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党社从墓葬中的异例看秦文化的传播 《中原文化研究》第3期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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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党社从墓葬中的异例看秦文化的传播 《中原文化研究》第3期Word格式.docx

在本阶段,秦人不仅政治地位由于周室的册封以及伐戎而逐渐上升,而且成为西方主要族群与政治实体,初步形成的秦文化也强烈影响到了同地域的不同人群。

本文欲梳理春秋时期陇东南、关中附近秦墓中并非秦宗室贵族却使用其某些葬俗的“异例”,来论证秦文化的传播现象,并略及其意义。

一、秦墓中的“异例”与秦文化的传播这些“异例”,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墓葬的方向、形制、所出礼器与秦宗室贵族类似,却使用屈肢葬;

另一种情况是墓葬其他情况与秦宗室类似,墓主头向却与秦宗室贵族不一致。

这些墓葬总体的文化面貌,无疑属于已经形成的秦文化,它们的主人应是秦人统治下的“戎狄”或西周末年未及东迁的“周余民”,这两部分人理论上都属“秦人”。

(一)西山M1027(春秋早期)西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西岸,是近十多年发现的最为重要的秦文化遗址之一。

M1027②为带三个壁龛的竖穴土坑墓,方向265°

墓室长2.5米、宽1.4米、深3.3米,南端偏西的壁龛被盗扰,人骨和随葬品无存,但有棺木朽迹残留;

墓室东端壁龛有一个16—17岁的女性坐姿殉人;

西端壁龛有一个10—11岁的儿童殉人,头北足南,面向西,侧身,双手抱于胸前,下肢折屈向墓室。

墓主仰身直肢,头东面北,双手交叉置于骨盆北侧,椁底下有一腰坑殉狗。

墓室东壁龛随葬陶器4件:

喇叭口罐2、陶罐2,另有玉璜1,南侧的棺椁之间随葬有陶豆4、鬲3、盂2、罐1、甗1,墓主口琀为小块玉8、海贝3。

墓室北壁东部填土中有一狗骨架,东南角陶甗下有牛头骨2。

墓的年代当为春秋早期。

M1027虽然与西山M2003等葬俗相似,但头向东,墓室较小,年代也稍晚,应在春秋早期,与M2003、M2002等直肢葬墓位置也不相同(与M2003处于同一区域的M2004葬式不明),M2003处于礼县西山遗址西边地势较高处,M1027处于其东地势较低的屈肢葬墓地之中③。

M2003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头西向、直肢而有殉人,故墓主为“嬴秦”无疑。

墓主用三鼎,应该不是庄公或襄公,而当是庄公或襄公的兄弟之类的人物。

头骨上的箭头说明他的死因有可能是在伐戎战争中阵亡。

推测M1027的墓主与M2003所代表的嬴秦宗室并非同族,却与处于同一墓地屈肢葬人群存在密切关系,很可能是后者的同族。

如果这些推测不误,那么M1027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应反映了秦文化向“西戎”上层的传播。

西山遗址中,直肢与曲肢葬墓虽有区分,属于不同的区域,但大的方面来说,还是属同一遗址。

这样的例证还有其他一些,如大堡子山④、孙家南头⑤、八旗屯⑥等,反映了不同来源人群并存的“秦人”的族群构成和存在状态。

(二)户县宋村M3与南关墓葬(春秋早期)宋村位于户县东南15公里的秦岭脚下,北距沣西西周遗址15公里。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仰韶、龙山文化与东周文化相叠压的遗址。

在本次发现之前,早年也曾有春秋早期的青铜鼎、车马器的出土。

宋村M3⑦,大略为东西向100°

,墓室为东小西大的竖穴土坑,一棺一椁,椁长3.1米、宽1.75米、高0.66米,棺长2.4米、宽1.03米,左右生土二层台上有殉人4,墓主葬式不明,滕铭予根据殉人为直肢葬,推测墓主人也为直肢葬⑧。

其实殉人是被肢解杀殉的,所以与直肢葬并不等同,墓主的葬式还是无法肯定。

以头盖骨在墓室东部来看,头向应朝东。

墓底有腰坑,其中殉狗1(头朝东),西二层台上也有殉狗1。

随葬有列鼎5、簋4、壶2、甗1、盘1、匜1,铜车马器106件,陶器7,以及玉、石、骨、蚌器、漆器等。

鼎、簋等铜器制作粗糙,器壁较薄。

正东35米有附葬坑一座(M2),坑内有殉人、马、狗、兵器(矛2、盾?

