用强势民主去取代代议制民主”，“这些制度应该与大规模的现代社会的代议制相补充并与其相兼容…强势民主的实践只能作为自由主义民主的修正”[13]（P307）。
参与式民主关注的主要是如何规范权力运行和制衡权力，特别是如何使公共权力的决策民主化。
不难看出，参与式民主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都是完全相契合的。
第四，参与式民主有助于消除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缺陷。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所折射出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反映了权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更反映权力运行缺少有效的制衡，才导致权力发生异化，权力的主人反倒沦为被权力压制和支配的对象。
而要消除权力的异化，最重要的就是在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引入一个异体性力量即公众参与，使公众参与“强行”嵌入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使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成为公共权力运行过程的必要环节。
而公共权力运行的过程其实就是政治过程，在现代民主政治过程中它可以被简化为以公共决策为核心的政策过程，而决策的质量又依赖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前者必然又诉诸有效的公众参与，否则，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
有了公众参与的“强行”嵌入就控制了公共权力的过分集中与独断，自然也就可以消解政治体制的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当然，公众参与是指参与事关公众切身利益领域的决策，这恰恰就是参与式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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