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葬俗看新石器时代甑皮岩人与岭南其他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关系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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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陶器数量比第一期明显增加，制作技术也有较大提高，出现了泥片贴筑的成型技术，器形变高，器壁变薄。

器类大多为形体较大的敞口、束颈、鼓腹、圜底罐，另有部分饰刻划纹或附加堆纹的小件陶器。

陶胎以粗夹方解石灰褐或褐陶为主，部分夹石英，另有部分红褐陶。

器表均施分段多次重复滚压而成的绳纹，其中以印痕较深、较细密的中绳纹最具特点，少量在绳纹上加饰刻划纹；

口沿多施绳纹，另有部分刻划纹，沿下还有少量附加堆纹。

烧制火候已经达到或超过最低烧成温度，因此陶器均能实用。

第三期，陶器普遍采用泥片贴筑法成型，出现装饰箭头纹刻划纹或附加堆纹的小件器物。

第四期，陶器器型明显增多，除传统的敞口罐外新出现高领罐、敛口罐和敛口釜等，器物底部也变薄变缓。

部分大型陶器采用了分体制作工艺，如高领罐的领部与腹部就是分别制作然后拼接而成。

第五期文化遗存的碳十四年代在距今8800到7600年之间。

此期的文化面貌与第四期相比有较大变化。

打制砾石石器减少，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制作精致，大部分通体磨光，器类有斧、锛、矛等。

穿孔石器向小型化变化。

骨蚌器数量亦明显减少，骨器以骨锥、骨针为主，蚌器只见蚌匙。

陶器数量较多，器形、陶色、纹饰种类比前几期都有大量的增加。

器类包括敞口罐、高领罐、敛口釜、直口或敛口盘口釜、盆、钵、支脚、圈足盘和豆等。

以夹细方解石颗粒的红褐陶为主，少部分夹石英，方解石和石英颗粒一般比较匀称，应经过仔细遴选；

新出现泥质陶，但陶土均未经淘洗，质地不纯，不细腻，此外还有部分灰、灰黄、橙黄、红、灰褐、白陶等。

部分器物采用泥片贴筑法制成，分体制作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器形规整，胎壁较薄，在近口沿部分常可见到慢轮修整留下的匀称抹痕，表明陶轮已经发明。

烧制火候较高，陶质较硬。

纹饰种类丰富、样式复杂，主要有细绳纹、扁草纹以及种类繁多、组合复杂的刻划纹、戳印纹、捺压纹等，而以细绳纹和刻划纹为主。

另有少部分素面陶，少部分器表施陶衣，并经磨光。

另外，在此期陶片上出现干栏房屋图案，表明人类可能已经建造房屋，洞穴不再是唯一的居所[4]。

“甑皮岩人”骨架共发现26具（1965年文物普查发现5具，1973年第一次发掘发现18具，2001年第二次发掘发现3具，并重新清理1973年发现的人骨1具）。

1965年和1973年试掘时没有发现墓坑痕迹，地层被笼统地划为一个文化层。

从试掘报告的描述来看，人骨姿势绝大多数为屈肢蹲葬，也就是蹲踞葬，其次为侧身屈肢葬，少数为二次葬。

有母子合葬现象，但没有发现男女（夫妻）合葬墓。

在1具老年妇女（DT2M3）和1具中年妇女（BT2M2）人骨架上发现赤铁矿粉，在1具老年男子（DT3M1）骨架旁发现2把蚌刀，在1具老年男子（DT2M1）、1具中年男子（BT2M5）和1具老年女子（BT2M7）头骨附近发现鹅卵石和青石板。

2001年第二次发掘时，由于发掘方法的进步，清理出了边界清楚的墓坑，并且明确了地层关系。

新发现的墓葬均为蹲踞葬，墓坑形状为不规则圆形竖穴土坑，大小深浅以能够放入尸体为度，墓中都没有随葬品，但在成人身上放有数块大小不等的自然石块，在幼童头部覆有数块大蚌壳。