)、车器14、陶器2等。

学者们经常把户县南关的两座春秋早期秦墓⑨跟M3一并讨论,所以有必要辨别后者。

南关74HNM1,已遭破坏,据说为南北向土坑竖穴,随葬铜鼎5、铜簋4,还有车马器、玉、石、陶等器物,从下文82HNM1推测,可能也头向朝南。

南关82HNM1,南北向土坑竖穴,葬式不明,可判断头向朝南,随葬铜鼎7、铜簋6,还有车马器、玉、石、陶等器物,无腰坑、殉人。

宋村M3墓主头向朝东、人殉、腰坑等葬俗,与西山M1027类似。

南关的82HNM1为南北向,与礼县圆顶山98LDM2属于一个级别,只不过后者年代在春秋中晚期而已⑩。

两墓都使用当时的诸侯礼制,说明墓主身份的特殊性,可能本来就如同陕西韩城梁带村随葬七鼎的芮国之君11,具有诸侯的身份,或是“戎狄”君长。

宋村与南关的两处墓地与典型秦宗室贵族墓不同,墓主都应当是秦之异姓。

所出器物都有明显的秦之风格,以及人殉(宋村、南关墓地无),都反映了秦文化向异族的扩散。

同样还有在沣西客省庄发现的71座东周墓,其中的48座东西向墓中,42座属于头西向的屈肢葬墓,与典型非宗室的秦墓无别;

剩余的23座南北向墓,可能还是保留了当地的传统,但大部分也屈肢。

两类墓葬的特征,与以上两地墓葬一样,无疑也是秦人势力的扩张在文化上所产生影响的结果12。

(三)西高泉墓地(春秋早中期)西高泉墓地13位于渭河北侧宝鸡市陈仓区东的台地上,共有三墓M1-3,M1因被破坏而葬式不明,据说是屈肢,也曾出土陶器,已经被毁坏,22件铜器都出土在此墓中,包括甬钟1、铜壶1、豆1、斧2、戈7、削1、尖状器1、鱼2、銮铃2、车軎3,还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风格的剑114。

由于文化面貌的复杂,学者曾对此墓的族属产生疑问。

陈洪推测,这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北方的“戎狄”人士15。

西周末年以来,西北戎人反叛,以东方出身的军卒防备西北戎人,实合情理,犹如西周金文中被派往西北的“夷”之类。

M2墓主头向以陶位置判断,应该朝北,M3比较明确,头朝北而屈肢,据此M1、M2也当头向朝北。

M2、M3出土有陶器多件,有鼎、簋、甗、匜、盆、罐等,都与秦式的同类器无别。

此三墓的年代约在春秋早中期之间,都采用屈肢葬,但头向朝北,与“秦人”中的下层有别,屈肢与秦式的仿铜陶礼器,无疑表达了墓主的秦人认同,其中的文化关系不言自明。

(四)景家庄M1(春秋早中期)甘肃灵台位处关中的北部边缘,越过岐山便是灵台,是从关中西部往北通往泾河上游最为便捷的道路,景家庄便处在这一要道之上。

M116是春秋早中期秦墓分布比较靠北者,出土有三鼎、兵器“□元用”戈及铜柄铁剑,附近还有车马坑(M2,出土有矛1、戈2)、马坑(M3)、奴隶陪葬坑(M4),M1为秦贵族墓应无问题。

其级别(鼎3甗1)、腰坑、随葬剑的情况,都与大堡子山ⅠM25、ⅢM1略似,后两者葬式明确,一屈一直,墓主也属秦之异族,但有剑无戈,很可能不像景家庄M1的主人那样为秦戍守边疆,而是秦国君之近卫或近臣。

景家庄M1棺长只有1.56米,棺内两端还分别有随葬器物和殉狗,人骨可占用的空间十分狭小,所以墓主葬式应为屈肢;

而以器物置于墓主头顶部,可知墓主头向可能为西。

由屈肢推测墓主的族属,应是秦之异姓。

若属秦之“公族”,则死后也不大可能葬在“边疆”地带。

从秦器铭文来看,带有“元用”字样的戈,很可能是由秦之最高层(包括秦君、秦公子例如“秦子”,或具有重要地位的大臣例如伯丧)监制,然后授予墓主,这变相反映了墓主身份的重要,以及灵台一带独特的交通与战略地位。

