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作业(四)答案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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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苏轼诗歌的最早注本，是_宋代__赵次公___等人的四家注。
15.苏轼诗歌的注本完好地保存到今天的，最早的是宋代坊刻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__》。
“__王状元_”指王十朋。
16.建炎二年，在黄庭坚的外甥_洪炎__的主持下，_朱敦儒___、_李彤_____编纂了《豫章集》三十卷，收录了黄庭坚元丰以后的诗文一千二百四十三篇，黄庭坚早期的作品则未被收录。
17.__李彤____得到黄庭坚亲手删定的《___南昌集_》，将黄庭坚认定属于自己的诗文编为诗七卷、文三卷，将他认定不属于自己的五十余篇诗歌另编为四卷，编成了《___豫章外集__》一书，共十四卷。
18.黄庭坚的孙子_黄蕾收集了《豫章集》、《豫章外集》未收的佚文佚诗八百八十一篇，编成《_豫章别集_》二十卷。
二．选择题
（A）1.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句赞誉李白、杜甫的人是
A.韩愈B.元好问C.赵翼D.元稹
（D）2.用“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来评价杜甫诗歌的人是
（B）3.提出“杜诗学”概念的人是
A.元稹B.元好问C.韩愈D.方回
（C）4.《杜诗详注》是一部
A.集注性质的书B.集评性质的书
C.集注集评性质的书D.集校集注集评性质的书
（B）5.《杜诗详注》中华书局标点排印本所依据的底本是
A.康熙四二年初刻本B.康熙五十三年增补重刻本
C.缮写本D.《四库全书》本
（D）6.“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价的是____的诗
A.陶渊明B.孟浩然C.韩愈D.柳宗元
（B）7.沈晦校本柳宗元文集所据的底本是
A.刘禹锡本B.穆修本C.京师刊行本D.曾丞相家本
（D）8.蒋氏辑注本《河东集》的特色是
A.重视名物训诂B.重视训释字词句
C.重视理学分析D.注重艺术分析
（C）9.“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这段话是____评价____的诗歌的
A.韩愈李商隐B.柳宗元李商隐
C.杜牧李贺D.杜牧李贺
（B）10.《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是
A.吴正子《笺注李长吉歌诗》、刘辰翁《评点李长吉歌诗》、曾益《李贺诗解》的合编
B.姚文燮《昌谷集注》、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的合编
C.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陈本礼《协律钩玄》、李裕《昌谷诗辨注》的合编
D.姚文燮《昌谷集注》、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陈本礼《协律钩玄》的合编
（C）11.李贺诗歌的下列注本中，宋代的注本是
A.叶葱奇《李贺诗集》B.李汝栋《昌谷集》
C.吴正子《笺注李长吉歌诗》D.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
（C）12.《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中方扶南的注释方法主要是
A.考索典故B.艺术评论C.索隐钩玄D.三者兼顾
（C）13.《樊南四六甲集》、《乙集》是李商隐的骈体文文集，这“樊南”是李商隐的
A.名B.字C.号D.家乡名
（C）14.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标点整理的《玉溪生诗集笺注》的底本是
A.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
B.冯浩《玉溪生诗详注》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C.冯浩《玉溪生诗详注》乾隆庚子重刻本
D.冯浩《玉溪生诗详注》嘉庆重校本
（D）15.主张文“务有补于世”，强调“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的是
A.孟子B.韩愈C.朱熹D.王安石
（C）16.“苏门四学士”是指
A.黄庭坚、秦观、贺铸、张耒
B.黄庭坚、秦观、晁补之、贺铸
C.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
D.黄庭坚、贺铸、张耒、晁补之
（D）17.对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的形成解说不正确的是
A.按照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的五十卷和次序编辑
B.把王十朋本、施元之本、查慎行本和搜罗到的当时所能见到的其他各家旧注合在一起加以选择辨析
C.冯应榴进行选择（取舍）和辨析采用了加按语的方式
D.该书中也有冯应榴自己的注解
三．名词解释
1.（《杜诗详注》的）内注：
内注注于诗末或章末。
在“内注”中，除了征引诸家，特别是当时尚未有流传的《杜臆》的评说外，主要是仇兆鳌自己的见解，很能体现他具有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分析能力。