从地层关系来看，墓葬位于第四期和第五期地层。

由此推测1965年和1973年发掘的墓葬也应该属于第四期和第五期。

根据上述描述，“甑皮岩人”的葬俗可以概括为：

1、岩洞葬——埋葬在正在居住或曾经居住过的岩洞里；

2、贝丘土坑葬——埋葬在以螺蚌壳为主的庖厨垃圾（贝丘）中，墓穴为竖穴土坑（这种贝丘似乎能够有利于保存尸骨）；

3、蹲踞葬和屈肢葬——尸体姿势形如生前蹲踞或侧蹲、屈肢侧卧

4、单人葬——一个墓穴里只有1具人骨

5、薄葬——没有棺木，少数尊者有1-2件陪葬品，或身上撒有赤铁矿粉。

二、桂林其它洞穴中的蹲踞葬和屈肢葬

及其与“甑皮岩人”的关系

在桂林岩溶地区，迄今为止已经在大约百余个洞穴中发现了原始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包括极微小的线索），经过详细调查的洞穴遗址有十余个，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除甑皮岩外还有市内叠彩区的宝积岩[5]、西郊甲山乡唐家村的轿子岩[6]、南郊雁山区李家塘村的庙岩[7]、临桂县二塘乡太平村的大岩[8]。

除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宝积岩遗址没有发现确切的墓葬外，在轿子岩、大岩、庙岩遗址都发现与甑皮岩遗址相同或相似的蹲踞葬和屈肢葬。

1、轿子岩遗址：

文化堆积只有1层，为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存。

文化遗物有打制石器、磨制骨锥、双孔蚌器。

文化遗迹有火塘、以螺蚌壳和兽骨为主的生活垃圾和墓葬。

在文化层中发现1座墓葬，墓坑形状不明，从人骨姿势看似为屈肢蹲葬，没有陪葬品。

2、庙岩遗址：

文化堆积厚约3米，分为5层，各层均包含大量螺壳，文化遗物无明显变化，同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存。

文化遗物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泥塑。

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铲形器、球形器、穿孔砾石器以及石砧、石锤、砺石等，骨器有尖形器、铲形器、锥形器、扁形器等，蚌器有穿孔蚌刀。

陶片和泥塑出土于文化堆积的下部。

陶片共发现5块，可能属于同一件陶容器的残片，陶片的颜色呈灰褐色，胎壁很厚，胎内夹有细石英砂粒和炭粒，质地粗疏，部分成饼状，吸水性强，显得极其原始。

泥塑亦出土于下部，系用粘土捏塑，未经火烧，形状很象桂林特产荸荠（俗称马蹄）。

在庙岩文化堆积的上部发现2座墓葬，墓坑形状不明，从人骨姿势看似为屈肢蹲葬，没有陪葬品。

3、大岩遗址：

文化堆积厚约3米，包含六期文化遗存。

第一期为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存，遗物以砾石打制石器为主，器形主要是砍砸器，打制技术比较简单，基本是单面加工。

该期堆积中有少量螺壳，表明螺蛳开始进入原始人的食谱。

第二-三期为新石器时代初期（或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石器风格与第一期相同，但工具组合新出现了穿孔砾石器、穿孔蚌器和磨制骨器，生活器皿新出现了陶器。

该两期堆积中螺壳数量逐渐增加，反映了随着陶器的发明贝类采集已经成为比较重要的生计方式。

第四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工具组合新出现了少量磨制石斧、石锛和磨制精良的骨锛、骨针，陶器大量使用，胎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少量灰褐陶，成型方法采用泥片贴塑法，器型以敞口束颈鼓腹的圜底釜、罐为主。

此期堆积中仍然有大量螺壳和其它水陆生动物。

第五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石器以磨制的斧、锛为主，打制石器数量极少，骨器磨制精良，器类有斧、锛及锥、鱼镖等，蚌器均为双孔蚌刀。

陶器以夹细砂的红褐陶和灰白陶为主，另有部分夹细砂或夹炭的灰黑、灰褐、灰白陶，并出现泥质陶。

制陶技术方面，泥片贴塑法继续使用，但出现了慢轮修整。

陶器的胎壁较薄，烧制火候也较高。

器类明显增加，器型包括罐、釜、圈足盘、盆、钵、支座等。

器表纹饰的种类大增，除了绳纹以外还出现了各式刻划纹、戳印纹、弦纹等，部分器物口缘并捺印花边。

该期堆积中螺壳开始减少，表明贝类采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开始降低。

第六期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存，仅分布在洞口一带，出土遗物较少，仅见陶器和石器两种。

陶器以夹细砂的红陶和灰白陶为主，器类仅宽沿罐一种，器表饰拍印的方格纹；

石器包括磨制精细的斧、锛和镞等。

该期堆积为棕红色粘土堆积，不见螺壳，表明经济形态可能已经发生质的变化。

在大岩第二期和第五期发现墓葬。

在第二期发现墓葬2座，一座为仰身屈肢葬，墓坑为长方形，一座为侧身屈肢葬，墓坑为曲尺形，都没有随葬品，但死者的头骨和肢骨部位都有数件未经加工的石块，可能反映了当时某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和死亡观念。

