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肯为人忙读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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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肯为人忙读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
读书不肯为人忙
——读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
一朵飘忽的云（博客）2008.12.20
冬日，阳光斜照在案头，温暖和煦。
翻开陈寅恪的诗集，又慢慢合上。
我反复思考，如何才能走进陈寅恪真实的内心世界，去近距离读懂他？
陈寅恪写的诗，数量并不很多。
但是，每一首，都流淌着作者浓烈的情怀，不过这种浓，让你感到的不是热闹，而是寂寞，不是激荡，而是悲凉，读过以后，你不是怦然心动，而是长久无声。
陈寅恪的诗，有一种独特的风骨。
这种风骨，是嶙峋，是峥峥，是磊落，是绝世。
陈诗中展现最多的，是中国文化的意蕴，是中国士人的品质，是为天地立命的使命感，为历史作传的忠实感。
读陈寅恪的诗，需要澄澈平和的心态，强烈深沉的人文关怀，需要摒弃先验的结论，能够承受异端的冲击，细细、慢慢、深深、独自品位那种特立异行。
一
一般人首次读陈寅恪诗，会感到不太好懂，因为陈诗喜欢用典，用古典，更用今典，典故用得多了，像是在打哑谜。
陈打哑谜，一方面出于他研究历史的癖好，一方面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关。
他表面上似乎在玩文字游戏，实质上是用春秋笔法，委婉记录事情的一些真相，表达他的某种独立判断。
正因为陈的诗往往背后大有文章，所以表面上就不是那么浅显直白，而且有的简直不能成诗，一如元遗山评价李商隐，“世人都道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例如，1956年所作的《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首》：
林花天上落红芳，飘堕人间共断肠。
阿母筵开争骂座，太真仙去愿专房。
按歌未信宫商换，学舞端怜左右忙。
休问大罗云外事，春阴终护旧栽棠。
这首诗写的什么呢？
从字面上看，并不构成完整的意思：
春日的时光渐渐过去，树林间落英缤纷，仿佛从天而降；那些鲜花的从天而降，更增添了伤春之感，让人肝肠欲断；想起西宫经常种些桃花的王母娘娘，置酒设席大会神仙，但是总有些感觉招待不好的要叫骂几句；又想起驾鹤西去的杨贵妃，留下的空缺惹得多少后宫嫔妃想入非非；按照原来的乐谱想唱一首惜春的曲子，却发现谱子已经更换；那些舞者正想伴着乐章跳上几步，不知道是左转好还是右转更恰当；不要再去管那些天外的事情了吧，徒增烦恼；还是用那点残余的春阴好好护卫着往日所栽的棠树。
春日和西王母有什么关系？
王母与杨贵妃又有何相干？
天上的神仙难道也跳舞唱歌？
跳舞唱歌怎么又扯上往日的棠树？
所以，一般人初读此诗，总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那么，我们不妨来听听余英时先生解说其背后的隐秘：
天上的林（斯大“林”）花落了，那是红色世界斯大林同志仙逝的消息；共产国际的一员，中国共产党闻听此讯息，肝肠寸断（“共”断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会议上，趁着斯大林尸骨未寒大骂绝词（骂座），借此树立自己的威望，引得举世震动；斯大林的红人也跟着倒台了，一时间又有几许政客们争相忙着专宠夺权（专房）；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那些小兄弟们，想要跟着老大哥混下去，却不知道台上的曲调已换，是左是右无所适从；不管那个俄罗斯（大“罗”）的政局如何变动，我们有我们的需要，还是要始终维护斯大林的威望，维护和坚持我们意识形态中的“旧栽棠”（亲手改造的红色政权和共产主义道路）。
整首诗里，暗含“事（斯）”“大”“林”，“阿（俄）”“罗”“事（斯）”，还有“共”（产党）等字眼，是一首典型的匠心独运、回环往复、婉转曲折的政治诗。
但是从字面上看，是落花，是神仙，是伤感，是可惜，是云外事，不涉人间烟火，不沾凡尘世俗，足见陈寅恪巧妙运用文字之能事。
但是，难道陈所热衷玩味的仅仅是一种戏谑和调侃吗？
经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或者阅读过有关历史记载的人，恐怕不会忘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世界政治地震，不会忘记中国长期红色宣传导致的精神禁锢和窒息，不会忘记知识分子在初现端倪的深刻思想改造中的无所适从，不会忘记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只见需要不谈必要、只见利益不谈真理、只见压制不见民主的非常状态，我们从诗中难道没有读出一丝沉重、一缕无奈、一片悲凉、一毫苦涩？
类似的政治诗，还有很多，特别是涉及重大战争、时局变化，国共、中外关系等主题。
例如，1939年《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
“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
只谓潭州烧小劫，岂知杨獠舞多姿。
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
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
”【宋代陈与义，号简斋。
曾经南下避乱，有潭州系列诗，与八百年后陈寅恪因南京被日军攻占而南下经历切合。
烧小劫，佛教用语，此指1930年红军攻破长沙，杨獠指农民起义的杨幺，陈持传统史观立场，对中共革命颇有微辞，于此见一斑。
建炎是南宋初高宗年号，作者用此期望抗战局势有新的变化。
】
1945年《报载某至重庆，距西安事变将十年矣》：
“铁骑飞空京洛收，会盟赞普散边愁。
