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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适之安严复
惟适之安——严复
一、事迹简介
严复,福建侯官人。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出生在一八五四年的福建侯官县的一个中药世家的家庭中。
在严复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病逝。
当时正在学馆上学的严复中途辍学,放弃了旧时代的科举之路。
后来他进入到福建船政学堂进行驾驶学习,在一八七一年顺利毕业,是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
在光绪三年二月,严复只身前往英国学习海军,期间结识中国派往英国的大臣郭嵩焘。
两年后学成回国,任职福建船政学堂的教习。
而后严复在光绪十六年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在甲午战争后,严复深深感受到国家陷入沉陷,留学过的他看过资本社会西方国家的好。
于是开始在报上发表一系列唤醒国家改革的文章,如《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文章。
在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对赫胥写的《天演论》进行了翻译,更向国人喊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为激起消沉的世人。
而后严复又翻译了《原富》、《群己权界论》、《名学浅说》等文章,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思想家和翻译家。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的译著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
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他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二、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
严复1867年考入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
学习五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
1877年被派往英国保穆士德大学,不久转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海军专业。
1879年毕业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
1880年,严复被李鸿章看中调到天津,在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职。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
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
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
“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
置之不足道也。
”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
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
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
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
“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
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
“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
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
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
”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
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三、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严复是第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思想家和翻译家。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开始先自己着笔写了《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唤醒国家改革的文章。
后来他觉得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那一套思想很值得借鉴,于是他便开始了翻译国外著作的道路。
慢慢将人们的视野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上。
在1898年严复接触到赫胥,对他的著作赫胥感到十分震惊,那不是中国正需要的醒人观点吗。
他开始翻译《天演论》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告诉国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人类生活在社会中必须要知道的。
严复的思想主张深深影响了当时一度低沉的中国人民。
在戊戌变法后,他就将自己投入在翻译西方思想文化的事情中,为将正确的思想主张弘扬出去。
(一)力主复法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
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
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
“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
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
”“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2)呼吁变法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
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
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
曰有大害三:
“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
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
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
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
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
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
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
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
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
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
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三)提倡西学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
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古之必敝。
”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
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
“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
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
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
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
”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
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
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
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
“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
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四、严复的历史地位
对严复的评价,不能不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否则就难以得出公允的结论,我们必须结合晚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才能对其思想的前后变化及其历史地位与影响做出客观的认识wei。
严复所处的时代,从政治上看,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了。
这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加快,西方列强开始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方面表现为洋务派的“新政”,在现实面前以失败告终。
从经济上看,由于帝国主义向中国的资本输出,使得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它的发展先天不足,其前途布满着重重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酝酿已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为标志,汇集、发展成为一个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由这一背景出发考察严复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在中国近代史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严复以其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著述与译著,一方面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提醒人们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告诉人们只要奋发图强,变法维新,就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在近代思想界振聋发聩的认识,大大激发了人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政治以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开启了一代人的思维,从世界观上重新武装了人们的思维,使他们从此具有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从而起到了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作用。
从当时来看,这些思想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而从历史的整体观念来看,它们对于其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也不乏积极的影响。
第二,与政治变革相适应,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在晚清时期“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的情况下,严复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满足了渴望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丰富和扩大了中国的文化知识领域。
他所介绍的西方逻辑学开我国此类学科研究之先河,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运用科学方法对陆王心学、佛教禅宗所作的批判,鞭辟入里,从思想上终结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进程;他将中西方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融合的方法与观点,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从理论基础到思维模式的全新框架,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体系奠定了基础;他对封建旧学的批判,有着摧陷廓清的作用,对西学的引进与倡导,则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这些给人耳目一新又充满着科学精神的思想,无疑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不仅资产阶级维新派深受其惠,从中找到了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等人,也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救国的道理,学习到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
因此,应该说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起了划时代作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与思想,也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他所介绍的科学知识以及民主政治的思想,固然还不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求和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但终究也不能忽视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迪及历史影响。
然而,严复丝毫也不能逾越历史所许可的范围,来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环境,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不能不在他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这一点限制着严复在近代思想史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做出更大的贡献。
萧功秦教授说:
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值得后人重视,就在于他们所揭示的一些重大问题,不但对于当时的人们,同样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也是不能回避的。
在探索这些重大问题时,这些智者们运用他们的智慧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时代会过去,而问题来自过去,却又延伸到现在乃至将来。
一位西方思想史学者说得好:
“在一个需要更多的政治与学理智慧来应对复杂深刻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的时代,忽略前代思想家们的智慧资源是可悲的,正如我们要理解当代物理学的问题时,忽略牛顿与爱因斯坦同样是可悲的一样。
”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涵泳于严复的思想中的时候,我们不但能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而且也能通过思想家们对他所面对的问题进行的思考而将使自己变得更为成熟而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