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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制造业是经济增长中最为强劲的“发动机”,世界强国和发达地区无不拥有先进的制造业。

近年来,随着各项产业升级扶持政策的出台,制造业升级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十三五”是凉州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迈向新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凉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

课题组走访了凉州电子、纺织、机械、医药等行业近70家企业,与企业家进行了深入访谈,梳理了凉州制造企业升级的意愿、能力、面临的困境与政策诉求,借鉴发达国家制造业升级的路径,提出了振兴凉州制造业升级的策略。

一、凉州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困境

(一)装备制造业:

需求挤出与转移现象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工具的生产制造部门。

装备制造业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技术资金密集,是各行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之一,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直接反映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在倡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转型升级的今天,关键是加强装备制造业技术的革新,提高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附加值,以装备制造业引领和助推其它产业的转型升级。

尽管装备制造业已经成为凉州的一大支柱产业,在课题调研过程中,发现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需求挤出现象、需求转移制约研发投入等已是装备制造业不可忽视的现象。

1.市场需求挤出效应严峻。

三十多年来,对外开放始终是凉州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推动力,是提升凉州国际化水平的战略选择。

凉州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利用初级生产要素加工/装配/制造最终产品出口,这种发展模式使得装备制造业出现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和消费者的需求,凉州许多最终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部门)并不采用国产的技术设备,而是直接采用从国外引进的设备和技术。

同时出于提升竞争力的需要,往往还要采取动态的技术跟随和引进模式。

因此,特别在外向型部门经济扩张的过程中,作为上游产业的装备制造业,与其下游产业最终生产部门的发展状态,其生存处境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基于大量的引进国外设备(技术)的支撑,下游的最终产品生产行业在国外需求的驱动下,实现了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出口能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最终出口部门的迅速扩展,并没有逻辑地带动国内装备制造业的扩张,而是引致了对国外装备制造业的巨额需求,加速了国外装备部门对国内相应装备制造业部门的替代,导致其市场需求萎缩,甚至还引发了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纷纷被跨国公司合资甚至并购的现象。

外向型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对装备制造业的“需求挤出”效应,本质原因是,在出口导向的初始阶段,我国的装备工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这一落差迫使处于下游的最终出口生产部门动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因而斩断了最终需求与上游装备制造业之间的关联发展机制。

2.需求转移制约研发投入。

下游企业为了追随发达国家的技术范式转移,或迫于升级压力等而动态地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容易挤压本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市场空间,使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市场容量的底限达不到,或使其需要不断追随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标准,自主创新的空间有限。

所以,下游企业需求转移以及由此所引致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凉州(乃至全国各地)多数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不足的本质所在,所以,装备制造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是内生的。

如纺织缝制设备是在引进国外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吸收、改造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计划体制下产业链封闭,国内纺织缝制装备企业没有外来的竞争对手,需求稳定,且国内纺织服装业基本是供给国内市场,对装备更新、升级的需求较弱,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升级的压力小。

而当今众多纺织服装企业居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加工环节时,装备技术水平必须符合研发、营销环节的要求,国产与国外装备的技术差距,迫使下游企业只能动态引进国外装备,需求的转移使得国内纺织缝制装备企业研发的市场需求支撑不足,国外装备动态引进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进一步挤压了国内装备企业的市场空间,最终制约了其研发投入以及技术升级,从而使我国纺织缝制装备制造业与其下游行业的发展差距显著。

3.凉州装备制造业的内存问题。

凉州装备制造业还普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产业集中度较低。

凉州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集团,装备制造企业中真正能够起到支撑和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作用的大型骨干企业不多,至今没有一家千亿元企业。

(2)产业内部联系较弱。

凉州有些装备企业具有较强的单机和主机制造能力,但组织结构落后,零部件、元器件产业薄弱,重大设备成套能力不足,没有形成强大的产业链,企业只好把大量的业务外包,而大量零部件、元器件生产企业则为外地企业配套服务,出现“飞地”现象,使得产业链的“乘数效应”难以显现。

(3)产业发展空间有待拓展。

凉州装备制造业生产基地扩容压力较大,限制了一些大型设备和成品的生产,交通运输特别是水路运输不便,也限制了大型设备的生产,企业生产基地不能适应当前城市化发展速度和社会化、市场化生产方式的需要,产业发展空间亟需进一步拓展。