在第五期发现墓葬8座，葬式有仰身屈肢、蹲踞和俯身直肢葬数种，墓坑为不规则圆形、长方形，均随葬有石器、骨器和穿孔蚌器，但不见陶器。

在上述三个遗址中，经过碳十四测年的只有庙岩遗址，其底部堆积（第5、6层）的年代在距今16000至14000年之间，早于甑皮岩第一期，但出土墓葬的上部堆积（第2、3、4层）的年代在距今12000年左右，与甑皮岩第一期大体衔接。

大岩和轿子岩遗址目前只能通过文化对比确定相对年代。

大岩第一期具有旧石器风貌，应早于庙岩遗址下部；

大岩第二-三期有穿孔砾石器和原始陶器，文化面貌与庙岩遗址上部和甑皮岩第一期相似，其年代应大致相当；

大岩第四期有少量磨制石斧和石锛，文化面貌比甑皮岩第四期进步但比甑皮岩第五期原始，其年代应处于两期之间；

大岩第五期则比甑皮岩第五期略显进步，其年代应相当或略晚。

轿子岩遗址没有陶器和磨制石器，但有磨制骨器和穿孔蚌器，文化面貌比大岩第一期进步，比大岩第二期、庙岩遗址下部、甑皮岩第一期原始，其年代应比庙岩遗址下部略早。

根据碳十四测年及文化对比结果，甑皮岩、大岩、庙岩、轿子岩这四个遗址各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应为：

大岩第一期→轿子岩→大岩第二期→庙岩下部（距今16000-14000年）→庙岩上部（距今12000年）→甑皮岩第一期（距今12500-11400年）→大岩第三期→甑皮岩第二期（距今11000-10600年）→甑皮岩第三期（距今10600-10400年）→甑皮岩第四期（距今10400-10300年）→大岩第四期→甑皮岩第五期（距今8800-7600年）→大岩第五期→大岩第六期。

从年代关系来看，出土蹲踞葬和屈肢葬的轿子岩、大岩第二期、庙岩上部及大岩第五期的年代与甑皮岩遗址前后衔接，从空间关系来看，这几个遗址距离甑皮岩都在25公里以内，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地理障碍，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如下假想：

这些墓葬的主人是不是也是“甑皮岩人”？

前面已经指出，甑皮岩遗址的文化堆积有32层，文化遗存可分为5期，各期之间存在间隔，其中第一期与第二期、第四期与第五期间隔时间较长，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甑皮岩人”并不是一直居住在甑皮岩，他们还有其它居址。

甑皮岩只是他们众多洞穴居址中的一个。

这是与他们的经济方式相适应的。

在完全依赖于大自然恩赐的采集、渔猎经济时代，人类不可能在一个小区域内连续居住五千年之久。

为了寻找食物资源，在一年当中，他们会季节性地迁居到附近的其它洞穴。

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内，他们会从资源已经减少或枯竭的生活地域迁居到新的、资源更为丰富的生活地域，这个新的生活地域也许距离上一个生活地域有十几甚至几十公里。

当我们把时间跨度扩大到几千年时，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可能扩展到几十甚至几百公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上述四处遗址看作“甑皮岩人”的洞穴居址和墓地并非没有道理。

为了得到比较可靠的答案，我们不妨对这几个遗址进行全面的对比。

结果显示，除葬俗外，居住在这几个洞穴里的原始人群在居住、饮食、石器工艺、骨器工艺、蚌器工艺、陶器工艺等方面也具有大体相同的风俗习惯：

（1）居住习惯：

所有遗址都是洞穴遗址，而且都有居住遗迹，表明都实行穴居。

（2）饮食习惯：

各个洞穴的文化堆积都包含大量尾部缺失的螺蛳壳和蚌壳，表明都喜爱喝螺。

（3）石器工艺：

打制石器都是砾石石器，很少石片石器，打制方法都以单向直接打击为主，器类组合都是砍砸器和刮削器。

最早的新石器都是穿孔砾石器。

（4）骨器工艺：

都有制作和使用磨制骨器的传统。

常见的骨器种类有锥、针、鱼镖。

（5）蚌器工艺：

都有制作和使用穿孔蚌刀的传统。

（6）陶器工艺：

很早就掌握了陶器制作技术。

最初是火候很低的粗砂陶器，捏制成型，器型是简单的釜和罐，后来逐步选用细砂陶土，采用泥片贴筑法制坯，器型渐趋变化，并在器表装饰绳纹和简单刻划纹；

最后采用慢轮修坯甚或拉坯技术，制作出三足器、圈足器、盘口器等复杂的器型，并使用刻划、戳点、压印、堆塑等多种技法对器表进行装纹。

根据上述对比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时期居住在和埋葬这些洞穴里的原始人属于同一族群。

