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尔著《印度的对华战争》内容摘要1971年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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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的秘密换文是英国背着中国政府搞的，是违背英国自己在一九○六年中英条约和一九○七年英俄条约中承担的义务的。
不但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文件，拉萨也表示麦克马洪线换文脱离了西姆拉条约是不能生效的。
英国只好不了了之，长期不敢发表这些文件。
直到一九三七年，英国才采取篡改文献的办法，把这些文件塞进一九二九年版的旧条约集中，重印出版，代替原版。
麦克马洪线从这时起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
事实表明，英国从一九三七年起才决心把麦克马洪线当作法定边界。
第一章：
对撞的方针
（作者在这一章叙述了印度独立后，对中印边界政策的演变。
印度一步步地走上使两国对撞的道路。
印度独立以前，国大党曾表示反对英国的边疆政策。
一九二一年国大党决议宣称：
英印政府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它对印度的统治，而不是保护印度的边界……。
印度作为一个自治的国家，无需害怕自己的邻国……因此呼吁“对印度人民不怀恶意的国家……拒绝同大英帝国签订任何条约”。
独立以后，国大党改变立场，全部继承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政策，把不丹、锡金、尼泊尔当作藩属，把手伸进西藏。
中国进军西藏时，印度一面进行干涉，一面下令进军强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
尼赫鲁在议会公开宣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
“不管有没有地图，这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坚持这条边界，不容许任何人越界”。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定为边界而不直接通知中国的做法，在印度政府内部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孟买总督、印度原第一任外交部秘书长巴志帕伊一九五二年上书尼赫鲁说，印度应主动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因为麦克马洪线在中国看来是英国侵略留下的伤疤，中国可能要采取矫正边界的办法给印度带来不利。
尼赫鲁同潘尼迦商议后，拒绝了这个建议，答复说，鉴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印藏协定，很难设想新中国会接受，而如果中国拒绝，印度反而被动。
因此，不如等待中国提出，那时，印度干脆说领土已定，没有什么可谈的。
这样，印度便决定采取不谈判的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印度代表团一九五四年来北京谈判时，小心翼翼地回避谈边界问题。
在讨论交通问题时，间接地涉及到边界。
中国提案的措词说：
“中国同意开放以下山口……”，示意山口以南地区也受西藏管辖。
印度虽然认为山口是边界，拒绝了中国的提案，但并没有把问题挑开，而提出一个不涉及山口归属的提案：
“商人经由以下山口……”。
上述情节表明：
印度预先知道中国不会接受麦克马洪线，而在谈判中双方的立场也是不一致的。
印度以后说，一九五四年谈判结束了边界问题，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真诚的。
一九五四年协定后，尼赫鲁把单方面确定边界线为已定界的原则从麦克马洪线扩大到整个中印边界。
尼赫鲁在给内阁各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说：
“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同中国的协定，应该认为这条〔北部〕边界是牢固的，确定的，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
应在边界全线，特别是可能有争议的地区设立一系列哨所”。
尼赫鲁采取这个步骤必然把边界问题转化为争执，而争执最后转化为边境战争。
对照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印双方立场截然不同：
中国愿意同邻国谈判确定边界；
印度认定边界问题不容讨论；
中国承认有未定界，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维持现状；
印度硬说边界线已定，并要在所有有争议的地方设置哨所。
一触即发的局面已经形成，一场小小的冲突就可以引起爆炸。
一九五八年印度向中国提出阿克赛钦问题后，两国交换了一系列信件、照会。
在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前一年，尼赫鲁在给中国总理的信中已经采取他以后一贯的立场：
同中国不存在边界争执，印度政府说边界位置在那里，它就在那里，这是不能谈判的。
其次，必须恢复原来的状况（印度一直把它称为现状），凡是印度声称拥有的领土上的中国人都必须撤出。
这是一种对撞的方针，这是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的，而不是后来吵闹起来的舆论逼迫他作出决定的。
尼赫鲁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印度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后，在朗久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尼赫鲁为印度单方面改变边界线的举动辩解说：