2.（《杜诗详注》的）外注：
所谓“引古”就是征引古书，解释典故名物。
《杜诗详注》之“详”在这部分有集中反映。
首先是注释条目多
其次是每条内征引繁富。
3.“杜诗根据”：
在注文之后，仇兆鳌引了许多前人的论述，对每首诗进行分析、评论、发挥，他把这部分称为“杜诗根据”，实际上是前人对杜诗思想、艺术评论的资料汇编。
每条都引用多人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对每首诗增加了一些评论分析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通过这些对杜诗的评析，使读者对诗歌体裁的特点、对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有进一步的理解。
§
而对前人对每首诗的具体评论的系统引用，也会扩大读者的视野，有助于深人把握杜诗的特点。
4.昌谷体：
李贺其诗风格怪奇，辞彩绚丽，想象力极为丰富，意象瘦硬、谲诡、冷涩、凄艳，时空交错，穷极变化，在诗坛上独成一体，被后人称为“昌谷体”。
5.西昆体：
诗体之一。
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作诗宗法温庭筠、李商隐，好用僻典丽辞，相为唱和，合成一集，名《西昆酬唱集》，后遂称之为“西昆体”。
四．简答题
1.简述《杜诗详注》的缺点。
杜诗详注》，除了仇兆鳌由于时代及个人的局限，在评介杜诗的思想和艺术时，时有穿凿附会和陈腐无聊之处外，在注释征引亦有一些缺点
主要缺点有：
第一，虽征引繁富，但有时有泛释无当、不着边际的毛病，甚至不注意注中所引文句的这一词与诗句的这一词有无关系。
第二，征引前人之说，时有贪多而缺乏裁断，使读者无所适从。
第三，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所引书常有错误，“如注‘忘机对茅草’句，引《高士传》‘叶干忘机’，今《高士传》无此文，即《太平御览》所载嵇康《高士传》几盈二卷，亦无此文。
”
2.
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有何特点？
在三家之中，应该是姚文燮年代最早，但是却以王琦成就最高。
所以《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把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放在最前面，篇幅也占了大半。
像李贺写的这样难懂的诗歌，典故的注释、文句意思的梳理串讲，都是很重要的。
王琦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
历来注诗的人，往往有其偏好和专长。
有的工于考索典故，用考据学的方法来注诗，而于诗歌艺术则不甚了了，其末流甚至连诗意都难以串讲清楚。
而另外又有些人专走评论一途，这种方法从明代起大盛，这一类注家往往于诗意、诗境有独到的领悟，但是往往不能解决读者了解具体词句的基本要求，还容易有空疏之弊。
又有索隐钩玄一派，注重探求本事和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如果用得恰当，就能够开辟诗歌研究的新的局面，但是又往往容易陷入穿凿附会。
像王琦这样能够兼顾各个方面，又在各方面都做到了很高水平的通才，实在难得。
虽然《李长吉歌诗汇解》中也难免有些错误，但是从整体来说，水平是极高的。
说它是李贺诗注中最好的一种，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3.姚文燮《昌谷集注》有何特点？
姚文燮《昌谷集注》的注释方法，是钩玄索隐。
姚文燮把李贺完全当成了一个讽喻诗人，认为他的所有诗歌都是为指斥当时的政治而创作。
这就和汉代经学家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用经学方法来注诗，方法是不对的，但是却是有渊源传统的。
虽然姚文燮的自信并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他的这种治学方法在当时却很有市场，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
姚文燮的《昌谷集注》代表了清代索隐钩玄一路的注书方法，所以虽不高明，却很重要，有学术史的研究价值。
另一方面，他的这种方法也还不是一无是处，对于一些与政治相关的作品，还是很适用的。
所以，有的部分的注解，也还是能够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诗歌的意思的。
4.简述王安石诗歌的特点。
王安石曾经广泛涉猎前人诗歌，编过《唐百家诗选》、《老杜诗后集》、《四家诗选》等著作，是宋代最早提倡学习杜甫的诗人。
在他的诗歌中，那些针砭政治或探求改革、揭示尖锐社会问题的政治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的咏史诗长于议论，见识超越前人。
他的写景抒情短章雅丽精绝，脱弃流俗。
王安石前后期诗歌在艺术方面有一定的变化。
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
总的说来，他诗歌方面的艺术成就超过散文，不愧为宋代诗人一大家。
5.
简述黄庭坚诗三种集注的缺失。
一是或有失考之处。
二是注释典故或者不能得其本源。
三是注释名物或者不得其实。
四是或者不能揭明山谷诗的独特构思。
五是或者不能揭明山谷诗的句法出处。
以上种种缺失，读任氏、史氏三集注者不可不知；
知道这些缺失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汲取这三种著作的价值。
五．论述题
1.