十年一觉长安梦，不识何人是楚囚。
”【京洛收指抗战结束，中国收回南京，赞普是吐番首领称号，会盟指国共和谈，楚囚指张学良，前为座上客，后为阶下囚，陈对历史的变幻深表感慨。
】同年《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
“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幺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宣和海上盟指雅尔塔协定，以牺牲中国东北主权，赢得苏联出兵。
花门，山名，在居延，柳塞，细柳营，指军营，两句指苏联势力渗透到中国新疆和东北地区。
虽然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苏联虎视眈眈，和谈战争两相落空，只余《东京梦话录》追忆往日繁华。
】1949年《青鸟》：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
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
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青鸟、胡僧均指美国，发表超过1000页的白皮书，其政治表态认为中国劫灰在所难免，寻求经济军事支持的蒋介石被无情抛弃，无能之将不堪一战，陈寅恪对政府的失望与鄙夷溢于言表。
】1951年《改旧句寄北》：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
桃观已非前度树，稾街翻是最高楼。
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
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
”【时事变化，国共易位，美去俄来，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
稾街一句指苏联在华获得主宰地位，中国对苏“一边倒”政策让作者深深忧虑。
】
在这些政治诗中，陈寅恪巧妙运用了很多典故，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政治得失、民族危难、个人前途的关切之情，不可否认，他的很多观点和判断带有其传统历史观的烙印，难以超越他的出身和成长背景的某种局限，但总的来说，他的观察是细微的，体会是独到的，判断也是准确的，特别是对政治的真相“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给予了十分传神而深刻的描摹。
陈的很多预测最终被历史所印证，如中苏关系破裂等，但不知这是诗人的喜，还是国家的悲？
二
陈寅恪出生诗书世家，三代都能诗。
有人评价，其爷爷陈宝箴的诗，是政治家之诗，其父亲陈三立之诗，是文学家之诗，而陈寅恪之诗，是史学家之诗。
史家诗的特点，不以胸襟气度见长，也不以诗情文采取胜，而是注重以诗记史，用诗写史。
陈生活的时代，是个星光灿烂的时代，人才辈出，又加上政治动荡不安，人物的命运变化无居，更增添了很多伤感。
陈在酬答朋友、记叙事件、感物怀情的不经意间，给出了一份独到的近现代历史上政客、学者、风流人物的“群英谱”。
陈写这些人，既不刻意对性格加以摹写，也不纠缠道德细节，而是把人物放在广阔时空背景下，作穿透性的审视和剖析。
他的笔端常常带着文化意味的惋惜、悲叹、怜悯和调侃，人物的命运反衬出时事变革的某种无奈和辛酸。
试举几例：
其一，1943年《癸未春日感赋》：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
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麤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该诗写的是顾颉刚。
诗中读书师秦吏，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楚人钳市指文字狱杀身之祸。
陈对文化钳制一向反对，甘于百年麤（同“粗”）粝（糙米）的贫困和家庭生活的拖累（南齐周颙、何胤都信佛，周有妻室而何无，两人修行各有所累），但是在官方各种规制之中，也还有一些文人自觉吹捧领袖。
据载，国民党党徒朱家骅等计划向蒋介石献九鼎，请顾颉刚撰鼎铭文字为：
“于维总裁，允文允武。
亲仁善邻，罔或予侮。
我士我工，载欣载舞。
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蒋初甚满意，后大发雷霆，众人均不解其故，多方打听，才知道鼎铭后四句的首字连起来是一句骂人的话“我在（载）献宝”。
客观讲，顾颉刚本来也是能做一些学问的，其有关历史的考证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因为热心政治而又无法适应政治的特定环境，终于落得笑柄，让人见怜见恨。
其二，1947年《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首》：
“当年闻祸费猜疑，今日开编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馀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该诗写的是民国初的黄濬，字秋岳。
黄少有诗名，著掌故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曾为梁启超秘书，后汪精卫召往南京行政院，抗战初期被处决。
关于黄氏之死，一般说法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前，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下游江面最窄处的江阴水域部署封锁，掳获日方在长江的商轮及舰只。
因计划外泄，一夜之间日轮逃出封锁线，后查泄密者是行政秘书黄秋岳父子，遂以汉奸罪将之处死。
但是曹聚仁、梁鸿志等质疑说，黄氏此前早就因受到怀疑被调离秘书职位，无法参与最高军事会议，江阴计划泄密另有缘由，当局杀黄是因民情、舆论所迫，泄愤塞责转移视线而已。