由于甑皮岩遗址发掘最早，出土人骨最多，反映文化面貌最全面，我们不妨把“甑皮岩人”作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桂林岩溶地区史前居民的统称。

“甑皮岩人”的主要标志就是蹲踞葬和屈肢葬。

三、岭南其它地区的蹲踞葬和屈肢葬

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区分不同民族和族群的主要标志。

相同的民族和族群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既然桂林岩溶地区的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人类实行同样的葬俗，属于同一族群——“甑皮岩人”，那么岭南其它地区实行同样葬俗的人类是否也可能与“甑皮岩人”存在关系呢？

下面我们就由近及远来分析对比各地的蹲踞葬和屈肢葬，看看他们与“甑皮岩人”是否存在关系。

（一）广西中北部柳江西岸地区

柳州地区位于桂林西面，与桂林地区同处西江干流以北。

1980年在柳州市鲤鱼嘴遗址发现6座屈肢葬[9]。

鲤鱼嘴遗址具有三个时期的文化层。

墓葬出土于第2文化层，均为仰身和俯身的屈肢葬，无明显墓坑和随葬物。

人骨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有2组，用常规法测定的数据为距今11450±

150年至10210±

150年[10]，用加速器法测定的数据为距今8440±

90至8270±

80年[11]。

相对而言，后一种方法可能更可靠。

该层的文化遗物有少量打制燧石小石器和较多打制砾石石器，并发现穿孔“重石”1件，磨刃小石斧1件，磨制的骨针、骨锥、骨刀若干件，穿孔牙饰若干件，砺石1件，陶片数块，但没有蚌器。

“鲤鱼嘴人”的墓葬与“甑皮岩人”的墓葬非常相似：

“鲤鱼嘴人”是仰身和俯身屈肢葬，“甑皮岩人”是仰身、侧身屈肢葬和屈肢蹲葬（蹲踞葬）。

但是文化遗物存在较大区别：

“鲤鱼嘴人”有燧石小石器而“甑皮岩人”没有，“甑皮岩人”有穿孔蚌器而“鲤鱼嘴人”没有。

同时从人骨特征、遗传距离及亲缘系数来看两者也有较大距离[12]。

由于存在这些区别，“鲤鱼嘴人”与“甑皮岩人”的关系就很难说是同族关系，但是葬俗的相似又表明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

（二）广东西北部西江北岸地区

广东肇庆地区位于桂林地区东面，与桂林地区同处西江干流以北。

1986至1988年在高要县（今肇庆市鼎湖区）广利镇蚬壳洲遗址发现24座屈肢葬和蹲踞葬[13][14]。

蚬壳洲遗址的墓坑以抹角方形和椭圆形竖穴土坑为多见，葬式大多数为侧身屈肢葬，躯体弯曲极甚，还有少数俯身屈肢，均未发现葬具，个别墓有一二件随葬品。

大部分为单人葬，也有二人合葬和三人合葬。

三人合葬墓的人骨架相互叠压，中间为儿童，上、下为成人，应为同一家庭成员。

一些人头骨上有明显的人工拔牙痕迹。

除墓葬外还出土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

石器有斧、锛、刀等器类，其中有2件为有肩石斧，一件为宽柄斜肩短身型，另一件为梯形型。

骨器有骨簪、骨笛。

陶器有釜、矮圈足盘等器型，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纹饰有细绳纹、刻划纹、镂空和赫红色彩绘等，彩绘只见于泥质陶器上。

蚬壳洲的墓葬与大岩第五期和甑皮岩第五期的墓葬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如葬式都是侧身或俯身屈肢葬和蹲踞葬，墓穴都是以竖穴土坑，都没有葬具，没有或很少有陪葬品，大部分为单人葬。

