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价值属性与散打运动发展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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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价值属性与散打运动发展的研究
武术价值属性与散打运动发展的研究
1.选题依据
价值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人类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武术是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武术的价值取向始终推动着武术运动的发展。
武术是散打的上位概念，散打属于武术运动的范畴，是以人体对抗性质为表现形式展现出来。
虽然，长期以来，武术的存在与发展主要以人体表现性质的套路形式为主，以竞技体育为宗旨的散打运动的再生是近代的事情，但是，散打作为武术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肯定不能脱离武术发生与繁衍的历史痕迹，因此，散打运动的发展肯定要受到武术价值属性的影响。
武术的发展过程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武术的发展总是既带有历史痕迹又适应着时代的进步。
武术的时代进步来自人们对于武术发展的价值需求，来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给武术带来的发展契机，来自科学的价值理论对武术领域的不断渗透和指导。
武术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密切相关，反映了社会生活质量的改进和提高，不同时代的武术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散打作为中国武术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如此。
武术散打的价值只具有主体的需要是不够的，需要作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纯粹属于主体自身的东西，它仅仅反映了主体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本能，仅仅是主体从自身出发对于客体的期望，是主体的一种单摄取态势。
要使武术散打的价值在主体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必须从主体需要出发，超越主体自身，向利益确认转化。
利益确认是指主体对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可能价值形式的选择与确定，利益确定属于一种价值的认定。
武术散打活动中的利益确认从本质上看就是发现主客体之间潜在的价值关系，对可能的价值形式加以选择和确定的过程。
武术散打运动的利益确认作为对主体需要的全面审视与选择，同时就是对于武术散打运动满足主体需要可能性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考察和预测，它不再以主体自身为尺度，而是以武术散打的属性及功能是否满足主体需要的可能性程度作为确认的尺度。
武术散打的利益确认是主体对于主客体间可能价值关系的预测，而当利益确认具体化为武术散打追求的价值目标时，就将导致了武术散打的价值的发生。
武术散打的价值是指武术散打这一主体的特殊活动方式，以其自身的属性和功能，在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对于主体所产生的效应，所获得的主体认定的结果或是一种认识的存在方式。
武术散打的功能是自身固有的特性，而武术散打的价值是武术散打作为客体在与主体形成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属性和功能对主体需要所产生的效应。
武术散打的功能是武术散打的价值的内在基础，是实现武术散打的价值的前提。
当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武术散打活动时，武术散打的功能就得以表达和发挥，并在实现主体需要的过程中体现出对主体的价值。
武术散打的功能它是固有的，只是在与主体的不同需要或具有不同需要的主体发生作用关系，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才会具有不同的价值。
因此，本研究以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为背景，以武术的价值需求和价值取向为主线，从各个时期武术价值属性变化的角度，重点探讨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之路，不仅能够了解武术散打发展的历史，武术散打的价值认识和价值追求，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武术散打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价值尺度，运用价值理论研究武术散打运动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
2.文献综述
2.1价值的定义
价值，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词，这个词表达了人们对于事务的一种态度。
价值（value）的本意是“可宝贵,可珍惜,令人喜爱,值得重视”。
在西方语言中的表述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价值”在英文中是value，在德语中是wert，在法语中是valeue，它们都来源于古代梵文wer，wal（围墙,护栏,掩盖,保护,加固）和拉丁文valus（堤），vallo（用堤护住,加固,保护），取其“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的含义演化而来。
在经济学中，“价值”表示商品交换的社会尺度。
价值在伦理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科学技术等学科和领域也为人们广泛使用，价值一词代表着有用、美、宝贵、重要、有意义等含义。
关于价值的定义,主要有属性说、主观说和关系说，反映了人们对于价值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认识。
价值理论的“属性说”是从事物自身去寻找其价值最终不变的存在和尺度。
认为有价值者（物）自身的存在和属性是价值最根本的表现，事物的价值是不随事物同他物的关系而改变，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将价值归结为事物本身，这是客体论的价值理论思维。
价值理论的主观说是从主体的主观认识出发，认为事物或对象的价值，只是取决于主体的情感、兴趣、欲望等心理趋向，只要主体认为某事物是有价值的，该事物就是有价值的，这是主观论的价值理论思维。
价值理论的“关系说”是从主客体的关系角度来认识价值的。
“关系说”认为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在满足主体需要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关系说”较为准确的反映了价值的本质。