黄氏人虽不耻，但诗文工夫甚深，陈很赏识他游旸台山看杏花诗“旧京无梦不成尘，百里还寻浩浩春。
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俟后游人。
山含午气千塍静，风坠高花一晌亲。
欲上秀峰望山北，弱豪渐见壁碑新。
”对其人有奇才而无操守深深惋惜。
其三，1950年《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
“国魄销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
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
”该诗表面写冼玉清，实际讽刺的是范文澜。
国魄销沉，指当时一边倒的政治气候导致中国本位文化精神丧失殆尽，史学传统也随之消亡，特别是官方化的史学家范文澜等出于政治需要，秉承毛泽东和中央旨意，歪曲历史记录，其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农民起义、建立新政府为“正统”，以所有历代王朝为“伪逆”，颠覆传统历史观念而为政治服务，“遵命史学”信口雌黄横行一时，陈为之深感忧愤。
其四，1964年《甲辰天中节即事，和丁酉端午诗原韵》：
“争传飞燕倚新妆，看杀风流赵艳娘。
林邑驯犀劳远使，昆仑贵客满高堂。
青蛇白蟒当年戏，绿粽红花此日忙。
节物不殊人事改，且留残命卧禅床。
”这是写当时第一夫人，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出访东南亚的情形。
王本人涵养深厚，长相甜美，体态多姿，首度以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穿旗袍、戴项链，“飞燕倚新妆”、“风流赵艳娘”，与资产阶级印尼总统苏加诺共舞，大出风头，其形象在民间轰动一时，许多女孩子把出访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后被妒火中烧的江青在“文革”中酿成“项链事件”，差点要了王的命。
林邑为东南亚古国名，昆仑是古代中印半岛的各国，都暗指出访一事。
时过境迁“当年戏”，节物不变而政坛人事更替，让人唏嘘不已。
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其政治目的，但也未尝不与其当初在北大受那些学者名流的冷落有关，自卑心理和冷遇情节让他后来发动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批斗尤其剧烈，而对比一下江青和王光美两个女人的心态，更可见证文革运动夹杂的复杂人性心理。
据记载，文革中江青对红卫兵说，“王光美不老实，在去印尼之前来看我，说想戴项链，穿花衣服，我主张穿黑衣，作为一个党员不应该戴项链。
”后来，红卫兵们给仍是国家主席夫人的王穿上一件丝质旗袍，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宽边草帽，在其脖子里套上一串乒乓球串成的稀奇古怪的项链，每个球上打了叉子，进行公开批斗。
想想王当初的艳惊四座和后来的人格扫地，叫人如何评判历史的这种“变脸”？
其五，1966年《丙午元旦作》：
“雀噪檐间报早春，今朝聊作太平人。
小冠久废看花眼，大患犹留乞米身。
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
昨宵门外南风急，色褪桃符满战尘。
”此诗写的是林彪。
当时正是文革发动之初，高音喇叭像檐间麻雀，在作者住处喋喋不休、震耳欲聋。
再看周围造神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让人欲说还休。
林彪，湖北黄冈人，而黄冈即明清时期黄州府治所在地。
林彪首倡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神话到极点也就成了鬼话。
由于林的大力鼓吹，“赤县果然成赤县，神州真个是神州”（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题词》之三），而此时南方边境战尘骤起，中越战争疾风劲吹，新的一年宁静一些、太平一点的生活又在何方？
其他还有1952年《吕步舒》：
“证羊见惯借耝奇，生父犹然况本师。
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
”《春秋》：
“石碏纯臣义灭亲，祭姬一父辨人伦。
春秋旧说今皆废，独讳尊贤信是真。
”【证父偷羊、借锄给父亲而居奇，都是传统上不孝的典型，但是建国以后这些都成了常态。
大公无私、大义灭亲，传统文化上都有保留，现在均成了时尚。
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因为不识老师著的书而加以批评，现代的后生们则是明知先贤作品而大家批判，自然远远超越古人。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忙着与父亲划清界限，学生辈如顾颉刚等更是急着步吕的后尘，对老师落井下石，为亲者讳的传统废弃一边，为尊者讳发扬光大，舆论一律不得批评政府及领导，政治伦理扭曲令陈之心情十分沉痛。
】1955年《乙未人日》：
“岭南此日思悠悠，愧对梅花六岁留。
废疾久遮今世眼，登临犹发古时愁。
画符道士翻遭祟，说梦痴人总未休。
节物不殊情绪异，阿龙何地认神州。
”【胡风是早期著名左翼作家，常常以革命及真理自居，对他人作政治讨伐，此时这个旁门左道的镇鬼道士反而遭鬼祟，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成了真的痴人说梦，山河异化，不知东晋的王导（小名阿龙）是否还能辨认出故地？
】1958年《南海世长百岁生日献词》：
“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
看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
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
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
