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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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文：
《乐》以和神，仁之表也；
《诗》以正言，义之用也；
《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
《书》以广听，知之术也；
《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
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1]
这里，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五经相配，认为五经象五常一样，相须而备，更迭用事，皆以《易经》为其本原，因为《周易》能够与天地共长久。
《周易》何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在刘氏父子看来，《周易》是讲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书。
五行志》记载，刘歆以为，“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
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1]这是说，《周易》的阴阳学说是讲天人之道的根本道理的学问。
其《三统历谱》也特别强调：
“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汉书·
律历志》）[1]
正因为如此，刘氏在评论各家著作的时候，经常引用《周易》经传，作为评判学派思想的依据，以说明其学说的来源或特征。
仅以《七略》而言，其《六艺略》和《诸子略》就引证了八条，其余引证了五条。
如其评述书学则说：
“《易》曰：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
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
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1]这是认为，《书经》起源很远，是圣人仿效洛书而作的，到孔子加以整理编撰，成为百篇，并为之作序，说明整理《书经》的目的。
至汉代，其书亡佚，仅存二十九篇。
其评述礼学说：
‘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
’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1]这是引《易传·
序卦》文，说明《礼经》的起源，认为古代帝王各代都有所增减损益，至周代制定了《周礼》三百，《仪礼》三千。
三百，三千，乃举其成数而言。
其评述乐学说：
“易曰：
‘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
’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
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二者相与并行。
”[1]这是以《豫卦·
象传》文解释《乐》的起源，认为先王观察豫卦“雷出地奋”之象，从而创作了音乐，用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进之上帝，献给祖考。
自轩辕黄帝至夏、商、周三代，各有其乐，它对移风易俗，改善社会环境，有着巨大的作用。
其《三统历谱》解说《春秋》经说：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
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
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
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
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
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
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
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1]这是以《易传·
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段话，解说《春秋》经，并用来说明其《三统历》的理论根据。
中国古代历法，以夜半为一天的开始，以朔旦为一月的开始，以冬至为一年的开始。
以甲子日为推算年代的开始。
尤其重视历元。
所谓历元，就是用朔旦、冬至恰好是甲子日的夜半的那个时刻，作为推算历法的开始。
依据《三统历》的纪年法，十九年为一章，八十一章为一统，三统为一元。
一元之始当甲子日夜半朔旦、冬至，此即“易有太极”。
春秋二季，代表阴阳二气，春为阳中，秋为阴中，用来表示岁，此为“两仪”。
《春秋》书“春王正月”，乃体现《周易》的“三极之道”。
《春秋》于四时一定书其月份，此即《易》之“四象”。
“分至启闭”，指二分二至与四立八个节气，此乃《周易》“八卦之位”。
《春秋》中的事功成败，体现《周易》的“吉凶”之效，而朝聘会盟则体现《周易》所说的“大业”之本。
《易》与《春秋》如此一致，都是讲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
所以说：
“《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
刘氏父子推崇《周易》和《春秋》经，而以《易》为最高，反映了他们的经学观。
其以《易》为五经之原，列于群经之首，充分说明汉代易学已经发展到非常显著的地位。
此种易学观的提出，标志着《周易》所提出的世界观，所阐发的理论思维，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学术研究的领域之中，从而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二《易》为立论之本
刘氏父子还将《周易》视为立论言说的理论基础，探讨天地间一切物事变化规律的指导思想。
如前所述，刘歆依《太初历》作《三统历》，即以《周易》为其理论根据。
三统之一元，即《周易》之太极；
一岁之阴阳即《周易》之两仪；
一年之四时，即《易》四象；
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八节气，即《易》之八卦。
其论月法、闰法说：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
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
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
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
故《易》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
这是以《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象两。
挂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归奇于扐以象闰，……再扐而后挂”，为月法的依据；
以“天地之数”章及天之终数九，地之终数十说明闰法的根据。
其中还以“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2]以及“乾之策”、“坤之策”说明章、会、统、元之数。
更以“参天两地而倚数”说明黄钟、林钟、太族等律吕之数的根据。
这些说法，都有近于牵强附会，但它充分表明，刘歆解说《三统历》及钟律，是以《周易》为其理论基础的。
其评述诸子之学，也以《周易》的理论为指导。
他们评论道家说：
道家“历记成败存亡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
合于尧之克攘，《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汉书·
艺文志》）[1]。
这是认为，道家的特点在于讲人君的统治方法，其主旨为君道无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并以为这符合于《周易》所讲的谦谦之道。
他们评论法家说：
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同上）。
法家信赏必罚，与《周易》所讲的先王修明刑罚，整饬法律相一致，此乃法家的优长。
但又认为，法家以法治辅助礼制，这与司马迁所说的“一断于法”，是有区别的。
其评述兵家则引“《易》曰：
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得，以威天下”，以为说。
其评述天文者则引“《易》曰：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以为说。
评述蓍龟者则引“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
’‘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
