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研究综述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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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洪波教授在“学府”专栏上就介绍了《道东书院》、《五峰书院》等[⑤]，“教育学”一栏撰写了《知识、学术、技能:

书院教学三大类型》、《也谈“校史”与“笑史”》、《书院是一种学校制度》[⑥]等文。

现将2010年书院研究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书院研究新气象

海外学者的书院研究。

书院自明代移植海外始，就不断有海外学者参与书院研究。

加之近年来书院儒学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频频召开，许多海外学者的作品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开拓了国内学者研究视角，促进了中西书院文化交流。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万安玲博士，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0第11卷上用中文撰文发表《元代华北的书院：

蒙汉文化关系》。

该文通过对元代华北书院修复、重建以及儒学的传播，证明了汉族文化的传承是连续而不是断裂的[⑦]。

汉文化的传承一直是文化领域探讨的重要问题，这是外国学者首次从书院的角度来论证汉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仍是延续的，虽然只是一篇期刊论文，却无疑于在书院研究史上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让人耳目一新。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刊载了“书院文化研究专辑”论文集，选译了09年在韩国召开的“东亚与书院”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中、韩、日等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东亚书院作出了深入分析与探索，引起了对东亚书院研究的持续关注。

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关于东亚书院－研究的角度和展望》以东亚书院为研究视角对书院文化传统进行考察，探究了朱熹学说与东亚书院教育的关系，并将书院研究扩展至以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为代表的整个东亚地区[⑧]。

日本柴田笃《白鹿洞书院揭示和李退溪》通过闇庵学派弟子纲庵《白鹿洞书院揭示考证》这一新材料,考察了《揭示》与韩国已故大师李退溪的关系，并指出《揭示》在当时不仅仅是学规，而是作为“圣学”“心法”被提出来，因而《揭示》在日本江户时代受到普遍重视[⑨]。

韩国朴钟培教授《从学规看朝鲜时代的书院教育》以朝鲜时代书院学规为中心，辨析了书院为己之学和为科举学习的教育目的，从学规中的读书次第和讲书目录探讨了书院教育的内容，依据分番居斋和讲会制度考察了书院教育的方式，从学规的角度清晰展示了朝鲜时代的书院教育[⑩]。

在《从书院志看朝鲜初期书院的性格－以<

竹溪志>

、<

迎凤志>

吴山志>

为中心》一文中，韩国赵峻皓教授通过分析白云洞书院和《竹溪志》、迎凤书院和《迎凤志》、吴山书院和《吴山志》这三部书院志，展现了书院传入朝鲜后的本土化过程[11]。

书院与现代科技。

新兴的科技革命后，电子信息技术渗透到了各个学术领域。

杨果《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书院德育文化传播研究》认为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书院德育文化传播有利的推动了思想道德建设，网络最为一种新的媒体传播工具，给书院德育的传播带来了机遇和挑战[12]。

刘颖、李顺宝等以“康乐园教育书院”这一新兴的网络书院为研究对象，讨论了网络书院的交互关系与质量，并给未来网络书院提出了发展建议[13]。

何平、郑章飞《书院文献的类分标准及<

书院文化数据库>

的构建与实现》提出按照书院文献资源体系类分建立“书院文化数据库”的设想，数据库按照书院实体、书院人物、书院文献、书院文物风光和书院百科五个分类来进行库的构建，并从结构、硬件、软件、实现的功能和界面设定等方面提出了数据库的建设方法[14]。

“教育家书院”的成立、“书院制”宿舍的提出、网络书院的出现都表明书院这一词汇开始大量应用于科技和教学领域，书院发展新模式势必会在未来获得更广泛的认知。

新理念、新方法的引入。

刘钰晓《白鹿洞书院经费报表分析》将会计学知识引入书院学田制的研究[15]。

任珂将“文化生态”的概念引入书院研究，从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和精神文化生态三点来探讨书院文化生态系统[16]。

蒋建国《公共交往、学术传承与社会教化－传播史视域下的书院性质研究》从传播空间、传播层次和传播理念上分析了书院性质[17]，这是首次从传播史的角度来研究书院。

李育富《南宋书院的哲学特色及其现代价值》不同于从教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探讨书院和理学的关系，而是单纯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述南宋书院。