试述《杜诗详注》的特点。
《杜诗详注》据仇氏所拟《杜诗凡例》，他对每首诗的注释、考评分成“编年”、“内注”、“外注”、“根据”四个部分，以体现其“详注”之“详”的特点。
杜诗编年。
仇兆鳌在《凡例》中指出为诗作编年的重要性。
内注解意。
所渭“解意”，指的是对诗的结构、章句、立意、内容的分析和串讲。
外注引古。
首先是注释条目多，其次是每条内征引繁富。
杜诗根据。
在注文之后，仇兆鳌引了许多前人的论述，对每首诗进行分析、评论、发挥，他把这部分称为“杜诗根据”，实际上是前人对杜诗思想、艺术评论的资料汇编。
每条都引用多人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对每首诗增加了一些评论分析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通过这些对杜诗的评析，使读者对诗歌体裁的特点、对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有进一步的理解。
而对前人对每首诗的具体评论的系统引用，也会扩大读者的视野，有助于深人把握杜诗的特点。
举例分析蒋氏辑注《河东集》的特色。
蒋氏辑注的《唐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有明崇祯六年（1633）原刻本、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双梧居重刻本、清道光十七年（1837）重刻本，以及民国年间由中华书局排印的《四部备要》本。
该书的注释跟《百家注》以及廖莹中的辑注大抵相同。
不过，宋儒不注重对诗文的艺术分析，该书则以对诗文的艺术把握见长。
总体说来，蒋氏辑注《河东集》中的诗文评议一般不累赘，简洁明快，或侧重于整体（但落实到局部），或侧重于局部（但着眼于整体），或溯流，或穷源，或张扬优长，亦或针砭劣短，常以零金碎玉式的短章，揭示作品卓越的艺术特质和境界，目击道存，用异常简约、异常感性的话语传达出非常具有涵盖力且触及问题本质的论断，引导读者进入文章艺术的佳境。
这对于读者阅读柳宗元的诗文来说，无疑大有裨益。
3.
比较《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中三家评注的成就。
方扶南对李贺诗歌的有些地方还是有心得的，也颇可点拨初读者，但是从整体水准上来说，还是比较平庸的，终究还够不上“妙赏”二字。
也正因为此，方扶南的《李长吉诗集批注》和姚文燮《昌谷集注》实际上是作为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的附录而被编选进同一本书，供读者参考的。
这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的“出版说明”中已有明言。
读者读《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最重要的还是要精读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
4.
试论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的特色。
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中有“发凡”十二条，仔细交代了此书的注释体例。
李商隐的诗歌隐晦难解，其中很多作品，如果不弄清楚其写作背景，是很难得到比较正确的解释的。
所以，仔细考证李商隐平生行事，就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中已经有《年谱》，但是疏漏比较多。
冯浩经过仔细的考订，纠正了朱鹤龄的很多错误。
在这个比较精详的《玉溪生年谱》的帮助下，冯浩就得以进一步将诗歌作品进行编年。
原来的三卷诗集是没有次序的，冯浩按照编年顺序将它们重新加以排序，可以编年的诗歌排成两卷，觉得还不能确定编年的诗歌就编为第三卷。
由于冯浩并没有看到《永乐大典》中保存的二百多篇李商隐的逸文，所以有些考证受到限制而不符合事实
另外他自己也犯过部分附会史实的错误，但是就当时的水平看来，他能够做到那样，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近人张采田有《玉溪生年谱会笺》，又把冯浩的年谱改进补正了很多，可以参考。
冯浩“发凡”还提到，他为了尽量地搜集资料，费了许多心血。
除了参考几个比较有名的流行注本之外，他用了多年时间，遍访诸家笺注。
正所谓“后出转精”，年代比较晚的人，就更有条件引用多家注解，使其著作更加综合、详备、精审。
冯浩参考了朱鹤龄、程梦星、徐德泓、冯班、田兰芳、何焯、陆昆诸家学说，征引非常广博，即使是有些学术质量不太高的手稿本，他也本着不使其完全淹没的同情心，保存了其少量成果，收入自己的注本中。
所以，他的著作称为“详注”是名副其实的。
