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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沈从文研究概貌
关于“京派”和“海派”。
对于京派和海派的问题，在过去大专阶段的学习中，较少涉及，因此，全面掌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关内容。
1．京派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京派，既不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京味小说（——京派可以说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
他们对儿时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
——）
也就是说，京派一般指文学流派，而京味指的是一种文学风格。
京派与京味无关，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概念。
前面我们曾说到，京派的作家大多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
也就是说，他们同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虽然生活在都市（如北京），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与生活的城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以家乡生活背景为主。
比如，废名主要写家乡湖北黄梅的生活，沈从文则以家乡湘西生活为题材，芦焚也主要描写家乡河南的题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也是主要以家乡江苏高邮的人和事为题材。
惟一特殊的是萧乾，他的《梦之谷》等作品多以北京为背景，但是，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北京人，北京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作品仍然是以“童年视角”为出发点的，在本质上与“乡土文学”和其他的京派作品并无相悖之处。
因此，在京派的作品中，一般是读不到京味的，即使是萧乾的作品也不以京味为特点。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他不是京派的作家。
关于京味的特点，可以参见教材第四讲“老舍创作的视点与‘京味’”。
）
同时，京派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地域性的概念。
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三十年代继续在北平活动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
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
京派的自由主义作家，我的理解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自由主义作家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带有明显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
而中国京派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则又表现为超脱政治、超越于现实政治的意味。
京派的成员大致有三部分人组成：
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语丝派分化后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如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等；
二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成员和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有较密切联系的作家，如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等；
在3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北京守旧的文化氛围和上海新潮的商业氛围和激进的革命氛围，对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与新月派十分接近。
三是清华、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学者，包括一部分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如朱光潜、何其芳、李健吾、萧乾、李广田等人。
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成为他们与海派作家主要分歧。
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宣言，但他们大都集中于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大文学沙龙。
以文学沙龙为依托，正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会”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这些成员的思想艺术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在30年代前半期，他们在文学事业上有共同的趋向和主张，在创作上也有共同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因而形成了若干重要的鲜明的艺术特色。
京派的主要阵地有：
《骆驼草》（废名、冯至编辑，1931年创刊）
《大公报·
文艺副刊》（沈从文编辑，1933年接编）
《水星》（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编辑，1934年10月编辑）
《文学杂志》（朱光潜编辑，1937年5月）
沈从文、凌叔华、胡也频等都曾被看成是《现代评论》培养出来的作家。
以一个或几个刊物为依托，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京派和海派的论争是由沈从文首先发动的。
早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沈从文就指出了海派作家“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他刚刚主持的《大公报·
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责海派作家的商业化现象——“玩票白相精神”“说他们是在上海赋闲”，“赋闲则每礼拜必有谈话会之类”，他们以“放浪不羁为洒脱”，“以终日闲谈为高雅”，不事创作而专重广告，带有奚落的意味。
同时也批评了浮薄的风气，提出“假若我们对中国文学还怀着一份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态度的改变”。
于是，就有上海的苏汶站出来，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作家辩护。
左翼作家在当时的这场论争中是局外人，但不少作家也以局外人身份写了一些文章，对京派和海派进行剖析，鲁迅写过《“京派”和“海派”》（《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京派”与“海派”》（《花边文学》），两个作品一字之差，其中都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
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可以说，对于文学的消费性和商业化倾向的批评无疑是京派和海派论争的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标志。
也就是说，争论的焦点是上海文学。
其实，作为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中心，上海文学具有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局面，左翼文学作为主潮，鸳鸯蝴蝶派属于旧派，而属于海派层面的作家，多带有商埠文化意识，他们多写恋爱题材，两性题材，如张资平大写三角恋爱。
所以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
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
