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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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份地图各当典范近百年，欧洲的地图制作者往往因为过于偏爱这三份范本而忽视或拒绝其他资料，造成中国地图数量庞大却面貌单一的局面。
①这种状况使人想到，也许这时期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不完全是为了实用和表达他们地理知识的进步，还包含其他特定意图。
历史发展线索也揭示出，欧洲人的地图中的确包含着一条展现欧洲人逐渐形成与确立之世界地理观脉络，中国地图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文欲通过地图及地理文献插图回放欧洲人世界文明观的基本轨迹及其各阶段的表达形式，进而确立中国在这条轨迹中的位置和被定位的理由，由此对地图和地理文献作为思想史读本的意义作初步探索。
一、中世纪宗教性地图下的大陆等级观
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地图大概以15世纪为起点，但以地图的形式来表现欧洲人对宇宙与世界的想象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开始。
基督教时代的观念在吸收古典时期一些要素的基础上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特征，并深刻影响后世。
既然中世纪的制图者基本属于教会范围，其作品作为教化工具，对教会信条和《圣经》的内容与观念加以图像化表现，并反映出经院思维下的理论化宇宙形态。
这些地图的形式是象征性和装饰性的，常作为漂亮的装饰画出现在图书中或宗教场所。
其中地理学内容则贫乏过时，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解说一种思想，而非描绘地球的特征，确切地说是将《圣经》中的世界观念和人类观念施布于大地这个自然载体上。
T—O状是中世纪地图最常用也最能传达象征意味的形式。
其基本构形为，地球被一个O形的环海包围，以T形的内部水系分割O之内的三块已知大陆，其变体是在O中写一个Y，或在方框中写个V。
这个T字的一竖为地中海，隔开欧洲与非洲。
T的顶部一横则由两条河流连接而成，即隔开亚洲与非洲的尼罗河与隔开亚洲与欧洲的顿河（Don／Tanais），三条河流的交汇点是耶路撒冷。
②
T—O观念首先包含着空间的三分结构，这种认识可能来自古希腊伊奥尼亚（Ionia）的哲学家们。
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64B.C.?
—23A.D.?
）指出，古希腊人在给欧洲、亚洲、非洲这三块大陆命名时，并没有考虑到整个有人居住的地球，而仅仅是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家园以及正对着他们的土地。
③古罗马时代继承了希腊人对世界的三分法，常使用这种结构的地图来象征性地表示世界。
不过圆盘形观念也有《圣经》的支持，《旧约·
以赛亚书》（40:
22）提到上帝坐在地球的圆形轨道之上。
T—O结构中其实还含有古希腊的拟人化世界形貌思想，这种思想首见于公元前6世纪的一份希腊文手稿，它把地球看作一个人，头和脸位于伯罗奔尼撒，双腿在达达尼尔海峡，其余以此类推。
尽管T—O结构属于异教徒出身，它的空间意象和拟人化意象在修士和经院哲学家们的冥想中却都符合教会意旨。
首先，T—O结构分割的三块空间恰可喻示世界在诺亚（Noah）的三个儿子之间分化，因此有些这类地图中分别在三块大陆上标着闪（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h）的名字。
其次，T的拟人思想也可加以利用，在中世纪的T—O图里，T表现为基督受难的样子，头向东（顶部），脚向西（底部），双臂指向北（左）与南（右），也因此T—O地图里东方置于顶端，亚洲占据上部。
此外，如上文所言，运用这种结构同时可以醒目地传示出耶路撒冷为地球中心的观念。