李育富阐明了南宋书院具有浓厚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18]。

学者们还将地理学概念引入地方书院研究。

孙文学《元明清山西书院的地域分布与演变》介绍了元明清山西书院北疏南密，呈现“人字形”格局和海拔呈倒“V”的地域特征[19]。

朱江琳、杨光华《三峡地区书院分布和发展研究》则考察了从唐至清三峡地区的书院分布发展状况和特征[20]。

二、书院与文教

书院与现代教育。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

书院的德育与教学管理方法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甘雄《嵩阳书院对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以嵩阳书院为研究对象，嵩阳书院重视伦理道德教育，采用“会讲制”和“升堂讲说”的方式，教学管理严格，这些都对现代教育在德育、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上有重要的启发作用[21]。

张建江《浅论中国宋代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启示》分析了宋代书院在教师选任、教育方式、社会互动、民间参与等特点，挖掘了书院独特的文化教育功能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借鉴作用[22]。

吴增礼、肖永明《中国古代书院德育实施方法及其特征探索》等从德育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书院教育实施环境和考评制度，及现代教育体制的启示作用[23]。

另外何继龄《中国古代书院重徳传统及其现代启示》[24]、王瑜卿《中国古代教育的办学类型及现代启示－以书院为例》[25]、王晓晶《古代书院制度及其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26]分别从德育传统、办学类型和书院制度三方面来阐述古代书院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第二：

书院精神对教育的启示。

自书院迅速改制之后，沦陷于“既隔绝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也隔绝于西方文化历史传统”[27]的现代教育，只有用书院精神才能帮助其走出困惑。

吴良奎《书院精神之合理性及其对新课改的启示》从书院山长的办学精神和书院学规的形式挖掘了书院精神对新课改的参考意义[28]。

杨倩、李化树也从百家争鸣、尊师爱生、自发研读、教学相长等方面探究了古代书院精神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29]。

书院与地域文教。

书院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已形成了一种瑕瑜互见的文化传统。

胡弼成、欧阳峻翔《湖湘文化和书院传统下的湖南高等教育之发展》讨论了湖湘文化影响下的湖湘书院与湖南的高等教育[30]。

王改凌论述了作为湖湘学派奠基人张栻“传道济民”的书院教育思想[31]。

江凌、蔡志荣《试论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教育与书院》指出明清时期湖北地方官学弊端凸显，书院取代湖北官学成为地方学术、文化中心[32]。

李辉《北宋深圳地区的力瀛书院》以邓符协在锦田创办的力瀛书院为例，将书院教育的研究引入了深圳香港结合部[33]，开拓了地域教育史研究道路。

蒋素之《康雍乾时期台湾书院教育探究》将地方书院研究视野放到中国台湾地区，辨析了台湾书院最早的设置时间，介绍了康雍乾时期台湾书院的设置概况，行政组织设置、经费收支和膏火、宾兴制度，这是对台湾教育研究史的补充[34]。

陈滨《宋元时期福建书院的特点及其功能》从书院的祭祀功能、山林化与精英化、藏刻书事业的发达以及书院与科举的关系这四点来考察宋元时期福建书院的特点和功能，介绍了福建地区当时的文教情况[35]。

陈泽芳《从地方志史料谈潮州书院教育与文化》从地方志史料介绍了潮州书院的教育和文化[36]。

彭福荣《乌江流域书院教育的若干问题》指出乌江流域书院教育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明教化、儒学传承、培养人才和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37]。

书院与西式大学。

中国传统书院与西方大学教育的比较研究每年均为学者所瞩目。

王婉秋、王莞情《书院模式与通识之旨：

中西教育理念合流的思考》指出，相对于本质为精英教育的自由教育来说，通识教育是一种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中国是有通识教育的，中国的通识教育正是以书院为载体来实现的。

将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通识教育结合起来，有力的指出了1901年书院改制之后完全移植西方教育制度建立现代大学的不足，为书院教育模式和西式大学构建了一所互利的桥梁[38]。

朱汉民《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问题》认为由于根植于不同社会政治结构之中，中国古代书院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它的自治权受到以皇权为主导的行政权利约束，而欧洲近代大学自治则是城市自治的产物[39]。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背景之比较研究》刘河燕从经济条件、政治结构和文化因素三个方面考察了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的背景差异[40]。