价值的基本含义是指客体的属性同主体的需要、能力及其发展相适应、相一致。
作为需要满足者的人是主体，包括人在内的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是客体，客体具有自己的属性和功能，主体具有自己的需要和尺度。
当主体将自己的需要指向能满足需要的对象时，价值关系就形成了并且深深的影响到主体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即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活动。
价值活动的出发点是主体的需要，主体需要决定价值目标、决定实践的目的。
主体需要是主体价值活动的内在动力，是价值的内在尺度，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具有内存的潜在价值。
价值以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为前提，通过客体对于主体的效应而体现。
研究中国武术散打的价值，应以价值理论作为基础，从武术散打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出发，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武术散打发展和变革的实际需求，既研究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关价值问题，也研究转型时期现实的武术散打价值问题。
可以这样认为：
主体为了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与客体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关系，使客体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产生效应，这种效应就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
在客体相同的情况下，客体价值主要取决于主体。
具有自身功能的中国武术散打与主体发生某种关系或作用，如：
成为主体满足政治、军事那方面需要的工具，以满足主体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产生相应的效应，使主体需要得到满足，这样，武术散打就具有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价值。
本质属性是决定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有的属性不仅为本类事物所具有，而且他类事物也具有，对区别某一事物不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些属性就是事物的非本质属性，比如价值属性。
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性，脱离技击性的本质就不能称其为武术。
武术的价值属性是武术的外延，随时空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中国武术有军事战斗性、治安防身性、娱乐性、健身性、竞技性、思想修身性、文化价值性、艺术欣赏性等，它们都属于武术的价值范畴，这一类性质都是武术的价值概念。
中国武术是武术散打的上位属概念，武术的发展规律对武术散打发展道路的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2.2研究背景
散打又称散手，一种中国武术徒手对抗的格斗形式。
按照其历史发展阶段可分为古代散打和现代竞技散打。
古代散打在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相搏、手搏、白打、卞等，由于这种对抗形式多在擂台上进行，因此在民间多以打擂台称之。
现代武术散打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等攻防技法制胜对方、徒手对抗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它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散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那时，人们为了保障自身的生存安全，在与自然抗争和各部落间的搏杀中，逐渐总结提炼出一种徒手格斗的基本技能，同时辅用于器械格斗，这应该说是散打的最初形式。
随着格斗经验的不断积累和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使得这种技能愈加丰富和完善。
尤其是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为这种徒手格斗技能的传习和发展提供了应有的条件。
因为作为军事格斗中的一种形式，长期地服务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也就必然引起人们对其使用价值的重视，为此也能够使其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逐渐建立起一套攻防有序、表现东方民族睿智的散打技术体系。
但是，这个“体系”不仅作用于军事斗争，它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以及精神需求的增长，被赋予了更多的生活内涵。
首先，作为军事格斗术中的徒手对抗技能，自然具有了保护个人安全和防身自卫的功能。
其次，习练散打必然能练就强健的体魄，所以又具备了健身的功能。
第三，在有长久“人治”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散打被直接用于惩恶扬善，不失为一种简捷明快的处事方式，能够起到局部平抑平民的不平衡心理的社会调节功能。
第四，长期地习练散打也能起到陶冶情操、完成人格塑造的作用。
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使得散打在民间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一种能被接受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活动项目。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背景和诸多的历史原因，散打运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
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民族对本民族的生态作息强调的是“安居乐业”和“耕读传家”，希望的是“孝治天下”和“贵一道而同风”，注重的是人际间的“和谐”关系，“公平竞争”的意识淡薄。
原因之二，是经两汉以后的历史统治者把“孔学”奉为正统思想，注重“以德化育天地”，进而熔铸了中华民族“好仁恶杀”的民族性格，其结果武术的发展必然不会再以散打作为其主要形式。
原因之三，是历代统治阶级大多对武术，特别是民间武术，采取贬抑态度，也使散打的发展受到限制。
但尽管如此，由于散打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广为流传和延续。
散打运动真正得以全面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1979年以后。