经历几个世纪后，T—O地图越发装饰华丽，简单的T—O框架被嵌上色彩、涡卷饰和反映各种地理知识、世俗知识与宗教知识的图画，比如此类地图中现存最大最好的赫里福德地图。
④它有内容丰富的装饰画，其中少量的地理知识却是500多年前的旧识，其实际用途正是作为圣坛壁板的装饰画。
不过再怎么艺术化，T—O地图的核心部分都是象征基督教世界观的T—O形框架。
由于一切知识及其载体都可以被转化为表现上帝荣誉的物品，一切行为都以表达和实现上帝的意旨为目的，T—O地图便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念和在此基础上的基督教徒优越感。
其实《旧约·
创世记》（第9、10章）本身并没有说明将欧、亚、非三块大陆分别划分给诺亚的三个儿子，所表述的地域范围非常含糊，且实际上不会超出中东近东。
然而，《旧约》明确指定了闪、含、雅弗及其子孙的身份高下，这种高下之别亦被规定附着于他们各自的属地:
含及其属地迦南应受到神的诅咒而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闪应受神的称颂，雅弗被祝福去扩张。
欧洲的基督教徒接受的，正是这种有关人类支派的尊卑观念，他们进而把它扩大移植到自己所知晓的地理世界中。
闪、含、雅弗的属地分别对应于亚、非、欧，这并非犹太人原有的观念，而是出自欧洲人的解释，一般认为是公元4—5世纪的圣哲罗姆（St.Jerome）的手笔。
这种新的神学观念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什么亚洲那么大，原因在于闪的长子继承权。
同时这种说法也为古希腊人的空间三分法注入宗教含义，基督教徒接受了三分法的空间框架，但完全抛弃了其中原本具有的有关空间准确性的假设，也完全抛弃了古希腊地理学家已经获得的一些真实地理知识，比如他们已经认识到红海比尼罗河更适合作为亚洲和非洲的界限，但中世纪的T—O地图仍坚持以尼罗河为界。
古希腊的三分结构在中世纪神学家眼里的重要性就在其神秘的象征意蕴，而非实际地理结构意蕴，并把这种结构转换成抽象的宇宙地理学模式，于是将古代的先例与神学上的必要性结合起来，把一种事实上的歪曲转变为对具神学价值的深奥宇宙地理学秩序的摹画。
转换后具有神圣意味的大陆三分结构通过当时各种知识渠道深刻影响了公众认知，直到近代早期几乎都没有改变，而且后世欧洲人把这种阐释日益具体化和复杂化。
欧洲基督教徒根据自己有限的亚洲和非洲知识以及对自身的认识，再以宗教精神为指导，给这三块大陆冠以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优劣属性。
他们毫不掩饰对非洲异教徒的歧视。
T—O地图流行的时代，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还非常模糊，它在地图上被置于最高地位，只因它是犹太人祖先的栖居地和耶稣基督的诞生地，是《旧约》所说的应被称颂之地。
但中世纪的欧洲人既然并不了解近东以外的东方风物，就谈不上已经形成对亚洲的价值判断。
1581年，汉诺威的神学教授海恩里希·
本廷（HeinrichBü
nting）绘制了一张三叶草形的世界地图，刊于其著《据圣书旅行》。
其造型属于“奇巧地图”（cartographiccuriosities），然其蕴涵的观念却与T—O型世界地图紧密衔接。
在这幅木刻三叶草状世界地图上，非洲由正下方的叶子表示，欧洲为左上方的叶子，亚洲为右上方的叶子，三片叶子的汇集点便是旧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叶子漂浮在海洋中。
就耶路撒冷的位置、世界的三分结构、地球的外环海这些观念看，此图可谓T—O图的变种，但是三大洲的相对地理位置是按照实际情形安排的。
图中所写的亚洲地名反映其所绘亚洲范围限于近东和中东，印度位于最边缘。
更可注意的是，此图表现出的美洲似乎是原有世界均衡结构的不谐音符，被安排在左下角。
美洲被发现之后，这块土地及其居民在世界观念性结构中的位置一直困扰着基督教徒，因为难以将之与《圣经》的叙述直接联系。
他们对此有不同解释，然而各种解释所包含的思想基本一致，即认为世界有共同的起源，上有一位共主，然后被分成几块，出现了自己的国王与民族，最初被分配的方式和原因就注定了这块土地及其居民的贵贱优劣，而越是远离世界中心耶路撒冷的地方就越具有惩罚和诅咒的色彩。