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
龟厌不告，《诗》以为刺”[1]，以为说。
评杂占者则引“《易》曰：
占事知来”（同上），以为说。
如此等等。
值得称道的是，刘氏还依据《易传》“殊途同归”的观念，提出了“诸子十家相反相成”说。
其《诸子略》说：
诸子十家，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这是引证《系辞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文，说明诸子之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相反而皆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可以补《六经》之不足。
并主张“舍短取长”，表现了一种对待学术的科学态度。
更有甚者，刘向多次上疏，皆随处引用《易》书文句，用来论述社会人事的得失成败。
其谏“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太奢”说：
“臣闻《易》曰：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事非分明……”［1］这是用《周易》“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劝导君王原始察终，是非分明，不可奢华，乱起墓陵。
论薄葬则引“《易》曰：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
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棺椁之作，自黄帝始。
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
……”这是以《周易》的学说，规劝成帝效法古圣贤之制，去坟薄葬，以俭安神。
其论“用贤人而行善政”则说：
“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
故《易》有否泰。
‘小人道长，君子道消。
’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
否者，闭而乱也。
‘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
泰者，通而治也。
”这是用否泰两卦之义，劝谏元帝信贤任能，要“坚固而不移”。
又说：
“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
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
”这又是以《周易》文义论述帝王信任贤臣，则群贤毕至。
如此，就可以固太平之基，兴万世之利也。
刘向更为成帝献策，“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并用《周易》学说提出了保证这一策略顺利实现的具体措施：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
’唯陛下深留意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本传》）[1]
刘向在其著作《说苑》中，也多以《周易》学说立论，讲述社会政治生活的道理。
其论人君之动不可不慎的道理说：
“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
‘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言出于身，加于民；
行发乎迩，见乎远。
言行，君子之枢机。
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
’天地动而万物变化。
《诗》曰：
‘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
’此之謂也。
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
”（《君道》）其论兵武军事说：
“司马法曰：
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
兵不可废，废则召寇。
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
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
‘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指武》）又论质与文说：
“凡古之卜日者，将以辅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专自也。
非欲以顛倒之恶，而幸安之全。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是以泰山终不享季氏之旅。
《易》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盖重礼不贵牲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
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
”（《反质》）[３]。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在刘氏父子看来，《周易》乃其著书立说的理论依据，《周易》学说是其探讨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
三人更三圣说
关于《周易》经传的作者，刘氏父子于《六艺略》中，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说：
易曰：
“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汉兴，田何传之。
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
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此段文字叙述了易学从产生到西汉后期发展的历史，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提出“人更三对，世历三古”说，认为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作上下篇，孔子作《易传》十篇以解经。
其二，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所以秦始皇焚书，不毁《周易》，而传者不绝。
其三，认为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后来分化为两大传授系统，即官方易学与民间易学系统，并分别表现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特征。
刘氏此说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人更三圣”说是对历史上各种说的概括与总结。
战国时期成书的《易传》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
”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２]疑《周易》作于殷、周之际，但尚未确言为何人所作。
至司马迁《史记·
太史公自序》方云：
“余闻之先人曰：
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以为伏羲开始画八卦，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卦爻辞。
其《孔子世家》又云：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４]刘氏父子加以概括，在易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遂成为后儒有关《周易》作者的基本认识，影响深远。
近代以来，随着新史学的兴起，此种说法，逐渐被人们所否定。
但“人更三圣”说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即认为《周易》经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陆续形成的著作，认为卦爻辞的形成同周王朝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对于探讨《周易》的形成和发展，将《周易》经传放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加以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关于《周易》传授的说法，也大致符合汉代易学发展的情况。
据《史记·
儒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传《易》于鲁人商瞿，经六世传于齐人田何，汉兴，田何又传于杨何。
《汉书·
儒林传》说：
“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
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