景家庄M1的年代,大致在春秋早中期,其中的一些文化因素,也可从当地找到更早的文化渊源,例如墓葬形制与椁的形制、腰坑等都与白草坡西周墓相似,可能继承了当地的传统,可是从人骨方向、葬式、器物等方面来看,却都是秦式。

M1的葬俗,虽然部分遵从了当地的习俗,但另外的一些特征像屈肢葬等是外来的,不是当地所拥有的人骨直肢、南北向的传统17。

考虑到春秋早中期的秦人,对于关中及周边的扩展,都是以武装为后盾的“殖民”行为(即所谓“伐戎”)的结果,所以M1的墓主可能是外来的,与灵台另一处秦墓地——洞山春秋中晚期秦墓的主人,应属于不同的人群。

后者可能是当地平民,属于土著,或许就是西周时期密国的遗民18。

从灵台的交通地位来说,M1的主人可能是秦镇守此地的异姓武士,所以无论如何,M1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反映的都是秦文化向异族的传播。

(五)边家庄79LBM1、M5(春秋早中期)边家庄墓地位于陇县县城东南约4公里处的千河南岸,附近有仰韶文化遗迹,共发现秦墓30余座,其中出有5鼎4簋的墓有8座以上,见于正式报告的有79LBM1、M519两座。

1979年发现的79LBM1为一残墓,可判断为竖穴土坑,方向不清楚,一棺一椁,计出青铜礼器、兵器、车马杂器及石器达100余件,其中有镬鼎1、列鼎5、簋4、壶2、盘1、盉1、分体甗1,兵器铜矛2、戈4、镞71件,车马器軎2、马衔6、节约1件,以及斨2、铃7、环4、铺首1、伞弓帽2、石管12,石贝126。

1982年发掘的M5,也为一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椁上棺下,椁内有两木俑拉一木车和其他随葬品。

墓主头向北,仰身直肢。

随葬品有铜列鼎5、簋4、壶2、盘1、盉1、甗1,车器有铜车軎2、铃15、兔4(应为衡饰20)、车牙饰3,铜鱼17、片形饰2、椁饰7,骨饰2,玉泡饰2、玉圭11,石圭4、管2、璧1、条形饰5、贝290,陶鸟5、蹄足4、磬形饰385、耳饰2、珠20,由玉、玛瑙、绿松石组成的串饰2,等等。

边家庄是一处规格较高的贵族墓地,附近还有一春秋城址,此处是秦人通过千水谷地交通关中西部与陇山以西,以及更北的平凉、固原的通道,位置十分重要。

《秦本纪》之《正义》引《括地志》云:

“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

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

”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可能为襄公所都的千邑21,或有道理,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支撑,即发现更高级别的东西向的代表秦宗室的直肢葬墓,这样才能把边家庄与秦宗室联系起来。

以这两座墓为代表,通观整个边家庄墓地,从文化面貌来看,无疑属于秦文化,但也还具有一定的周文化色彩,例如北头向、铜椁饰等葬俗,都与西周以及东周时期的梁带村墓葬相似,因此这些墓葬的主人应是“周余民”,在秦人势力到达本地后,这些人政治上改从于秦,文化上也受秦影响,进而使用秦文化了。

大量高级别的“周余民”墓葬集中于此,除了说明襄公都千的可能性外,也证明“周余民”是秦人进入关中后非常依赖的一个群体,是构成“秦人”的重要成分。

(六)洪塬村2003BHM1(春秋中期)洪塬村位于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东10公里渭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该墓22为竖穴土坑,北、西两面有熟土二层台,东面无,南面因破坏不知有无。

墓主头向南,屈肢,一棺一椁,棺底有朱砂,随葬有鼎3、甗1、小铜圈1等青铜器,以及陶壶1、罐3,石圭1。

洪塬墓地位处春秋早期武公所都的平阳附近,东有秦家沟、西有西高泉两春秋秦墓地,可能与平阳都存在联系23。

墓主为士一级的贵族,他遵从秦的礼治,使用秦式器物,却在头向、葬式上反映了自身的异族渊源,与秦宗室并非一系,这自然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