基督教的普适主义理想和对欧洲以外地理的寡识多少掩盖了欧洲优越感的表现，但中世纪末期以来，随着欧洲人探索世界征程的开始，地球的面貌在欧洲人的海图上渐次展开。
知识的增长促使他们在品评世界时，于基督教观念之外又加入了具有时代色彩的文化观念。
欧洲人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于空间和各种文明的想象与观感，地图和地理书就是其中一种独特的工具。
欧洲人对东方的评价由于同时发现其繁荣文化和异教徒现状而陷入矛盾，仅靠T与O似乎再也撑不起亚洲的尊贵地位，对东方的信念已半遮半掩地动摇。
及至欧洲文化的优越感开始表现出独立于基督教优越感的鲜明个性时，不论有没有《圣经》，也无论是亚洲和非洲的古老还是美洲的新鲜，与欧洲相比都合乎逻辑地等而下之。
二、近代早期地图及插画中的欧洲优越感
15世纪末期到18世纪，欧洲制作的地图不仅表现出欧洲人地理知识的进步，也愈加丰富地折射出他们关于人类的观念。
然而在地图中糅进宗教性或文化性的欧洲优越感这一意识倾向却没有改变，只是随着地图实用性与科学性不断增强而导致观念性内容的表达方式发生分化。
16世纪的制图者习惯以歪曲地理面貌的形象化地图直接象征观念，其中尤以16世纪末期一批“奇巧地图”为典型。
他们让国家和地区的轮廓变形以屈从于人物和动植物的轮廓。
而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对世界各部分地位高下的观念便蕴含其中，如1580年代集中出现的几张女子形欧洲地图，虽仅绘制欧洲，却掩饰不了欧洲人的自命高贵。
这些地图的基本模式是一位戴王冠的女子，左手持权杖（或宝剑），右手持一个插有十字架的圆球。
虽然女王的整体形状是指欧洲，但通常会有标志暗示女王即西班牙，因为这些地图的主要目的是讽喻16世纪后半叶西班牙称霸欧洲所导致的一系列政治变乱。
然而把欧洲绘成一位少女王者且右手持一个插十字架的圆球，反映出作者身为欧洲人对于欧洲地位的意识。
在古希腊神话里，欧洲是以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Europa）之名命名的，而欧罗巴正是被化身为公牛的宙斯（Zeus）带到这片土地上。
根据一些地图制作者的声明，上述人形地图的构型便直接脱胎于这个故事。
这些地图在赋予欧洲以高贵少女品质的同时，又掺入基督教精神，那个插着十字架的圆球暗示着欧洲独自拥有上帝借福音所传递的、可掌握整个地球的力量。
这与神学家那种把雅弗的土地同欧洲相牵合的思想一脉相承。
17世纪的地图制作专业化特征明显，地图作为实用工具的地位日益明确，除偶尔仿绘16世纪首创的荷兰狮形地图外，“奇巧地图”不复再见。
不过，制图者对世界上各块土地的等差观念并未随着制图技术的提高而消失，反随着欧洲人征服了更多土地而发展，单纯技术上的进步无助于文化观念趋于合理。
只是17世纪的制图者不再把欧洲优越感表达于地图本身，而是通过图集插画或地图饰画来表达，地图本身则日益专注于描绘地球特征。
德国地理学家及版刻师克瓦德（MatthiasQuad）1600年出版的《地理学手册》封面画以不同的女子形象代表各大洲，人物的状貌和位置关系皆显出尊卑之别。
秉承16世纪人形地图的传统，一位持着十字架的少女王者代表天主教欧洲，被尊于顶部，其右手方、左手方及下方分别是代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女子形象；
亚洲虽然也是王者气象，但体态臃肿，显然不及欧洲优雅、尊贵；
非洲是衣不蔽体的半开化状态；
美洲则是原始的食人生番。
这张图画不知是否为克瓦德首创，但后来显然成为一种被不断重复的模式，尽管细节有所不同，但代表欧、亚、非、美各人物的基本特征和暗含的等差思想如出一辙。
如16世纪安特卫普制图家奥特利乌斯（AbrahamOrtelius）《地球大观》的1603年版和1612年版扉画，16、17世纪之交的荷兰制图家洪迪乌斯（JodocusHondius）以前辈地理学家墨卡托（GerardMercator）地图集为基础所出版图集的1606年版和1607年版封面图，以及1652年地理学家彼得·
