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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刘大白的《白屋说诗》也认为《关雎》是一首求爱的诗；
高亨《诗经今注》：
“这首诗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后和她结了婚。
”袁梅《诗经译注》说是古代的一首恋歌；
程俊英《诗经注析》认为是一首贵族青年的恋歌。
二十一世纪以来，《关雎》的研究更胜从前，《诗经》研究专家夏传才在《现代诗经学开端的十年》中认为应该接收不同的声音；
陈戍国《诗经校注》中也基本认为《关雎》只是男子追求淑女；
而吴小如的《诗•关雎》则说《关雎》是一首经过加工的民歌；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还认为其为婚嫁歌，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同时人们开始用西方理论解释《关雎》，如叶舒宪《爱情咒与“采摘”母题：
<
关雎>
卷耳>
芣苢>
通观》就从西方母题理论的角度解读《关雎》，再如，邹然《从接受美学观点看<
的反馈信息》就直接从美学角度解释《关雎》主旨。
笔者在整理了这些文献的基础上，从不同的方面论述“后妃之德说”的合理性，旨在恢复国人的解释系统，希望给以批评指正。
一、《关雎》主旨梳理
《关雎》主旨众说纷纭，其说法的不同明显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限，汉代时就广泛流传两种说法。
三家《诗》均认为《关雎》是一首讽刺诗，其主旨是“刺康王”，这一说法在刘向之后写成的《列女传》有明确的阐述，而《毛诗》则认为《关雎》主旨是“后妃之德”。
之后对其主旨的解释大体上还是限于“后妃之德”的范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一般将其概括为“歌咏爱情”。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关雎》主旨
汉代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有关《关雎》主旨的解释就很多，而最具代表性的大约有三种：
后妃之德、思贤才、君子思淑女。
1、后妃之德
《诗大序》开篇曰：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即赞美后妃的功德。
从汉代到清代，《关雎》的主旨解释一直沿用“后妃之德说”，宋代大儒朱熹在《诗集传》也说:
“《关雎》，后妃之德也，孔子之叙书也，举起所谓作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
”由此可见，“后妃之德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2、思贤才
《毛诗小序》则解释《关雎》主旨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毛诗正义》则解释为“《关雎》之篇，说后妃心之所乐，乐的比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
心之所忧，忧在进举贤女，不自淫恣其色；
又哀伤窈窕悠闲之女未得升进，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
君子劳神苦思，而无伤害善道之心，止是《关雎》诗篇之义也。
”
3、君子思淑女
我们从《关雎》的字面意思上看，就是君子对淑女的可遇而不可求，君子对淑女的思念之情呼之欲出。
此外，《诗志》也说：
“只‘窈窕淑女’二语已定……此为君子思淑女也，若作宫人辗转反侧便无谓。
孔子曾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二语，已尽此诗之妙……”
事实上，我们细细分析的时候，不难发现，“后妃之德说”、“思贤才说”以及“君子思淑女说”出自“同宗”，可以说它们都是“后妃之德说”的衍生发展。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关雎》主旨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理论学说在中国很流行，那时候传统文化几乎都被放置于糟粕的境地，学者们对《诗经》有了新的定义，对《关雎》主旨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大致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1、古代歌谣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文学革命的倡导人胡适明确提出《诗经》未经孔子删定，只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他在《谈谈<
诗经>
》中说：
“《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可以做社会历史的材料……”那么，作为《诗经》首章的《关雎》无疑是一首古代歌谣，其主旨所表达的就是淳朴美好的爱情。
2、民歌
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从古代歌谣当中衍化而来的，它认为《关雎》是无关乎贵族、礼仪、贤德、教诲的一首再单纯不过的爱情诗，它歌颂了古代男女之间美好的相思之情，体现了原始的纯粹爱情。
3、婚嫁歌
这种说法更为具体，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在周南、召南里，有几篇民间的结婚乐曲，和后代的撒帐词等有些相同。
《关雎》里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明是结婚时的歌曲。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学者们普遍抛弃了“后妃之德说”，而总以“歌咏爱情”概括主旨，其前后变化可见一斑。
二、后妃之德并非无理之说
“后妃之德说”最早是在《毛诗大序》中提出，开篇明义：
“《关雎》，后妃之德也。
”除了三家《诗》的“刺康王”说，“后妃之德”已经是最接近《诗经》创作时间的说法。
当然，无论是从《关雎》诗的表意还是引申义，“刺康王”说都是很牵强的。
那么，《毛诗》所认为的“后妃之德”究竟有无道理，《关雎》主旨到底是怎样的？