”【真是幸运，能够在康南海百岁的时候献上致辞，这一百年来的变化难以谈论，看看天上星移斗转，回想世间东京梦华，历史都成了过眼烟云。
维新党人梁启超虽然有后，但是因为其子粱思成的公开表态，违背了先辈遗志，有后也等于无后，就如同唐代李德裕建的平泉山庄，当时珍奇无数现在已不复留存。
这种悲痛贮满玉溪又难以言传，到头来只好暗自默默承受。
】
穿越时光，我仿佛看到，陈写这些人和事的时候，眉宇之间凝集愁绪，笔调总带一丝踌躇，就像行吟泽畔的屈原，他为人物的悲剧性命运而感叹，为人格的扭曲发展而愤慨，为文化的凋敝荒芜而不安，但是，许是因为性格、经历和时代的缘故，陈寅恪又无法对此大声疾呼，更多的只能是寄玄言于句中，期三隅于字外，内心默念“后世相知有别传”。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段时期曾经的诗坛女神、与鲁迅并称“双子星座”的郭沫若究竟在写一些什么东西？
《满江红·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挟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镝！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到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当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
1961年，陈寅恪在《赠吴雨僧》中写道：
“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巨公漫诩飞腾笔。
不出卑田院里游。
”在该诗中，陈暗暗讽刺：
郭沫若这等文人们，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那些应景之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休止；是否要等到蓬莱水浅，东去的大江西流才可以呢？
文坛巨子，不要过分夸耀飞腾巨笔的威力，其实所写的东西，总超不出马列主义的范围，不过是些政治口号而已。
诗句里的卑田院，本作悲田院，原指佛教寺院救济贫民的场所，代指乞丐们唱的莲花落，再转指“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中的白话诗。
我们当然不应当过分苛责那些历史的过客，一心为王者师的愿望，君子当报知遇之恩的心理惯性，让郭沫若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和学术，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是，我们应当用苛责的眼光去审视历史本身，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三
中国现代的这段历史，事件纷繁，人物众多，波澜壮阔，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随着时间的飞逝，留在大多数人记忆中的“本原”已经逐渐模糊，又夹杂多种因素导致的“变异”，和一些精心的改造和伪装，更使得历史如同“雾里之花”。
寅恪出于研究历史的责任，传统士人为天地立命的心魄，运用他的博学广见深识，比常人更深邃地传递出了这种翻云覆雨、波诡云谲、莫衷一是，揭露出了历史人物的矛盾和冲突，努力表达了一种评价的艰难和复杂。
例如，1944年所作《阜昌》：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字面大意是：
南宋刘豫，建立降金的伪政权，年号阜昌，这个刘天子很能写点诗；金魔元好问编辑《中州集》，“以诗存史”的时候，没有以人废才，也收录了刘豫的作品；三国的阮瑀，才华横溢，不愧为“建安七子”之一；南朝的褚渊，少有清誉，后背叛原主节操尽失，如果褚渊不是长寿，也不致于身败名裂，每一想起总感到一丝悲凉；千秋读史，多少风云变幻，那些历史人物的功过并不是很容易评说；天地悠悠，有如棋局，不知收官之际胜利究竟属于谁；世事变化无穷，转眼间千年过去，沧海已成桑田；那神话中的填海精卫，悲剧性的命运总是让人平添几多疑虑。
但实质上，这又是一首品评现代著名人物的密码诗。
作者以南宋伪齐帝刘豫，比拟在日本战区建立伪南京政府的汪精卫，以《中州集》收录刘豫诗作，表示对汪精卫诗词作品的欣赏，汪少年时才情出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知鼓励了多少热血青年投身革命；阮禹掌管曹操文书，类同汪经常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撰文阐述三民主义，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理论家，是孙中山思想的代言人，乃至直接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汪生平数次历险，曾经刺杀清摄政王，也曾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刺客袭击，皆大难不死，时人多有论述汪若早死，不失为革命先驱、国家领袖，甚至烈士的美誉，但是因为后死，以致留下千古骂名；不过，从历史角度看，汪精卫的功罪并不能简单化地评说，国共之间、美苏之间、国民党内部对于当时情况下中日关系如何处理，一直有着极大分歧，西安事变的发生带有极大偶然性，蒋介石抗战也是迫于各种形势的结果，而事实上，后来的共产党正是利用抗战之机发展壮大，终于又推翻国民党政权，演变出沧海桑田的又一出历史壮歌，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如果联系这些后来发生的种种事端，汪本人的心理变迁、他的和谈主张的功过，外界盛传的他与蒋介石“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不惜牺牲个人声名想要保全国家，甚至他本人的死因都是值得深深追索的。
陈寅恪通过他的诗，揭开了历史人物的评价复杂性和辩证性的一角。