由于国内“武术热”的兴起，为全面继承和发展武术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遗产，当时国家体委决定按照竞技体育的模式首先在浙江省体委、北京和武汉体育学院三个单位进行武术对抗性项目的试点训练，以取得成绩后再全面推广。
1975年5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作了首次汇报表演，并于同年10月的第4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又调浙江、北京体院、武汉体院和河北散打队在全运会石家庄赛区进行了公开的表演。
1980年10月，国家体委又调集散打试点单位的有关人员开始拟定《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征求意见稿），通过试验修改，于1982年1月制定了《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初稿），并按此规则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武术散手邀请赛。
自此，散打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每年都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武术对抗性项目（散打）表演赛。
1988年的表演赛，首次采用了设擂台的方式。
1989年，武术散打被列入了国家正式的锦标赛比赛项目。
1991年，经国家体委审定，《武术散手竞赛规则》正式出版，并实现裁判员、运动员等级制度。
1992年，在河南焦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武术散打工作会议，确定了武术散打的发展方向。
1993年的第7届全国运动会把武术散打列为全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这意味着武术散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目前，全国各省、直辖市和各行业体协、解放军等三十多个单位组建了散打优秀运动队，散打运动在全国范围得到蓬勃发展。
为了让世界了解武术、让武术走向世界，中国武术研究院和中国武术协会于1988年10月举办了首届国际武术节，并在深圳会场首次举行了国际武术散打擂台邀请赛。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七个级别的角逐，我国派出了5名队员参加了比赛，分获5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首次向世界展示武术散打的风姿。
自此之后，我国又于1990年在北京举办了“迅华杯”国际武术散打邀请赛，这是国际武术联合会成立后第一次全面检验成员国开展武术散打运动情况的活动，也预示了武术散打被各国认可和接受的可喜前景，也为世界武术锦标赛的设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91年，国际武术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散打被列入表演项目。
这次盛况空前的国际散打大聚会，标志着散打项目确立的良好开端。
在此后每两年一届的世界锦标赛上，散打都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此外，在历届的亚洲武术锦标赛上也把散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1998年在泰国举办的第13届亚洲运动会上，散打也开始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并设立了5个级别的金牌。
我国的散打运动员在历届的国际、洲际大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与此同时，为了让更多的武术爱好者都能了解散打，国际武术联合会和中国武术协会还组织编写了大量的国际武术散打教材，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武术散打教练员、裁判员学习班，同时还派出大批的专家、教练员道各国取推广普及散打项目，甚至帮助组建和训练所在国的国家队参加世界各类散打比赛。
通过这些都无形中提高了各国武术散打的技术水平和知名度。
目前，世界上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或准备开展散打项目。
散打现在已越来越得到各国人民的接受和喜爱。
各洲和各国的武术组织还通过各种形式经常举办洲际和本国的武术散打比赛，有的洲已把散打列为洲际武术锦标赛的正式项目。
所有这些，都为武术散打真正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使武术散打能够更加健康全面地发展，近年来国家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研究院和中国武术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是加大了散打科研工作的力度，在各直属院校和各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协助下，散打科研着重从四个方面入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是生物科学队散打技术发展的指导与应用；二是探讨了散打教学与训练的科学化问题；三是讨论散打与传统文化、武术套路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散打发展的影响；四是对散打发展趋势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和探讨，制定出总体的发展规划。
尤其是1996年以来，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在成都组织制定了对散打技术框架和理论框架的初步构建意见，以及这次全国武术散打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的编写，标志着武术散打已初步建立起它的体系框架并日趋完善成熟。
其次是为了推广和普及武术散打运动，培养武术散打的技术骨干，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自1989年4月在北京举办首届全国武术散打教练员训练班以来，先后多次在各地举办过各种类型的教练员培训班。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行业体协、各体育院校都选派了大批的武术散打骨干参加了类似的培训或轮训，参训人数达数百人之多，使武术散打得以在全国推广和普及，为建立和发展更多的高水平运动队，在技术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随之，是较为科学地制定了散打竞赛规则。
自1982年制定了第一部武术散打竞赛规则以来，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又多次组织专家学者，针对散打运动的规律与现状，探讨如何利用规则的导向作用，保护散打的技术特点和正确引导技术的发展。
同时还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技术水平，分别制定了1990年、1996年、1998年等几个不同阶段的裁判规则，这样既顺应了散打运动的发展形势，又确保了散打运动继续顺利的开展。