借鉴古今学者的一些研究资料，笔者认为，“后妃之德”的说法并非无理之说，而恰恰是《关雎》主旨所在。
（一）属类上的论证
提到属类问题，我们首先看《诗经》的分类，它分为三类：
风、雅、颂。
风，即国风，是各个地区的乐调；
雅分为大雅和小雅；
颂，大多是祭歌，风雅中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地位低微者。
《关雎》是《国风·
周南》中的第一篇，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卫风、郑风等等，周南、召南等都是地名，这两地都是周王京畿洛阳，其他的是诸侯国名。
《毛诗》曰：
“言《国风》者，国是风化之界，诗以当为别故称之《国风》，其《雅》则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须言国也。
”一些观点由此认为，《关雎》既然是说后妃之德，那么按照《毛诗》所言就应该将其纳入《雅》中，所谓“风化之界”已不能限定后妃之德了。
然而事实上，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说法。
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都是说周王的，而不是诸侯国，这些从地名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
此外，《孔颖达疏》也明确提到：
“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
不直名为‘周’，而连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于南方故也。
”因此，周南、召南是说周王而非诸侯。
国风本就是各地风气，只是用乐调加以区分罢了，所以，国风这种天下之风化包含王风就不奇怪了。
以上的一些论证只是为“后妃之德说”提供了可能性，周南是“王风”，那为什么说是“后妃之德”呢?
《毛诗正义》解释为“上既总言二《南》，又说《关雎》篇义，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内之化。
”这里明确讲了《关雎》主旨，即后妃之德的原因，正如《正义》所言，“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是以《诗》者歌其性情。
”按照这些说法，后妃之德说不无道理。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都是牵强附会之说，“只是歌咏爱情”的说法普遍流行，这实际上与学习西方文化有很大关系，鉴于当时文化改革的需要，文化改革的领导者们就极力摒弃先贤的说法，将诗意回归为本义，认为其主旨是“歌咏爱情”不能说错误，但是其浅显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二）意象、释义上的论证
纵观《关雎》全诗，我们不难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意象，雎鸠、淑女、君子、荇菜、琴瑟等等，此外，诗中一些字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这些并非简单的比拟和用字。
1、意象
明代吕坤在《闺范》中解释雎鸠说：
“雎鸠之鸟，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
荇菜之物，芳洁而不污秽叶浮而根沉潜，物之窈窕者也。
文王天下之圣人，难乎为配。
太姒天下之圣女，足配文王。
彼其女德素闻，宫人一见欣喜，而言是淑女也。
德容深潜而不浅露，安靜而不轻浮，如此窈窕，于我君子，和乐而不乖戾，恭敬而不媟狎，真一德相成，两美相并矣。
所以未得而优思，既得而喜乐如此。
”由上可见，雎鸠鸟就如同是鸳鸯一样，荇菜也是一种芳洁之物，它的形态窈窕多姿，用来形容淑女再贴切不过了，这些意象的选择很符合诗意。
然而，在《<
诗经·
本义探微》一文中，作者这样说：
“《毛诗》曰‘关雎，后妃之德也’，而纵观全诗，没有像《大明》、《思齐》那样，将‘文王、大姒’的名字写进诗中。
因此，《关雎》为‘后妃之德’有些牵强附会。
”其实不然，我首先来看“君子”，说“君子”是一个意象是有其原因的，在十五《国风》中，我们很难看到有像《雅》中那样的直呼其名的，就如《周南》中的《葛覃》、《卷耳》等名篇都没有。
《诗经》有三大艺术手法，即赋、比、兴，而“比兴”这一手法在《国风》中有很多运用，君子作为一个意象比的是谁？
很容易想见，在那个时候，君子不是什么人都能称呼的，它是对贵族男子的一种称谓，那么属类于《国风·
周南》中的贵族男子还会有谁呢？
《疏》曰：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自，从也。
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
先王，斥大王、王季。
”这里说的已经很明白，这个贵族男子正是周文王，那么，“淑女”自然就是太姒了。
如果还不能说明，我们再来看“琴瑟”、“钟鼓”、“荇菜”，它们依然是贵族的象征，在那个时候，平民百姓是没有琴瑟、钟鼓这些乐器的，能用这些乐器来取悦“淑女”，岂能出自民间？
而全观《诗经》，采摘这些野菜的都是宫廷中的女子，比如“卷耳”。
那么，《关雎》是一首民歌的说法就不攻而破，说其为婚嫁歌也是有些牵强，贵族奏乐并不一定就是在嫁娶之时，即使是周王娶亲，天子婚嫁不可能和平民一样，婚嫁歌自是民俗的说法，则不切合实际。
《关雎》主旨为后妃之德是合乎其理的，并不是牵强附会之说。
2、释义
《关雎》中有些字的解释是有争议的，我们以“逑”字为例，《毛诗》解释“逑”字说：
“匹也。
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
”是把“逑”当作名词，解作“配偶”，把“好”当作形容词。
因而，“君子好逑”就应该翻译为“淑女是君子的好伴侣”。
而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逑”为“聚敛”。
可见，许慎认为“逑”应当是一个动词。
那么，“君子好逑”的意思想要解释通，“好”就成为动词（读四声）。
我们可以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翻译为美好贤德的女子，君子都是心向往之。
两者都说的通，我们不如将其两者并存。
但是，无论怎样翻译，结果都是君子希望淑女成为自己的伴侣，原因在于这位淑女贤良淑德，能够帮助自己管理家事，自己也好专注于国事。
这种说符合王之风化，所谓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一位贤明的君王就应该找一位贤德的后妃。