”[1]又说，丁宽授《易》于同郡田王孙，田王孙又传于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其中，孟喜传《易》于焦延寿，焦又影响京房，于是“《易》有京氏之学”。
费直“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解说上下经”。
高相“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无章句……高费皆未尝列于学官”[1]。
这与刘氏所说的易学传授系统是基本一致的。
但《汉书·
儒林传》还依据刘向说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何）、丁将军（宽）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
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
”[1]这又是认为，京房易学独树一帜，与田何一系的易学不同。
此说虽与上述所说相出入，但必有所据。
刘氏关于易学传授系统的论述，为后人探讨汉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线索，也是对易学史的一个贡献。
四太极元气说
刘氏父子在易学史上的另一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太极元气”说。
律历志》记载，其论述律吕说：
太极元气，函三为一。
极，中也。
元，始也。
行之于十二辰，始动于子。
参之于丑，得三。
又参之于寅，得九。
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
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
……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
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生化万物者也。
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说，太极就是元气。
三指天地人，太极在尚未分化的阶段即包含天地人生成的元素而为统一体，所以说“太极元气，函三为一”。
太极与元气合为一个概念，就表示太极即是元气。
因此，其《三统历谱》又说：
“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
”[1]二是说，太极元气运行于十二辰（即十二个月）之中，即万物生化的过程。
三是说，此万物生化的过程，也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运动变化的过程，故云：
“此阴阳合德，生化万物者也。
此说的提出，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确立了太极即为元气的学说。
太极元气说并不始于刘氏父子。
“元气”这一概念，始见于《淮南子·
天文训》：
“宇宙生元气。
”（《太平御览》卷一引）以后，纬书中多讲“元气”，并将它与太极联系在一起。
《易纬·
乾凿度》论述卦象和宇宙的起源说：
“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
太易者，未见气也；
太初者，气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太素者，质之始也。
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
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５]这是将世界的发生和乾坤两卦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阶段。
太易是气尚未产生的阶段，所以下文说：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指太易。
太初是气开始产生的阶段，太始是形开始形成的阶段，太素是质开始形成的阶段。
此三者气质具备，混而未分，所以称为“浑沦”。
此“浑沦”的阶段，即是太极。
这虽然没有明说太极就是元气，但以太极为气混沌未分的状态，即汉代人所说的元气。
所以又说：
“天门辟元气，易始于乾也。
”是说，元气分化出阴阳二气，也就有了乾卦之象。
《河图·
括地象》也说：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未分，其气混沌。
清浊既分，伏者为天，偃者为地。
”[５]这说明，《易纬》已经具备了以太极为元气的说法。
刘氏的“太极元气”说，即本于此。
其“元气函三为一”说，即是对《易纬》太极含有太初、太始、太素三个阶段的高度概括。
这样，通过刘氏的太极元气说，就明确地赋予了太极以物质实体的涵义，使易学中的太极说，具有了原初物质的意义，对后来易学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此后，围绕着太极问题，或以太极为世界本原，或以太极为世界本体，展开了长期的辩论。
其二，进一步发展了汉易的阴阳二气说。
刘氏父子以阴阳合德，二气交互，运行变化解释万物的生化过程。
其解释“六律六吕”说：
“黄钟：
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
钟者，种也。
……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
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
宫以九唱六，变动不居，周流六虚。
始于子，在十一月。
大吕：
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
位于丑，在十二月。
太族：
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
位于寅，在正月。
夹钟：
言阴夹助太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
位于卯，在二月。
姑洗：
洗，絜也，言阳气洗物辜絜之也。
位于辰，在三月。
……亡射：
射，厌也，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剥落之，终而复始，亡厌已也。
位于戌，在九月。
应钟，言阴气应亡射，该臧万物而杂阳阂种也。
位于亥，在十月。
”[1]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和循环配十二律，解释一年四时的变化，也是对京房和《易纬》阴阳二气说的发展。
所以其下文又说：
“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
”[1]充分体现了汉易的基本特征。
五
卦气说
据《汉书·
五行志》和《律历志》所提供的材料，刘向、刘歆父子易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讲卦气说。
如其解释《春秋》隐公九年“三月癸酋，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说：
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
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
皆失节，故谓之异。
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
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
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
言雷复归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避盛阴之害；
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
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
（《汉书·
五行志》）[1]
这是引孟喜卦气说，以二月为豫卦内用事，“雷乃发声”；
八月为归妹卦内用事，“雷乃收声”，解说《春秋》经三月（正月）大雨雪、雷电震之灾异现象。
“于《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
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曰有华孽。
”[1]此是本于京房与《易纬》八卦卦气说，以巽卦主立夏，位在四月。
此时阴始顺阳，“继阳而治”，所以木将华实。
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也主十二消息卦说。
其释《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说：
刘向以为今十月，周十二月。
于易，五为天位，君位，九月阴气至，五通于天位，其卦为剥，肃落万物，始大杀矣，明阴从阳命，臣受君令而后杀也。
今十月陨霜而不能杀草，此君诛不行，舒缓之应也。
又释《春秋》定公元年“十一月，陨霜杀菽”说：
刘向以为周十月，今八月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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