(4)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凉州装备制造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能力上仍显不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不多,关键技术及设备基本依赖进口,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要求。

(5)企业外向度有待扩大。

凉州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份额不大;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量较少;产品质量控制能力不足,个别出口产品质量较差,不能顺利通关;有的出口产品由于批量小,维修服务成本高,零部件供应不及时,服务响应慢。

(二)凉州纺织业升级的退出困惑

经济增长一般依赖要素总量增加和要素存量调整两种方式来实现,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素存量调整就居于支配地位,发挥主要作用。

存量调整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即产业不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来完成。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涉及到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其实包含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两方面的内容。

如果企业不能顺利退出,意味着部分生产要素将被闲置或被迫低效益使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社会利益关系就倾向于对立和矛盾激化,社会易趋向于不稳定。

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企业退出比企业成长更为重要,退出是决定资源在产业间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适时的退出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纺织业由于进入门槛较低,这几年已发展为一个充分竞争的微利行业,产能过剩现象逐步显现。

再加上其具有高污染、低附加值等特性,行业转型升级已是大势所趋,企业也纷纷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

纺织业的企业家们谈及这一话题时,有三大困惑。

1.纺织企业退出成本高。

纺织设备几乎没有通用性,资产专用性强,如果改变原来生产的产品,原有的设备或变得毫无用处,或需要经过成本高昂的改造才能用于生产新产品,如纺绽、织机只能用于纺织纱布,无法转产。

纺织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操作工人技能的专用性也很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开发的其他行业的产品数量少。

由于沉没资本比例较大,使纺织企业只要价格处于停止营业点之上,就可继续生产。

另外,雇用的大量工人,企业退出则劳动者解雇和改行的费用也很高昂。

纺织业所具有的行业特点,造成了纺织企业退出的成本较高。

2.纺织企业退出机制缺失。

企业的退出机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的理论当中,进入和退出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竞争性的推动。

产业退出援助政策是产业政策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一部分特别困难的企业退出,让它们继续留在不适合它们发展的行业内,长期低效率地使用有限资源,不仅会影响全行业的效率,而且会使自身的包袱越背越重,使今后的调整更加困难。

最近几年,虽然整个纺织业出现了一些困境,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大了纺织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拓展了传统纺织业的生存空间。

留存企业的竞争状况得到了改善,原来亏损的企业也因此而获利。

调研中企业家谈到,部分欲退出的企业举棋不定,相互观望,由于企业的退出机制缺失,政府对企业退出没有相应的援助政策。

所以,真正退出的纺织企业寥寥无几。

(三)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障碍

产业集群是凉州制造业的重要特色与优势,也是凉州经济保持领先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凉州产业集群异军突起,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制造业基地逐步从弱到强,集聚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产业层次得到有效提升。

产业集群已是凉州制造业最主要的载体,对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从20XX年起,凉州市在重点培育特色城镇工业功能区中开展了行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活动。

20XX年出台《凉州市新型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着力推动凉州块状经济走创新型、集约型、节约型、环保型发展模式,形成一批总量规模大、创新能力强、品牌影响广、市场份额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已成为凉州工业的主体,也是凉州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和活力源泉。

但凉州产业集群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些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产业层次低下、创新能力不强、规划引导缺失、平台支撑不力、转型升级缓慢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本课题通过对凉州产业集群的实地调研和深入分析,可透视出凉州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园区企业盛行圈地。

先入园的一些企业盲目圈地,导致园区用地紧张,多数开发区土地指标稀缺,空间处于饱和状态,某些已是“零地招商”,扩容压力与日俱增。

有的园区为了引进产业配套企业,必须外迁已入园的企业,搬迁成本高且工作量大。

建议凉州以每亩的投资密度和预期经济密度作为入园企业用地依据指标,并实行弹性差别地价政策,从而减少乃至杜绝土地资源浪费的现象。

2.形聚神散大而不强。

由于凉州部分产业集群多为中小企业在同一产业内集聚,企业数量众多,企业间竞争过度,基本上依靠价格竞争来取胜。

如果考虑到产业集群的工业企业用地有政府补贴,甚至不少小企业借用自己住房,劳动者工资与福利低廉,以及其他未统计在内的环境成本,不少传统产业是在亏本运行。

短期经济指标与长期产业培育的矛盾是产业集群培育中的棘手问题。

明知道引进的企业与园区产业不配套,但碍于招商指标要完成而盲目引进。

招商中单以投资规模为目标,不注重区域产业集群培育。

产业研发空心化,既无“拳头产品”,也没能建立“产业链”。

因而,凉州多数产业集群内部互动联系较弱,没有形成基于产业链的纵向和横向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