下文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均是证明。
因此，“逑”字的争议并不影响《关雎》的主旨解释，反而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再如“窈窕”，陈戍国在《诗经校注》中说：
“窈窕，先师郭君重（晋稀）先生《诗经讲义》认为就是现代说的‘苗条’。
这样讲，明白好懂，《毛传》：
‘窈窕,幽闲也……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并未说出‘淑女’的形象。
”然而，中国在那个时代是不用“苗条”二字的，我们在各种文献中都很难见到，以后也很少用，况且到了唐代，女子并不以瘦为美，倒是现在这个词很流行，虽然明白好懂，但是它不符合逻辑，苗条的女子就是淑女吗？
显然不是。
淑女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标准的：
不思邪、不妒忌，可以让男子毫无后顾之忧。
因此，“窈窕”二字就不是翻译成“苗条”那么简单了，它正是一个可以修饰“淑女”的专用形容词，应该翻译为贤良淑德。
综上所述，“后妃之德”是说得通的，《关雎》意在说后妃应该具有怎样的德行，同时又赞美“淑女”即太姒的贤良淑德，这样就给后人以榜样。
到后来，君子思淑女也就被演化为君王思贤才，可以想见，这种引申是合理的，那么《关雎》主旨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诗经之首的原因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证只是从小的方面着手，然而，真正可以证明《关雎》主旨为“后妃之德”的是它在《诗经》中的位置。
1、五伦之首“夫妇”
四始之首《关雎》，将其放在这个位置并非偶然，从古到今，中华文明一直是在儒家礼乐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这五伦在我们看来，在古代应该是哪一个最为重要呢？
或许我们都认为是君臣，然而，真正重要的却是夫妇。
《周易》中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明代吕坤也说：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乃其至也，察乎天地，一阴一阳之谓道，夫妇一小天地，天地一大夫妇耳。
”由此可见，夫妇关系是多么重要。
《正义》云：
“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是以《诗》者歌其性情。
”《大学》教人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见齐家的重要性，“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快教人者无之。
”因而，将《关雎》放于《诗经》首章正在此意，它表面是讲女德、夫妇，事实上，这种女德、夫妇却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2、周代重视夫妇之道
周代对夫妇之道的认识，可谓达到了一种至境，疏曰：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诗，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
高以下为基，远以近为始。
文王正其家而后及其国，是正其始也。
化南土以成王业，是王化之基也。
”这里都认为《关雎》所言后妃之德正是夫妇之道、王化之基。
后妃贤德，则可正君王，君王也可安心治理天下。
事实上，这些都是有很好的例证的，就如周朝三太：
太姜、太任、太姒。
在中国的历史上，周朝三位开国先君的夫人，都以母仪天下的德范，辅佐和教化了开万世太平的数位君王。
她们是夫君的良佐，是胎教的良范，他们以女德化育千秋百代。
就如太任的胎教，《列女传·
母仪传·
周室三母》：
“大任（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
王季娶为妃。
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
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
溲于豕牢，而生文王。
文王生而明圣，大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
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
”太任如此贤德，周王无任何后顾之忧便能安心治国，文王也生而明圣。
这正是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说的：
“《周南》《召南》何为皆先言妇人之事也？
曰：
此先王虑天下之远也。
盖天下之平必由于国治，国之治必由于家齐。
故太任思齐，太姒嗣音而周以兴；
牝鸡司晨而商以亡；
褒姒宠，申后废而周亦东迁。
毋以妇人为轻，妇人之所以关于兴亡者正不小也！
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于败国而亡家也。
”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位贤德的后妃是何等重要，也难怪文王思念这样的女子而辗转反侧了。
经过上面三个方面的论述，《关雎》主旨的确是后妃之德，而今天的歌谣、民歌等都是比较浅显的说法，这些说法没有想到《关雎》的深层含义，而以一首淳朴的爱情诗概之，实在是有悖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了。
三、以中国家法解释中国
《关雎》主旨众说纷纭，究其原因是解释系统出现了问题。
解释系统问题是现代儒学学者蒋庆先生提出来的，解释系统是一个观点的出发点，也是一个观点的终结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关雎》主旨基本上都界定在“后妃之德”的范围内，有所延伸，也是合理的解释；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后妃之德说”被完全打入“天牢”，就连其整个解释系统都被摒弃，就像吴小如认为的：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