除了注释以外，在每篇（组）诗之后，冯浩都作一个串讲，带有解题性质。
在串讲中，他还常常把各家的重要见解摆出来，然后加以评述取舍，断以己意，颇见功力。
另外，冯浩还抄录了李商隐朋友的一些赠答诗，以及后人对他的一些评论作为附录，便于读者了解李商隐诗歌在历代的研究情况，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试述李璧《王荆公诗注》的价值。
李壁对王荆公诗的注释相当详备。
他对王安石诗歌之典故、词语出处、相关人物、创作背景以及诗句含义的探索，受到学界普遍的赞许。
因为李壁生活年代跟王安石比较接近，他的整个家族又非常重视史学
例如其父李焘著有北宋编年史《续通鉴长编》
其弟李皇著有北宋简史《十朝纲要》（亦涉及南宋高宗朝）
所以，他有条件熟悉和掌握北宋更多的史实材料包括一些价值珍贵的实物,可以亲临其境勘察王荆公的行历，勘察王荆公诗歌的多种版本乃至墨本、石刻等等实物以及这些实物上的题跋，可以掌握大量切实可靠的证据来解释王荆公的诗歌。
而越是后来的学者，就越难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李壁所作笺注，于王安石的生平出处以及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考辨、注释得相当详实。
这些注释，为把握王荆公诗歌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
李壁的笺注常常有不可否认的可靠性。
王荆公的诗深深涉及儒、释、道三家学术，而李壁的注亦广采各方面的材料，决不囿于一般的经、史、子、集，其中大量引用佛学典籍最值得注意。
李壁笺注在一般训诂之外，有时候探求句法的源流,对读者有一定启发作用。
另外，李壁《诗注》搜集王荆公的诗作也相当完备。
它比通行的《临川先生文集》多七十二首。
李壁注文中也有一些亡佚的王安石诗文。
至于李壁注文中所引宋人佚诗，亦颇不少。
这些都值得注意。
6.
试述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形成和优缺点。
王文诰的《集成》体系庞大，一共一百零三卷，其中包括
诸序、总日、凡例、弁言一卷
王施注诸家姓氏考一卷
象赞一卷、墓铭一卷、史传一卷、御评一卷
《编年总案》四十五卷
《编年古今体诗》四十五卷
《帖子词口号》一卷
《两宋杂缀》一卷
《苏海识余》四卷
《附笺诗图》一卷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编年总案》四十五卷和《编年古今体诗》四十五卷，这两个部分是该书的核心。
《编年总案》实际上是一部扩大了的苏轼年谱，但是和纯粹史学意义上的年谱不同的是，它主要是注重考订苏轼诗文的创作年月，把它们进行编年，以利于研究。
这是一个浩繁的工作，也是王文诰最大的成就。
《编年古今体诗》四十五卷，是与《编年总案》四十五卷相对应的。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出版后，又曾经几次重刻。
1982年2月，中华书局以道光二年（1822）武林韵山堂王氏刊本为底本，出版了点校排印本，改名《苏轼诗集》（共八册）。
点校者是孔凡礼。
新版《苏轼诗集》汇聚了今天所知见的各种版本，并利用存有苏轼真迹的金石碑帖和清代以来学者们的校订成果，做了一个汇总性的校订工作，整理出了四千多条校勘记，分载于各卷之后。
这样，就保存了许多异文资料，使这本书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这个成就，是超过以前所有的版本的。
新版《苏轼诗集》虽然已经不是王文诰《集成》的原貌，却有很多优点，也很容易买到。
要仔细研读苏轼的诗歌，可以从这本书人手。
7.试述黄庭坚诗三种集注的价值。
任渊、史容、史季温三部诗注的价值
首先表现在内集、外集诗注对黄庭坚的出处年月加以考核
使读者得以知晓他的际遇行历，并依此进一步推求他的诗歌的内涵，认识他在诗歌思想艺术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山谷诗集注》按年编次诗歌，并且目录还附以年谱。
《山谷外集诗注》也是按年编次的，它的目录同样附有年谱，只不过比较简单而已，而诗题下面则基本上没有考说。
其次，任渊、史容、史季温对黄庭坚诗歌所关涉的人物、地理等，集注颇为详明。
其三，黄庭坚写诗讲究字字都有来历，用典很多，任渊、史容、史季温之集注在揭明典实方面用力不少，收获自多。
有了这些注释，读者可以比较切当地把握山谷诗的意蕴。
其四，任渊、史容、史季温生活的时代距离黄庭坚较近，他们在考论黄庭坚出处岁月、诠释黄庭坚诗作史事和人物时，见到过不少后人无法看到的材料。
这使得他们的很多考说和诠释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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