海林（PeterHeylin）出版的《宇宙结构学》（Cosmography）封面图，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NovusAtlasSinensis）1655年版封面画等，都表达出欧洲人基于基督教观念的自我优越感，也是T—O地图中的基督教世界观的形象化和精细化。
另一方面，自17世纪晚期始，在教权遭受冲击及以科学为代表的近代文明的力量不断显现之下，欧洲人对其社会走向与价值取向的反思同样反映在地理学文本之中。
17世纪晚期的一些地图和地理书插画虽然仍致力于表达欧洲的优越性，但不约而同地反映出宗教涵义日益淡薄而世俗文明日益明朗的趋势。
阿姆斯特丹制图家约翰·
布劳（JoanBlaeu）在其《大图集》（AtlasMajor）1662年版中配有一幅以人物象征各洲的封面画，虽仍有欧洲女王和亚洲女王的形象，但也增加了体现人种学知识进步的外观颇地道的印度人与非洲人形象，而且在表现欧洲被地理学的智慧之光笼罩并手握地理科学的钥匙时，没有将智慧之光的来源归结为十字架。
荷兰制图家与出版商德维特（FrederickdeWit）1675年出版的一张海图（TabulaeMaritimaeofteZeeKaarten）的涡卷形图饰中不再有神话象征意味的形象，不再使用少女欧罗巴、亚细亚女王等以女子喻示各大陆的手法，而用人物的不同衣着表现他们来自何地，同样体现了伴随世界地理知识增加而发展的人种学知识。
但是这两幅画中的欧洲优越感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更加突出，约翰·
布劳的画中，唯有欧洲高坐在马车之上，代表其他洲的人物都步行拱卫着她；
德维特的图中，欧洲人高站在各式土著人装束的人群之上并被簇拥。
欧洲的优越感借助人种学知识而得以更“科学”也更有力地表达，这是传教士们精神征服的成果，也是周游世界的各色欧洲人武力征服、经贸往来、文化访查等各种世俗活动的成果。
欧洲人的这些活动多数进展顺利，使他们在一次次的比较中肯定了自身文明的先进和强大。
如果说基督教信仰所支持的优越心理多少有点虚幻成分，基于物质标准的文明比较所带来的优越心理却实实在在、目见身受，令欧洲人更为自信。
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不但没有扭转欧洲人延续数个世纪的等级制世界观，反而使这种诞生于宗教社会的观念稍加润饰后更稳固地发展，所以在18世纪出现的一些地图，力图以图例式的抽象标记在地理信息之外附加观念意象。
笔者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见到四张地图，在提供地理信息的同时以设色分界为手段而着意区分自己与他者。
第一张地图是亚洲图，编号Kart.B598'
—113，题署1744年哈修（I.Matth.Hasio）绘制或雕刻。
此图中的亚洲地理形貌已然接近现代地图，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它以宗教信仰为设色依据，将基督教地区、伊斯兰教地区和异教徒地区分别施以不同色彩。
整个鞑靼地区、中国、东南亚大陆部分、南洋群岛大部都是异教徒区。
印度大部被归入伊斯兰教区，但伊斯兰教区又分两类，阿拉伯半岛及小亚细亚一带为奥斯曼派，波斯和印度则属伊朗派。
其余各地则都是基督教区，并细分为天主教区及各派新教区，基督教区在亚洲境内的份额显然不大。
第二张地图为世界地图，编号4″＠Kart.B718—2，是巴黎地理学家兼出版商德拉马尔舍（CharlesFrancoisDelamarche）1811年制作出版，声称是根据近年来一些航行成果绘制的新世界海图。
它同样按宗教信仰区分世界各地，只是此图仅用颜色勾画边界而未在内部上色，由此区分出犹太教地区（中东一小块地方），基督教地区（欧洲与被传教士归化的几乎整个美洲、非洲的部分及南洋群岛的部分），异教徒地区（中国、独立鞑靼、中国鞑靼［即中国东北与蒙古］、中南半岛、印度次大陆、非洲南部和澳洲）。
但伊斯兰教地区没有被特别标出，而且对印度宗教属性的界定与前一张图也略有不同。
从这两张地图可见，18世纪后期的制图者对宗教信仰差异的重视并不比中世纪的教士弱，并不因欧洲已经走向现代工业文明而轻易消弭。
而且到了近代，由于殖民扩张的展开，宗教上的优越感又与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感结合起来，导致其他民族与欧洲人的一切不同都会被欧洲人视为是优劣之别。