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
”因此，想要纠正今人的错误说法，就必须回归本民族的经典解释系统。
当然，这个正确的解释系统并不是封建社会中儒学的专利，而应该是千百年来，我们民族所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
（一）《关雎》体现中华传统美德
《关雎》本言“后妃之德”，而其中所说的美德又不仅仅只有这些，这正是这首诗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就以”君子“来说，在《关雎》中，“君子”“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一些行为体现一种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礼”的现象，林义光《诗经通解》说:
“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
”其意思是虽然君子非常爱慕女子,却没有采取不礼貌的行为,很有分寸,很守规矩,体现了“君子”的道德涵养。
在情感特质上体现了以礼节情。
正如《毛诗大序》所说：
“发乎情，止乎礼义。
”而如今的即在西方解释系统下的说法认为情应该节礼，这种看法明显与我们民族一贯的思想不合，这完全是一种西方化了的经典解释。
此外，我们在“君子”的行为上还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处世之道，即中庸。
从“流”到“采”再到“芼”，仅仅是这几个字的变化，却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正暗示的是“君子”对“淑女”的追求过程，他没有采取任何极端的做法，对自己心仪的女子是谨慎行事，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心爱的女子在一起。
这首诗可谓是一场求爱行动的写照，却又凸显了这位女子的贤德。
再如我们看到的“君子”身上自强不息不会轻易放弃的精神，在面对心爱的人儿，辗转反侧也没有悲观失望，这正是中华传统美德中强调的，如果用西方的解释系统来解释，那么这些《关雎》诗中所表达出来的美好就荡然无存了。
（二）《关雎》诗旨应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如今的文化，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的国家急需要引进外国的新鲜之水，因此，文化改革便将一切经典文化批斗为糟粕。
经典文化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安身立命所必须之物。
一百多年来，中华文明被西方文化知识理论不断解构，我们对待问题也开始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义理来处理，其始作俑者不是西方文化，而正是我们自己。
大多数人从内心里认为西方的解释系统还原了人类的本真，殊不知，有些知识是需要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价值观来解释的，正如《关雎》，其文化背景本来就是一个礼乐文化时代，那时候，上到君臣，下至百姓，都信奉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关雎》解释为“后妃之德”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中华的文化本来就不是像西方一样直白显露，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含蓄内敛的如水中望月般朦胧的美。
我们尚且不去评论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但是用西方的文化解释系统去理解中华文明中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而且是位于四始之首的《关雎》，才是真正的牵强附会。
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
首先应该明确本真中华文明绝不是现今我们通常所解释的那些内容，要恢复中国文化的固有解释系统，必须用本真中国文化解释系统去揭示六千五百年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在蒋庆先生的《以中国解释中国》一文中，他提出：
“要重建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史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句话正揭示出一个本质问题，那就是中华经典的解释应该植根于中华的文化传统背景之中，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正是这个解释系统的大背景。
结语
简而言之，《关雎》诗的解释应该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那些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解释的主旨，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予以摒弃的，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在原汁原味的古代中国典籍之中，假如我们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学习先哲们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反而用歪曲的道理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这个民族还怎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还怎么让他人学习我们的精神文化财富？
试想，西方化了的中国经典还有什么意义呢？
先哲有云:
中华文化存,中国亦存。
中华文化亡,中国亦亡。
就从《关雎》的主旨解释开始，孰优孰劣，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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