再之，是加强项目的管理。
为了做好项目管理工作，国家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严格了举办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竞赛的报批程序和批准条件，加强了对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和注册登记工作，制定了端正赛风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并且正在着手准备建立段位制、会员制和多种竞赛体制，以及逐步完善散打医务监督制度，所有这些都为细化和健全项目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标志着武术散打运动朝着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虽然，目前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初步形成了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基本训练方法的体系框架，但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并不是技术体系是否完整和规范化，而是在我们确立散打运动框架和引导其发展的时候在思维方式上始终没能突破传统的束缚。
理论研究水平的严重滞后于散打实践的现实极大地阻碍着散打运动的进一步快速发展，通过查阅大量相关的武术散打文章资料，发现以技术、战术、规则和产业化发展进行研究的文章占绝大多数，而从整体把握，从价值规律这方面进行探讨武术散打发展规律的文章几乎是空白。
文化底蕴的认识的不足与价值功能评判的模糊，既无法为武术散打提供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又不能为其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未来图景，因此，武术的理论研究有广阔的空间。
3.研究方法
3.1文献资料法
3.2专家访谈法
3.3对比研究法
3.4逻辑分析法
4.结果与分析
4.1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及其价值属性特征
中国武术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呈不同的特征变化,按时间的推移,我们可将武术的发展按以下三个时期进行阶段划分：
古代武术、近代武术和现代武术。
其相应的价值属性特征也随各时期社会需求产生不同的变化。
4.1.1古代武术及其价值属性特征：
武术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武术作为一种具有完整的、稳定的内涵结构和价值结构的文化系统，它必然地不容置疑地浸透和蕴涵着它本身所赖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全部基因和成分。
也就是说，我们研究武术要将武术视为在某一特定历史需要、动机和价值取向支配和趋动下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总和，是一种文化的合力和选择。
作为完整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武术文化，大致应具备以下结构性特征和因素：
一，拳种、套路和流派的形成。
二，武术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在社会上得以认同和确定。
三，武术的文化结构（包括道德、观念、精神、理论等）基本完成。
按此，我们可将中国古代武术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武术文化萌芽形态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伴随人类文明的出现，武术亦开始萌生、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决定其他的一切活动。
武术的萌生，从一开始便是由生产活动所决定的。
生存竞争中技击的萌芽原始时代，人群生活在莽莽荒原中。
“人民少而禽兽众”（《韩非子。
五？
》）。
《淮南子。
览冥训》说：
“往古之时，猛兽食？
民，？
鸟？
老弱。
”《山海经》记：
“封？
？
蛇，皆为民害。
”人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首先是人与兽斗，在这种严酷的斗争中，武术技击开始了萌芽。
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必然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等技能，在不断的运用实践中，必然有搏斗经验的积累，经过若干万年的逐步积累，终于形成了搏斗的技巧、攻防的姿态与动作，伴随这些动作技巧的掌握，逐渐产生自觉运用这些技巧的观念。
于是，技击技巧与武术意识萌生了，这便是原始武术在生存竞争中的起源。
原始战争促进武术的萌生在原始人群的生存竞争中，人与兽斗固然是技击萌生的因素之一，而人与人斗、原始战争的出现，则与武术的萌生有更为直接的联系。
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而发生争斗，男性为争夺女性或女性为挑选男性而产生性选择的争夺等，这些现象发生的非常普遍，而且由来已久。
《吕氏春秋。
荡兵》说：
“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
”又说：
“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
”这说明早在原始部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前，原始先民之间便为争夺头领地位而争斗了。
至原始社会末期，氏族之间出现了战争，形成原始部落之间有组织的战争，更加速了原始武术的形成。
古籍传说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夏禹伐九黎、三苗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有力地促进了技击技术的发生、发展。
武术开始萌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的战斗意识、竞争意识的出现。
《晏子春秋》：
“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
”《淮南子。
道应》：
“争者，人之所本也。
”这些古籍的论述认为具有竞争意识是血气男儿的本性。
原始时期的战争，更强化了人们的战斗竞争观念。
有一则歌颂先民战斗精神的著名神话：
“刑天与帝争神。
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
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称赞了刑天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精神，故诗人陶渊明歌颂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
原始宗教、教育、娱乐与武术的发端在人类原始文化形态中，原始宗教、教育、娱乐等活动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些多位一体的原始文化均与武术的发源有紧密联系。