(七)大堡子山ⅠM25(春秋中期)大堡子山位于今礼县县城东约13公里的西汉水北岸,南端山梁突出前伸,在西汉水谷地形成狭窄的卡口,可扼守东西交通,位置十分险要。

此处是春秋早期的秦君陵园,发现有中字型大墓2座、车马坑2座24,还有夯土城墙、建筑基址、祭祀遗址、文化层堆积,以及400余座东周时期的中小型墓葬。

这些墓葬大部分被盗,除了两座中字型大墓外,考古工作者还发掘了中小型墓18座,其中的ⅠM25④位于东城墙之外的墓葬区。

ⅠM25形制为平面略呈梯形的竖穴土坑,有二层台,南侧偏东处有壁龛,内有动物骨头,一椁一棺,椁上有殉狗1,下有朱砂,底部有椭圆形腰坑,殉狗1只;

棺上有石圭片多件、石璧2、石锛1;

墓主头西面南,仰身屈肢,颈部两侧各有玉玦1,口含玉蝉1,头部西侧有较多的小石圭片,头部左侧有青铜短剑1,顶端有铜虎1。

椁西端有头箱,内有随葬品包括铜鼎3、盂1、甗1,以及陶罐6、豆1,另有漆器6,不辨器形。

墓内共有铜、玉石、陶器等163件。

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期。

ⅠM25从形制、头向、葬式以及器物来看,都与普通的春秋贵族墓无别。

从葬式看,主人与秦并非同族,而应是秦之异姓,但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腰坑殉狗,二是三件鼎的形制可分两式,并非列鼎,明显有“拼凑”的痕迹,这其实反映了墓主“学习”秦礼制的意图,反映了秦文化向境内异族的传播。

(八)秦家沟墓地(春秋中期)秦家沟墓地25位于宝鸡市陈仓区(旧称宝鸡县)阳平镇西北约2.5公里的秦家沟村,共发现5座墓,M1、2位于村之西北,M3—5在村东北,相距约1.5公里,从位置、墓向、随葬器物风格及年代来看,M1、M2与其余三座墓不在一起,并不能算作一个墓地,墓主也不一定属于同一人群。

M1为南北向的竖穴土坑墓,长4.1米、宽2.1米、深1.1米,一棺一椁,椁盖上有铜饰6组和铜铃6,并放置玉圭1,椁上夯土中有随葬狗1,墓主仰身屈肢,头南面东,口含玉玦2,骨架上及周围有朱砂一层,厚约0.002米。

随葬器物大部分放置在头顶部棺椁之间,计有铜鼎3、簋4、方壶2、盘1、匜1、铃1、马衔1、车辖1、 1;

玉凿1、环1、玦1、珠1;

玛瑙珠2;

骨质的管1、环1等。

M2也为南北向的竖穴土坑墓,有夯土二层台,陪葬有鼎3、簋4、方壶2、盘1、匜1等铜器。

秦家沟M1、M2两座墓,与其他三座M3—5不同(其中M5葬式不明),墓主头向南而屈肢,不是后者的头向西,也并非边家庄墓地那样是直肢,所以不会是“周余民”,而应是归顺秦之“戎狄”人士,墓地葬俗与器物所表现的秦文化特质,也反映了异姓贵族向秦上层文化的“学习”过程。

(九)毛家坪M2059、M2058、M1049(春秋中晚期)毛家坪位于甘谷县西约25公里的渭水上游,是秦文化重要遗址之一26。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等单位曾经发掘27,2012年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现墓葬千余座,墓地位于居址之南,以一条自然的冲沟分为沟西和沟东两个部分。

沟西区有墓葬300余座,已发掘的高级别墓葬有M2059和M2058等。

此两墓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2059墓口长5.2米、宽2.8米,深12.5米,四壁有5个壁龛,殉人6,为5女1男,殉人均有棺,有少量随葬品。

墓主一椁两棺,椁内西部为头箱,随葬有青铜鼎5、簋4、方壶2、盘1、匜1、甗1,陶器大喇叭口罐6、小罐7等。

墓主为男性,头向西,仰身微屈,棺内身旁出铜戈3、短剑2,其中紧贴人骨右臂的一件戈,胡部有“秦公作子车用”等铭文,其余锈蚀不易辨识。

M2059年代在春秋中期,并附有车马坑K201。

M2058墓主拥有一棺一椁,西侧棺椁之间随葬有鼎3、簋4、方壶2、甗、匜、盘、盂各1,陶器8,包括喇叭口罐4、小罐4,以及漆木器、石圭、陶圭等,西侧二层台上殉一女性,墓主为男性,仰身屈肢,也有附属车马坑K203,内车3马10,以及戈、矛、弓、箭等兵器以及策等马器,墓的年代在春秋晚期。