是的，在中国有这么一个怪现象，谈起很多人来，妇孺皆知，但是评价出奇的单一，好人、坏人、汉奸、英雄、烈士、革命家、卖国贼，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把人物丰富多端的命运、纷纭变化的历程，微缩成人像标本上的一个又一个标签，正是在这种标签式评价、归纳和对后一代的教育传承中，不仅失去了历史的丰富、多元和人性的复杂、诡异，最终也失去了真实的记忆，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例如，历朝历代，经常发生外族入侵，国家面临危险之际，总不乏战、和两策，究竟是战争对，还是和议对，难道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吗？
这方面最著名的是秦桧主持的“绍兴和议”。
秦桧因为主和谈，杀岳飞，留下千载骂名，以致“人从岳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但是，抛去谋害岳飞不论，仅就南宋南渡之后，依靠秦桧的管理能够长期偏安一隅，而后来主战者张德远一战而败，韩诧胄再战再败，只得又走和议老路，难道和议本身的政策取向一无是处吗？
又，杀岳飞一事，即是秦桧极力主张，没有当时高宗皇帝的支持、默许甚至指使，又能够轻易办到吗？
文征明曾经写过一首词，将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本人，李洪林先生在其《理论风云》中评价说，历朝历代，几乎没有直接指责皇帝的作品能够公然刻碑流传后世，但是文征明的这首《满江红》却是一个例外：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
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惜，中原蹙！
岂不念，徽钦辱！
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一句“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足以为千年历史的真相添加一个绝妙的注脚。
又近日据网络传闻，某地出土秦桧遗嘱。
在该份遗嘱中，秦桧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应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
秦桧在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且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寝食不思，以致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但也说岳飞有功名心，性格比较孤僻，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又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犯了人臣的大忌，秦桧竭尽全力想保全岳云和张宪，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
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和不便说是皇帝的意思，只好以“莫须有”含糊应对。
秦桧还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
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
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
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声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
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
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或许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
我不能说网络报道的真实，也不可否认现在流行一股并不恰当的“翻案风”，但是，在品评历史人物的时候，更多一点辨证，更多一点追问，更多一点还原，是无疑应当的。
即使普通民众也并非白纸一张，也有各种情感纠葛、命运幻化、心态曲折，何况身处大时代旋流之中的那些著名人物？
而且，我还常常默想，我们总是想追问历史的真相，但是，善良的人们，如果真有一天，真实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目前，我们普通的神经是否能够承受？
哲学家说，文明常常与疯癫相伴，仔细想想，那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啊！
四
支撑人的最终力量，是精神。
诗写得好，也必然少不了传递一种精神。
陈寅恪诗的诗正如此。
阅读陈寅恪的诗，实际是在和本人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
在对话中，你会发现这个人不会讨巧，不愿随俗，不善变通，不肯盲从，身上体现的正在其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所表达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已经成为陈一生的立命之本，不管任何情况下的威逼利诱、艰难困苦，他都坚持到底，一丝一毫不愿退却，拒绝到北京中科院也好，排斥组织关心照顾也好，发表申明“清除”门生弟子也好，根源在于是这种精神，至死未移。
例如，早在1929年《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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