而“鸳鸯蝴蝶派”当时也有新旧两派之分，旧鸳鸯蝴蝶派主要以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周瘦鹃、张恨水为代表，而新鸳鸯蝴蝶派则以原来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
也有人把后来于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作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即海派的新代表。
而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
也有人将具有典型都市文学特征的新感觉派视为典型的海派，而将左翼文学与此相区别。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
而鲁迅在《“京派”与“海派”》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则是使用的狭义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
因此，沈从文与鲁迅所说的“海派”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关于论争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参阅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地方应该注意到论争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文学问题，但是却使人重新注意了中国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京派和海派主要是有所聚地域不同文化氛围所造的，并不是指作者本籍所言；
不同的文化环境，造就着不同的文学精神。
这一点可以参见教材P112、113。
2．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
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的关键，在于了解当时文化中心地位的转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京派产生于30年代，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都已经转移到了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处于一个“文化边缘”的地位。
这种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成为文化边缘的北京虽然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浓重的文化氛围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第二，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加上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别的味道，所以，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态。
此外，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学者教授，大多拥有雍容高贵的气质，喜尚扎实稳健的文风，因此，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
第三，在文化边缘中能够甘于寂寞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那些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倾向，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有意识地与各种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却在文坛上正式亮出了“京派”作家的旗号，这也许是连沈从文自己也无从意识的。
但是，京派作家群的存在并不是无之虚有的，他们自有特色，自成一派，在当时文坛上也已成为事实。
3．京派的观念和风格
与海派文学相对应，是北平的政治气氛比较沉闷，文学气氛相对宽容。
可以说上北中国政治意识淡化而艺术独立意识浓化的审美凝聚物。
周作人是他们的理论前驱，他在五四提出人的文学的旗帜后不久，便出现了艺术上的隐逸心理，倡言“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文艺以自己的表现为主体，……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他以人性、宽容和主体个性的表现作为思维的中轴，逐渐地疏导着一条疏离政治的纯文学的道路。
关于京派，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特点，而最大的两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地域性和（非）政治倾向性（即态度）。
京派的态度以沈从文的主张为代表，即对广义的海派的批判立场。
虽然，左翼文学与新感觉派和鸳鸯蝴蝶派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但是，京派对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京派的创作既不同于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也不同于左翼文学。
沈从文虽然在数落海派的丑相，在反面却反映了京派作家对文坛的一些看法，沈从文认为“某种古怪势力日益膨胀，多数作家皆不能自由说话”，而且作家一和“艺术”接近，就会被说成“落伍”，是不正常的。
因此，他从“有害于中国新文学的健康”角度却指责海派的，他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都是海派风气的作祟。
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一面固需要作者的诚实和朴质，从自己作品上立一个较高标准，同时一方面也就是应当在各种严厉的批评中，指出错误的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
因此，从创作倾向看，京派作家倾向区别于左翼文学，也不同于商业化的流行文学，注重于文学的独立价值。
所以在创作精神和审美心态、审美追求上淡化政治意识，增强文学的独立意识。
教材（P113）上从题材的乡土化和平民性、审美趋向上的从容和节制、文体风格的抒情体格式三个角度对京派文学的共同特征加以概括。
题材上，他们大多倾向于对“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描写。
首先，这与他们的文学态度有关。
他们出于对文学（特别是海派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商品性）的不满，有意识地采取一种回避时代潮流、回避现代文明、回避时尚的态度，转而从文化的而不是政治视角来表现已经被人们所淡忘的乡村生活和民间生活。
所以，我们在教材中说：
他们“格外注意以传统的和民间的道德重新厘定现实人生”。
所谓“厘定”，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整合”。
厘，即整理、治理；
定，即规定。
其次，与他们对往日生活的怀旧情绪有关。
他们对原本并不美好的宗法制农耕文明的理想化处理，与他们对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格格不入形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巨大反差，因此，也可以说，正是他们无法忍受现代都市的日益浓郁的商业化气氛和日益堕落的道德伦理，才促使他们一门心思地去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们大多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继承者。
京派小说注重表现在对淳朴、原始人性、人情的赞美。
京派小说作家的作品也表现现实生活，但更注重的是“文学只应求永恒不变之美”，他们以表现美为文学的最高职责。
像沈从文的笔下，无论是表现士兵、农民、猎人、渔夫，还是表现水手、土娼、富家子弟、青年男女，都是那么醇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重情谊，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热情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
京派作家所以如此对讴歌淳朴、原始、美好的人性，重要的根源就是他们对近代中国特别是都市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人性异化现象的憎恶与不满。