沟东区墓葬有700余座,发掘的M1049,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椁盖板上有殉狗和石圭,椁底有腰坑,棺椁之间出土有铜鼎3、甗1、戈1、斧1,墓主头向西,仰身屈肢,墓的年代在春秋晚期。

毛家坪墓地的年代从西周中期延续到战国,笔者认为,毛家坪应是秦春秋早期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初县”之冀的所在,M2059为五鼎墓,属于大夫一级,很可能是冀地长官。

这里的人群,自是以冀戎为主,随葬的兵器说明他们不但有守边之任,也有贡献其他实物、力役之苦,如沟东区墓葬等级较低,人骨检测也说明这里的人们生前可能从事辛苦的劳作28。

这三座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头向西的屈肢葬,因此不可能是嬴姓的秦人宗室,而应是秦之异族,其本身就是冀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国语·

晋语四》说晋文公自秦归晋,设官分职,使“异姓之能,掌其远官”,韦注远官即县鄙之官,与中官(内官)、近官(朝廷之官)相对,秦的情况可能类似。

上述秦“初县”之四地,与景家庄一样,都是秦之边鄙之地,镇守这些地方的应多是秦之异姓贵族。

春秋时期,这些贵族被征服后,进入到秦之统治阶层,当然也对秦礼制进行学习和模仿,以符合自己的贵族身份。

从头向、器物、殉人、车马随葬、M1049所拥有腰坑等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这自然反映了秦文化向异族的传播。

(十)孙家南头M161(春秋晚期)孙家南头位于陕西凤翔县西南大约15公里的千河东岸的台地上,扼守先秦水陆交通的要道,东依凤翔塬,北为灵山山地,是著名的秦人祭天之处鄜畤之所在。

墓地除了西周墓葬外,还有春秋秦墓91座,车坑3座,马坑1座。

此处所举的M161⑤,并不是平面面积最大的一座,属于6座铜器墓之一。

比M161更大的M191、M126、M160三座墓级别最高,其中M191、M126都随葬5鼎,M169随葬3鼎。

M126葬式不明,其余两座墓主为直肢葬。

M191有腰坑,M126、M169无腰坑。

最大的M191,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265°

,带二层台,靠近底部有壁龛,内有殉人,墓底有腰坑,墓主享两椁一棺,头西向而直肢,出有列鼎5簋4,以及兵器戈1,陶器5,铁剑1,玉、石、骨器32,墓的东南方向有车马坑。

M126、M169两墓情况与M191基本类似。

M161属于出土青铜器较少的另3座铜器墓之一,竖穴土坑,方向210°

,长4.3米、宽2.1米、深3.8米,墓底有熟土二层台,一棺一椁,椁内西端有头箱,随葬品多置于此。

墓主头西面南,仰身屈肢,南侧壁龛内有一殉人,头东,屈肢,无葬具。

墓室西北角殉狗1,头箱西南角有牛骨。

出土铜器9件,计有鼎2,铃5,带钩1,削1。

陶器9件,有鼎1,壶2、罐5(喇叭口2),鬲1。

另有石质的圭、环、贝以及玉环等器。

M161墓主为屈肢,随葬三鼎二壶,值得注意的是三鼎的形制、质地不同,为二铜一陶,可以看出埋葬者为凑足三鼎数目的努力,与西山M2003类似,不过此墓墓主学习的应该是秦;

而西山M2003的墓主学习的对象则是周。

除此之外,还殉葬一人,推测墓主应为士一级的异姓贵族。

墓的年代大致在春秋晚期,作为秦的有身份的异姓人士,此墓中并不随葬兵器,墓主可能是为秦服务的行政人员,由于某种原因获得了较高的身份地位(有可能是M191的属下或家臣),所以亦为“秦人”,从葬俗以及随葬器物中就可以看出,墓主对秦上层文化的遵从、模仿和“学习”的事实。

(十一)大堡子山ⅢM1(春秋晚期)此墓的形制为竖穴土坑,南北向而偏西,有熟土二层台,一棺一椁,椁盖板上随葬木车1辆,墓底有腰坑(中有殉狗?