目前凉州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的制造加工环节,中间产品多、终端产品少,一般产品多、高端品牌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

新兴产业中,“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现象较为普遍。

3.企业实力悬殊增大。

经过多年发展,集群产业组织开始演变,一些大中型企业脱颖而出,实力较强的企业充分发挥规模效益以及与政府较密切的关系,通过纵向一体化、横向兼并与多元化发展,作用与地位明显上升,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大企业对技术、人才、交通、市场的要求提高,乡镇、县域环境已不能适应其发展的需要,企业不断向上海等大城市转移,从而对地方经济造成冲击,未来这一趋势还会加强。

企业达到较大的规模后,企业内部交易越来越多地取代专业市场的交易,原有的业内水平竞争与分工协作模式被打破,企业通过对市场、信息、技术、原材料与人才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形成对产业链的垄断,并通过对协作圈的支配权获取高额利润。

小企业的市场空间萎缩,中小企业间的水平竞争与分工逐步被大企业的内部化交易或小企业对大中型企业的依赖所取代,中小企业的生存难度加大,并越来越取决于大企业,被纳入协作体系中的小企业容易受大企业的盘剥。

专业化分工协作走向不平等,发展前景堪忧。

4.集群同构现象严重。

区域产业集群同构现象严重,凉州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机械、皮革等,这就限制了凉州产业集群特色优势的发挥。

凉州现有的大量城镇工业功能区大多在原有块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划相对滞后,园区建设受乡镇行政区划限制,客观造成产业定位不明。

随着产业集群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凉州亟需研究和落实好现有园区的整合提升,比如富阳经济开发区拟整合6个区块,整合后形成“一区六城”的格局。

也可以将原先核心区的企业通过“退二优二”方式进行转型升级、集聚发展,在条件成熟时将省级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

5.人才流失开始显现。

在许多传统产业集群中,由于体制及其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管理者的素质能力等问题,造成高素质的人才难留、难招,企业急需的相关人才高度缺乏,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人才基础。

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愿使用高技能、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员工素质普遍较低,大多数人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导致企业劳动力技能低下,发展没有后劲。

产业集群升级需要的领军型人才奇缺、高端技术人才也不足,在人才方面凉州的政策不少,但还没有发挥出像无锡“530”计划这样的人才集聚效应,高房价、高房租反而加剧了凉州人才流失。

6.被迫锁定微利方式。

制度层面的“特殊”因素正向激励了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代工或贴牌方式,切入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制造与组装环节。

同时,对依靠自主构建品牌和自主研发能力开拓国内市场的产业集群的生存空间造成负向激励,这就迫使产业集群被“锁定”或“俘获”于出口=低技术能力=微利化的低端出口贸易方式,从而使得产业集群失去自主创新与自主构建品牌能力,失去依托国内市场所蕴含的巨大的需求空间,来发挥“母市场效应”规模经济的高端升级能力。

7.集体创新动力缺失。

从理论上讲,产业集群通过内部成员间以及成员与集群外部的交易,使产业内(间)分工细化与知识的溢出相得益彰,从而推动技术的扩散与创新。

但凉州产业集群内企业创新行为普遍呈现出一种低端化、模仿化、同质化、个体化、偶然化共性特征,表现出“集体创新动力缺失”困境。

从产业创新动态角度来看,显现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分离过程,呈现典型模仿→过度进入→再模仿循环特征;从创新活动动机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或市场创新,多聚焦于成本降低型能力和同质性生产规模扩张能力的获取,产品差异化创新能力缺失;从创新合作角度来看,追求“小而全”的单打独斗式创新活动,集群内创新分工合作网络缺乏;从创新战略角度来看,普遍采取市场前景明确或风险锁定状态下的跟随和模仿战略,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的原创性或突破性创新远远不足,而且缺乏高效创新流程管理和整合能力,不能构建企业内专业研发部门而导致常规性创新能力的缺失。