所以德拉马尔舍还尝试在同样的地图模版上传递更多的文化信息，这就是第三张地图4″＠Kart.B718—3和第四张地图4″＠Kart.B718—4。
它们同4″＠Kart.B718—2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划分地区界限的依据不同，即采用人种标准而非宗教标准。
第三张图的具体标准是居民肤色，第四张图的具体标准是居民脸部特征。
简而言之就是用不同颜色线把世界划分成几个大区域，各区域内的居民分别为白皮肤、棕褐色皮肤、黄皮肤、黄褐色皮肤，或者欧洲人式相貌、面部扁平而眼睛椭圆式相貌、难看而不匀称式相貌、非洲人式相貌。
例如中国，在第三张图中以长江为界分属白人区和棕褐色人种区，在第四张图中则全部属于面部扁平、眼睛椭圆的人种区。
此处体现的人种学知识明显包含着欧洲种族优越论思想——欧洲人的肤色和相貌是区分美丑的依据，这可以说是布丰（GeorgesLouisLeclercBuffon）《自然史》第3卷第9部分《论人种的多样》的图像化注脚。
以上四张地图就制图学而言有一大进步，它们各自以某一单项文化标准为自然地理单元划分界线，与此前在单张地图上采用混合标准（自然地理、文化、政治等标准杂糅）的做法略有不同，可视为19世纪地图分类标准规范化（最终确定以国界划分）的先声。
但就其观念意蕴而言，仍是欧洲人为世界自然地理空间构建等级制序列这一长期努力的延续，并且这个等级制序列中有关异文化与本文化的轻重态度从无本质差异。
无论是原始的图画，中世纪的纯概念式结构，近代早期的形象地图，还是当今意义上的真正地图，我们从欧洲不同形态的地图中都看到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地的等级制序列的存在，只是其表达方式有异。
地图总是难以摆脱对文化的、精神的或意识形态内容的附载，正是因为地图本身就是文化产品。
不过，这个序列的最终完善和最有力的表述却未诉诸地图，而是通过于19世纪最终定型的一套包含着文化与精神上之亲疏关系的名词或术语。
当这些名词被分派给一个个自然地理空间后，那些空间的文化属性一个多世纪以来便近乎牢不可破，而中国也是到了这时才在欧洲人确立的世界空间序列里被最终定位。
三、中国在世界分级体系中的“他者”地位
结合近代早期以来欧洲人世界观念的发展历程，以及直至今天还能被感觉到并且已经不止影响欧洲人思维的世界区域分类观，可以总结出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不断扩充并于19世纪基本确立的一个世界分级体系。
这个体系可以清晰地分为五层。
第一层是大航海时代萌生的旧大陆与新世界之别，以大洋为划分依据，旧大陆包括非洲和欧亚大陆，新世界包括航海活动中陆续发现的所有新土地，如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诸岛。
第二层是对欧亚非这块超级大陆内部的划分，标准为“文明”与“野蛮”，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并在近代早期随着欧洲人同外界接触的增多而不断巩固。
撒哈拉沙漠以北以东的地带被称为“核心文明区”，撒哈拉沙漠以南则是一个从文化上和生物学上都与“核心文明区”区别明显又接触有限的世界，而这种特征被定义为非洲文化的基本特征，上文所说德拉马尔舍地图正是把沙漠以南的居民才界定为“非洲人”。
同时，欧亚大陆的北部即北西伯利亚和中央西伯利亚并不包含在“核心文明区”，该地居民被认为仅通过皮毛贸易和技术交换而与南部地带保持一定联系，实质上仍处在野蛮状态。
前两层划分在形成之后的漫长时期里基本固定不变，但第三层划分涉及的各种概念始终在不停变化，所指的地理范围也相应变化，这就是“亚洲”与“欧洲”、“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东”（East）与“西”（West）之所指。
“欧洲”和“亚洲”是地理实体的划分。
“亚洲”最早是指现在土耳其西北，后被希腊地理学家向东和向南延伸至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黎凡特），而后随着欧洲人对其东边地区认知的陆续扩大而东扩至太平洋西岸。