1)。

随葬器物有铜鼎3、甗1、铜柄铁剑1、马衔2、镞4、铃5,以及贝壳、玉玦2、石圭1、骨器2、鹿角1、玉饰2。

墓主头朝南,下肢似是直肢29,并且随葬甘宁地区“戎狄”常见的三叉格剑30,因此推测主人应为秦之异族。

如上文言,大堡子山除了两座“秦公”墓外,还有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大部分分布在山城东北的山坡上,从葬式看,既有屈肢,也有直肢31,推测这些墓葬的主人,自然是秦人宗族和异族人士并存。

以中小型墓葬与主墓的接近程度判断,其主人应是秦君身边的侍卫或近臣,而ⅢM1的主人与ⅠM25的主人一样,同是秦之异族,但应有着不同的族群来源,犹如《周礼·

师氏》所记捍御王身的“四夷之隶”一样32,来自不同的异族。

ⅢM1的主人头向与秦宗室贵族不似,却使用秦式礼器,并有腰坑的存在,作为秦君身边的人员,自然有“学习”的条件而使用秦文化了。

二、秦墓中“异例”的文化与族群意义

以上我们主要以春秋秦墓墓主头向、葬式的差别,列举了秦墓中的一些“异例”,来说明秦文化的传播现象。

之所以称之为“异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在春秋秦墓中最为流行的葬俗,第一种即最上层嬴秦宗族所拥有的直肢葬、头西向、带腰坑、有殉人、随葬铜礼器、有车马坑(部分)等葬俗;

第二种即屈肢、头西向的葬俗,乃嬴秦宗族之外大量的“秦人”所使用的一种葬俗,人群分布更为广泛,是中下层“秦人”的主流葬俗。

“异例”都不合于上述两种流行葬俗,或是葬式,或是头向,还保留着自身原来的传统,与秦不同。

某些器物(例如短剑)也是如此,也可体现墓主原来的族属。

另外,本文所收集的例证,都是三鼎以上的铜礼器墓,其主人应是有身份的异姓人物,而对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等可以说明本文观点的例证并未涉及,后两者所代表的应是身份更低的异姓。

秦人在西周中期因为周室养马有功始被封于秦(今陕西宝鸡市东),西周晚期在为周伐戎的过程中逐渐崛起,其首领由大夫而西垂大夫,最后在春秋初年被封为诸侯,名义上拥有“岐西之地”(今关中西部以西至陇东南),政治重心也从陇东南东迁到关中一带。

“秦人”的形成,就从西周中期被封于秦开始,其开始必定是嬴秦宗族为核心,然后融汇了西北“戎狄”(应主要是“西戎”)、“周余民”等族群逐步形成的。

与秦人的崛起相应,秦文化也是在西周中晚期萌芽、春秋早期开始确立的。

不过,从理论上来说,西周后期的秦文化即使存在,其主人总归还是周之臣属,故不可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个性,最多可算作周文化的一些地方特征而已。

所以,西周后期只能是秦文化的萌芽期。

进入春秋之后,秦文化的特征才得以较迅速的形成。

因为主流的文化因素总是以上层主观的“提倡”开始,然后才向社会的其他阶层“稀释”,最终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即使原来就有的一些因素也是如此,即主观“强调”的结果。

嬴秦上层在获封为诸侯之后,需要有“证明”自身社会与族群身份的文化标志,这是秦文化在春秋早期形成的基本动力,秦式的礼器、车马制度、葬俗等的形成,都可由社会与族群两方面的原因得以解释。

“秦人”的构成具有历史阶段性。

西周时期,也有不同的人士进入其中,但须知此时的“秦人”,也是周王室之下的臣民,所以此时的“秦人”,主要就是指嬴秦宗族一支,这是构成“秦人”的基础,嬴秦宗族因此可以称作“秦人”本体。

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的“戎狄”(主要是“西戎”)、中原人士(如“周余民”、山东“新民”等),构成了西周至于秦亡不同阶段内涵有差异的“秦人”,并在文化上有所体现。

根据人类学族群理论,文化因素与共同的祖先历史传说,作为构成一个具有“民族”意义的族群的基本要素,是“秦人”上层强调自己族群身份的标志,那些想进入到“秦人”之中的异族,自然也要加以模仿和学习,以便获得“秦人”的身份,本文所论证的,其实是“秦人”形成的具体过程和历史,只是采用了文化的视角而已。

本文中“异例”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时代,族属则可划分为两部分:

一是西北“戎狄”的墓葬,属于这类人群的墓葬有西山M1027、户县宋村M3、西高泉M1、景家庄M1、毛家坪M2059、M2058、M1049、大堡子山ⅠM25、孙家南头M161、大堡子山ⅢM1等;

二是“周余民”墓葬,包括户县南关74HNM1、82HNM1、陇县边家庄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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