三、书院与社会

书院与士绅、科举。

刘春丽《晚清湖北绅士与书院教育的发展》考证了晚清湖北绅士与当地书院教育的关系，指出地方绅士是书院繁荣的社会基础，他们提出创办书院，主持书院教育，资助书院经济[41]。

陈尚敏《秦州书院、进士与近代社会》关注了清朝同治、光绪两朝的社会背景下，王权，任其昌主讲的秦州天水、陇南书院逐渐养成了一批进士，这批进士群体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表现，分析了特定社会环境因素对书院和进士的影响[42]。

书院与科举之间此消彼长却牵连不断，历史上书院曾一度兼任科举取士的任务。

李兵、李文艺从社会环境、官学背景和书院政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书院教育呈现明显科举化特征的原因[43]。

吴洪成、李占萍《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揭示了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官立的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设置和考课制度，以及对近代教育的影响[44]。

书院与经济。

熊贤君认为稳定的学田是书院快速发展的有利因子[45]。

张鸽、任静等《浅谈中国古代书院的经费来源》指出官府拨付、民间捐输和书院自主经营是书院主要的经费来源[46]。

崔来廷《清代书院的社会经济视角》阐述了清代书院办学经费投入多元化、经营商业化和管理公开化的特点[47]。

禹玉环《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问题研究》对清代贵州书院经费来源、经费管理和经费状况进行了分析考究[48]。

书院改制。

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二清政府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始至2011年止，中国书院改制共计110周年。

以保定莲池书院为例，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书院教学制度变革的研究。

吴洪成、张振《清代保定莲池书院课程变革探讨》指出了在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吴汝纶对清代直隶省最高层次的保定莲池书院进行课程西学化改革，这次改革最终虽然失败，却对清末书院改制中“新学制”的制定提供了有效参考[49]。

苏国安、吴洪成《吴汝纶在保定莲池书院的事业与思想探析》再次提到了吴汝纶在保定莲池书院的改革与清末书院改制的关系[50]。

吴洪成、连晓锋《保定莲池书院教学活动的若干问题探讨》认为莲池书院作为清代地方官方书院的代表，其教学活动无一不体现了新旧教育制度交替的典型特点[51]。

吴君楠、李占萍《保定莲池书院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则指出保定莲池书院课程改革有利的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在近代的传播[52]。

此外，胡方艳梳理出三陇书院改制时的情况[53]；

陈波认为书院改为学堂后并未发展成现代大学反而彻底消亡，并从现代大学特征分析了书院消亡的原因[54]。

地方书院考证。

唐代书院在以往书院研究中一直着力于书院的起源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唐代书院研究重点转移到唐代地方书院考证上来。

吴洪城、刘园园《唐代河北书院考论》考辨了唐代河北张说、西谿、棠荫三所书院[55]。

金银珍《唐·

五代时期福建书院述略》通过对唐五代时期福建各地书院及其特征的考察，展现了唐五代时期闵地儒学家的风采[56]。

书院山长的考证论文也随着史料的整合有所增加。

陈元、谢义《白鹭洲书院首任山长考辨》考证了白鹭洲书院首任山长[57]。

陈水根《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交往与唱和》考证了三位山长之间的友好交往以及三位对欧阳守道等文章学问的承继和创新[58]。

四、书院建筑与环境

书院与建筑修复。

在文化指导下传统书院的修葺、新书院的建立一直是现代关注的主题。

书院建筑与文化特征、风水格局一直形影不离。

施纳新,毛伟庆《万松书院景区复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探讨》结合万松书院的历史，在文化传承的指导下，对万松书院景区复建工程施工技术进行了分析[59]。

柳肃、李哲《岳麓书院古建筑修复设计的文化思考》挖掘了古代“官文化”和“士文化”在岳麓书院古建筑修复设计中的体现[60]。

张卫、肖湘军等《书院建筑中牌坊的色彩》提出了建立书院建筑中牌坊参照色数据库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为实现书院建筑中牌坊的虚拟修复提供了参考[61]。