“东方”与“西方”则是历史学家使用的表达文化差异的术语，这对名词所指的地方并不总是与“亚洲”和“欧洲”相吻合。
不过“东方”的概念，亦如“亚洲”一样内涵在不断扩张。
“东方”的原始含义是指西南亚一带，7、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西南亚之后，“东方”的含义变成与基督教世界相对立的外国文化区，继而成为伊斯兰教的同义词，故而其所指也涵括了位居南方的北非。
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欧洲殖民网扩张至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东方”的概念继续向东推进。
当19世纪印度逐渐成为东方学家研究的基本对象时，“中国”也开始被涵括在“东方学”领域。
至于“东”与“西”这对概念，“东”早先是指基督教王国之内的东正教领地，即拜占庭帝国与俄国教会的势力范围，但后来更经常地成为“东方”的同义词，指欧洲范围之外的广阔地区。
从这三对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到:
一方面，中国明确出现在其中任何一对概念的指称范围内都是很晚的事；
另一方面，到19世纪，中国已经同时出现在“亚洲”、“东方”、“东”这三个概念的指称范围之内，亦即此时这三个概念在“中国”这个区域是可以重合的。
明确这一点就可以明白，在欧洲人的第三层空间划分——“东”、“西”之分形成与发展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虽已存在，但只是作为一种模糊的传说包含在“非西方”的土地中。
既然“亚洲”和“东方”的概念是被欧洲人逐渐扩大的，而它们实际上包含了许多种差异巨大的文明，那么与欧洲人的认识过程相符，接下来就是针对“亚洲”或“东方”的第四层划分。
这次的标准是宗教性的，即奉圣书的人（犹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仰者:
前者对应的是西南亚地区，也是历史上欧洲人最先认识到的“东方”；
后者所指的是更靠东的亚洲地区，就是历史上“印度”之所指。
在古代欧洲地理学中，“印度”意指最东方，这个概念被文艺复兴时期所继承并随着对更多东方地理空间的渐次发现而不断扩展，直到它包括了地球的大部，比如奥特利乌斯1570年制作的印度地图就包括了当今亚洲的南部、东部和东南部，在其他一些地图中，甚至美洲和埃塞俄比亚也被算入印度。
无疑，中国是时也被包括在“印度”之中。
从18世纪开始，“印度”的范围渐趋缩小，先是指南亚和东南亚，继而又依循英国人的殖民范围专指南亚。
20世纪，“印度”的含义进一步缩小，直到仅指现今的同名国家。
18世纪随着“印度”的范围不断缩小，分布在当今印度以北和以东的地区便呈现出独立形态，但它们并未立即被按国界线界分，而首先以文化区域的形态出现，由此便在18世纪后期出现了针对东方之“印度”与“非印度”的第五层划分。
这就是以宗教纽带相联结的印度次大陆同儒家文明圈之分，前者是指信奉印度教、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地区，因此包括了西藏和蒙古，后者则是以中国内地为核心，并包括朝鲜、日本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在“核心文明区”范围之内，与欧洲空间距离越远的地区，就被认为同欧洲在精神与文化上愈加疏远。
基督教王国与伊斯兰教王国之间的划分其实是核心文明区之内最浅近的一层划分。
奉圣书的人与印度教和印度佛教的信仰者之间在科学、数学、部分神秘主义行为和宗教概念等方面上也有不少近似之处，导致欧洲人把这两个群体分开的是双方在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方面的差异。
与此同时，“中国文明”相对于其外部所有文明的异质性也越来越突出，所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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