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巫术与图腾崇拜，都常凭借原始武舞这一形式来体现。
为适应原始战争的需要，原始人群要作战斗的演习操练，以熟悉战斗的击刺动作和应有的群体组合，于是在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或叫战舞。
原始武舞与原始武术实为一体。
人们在狩猎、战事等活动之前或之后，要跳武舞，幻想以这些击刺杀伐的动作来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鼓舞士气，祈神保佑。
武舞也是原始部落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近代某些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风俗中，我们还可看到原始宗教与武术的联系。
如云南纳西族的祭神武舞“东巴跳”，数十上百人手持武器而狂舞。
同时，原始武舞也是教育的一种主要内容。
《周礼。
地官。
舞师》说：
“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
”这虽然是西周的活动，但也反映了远古时期的遗风。
在原始宗教活动中，还出现了与巫术相结合的较武内容。
据《世本》记：
“巴郡南郡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
”这个部族以掷剑比赛的方式来乞神显灵，并以此确定部落首领，似可称是武术竞赛的萌芽。
在原始时期多位一体的文化形态中，武术得以在其中萌发而共生共长，构成了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它还只是处于萌生阶段，还没进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范畴。
武术文化初期形态从进入阶级社会的夏商开始到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宋代，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特点为：
一、生产力得到逐步提高，经济快速发展；二、文化学术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三、战争频繁，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尚武之风。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武术文化的各种因素开始具备和形成，中国武术走出了原始混沌状态，进入了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武术的发展呈以下特点：
武术社会功能向多面性发展武术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其社会功能的多样化。
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军事斗争频繁，运用于阵战的军事武艺,伴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演变,而更突出的是武术的表演性、竞技性、娱乐性、健身性等社会功能的凸现。
这种社会功能的多样化使武术突破了单一的军事武艺的局限，从技术到组织、形式到思想，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发展，使它从较为质朴单纯的军事武艺演变成色彩绚丽、丰富多姿的武术文化。
第一、武术与军事武艺交互发展频繁的战事促进了社会的尚武之风及军事武艺的演进。
正如《孙子》谓：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左传。
成公十三年》。
在冷兵器时期，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士卒的选择与训练，历代统治者都制定各种鼓励练武习射的法令，以求国力强盛。
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是其技击性，它与军事武艺在根本性质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目的都是克敌制胜。
因此，武术和军事武艺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它们是同源之水，同本之木。
原始武军事武艺的产生，也蕴含着武术的萌芽。
当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进入繁荣与成熟阶段，武术便开始从军事武艺的母体中脱胎而出，以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但是当武术从其母体军事武艺中分化出来之后，并非从此与军事武艺绝缘，相反地，在整个武术发展过程中，仍然与军事武艺有着极为紧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首先，从军事技艺的角度看，古代军事技术对古代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兵者，国之大事”也。
自古以来，军事在国家生活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历来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为了满足国家对军事的需要，国家常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武备，想方设法地增强军事实力。
对军事的重视必然导致对武艺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士的选拔与训练。
《孙子兵法·篡卒》中说“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
”《管子·七法》中也说“为兵之数：
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
战国时期的兵家吴起在与魏武侯议论如何选兵练兵时也指出：
“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
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
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
”《管子。
小匡》记：
齐王命令地方官吏“有拳勇股吰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弊才，其罪五”。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聚积财富,搜罗人才,训练精锐部队,制造精良兵器,常常是统治者的强兵治国之道。
针对将士的选拔与培养，历代都有一系列的办法与制度。
如战国时代齐、魏、秦的“技击”、“武卒”、“锐士”制度;始于唐的“武举制”;宋、明、清的“武学”等等。
这些选拔军事人才、鼓励练兵习武的措施,首先对武术本身有重要的推广作用。
仕宦利禄之诱，激发了更多的人的习武热情，尤其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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