李玉堂、沈屹然以海南溪北书院为例，分析其建筑空间秩序和细部装饰特征，为古书院建筑的保护与修缮提供研究依据[62]。

书院与园林环境。

柯培雄《闽北书院建筑的文化与环境特征－以五夫兴贤书院为例》介绍了兴贤书院的建筑形制与装饰，诠释了闽北书院建筑文化与环境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63]。

吴欣《园林为文化的记忆“岳麓”书院八景》通过对岳麓书院八景的研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园林文化记忆这一独特的新儒学概念[64]。

刘银华、王荣以嵩阳书院为例，探讨了古代书院职务景观空间营建[65]。

旅游业的发展。

书院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传统吸引了人们，对书院旅游资源的开发持续让人瞩目，历史人文古迹如何与旅游经济、文化传播完美结合，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张晓明、张辉《白鹿洞书院发展文化旅游的思考》就结合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分析了其发展旅游的必要性、现状、策略和发展模式[66]。

五、书院规制

教学、藏书、刻书与讲会。

早前对书院规制的研究考证资料已日趋完善，目前对书院制度研究则是建立在之前的研究成果上，从横向剖析，纵向比较来补充。

教学制度方面，崔来廷指出在清代书院出现了“官办书院、民办书院、官倡民办书院和官办民助书院”这四种多元化的办学体制[67]。

禹玉环《清代贵州书院教育功能强化剖析》从教学、藏书、祭祀这三个方面对清代贵州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进行了剖析[68]。

肖永明、吴增礼论述了书院的发展地对地方教育事业的促进[69]。

贾迪则将古代教育制度与人口再生产纵向比较，论述了古代教育制度中的中央官学、书院制度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70]。

藏书、刻书上，赵国权、吴莹从藏书来源、内容和管理制度上探讨了河南历代书院藏书制度[71]。

刘平以岳麓书院为例，论述了中国书院藏书的特点[72]。

顾沿泊则指出了古代书院藏书对现代图书馆的启示[73]。

孙新梅论述了清代河南的书院刻书的书院、刻书种类以及刻书精良的原因[74]。

讲会制度上，邓洪波《随地举会,归之书院:

明代讲会之发展趋势》阐述了受王、湛及其后学的影响，明末随地举会，讲会盛行，而最终选择书院为讲会之所的历史必然趋势[75]。

唐卫平、张传燧《古代书院学规的教学论思想探微》对书院学规的分析，论述了书院在教学目的、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上的一般规律和对教学论的体现[76]。

六、书院与学术

书院与西学东渐。

教会书院、近代书院的研究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方向之一。

闭雄壮探究了广雅书院对近代广西社会的影响[77]。

吴建章《格致书院的发展历程》指出格致书院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西学的传播，倡导了学习科学，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78]。

徐泓《浅析上海格致书院创办和经营的史料》认为格致书院客观上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79]。

肖朗、傅政《伦敦会与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对伦敦会英华书院为中心的在华英国教会书院进行考察，分析了伦敦会与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的互动关系，指出了教会书院对中国近代中等教育的影响[80]。

颜宜葳介绍了英华书院的、现状以及文化遗产[81]。

石阳《山东教会书院研究》对山东六所教会书院进行研究，阐明了山东教会书院对山东近代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82]。

段瑞雪《新亚书院教育理念对我国高职院校人文精神建构的启示》介绍了1949年钱穆在香港建立新亚书院的教学理念[83]。

学派学人。

一支以书院与程朱理学为线索。

郑晓江通过解读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和陆子《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这两篇文献，从道统、学统与政统的角度揭示了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与制度，并指出书院式教育应该与国民教育相配合，现代教育应该学习书院教学传统，引进讲会教学模式，改善师生关系[84]。

赵国权《洛学的发源地—伊川书院考略》论述了伊川书院对洛学的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影响[85]。

朱人求《南宋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以朱熹为中心的分析》指出南宋朱子书院的教化运动极大的促进了南宋道学的社会化适应，道学在官民两种力量的推动下成为南宋的主导思想，并对朱子书院教化从身心修炼、精神自由和学统传承这三点上进行了探讨，理清了道学思潮与书院教化的关系[86]。

袁振君《两宋书院勃兴的原因分析及启示》依照文献资料，从科举、理学、宗教和教育环境分析了两宋书院勃兴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朝廷支持和理学思想对两宋书院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7]。