但是蚬壳洲遗址出现了男女（夫妻）合葬和父母子三人合葬，这表明家庭关系已经相当稳定，其年代应较晚。

碳十四测年证实，蚬壳洲墓葬的年代在距今6千至5千年之间，晚于甑皮岩第五期，也晚于大岩第五期。

从墓葬形制及年代关系来看，“蚬壳洲人”的屈肢葬和蹲踞葬风俗应该来源于“甑皮岩人”。

（三）广西南部邕江和左江沿岸地区

广西南部邕江和左江沿岸地区位于桂林南面，距离较远，并且有西江阻隔。

在这个地区也发现大量蹲踞葬和屈肢葬。

主要有横县西津和秋江、邕宁县伶俐镇长塘、南宁市青山、武鸣县岜勋、扶绥县江西岸和昌平乡敢造[15][16]，崇左市和平镇冲塘[17]，蒲庙镇顶蛳山[18]。

邕江和左江沿岸地区的蹲踞葬和屈肢葬都是埋葬在河旁台地的贝丘中，这些贝丘都是新石器时代人类采食贝类后形成的螺蚌壳堆积，或称庖厨垃圾。

墓葬分布相当密集，有些遗址达到每平方米1座墓的密度。

在长塘遗址已发掘的25平方米探坑内发现人骨架15具，都是屈肢葬，其中有两具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有一具人骨架手里握有蚌器。

在敢造遗址已发掘的10平方米探沟内发现人骨架14具，6具为侧身屈肢葬，5具为蹲踞葬，2具为仰身直肢葬。

有两具为夫妻侧身相向合葬，其中1个人头骨处有1枚骨笄。

在5号墓人头骨周围有烧土围成的半圆圈，头骨旁边亦有一枚骨笄。

在西津遗址已发掘的144平方米探坑内发现100多具人骨架，全部为屈肢葬，其中绝大多数为蹲踞葬，出土时头骨坐于四肢骨上，上肢骨曲向胸前，下肢骨作蹲坐式，成抱膝状；

少数为仰身、俯身和侧身屈肢葬。

由于人骨架一般处在当时人们丢弃的以螺蚌壳和兽骨为主的松软的庖厨垃圾中，墓坑很不明显，最初发掘时只在螺蚌壳较少之处发现一些浅小的墓坑以及一些经过特殊处理的墓坑，例如在西津遗址和长塘遗址都发现用螺蛳壳围成的椭圆形墓坑，在长塘遗址还发现用石子围成的墓圹，在敢造遗址发现烧土围成的墓坑。

大多数为单人葬，但在西津遗址发现母子合葬墓，在敢造遗址发现男女（夫妻）合葬墓。

随葬品很少，一般只有一、二件石器、骨器、蚌器或未经加工的片石。

许多人骨架上还见有赤铁矿粉末。

1997年发掘顶狮山遗址时，墓坑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顶蛳山遗址共有四期文化遗存，墓葬发现于第二、三期遗存，数量达139座，均为竖穴土坑墓，无葬具，多数墓中未见随葬品，少数墓中随葬一、二件石器、骨器或蚌器，或放置数件未经加工的石块，葬式有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俯身屈肢、蹲踞葬和肢解葬五种。

其中第三期的肢解葬是新发现的奇特葬式，有人认为是为了对已经僵硬的尸体进行蹲踞葬或屈肢葬而采取的非常手段，仍然属于蹲踞葬或屈肢葬[19]。

如果这种看法属实，那么顶蛳山的墓葬全部属于蹲踞葬和屈肢葬。

如果把邕江和左江沿岸地区的屈肢葬和屈肢蹲葬与“甑皮岩人”的屈肢葬和屈肢蹲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除了埋葬地点不同外，在其它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都实行贝丘土坑葬，即把尸体埋葬在以螺蚌壳为主的庖厨垃圾（贝丘）中，墓穴为竖穴土坑；