他们看到大都市生活的丑恶和腐烂的一面，看到资本主义金钱势力对一切的腐蚀和扭曲，因而更加怀恋和向往较多保留着古朴民风的内地农村，尤其像湘西一带留存着不少原始风俗习性的农村。
将农村生活的淳朴、自然和都市生活的扭曲、堕落相对照来写。
第三，还与他们的人生态度有关。
他们不但有受人尊重的地位，而且还有受人敬仰的知识和修养，他们对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
他们的文学创作有恋旧的倾向，但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在审视的态度中还含有批判的意识，“写尽了人生之‘常’与‘变’”。
因此，既可以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时代变革之外寻求自足”，也可以说他们正是用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现代文明以及文学激进派进行抵抗。
在风格上，他们大多倾向于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
首先，他们生活在都市而热衷于以自己童年生活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必然就会有怀旧的情绪；
在怀旧的情绪中去品味生活、挖掘诗意，则必然会对“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产生共鸣。
其次，与快速时髦的都市文明的疏离和与缓慢古雅的乡土生活的亲近，必然产生出平和的创作的目标和从容笃实的写作态度，也必然会以“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为自己的美学理想。
第三，在创作中“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水平的向往”，也就形成了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的基本风格。
总体风格上的平和淡远隽永。
这是由京派作家的审美追求特别是他们在题材选择、处理题材、表现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京派小说往往表现为温厚的牧歌情调，作品表现美好的风光、美好的传说、美好的心灵。
他们主张“人与自然的契合”，所以题材选择一般是平和的，即使写到一些时代性强的尖锐题材，也很少表现出怒目横眉的姿态，如一些悲剧，像《边城》，结尾也只是淡淡地表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在淡远中引发人们的深思。
此外，京派小说的作家故意淡化情节、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叙述事件时故意采用信马由缰的散文笔法，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空灵之感。
京派偏重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只有“田园诗”而没有“牧歌”。
的确如此，我国东晋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就被视为“田园诗”的代表诗人，而“牧歌”一词最初起源于拉丁文（pastoralis），是古希腊一种描写牧人生活或农村生活的抒情短诗，后来泛指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特别是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的向往，因此，又译为“田园诗”。
在这里，田园诗也就是牧歌。
在中外诗歌理论中，田园诗最主要的特征，并不是主观理想，而是对现实的回避态度，是因为不满现实而产生的对古代单纯简朴生活的幻想。
而在艺术上，牧歌或田园诗则强调抒情性手法的运用，具有悠长、舒缓、优美的特点。
京派作家在创作上表现出偏重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风格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十分独特的。
我们在专科阶段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中曾学习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传统”，一是“启蒙的文学”，一是“文学的启蒙”。
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鲁迅、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作家是其主要代表；
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不尽同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作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
而我们说京派作家偏重于“牧歌田园诗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性，一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新文学作家，一般都具有感时忧国的特点，重现实干预，少悠远的乌托邦式的艺术想象，一年到头都在忙于应付时局的变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闲情去写田园诗。
因此，“启蒙的文学”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而“文学的启蒙”则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
二是因为在京派出现的30年代，现代文学中还很少有田园牧歌型的作家和作品，废名和沈从文的出现也就只能看作是一个例外。
即使是在后来，这个传统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在延续着，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着。
我们在专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第2章“土地之歌”中曾讲到，“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最为丰富和发达，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以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为特征的启蒙主义，和以沈从文为代表、以崇尚原始生态、歌颂民间生活、美化自然风光为特征的田园浪漫主义两大流派。
这些传统的影响使当代作家的创作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
在柳青对农民私有制观念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不仅可以看到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精神，而且，从他笔下的梁三老汉等形象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和茅盾笔下的老通宝。
而周立波对湖南山乡美好人性和绿水青山的由衷赞美，则与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有着内在的血肉联系，他笔下的盛佑亭（亭面糊）、王菊生（菊咬筋）、盛淑君等，仿佛是从古老的边城走入新的时代开始新的生活的老船夫、天保、傩送、翠翠。
”
我们在前面的“京派的作家”和“京派的共同特征”中，已经讲到了京派创作形成田园牧歌风格的诸多原因，在学习中还可以结合沈从文在抒情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参见教材第122页），来掌握整个京派文学的风格特征。
从京派文学对后世的影响或从后人对京派的研究和继承的角度看，由于大家始终不能在京派文学的思想价值上取得一致，因此，人们便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京派的文体创造上。
京派作家和沈从文作品的“牧歌式风格”是人们很热衷的一个话题，但要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则必须以精读作品为基础。
在文体上，他们大多创造出了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
首先，由于京派作家既有才情又有学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既追求独特又讲究品味，既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又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不愿以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取胜，而宁可将力气花在形式的创造上。