8.人格化资本的依赖。

凉州(以及省)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背景是,传统文化中所内涵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内核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与关系型信任机制就在特定范围内成为一种替代机制,有效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相反,以法制机制为内涵的“正式规则”制度供给不足,市场交易规则、企业治理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转有待完善。

人格化社会资本在产业集群企业网络发展初期成为其形成的推动器;关系型信任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属于社会制度层面上的范畴,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特征,不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影响了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重要的阻碍力量之一。

如果处理不好“以关系为导向的企业家个人网络”向“以能力为导向的企业家社会网络”转变的进程,会削弱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力。

(五)凉州制造业升级的政策效应

课题组在与企业负责人的结构性访谈中,了解到企业普遍对凉州的产业政策持肯定态度,政策对企业升级的贡献度不断提高。

也有一些企业指出了当前产业政策的不足与可以改进之处,与课题组一起探讨了政策存在的问题和隐含的矛盾,如政策的“碎片化”现象(每一个机构均出台政策)、收人分配问题等,本报告梳理企业意见如下:

1.低端制造业难以摆脱增长“粘性”。

以外资带动和推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模式。

但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生产,出于利润的追求和政治等原因,只将产品生产链中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其结果是将我们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

当然,由于工业化需要,通过承接国际跨国公司生产中的低端环节,有利于较快地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在许多方面能实现跨跃式发展。

以低端制造业为特征的代工生产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低端制造业所引起的耗能耗材耗生态环境却日益严重。

由于“粘性”的作用,经济增长已产生依赖的低端制造业,因其能快速增加GDP,能有效地解决就业以及扩大财政收入等效应,仍然被人们所接受甚至推崇,导致人们不断地追求这种增长方式而加大国际低端制造的引入——引入外资扩大低端制造又产生更大的GDP等效应——不断增加的GDP等效应又导致人们不断地从事外资低端制造引进。

低端制造增长方式仍有一定的增长潜力,但增长的隐性成本已大大高于显性效应。

因此,清醒地认识低端制造业的现状和风险,尽早改变路径,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发展效率,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明智之举,摆脱低端制造业增长“粘性”是转型的关键。

2.收人分配结构难以支撑产品升级。

市场需求与企业升级之间相互存在决定机制。

任何一个企业的升级活动,都包括研发投人和产品销售两个过程,研发能力和市场能力是企业升级不可分割、相互支撑的“一个硬币的两面”。

企业升级得以实施,最根本、最关键、最有效的激励因素是升级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只有存在足够规模的收人以及消费者对高价格的新产品有购买支付的需求时,企业研发等高级要素投人才能最终转化为升级的收益。

从宏观层面来看,市场需求空间特别是一个处于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空间,是决定一切产品生产要素投人的价值和增值活动能否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

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容量,以“需求引致升级”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实现微观企业的升级。

当前,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实质上是影响社会购买力的规模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一方面,初具规模的中高收入阶层,可以为高价格产品提供有效的市场需求,从而激励微观企业的升级活动;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收人分配结构显然会压制中低收人阶层的需求能力,从而减少升级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阻碍微观企业升级活动的盈利能力,抑制经济增长。

3.“碎片化”现象难以突显政策效应。

为引导和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有力推动了转型升级的进程。

但在课题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凉州扶持政策“碎片化”现象严重。

每一项产业扶持政策的提出,应从政策制定的主体、政策实施的主体、政策的受益者以及相关利益者等四个角度系统考虑,才能更好地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

现今凉州产业政策“碎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每个部门(机构)热衷出台各自的政策,现行条块分割的体制特征导致不同部门的政策缺乏协同性,政策相互冲突、相互制肘的现象经常发生,扶持政策纵横交叉。

政府很少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使得部分政策流化为主管部门系统利益和权力的依托,从而导致凉州产业政策合力欠缺,攻坚力不强,降低产业政策的多重效应。

4.“产学研”分离难以惠及企业升级。

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能促进彼此长期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的内部激励机制和企业自身的研发吸收能力、双方的目标一致是互动的基础。