都实行蹲踞葬和屈肢葬，即把尸体弄成形如生前蹲踞或侧蹲、屈肢侧卧的姿势；

都以单人葬为主，即一个墓穴里只有1具人骨；

都实行薄葬，即墓穴里没有棺木，仅少数尊者有1-2件陪葬品，或身上撒有赤铁矿粉。

除葬俗相同外，邕江和左江沿岸台地贝丘遗存与桂林“甑皮岩人”的洞穴贝丘遗存在饮食习惯和工艺技术等方面也具有相似的特征：

（1）饮食习惯：

两地文化堆积都包含大量尾部缺失的螺蛳壳和蚌壳，表明两地原始人都喜爱喝螺。

（2）石器工艺：

邕江和左江沿岸台地贝丘遗存最早的新石器是穿孔砾石器、磨制石锛和石斧，而甑皮岩第五期和大岩第五期的新石器也是穿孔砾石器、磨制石锛和石斧。

（3）骨器工艺：

（4）蚌器工艺：

都有制作和使用穿孔蚌器、蚌匙（蚌匕）的传统。

（5）陶器工艺：

邕江和左江沿岸台地贝丘遗存的陶器都是绳纹和刻划纹夹砂陶，而甑皮岩第五期和大岩第五期的陶器也主要是绳纹和刻划纹夹砂陶。

其中顶蛳山第二、三期一件陶器上的刻划水波纹几乎就是甑皮岩遗址第五期的一件陶器上的刻划水波纹的翻版。

当然两地也存在差异。

例如，邕江和左江沿岸新石器时代人类主要在河旁台地居住，除磨制梯形和长条形石斧、石锛外还能磨制有肩石斧、石锛，采用泥条盘砌法制作陶器，而“甑皮岩人”则在洞穴居住，只磨制梯形和长条形石斧、石锛及石矛，采用泥片贴筑法制作陶器。

但是这些差异应该是文化发展阶段不同的表现，而非文化传统不同的表现。

总体上看，邕江和左江沿岸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面貌比桂林“甑皮岩人”进步。

碳十四测年证实，冲塘遗址人骨的年代为距今5700±

70（达曼表校正后距今6530-6190）[20]，顶蛳山第二期墓葬中人骨的年代仅为距今4699±

173（高精度表校正后为距今5560-5240年）[21]，晚于甑皮岩第五期和大岩第五期。

冲塘遗址仅见长条形石锛和石斧，没有陶器，在该地区诸贝丘遗址中文化面貌最为原始，顶蛳山第二期磨制石器都是长条形、梯形、方形石锛和石斧，陶器都是绳纹夹砂陶，没有有肩石器和刻划纹陶器，文化面貌比冲塘遗址进步但比出土有肩石器的西津、长塘、敢造等遗址原始，它们的年代尚且如此，出土有肩石器的西津、长塘、敢造等遗址的年代当然应该更晚些。

由于邕江和左江沿岸蹲踞葬和屈肢葬的年代晚于桂林“甑皮岩人”的蹲踞葬和屈肢葬，两地葬俗和文化又如此相似，以至于只能做出如下推测：

邕江和左江沿岸蹲踞葬和屈肢葬来源于桂林“甑皮岩人”。

四、蹲踞葬和屈肢葬是“甑皮岩人”迁徙的路标

通过上述分析基本上可以肯定，岭南其它地区的蹲踞葬和屈肢葬与“甑皮岩人”的蹲踞葬和屈肢葬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详见表一），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渊源关系。

那么，这种渊源关系究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还是“甑皮岩人”扩张和迁徙的结果？

笔者认为应该是“甑皮岩人”扩张和迁徙的结果。

证据有四：

（一）岭南其它地区蹲踞葬和屈肢葬出现的时间与“甑皮岩人”从桂林消失的时间衔接

根据过去几十年来对桂林岩溶地区史前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基本上可以肯定，蹲踞葬和屈肢葬在桂林岩溶地区存在的时间不晚于距今6500年，其中蹲踞葬和屈肢葬最多的甑皮岩遗址的年代下限为距今7000年或更早，大岩第五期的年代略晚于甑皮岩第五期，但不会晚于距今6500年。

在大岩第六期已经不存在蹲踞葬和屈肢葬。

但是当蹲踞葬和屈肢葬在桂林地区消失后，在广东西北部和广西南部却出现了大量与“甑皮岩人”葬俗相同或相似的蹲踞葬和屈肢葬。

它们出现的时间与“甑皮岩人”从桂林消失的时间是如此地衔接，墓葬形制以及文化特征又如此地相似，以至于我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假设：

这些屈肢蹲葬墓可能就是南迁的“甑皮岩人”埋葬的。

（二）桂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与“甑皮岩人”具有相似的体质特征

197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14具“甑皮岩人”头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认为他们基本上属于蒙古人种，且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种族较接近，同时也表现出若干“赤道人种”的倾向，比如接近于阔上面型的上面指数、阔鼻型的鼻指数、低的鼻根指数和突颌型的齿槽面角等[22]。

这种情况显示“甑皮岩人”与华南人和东南亚人有较为密切的遗传关系，而与华北人的遗传关系比较疏远。

将“甑皮岩人”与其他遗址人骨进行形态比较和遗传学研究是解决族源关系的最好方式。

但令人遗憾的是，除可能实行蹲踞葬和屈肢葬的崇左市“冲塘人”及实行二次葬的灵山县钟秀山“滑岩人”的头骨经过科学研究并有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