再加上他们几乎个个都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古文底子，又经过西洋文化的熏陶，既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又熟悉各种诗化、散文化的艺术手法，一旦认真追求起“文章之美”来，很难不有所创新和推进。
其次，由于他们的理想是表现乡土人生，所以，他们“最拿手的还是抒情体小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仅是大大的发展了中国的抒情小说，而且还在于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使抒情小说从此成为了一个传统和源流。
当然，他们既然生活在都市，其创作总是难以与都市彻底绝缘，只是由于对都市的反感，抒情的笔调在这里总是变为讽刺的笔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自己以为，我们虽然说沈从文的主要贡献虽然是他创造的“湘西世界”，但这并不是说他的都市题材小说在艺术上就有多逊色，而只是因为他的湘西世界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而都市讽刺小说则还有比他更独特的。
文体和创作方法上，把写实、记“梦”、象征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具有抒情写意的特点。
京派小说以抒情写意作品见长，在创作中渗透情感，凝结诗意，形成意境，可以说是“小说体的诗”。
这是京派作家的共同的审美追求。
尽管京派小说中也有写实成分，但像沈从文、废名等则注重将自己的“梦”渗入到小说中，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结合起来，这个梦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作家创作过程中主观孕育的范围，实际上是浪漫主义的东西。
同时，京派小说意象中的象征性内涵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增强了含蓄性，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语言的简约、古朴、活泼、明净。
4、京派的作家
在小说方面，除了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师陀）之外，还有凌叔华、林徽因等，以及后来的汪曾祺等。
在散文方面，主要有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还有沈从文、芦焚和后起之秀吴伯萧等。
在诗歌方面，主要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他们三人因出版有《汉园集》，又称“汉园三诗人”），以及晚起的林庚等。
在戏剧方面，力量最弱，主要有李健吾、林徽因等。
在理论方面，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主要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和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刘西渭）等。
从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派的作家队伍并不算庞大，但很整齐，一是每种体裁都有成就卓著的作家，尤其是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三方面有所建树；
二是每位作家都有多方面的成就。
京派作家几乎都是多面手，沈从文、废名、芦焚，既是著名小说家，散文也写得非常漂亮。
何其芳、李广田，既是著名散文家，诗歌也有不小的名气。
而李健吾既是著名戏剧家，还是翻译家，也写小说和散文，但他的“刘西渭”的名字在评论界似乎更响一些。
萧乾的小说成就虽不算高，但也很独特，同时，他还是一位很有知名度的新闻记者，在二战期间，他曾是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
而凌叔华（陈西滢的夫人）写小说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的专长应该是文化研究，她曾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大学讲坛上讲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尤其是文人画）。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夫人）更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才女，她毕业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也曾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但她的爱好是绘画与雕塑，也从事戏剧、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位作家，即废名（冯文炳）。
他是“京派的鼻祖”，当然人们对废名的注意和重新发掘，是从人们对周作人的重新认识分不开的，废名的几乎每一部作品，只要有序，必定出自周作人之手，而周作人每一出手，必定是“我喜欢”，跟现在“名人广告”如出一辙。
但不同的是，周作人不仅仅是一味地夸奖，还真的做了一些研究，比如，他在《怀废名》一文中就这样总结说：
“废名的文艺活动大抵可以分为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
乙是《语丝》时代，可以《桥》为代表。
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
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
戊是《明珠》时代，所作的都是短文。
”而我们现在一般也这样认为，说《竹林的故事》、《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是废名的小说代表作。
特别提醒大家对废名的注意，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废名虽然是京派的鼻祖，但他的小说特点与京派小说的共同特点（甚至京派小说的几个特点之间）常常有相悖之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不知大家在学习中是否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第一，是关于“易读与不易读”。
教材在第114页上说：
“‘京派’小说家有形式感，讲求‘文章之美’，作品比较有可读性”。
这里说的“文章之美”，正是周作人对废名小说的赞誉之辞（见周作人《枣和桥的序》：
“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但读过废名小说或散文的人都应该有同感：
即他的东西实在难读。
当然，我们在教材（第115页）中对此也作了明确说明：
“废名的作品并不容易读，里边总有某种玄学意味，又有‘理趣’和‘禅趣’，阅读时只有放慢速度，才能慢慢体会那有意为之的‘涩味’的境界，看作家如何将艺术和哲学两相调和。
”而废名最得周作人欣赏的就是他的“理趣”、“禅趣”和“涩味”。
第二，第二，是关于“平和与讽刺”。
教材在谈到京派小说“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的特征时，强调了他们远离商品化和都市化的一面，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理想和他们对于平凡生活的诗意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主要强调了他们“平和的写作目标”，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是平和的，充满田园牧歌风格的。
但在谈到他们的“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的特征时，又特别提到，“当他们以‘乡土中国’的眼光审视都市生活时，常写世态批评的讽刺小说”。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如此，沈从文的《八骏图》也是如此。
《边城》与沈从文的创作
关于沈从文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推荐大家看两本书：
《沈从文传》[美国]金介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版
《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三联书店1985年版
5、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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