凉州约80%的研发人员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现有体制下,科技成果的评价标准还是重“技术价值”轻“市场价值”,这与中小企业的目标发生冲突,企业在自身缺乏技术力量情况下,对合作项目是否能够真正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产生疑虑。

因此,要促进产学研联合互动,需要紧紧围绕产业和企业的紧迫需求,在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研发人员走进企业的同时,也可以把行业界的著名专家、研究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等多渠道地引进到高校、科研机构中,通过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目标、文化、习惯的磨合,逐渐形成高校、科研机构内部有效的激励机制。

要增强企业产学研联合的动力,主要需依托项目,另外要着重提升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的研发吸收能力。

为此,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要鼓励其多渠道提高科研吸收及创新能力;对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价值链模式加强与大型企业的技术联系,或通过相关中小企业间的集群模式来增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研发合作的集体基础和实力。

二、发达国家制造业升级的路径

目前,凉州制造业的发展阶段、模式和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与七十年代的日本、九十年代的韩国等有相似之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日本、韩国和德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可以为凉州制造业的升级提供借鉴。

(一)日本:

政策引导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

上世纪七十年代,面对日益剧烈的国际贸易摩擦和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以及石油危机导致的成本压力,“两头在外”、高能耗、低附加值的日本产业结构被迫走上了调整升级之路。

针对传统行业产业能耗大、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的局面,日本政府及时推出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措施,引导制造业的成功升级,一举巩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日本制造业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

其政策引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处理过剩设备。

针对原材料等产能过剩行业的萧条,日本先后制定《稳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和《改善特定产业结构临时措施法》,加速重化学工业(如平电炉、炼铝、纺织、造船、化肥行业等)设备的废弃、转让处理。

从1978年开始到1983年,炼铝业生产能力从164万吨/年,下降至74.1万吨/年(45.2%);钢铁业生产能力由2079万吨/年,下降至1807万吨/年(86.9%)。

2.加速合并重组。

传统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引致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产品部门发展不平衡、资源短缺、投资过热、产销差距扩大等,这些问题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都暴露无遗,加上日本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传统产业纷纷实行“减量经营”。

在对传统重化工业实施严厉的指导性政策,加速传统制造业技术和产品升级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新兴制造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政策环境,有效引导制造业重心的转移。

3.加快产业转移。

日本将结构性萧条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雁型模式”在东南亚地区逐步推展开来,由商品出口转为资本输出,有效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国内生产困境,并且躲避了日元升值带来的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4.振兴尖端技术。

日本政府在《产业结构长期展望》中确定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加工装配工业和尖端技术领域为产业结构的发展重心。

《特定机械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规定加强对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飞机等产业的政策扶持,对尖端技术领域的开发提供政策补贴,对高科技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措施。

5.创新引进技术。

政府鼓励加快技术引进和改造创新。

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已经开始注重引进知识密集型工业的先进技术,如通讯设备、航天、汽车制造、电子机械等。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宇宙开发、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引进和改造直接奠定了日本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

日本注重引进技术专利、技术情报及基础性科研成果,然后对引进的新技术进行分解、研制,扬长避短,创造出具有日本特点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在经历了七十年代经济转型之后,产业活力的恢复使得日本重新步入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实现了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繁荣。

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成功实施,鼓励“跟从增长模式”,即把西方技术引入、消化,同时逐步放松产业管制。

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企业被迫逐步放弃基于廉价劳动、原材料的表层能力竞争,走上依靠技术进步的深层次能力竞争之路。

当然,九十年代以后,日本没有认识到“跟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被赶超式增长所迷惑,缺乏向“独创增长模式”转型的政策支持,也导致了经济的停滞不前。

(二)韩国:

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升级的催化剂。

韩国资源匮乏,制造业起步远落后于中国,但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三种工业文明”的韩国,已从一个典型的廉价产品制造商转变为一个高级产品创造者,韩国造船、钢铁、汽车、半导体及数码产品等制造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实力,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20XX年韩国品牌价值位居世界第十位,三星、现代、LG三家韩国企业进人世界品牌百强。

韩国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购买研发来源和进行自主开发的研发服务活动,提高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设计产业投资不断加大,使得韩国不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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