另一支则主要研究书院与陆王心学。

傅宏《明清两代贵阳书院的流变》解析了王阳明思想对明代贵阳书院的影响，以及清代贵阳书院与贵州近代教育的关联[88]。

孙先英、覃明《敷文书院与王守仁的书院教育思想在广西的传播及影响》以敷文书院为研究对象，探索了阳明心学对广西书院和教育发展的影响[89]。

宋荣凯、朱慧敏《论王守仁对明代贵州书院教育的贡献》肯定了王守仁开启明代贵州创建书院教育之风，培养了大批人才，建立了书院教育管理模式的同时还奠定了黔中王学的学术基础[90]。

马晓春《王阳明在中国书院史上的地位》也是阐述书院与阳明心学的论文[91]。

此外，宋巧燕的两篇论文《阮元“文笔论”在清代书院中的流播与遗响》[92]和《诂经精舍、学海堂两书院的骈文教学》[93]指出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书院作为阮元实施“文笔论”思想的重要据点，力图为汉学在文学领域争得正宗地位。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第26卷9期陈春华《论莲池书院与桐城文派在河北的兴起》指出莲池书院对桐城文派传入河北、传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4]。

综观2010年书院研究，其成果虽丰，但仍存在选题重复陈旧的现象。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书院史了解不够全面，许多研究教育史的学者对书院的了解不够彻底充分，另外部分研究书院的学者思想史、哲学史钻研得不够透彻，不能很好的结合融会贯通。

再一个缺少学术争鸣，很少看到学术观点的切磋辨析。

[①]朱汉民：

《中国书院文化简史》，北京市：

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金开诚：

《东林书院》，长春市：

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③]王秀明：

《白鹿洞书院》，长春市：

[④]宋毛平、姜建设：

《嵩阳，为了与你相遇》，郑州市：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015版。

[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009版。

[⑦][美]万安玲：

《元代华北的书院：

蒙汉文化关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0年第11卷。

[⑧][日]吾妻重二：

《关于东亚书院－研究的角度和展望》，（赵璨译）《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⑨][日]柴田笃：

《白鹿洞书院揭示和李退溪》（简亦精译），《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⑩][韩]朴钟培：

《从学规看朝鲜时代的书院教育》，《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1][韩]赵峻皓：

《从书院志看朝鲜初期书院的性格－以<

为中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2]杨果，《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书院德育文化传播研究》，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13]刘颖，李顺宝：

《网络书院中交互关系与质量的分析—以“康乐园教育书院”精彩博文栏目为例》，《现代教育技术》2010第3期。

[14]何平、郑章飞：

《书院文献的类分标准及<

的构建与实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5]刘钰晓：

《白鹿洞书院经费报表分析》，《广角视野》（P157－158）。

[16]任珂：

《古代书院的文化生态意蕴》，《教育评论》2010.年第4期。

[17]蒋建国：

《公共交往、学术传承与社会教化－传播史视域下的书院性质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8]李育富《南宋书院的哲学特色及其现代价值》，《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9]孙文学：

《元明清山西书院的地域分布与演变》，《图书情报工作》2010.第9期。

[20]朱江琳、杨光华：

《三峡地区书院分布和发展研究》，《三峡论坛》2010年第6期。

[21]甘雄：

《嵩阳书院对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第1期。

[22]张建江：

《浅论中国宋代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启示》，《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3]吴增礼、肖永明：

《中国古代书院德育实施方法及其特征探索》，《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24]何继龄：

《中国古代书院重徳传统及其现代启示》，《甘肃社会科学》2010第3期。

[25]王瑜卿、袁敏英：

《中国古代教育的办学类型及现代启示－以书院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6]王晓晶：

《古代书院制度及其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第3期。

[27]朱小蔓.：

《对策与建议－2006～2007年度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分析》，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吴良奎：

《书院精神之合理性及其对新课改的启示》，《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9]杨倩、李化树：

《古代书院精神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0]胡弼成、欧阳峻翔：

《湖湘文化和书院传统下的湖南高等教育之发展》，《大学教育科学》2010第1期。

[31]王改凌：

《从南宋乾淳时期张栻的书院教育思想特色》，《昌吉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32]江凌、蔡志荣：

《试论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教育与书院》，《长江论坛》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