“虽然总的说来麦克马洪线是确定了的，但在某些地方，如苏班西里地区和另一些地方，这条线不合适，后来，我们，印度政府就把它改变了”，“印度在马及墩地区的边界主张同条约地图线是有出入的”。
当把地图线标定到地面时，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对边界线做某些调整，但是，这必须由双方共同进行。
印度决定单方面调整边界，把印度地图上标明是中国领土的地方也设置了哨所，这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
在这种场合下，印度发出对越境者使用武力的威胁，在国际法上也是缺乏根据的。
虽然每个国家有权保卫边界不受侵犯，但如果对某个地区的主权有争议，那就谈不上为保卫边界行使自卫权利了。
在西段问题上，尼赫鲁也是自相矛盾的。
一九五九年八、九月份尼赫鲁谈到西段边界时，吞吞吐吐，含糊其词。
他说，这是个“复杂事情”，“边界是不清楚的”，阿克赛钦的“哪些地方归我们，哪些地方归别人，是有争论的，”“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划定”。
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尼赫鲁突然向中国提出一条极为精确的边界线，把阿克赛钦说成是无可置疑地属于印度。
九月间，尼赫鲁虽然对中国发出了使用武力的威胁，但在内部掌握上还比较谨慎。
朗久事件后，尼赫鲁下达的指示说：
“我们必须避免冲突，不论大小”；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枪，除非确实遭到射击。
”空喀山口事件后，尼赫鲁改变态度，他通知驻外大使说，印度可能需要使用武力把中国军队赶走。
一九五九年底，中国努力要把边界归属的争论转到讨论解决办法上，以解除边界的危险局势。
中国总理建议，双方武装力量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尽旱举行会晤。
这个建议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鼓吹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总的主张很相近，国际间以为印度会接受这个建议，其实，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只不过用外交词令来遮掩一番。
中国说，双方要维持现状，双方谁在那里·
谁就还在那里。
印度说，同意维持现状，但要“恢复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就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主张的领土，并开进中国控制的地区。
这就使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
尼赫鲁既拒绝讨论边界问题，也拒绝撤军和两国总理立即会晤的建议，坚持中国单方面撤出，作为会晤的先决条件。
印度无力单方面改变西段现状，又需要对付中国的外交攻势，这时它觉得，仗恃美苏两大国的支持，会谈或许是可取的。
但尼赫鲁又说，只能“会晤”，不能“谈判”。
尼赫鲁的言行早已把文章作绝，除非中国屈服，谈判不会有成果。
会谈中，中国建议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解决边界问题，随后又提出维持现状，停止巡逻。
这些建议都被印度拒绝。
会谈失败了，局势进一步恶化。
尼赫鲁说，这是因为双方各有一套事实，其实，关键是印度坚持不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
第二章：
前进政策
德里会谈失败以后，印度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它不甘于接受现状，也怕使用武力赶中国人会引起战争，留下的一个中间道路就是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人控制的西段地区，见缝插针，由点到线，切断中国的补给线，逼迫中国人撤走。
这个政策是荒唐的，是从一个谬误的前提出发的；
即以为只要印度不攻击中国的阵地，那末，无论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中国也不会采取对抗行动，而印度一旦占了优势，就可以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
印度政界和尼赫鲁都开始狂喊同中国开仗。
尼赫鲁自欺欺人地以为，印度的地理位置加上美苏英等大国对印度的关切，就能使印度免除外来的进攻。
尼赫鲁和他的同僚始终坚信，不管印度在边界上做什么，中国都不会进攻。
前进政策大大加重了印度军队的负担。
军人向政府要军费，要装备，政府都不当回事。
政府说，中国不会打，没关系。
军队说，中国会打，要准备。
军政之间，军队内部之间的摩擦、倾轧越演越烈。
使纠纷扩大的主要人物是国防部长梅农和陆军的考尔准将。
国防部长梅农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引起军人极大不满，陆军司令蒂迈雅愤而辞职。
梅农任人唯亲，提拔考尔就是突出的例子。
考尔在中印战争及其前奏中扮演一个闯乱子的主要角色。
他毕业于英国军校以来，一直脱离作战部队，担任后勤、联络、军事外交等工作，毫无实战经验。
他吹牛拍马，野心勃勃。
他受到尼赫鲁、梅农的宠信，飞黄腾达。
一九五九年由第四师师长越级提升为中将，担任后勤总监。
一九六一年又提升为陆军参谋长。
新任陆军司令塔巴也是靠他的幕后活动才上台的，他对考尔自然是言听计从。
考尔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制造派系矛盾，军队的重要职位大部落入唯唯诺诺的人手里。
前进政策的思想一九六○年初基本形成，但由于军人作梗，一九六一年底还没有贯彻实施。
陆军司令蒂迈雅下台前警告说，在后勤支援一系列问题解决之前，前进巡逻会带来严重的危险。
文职人员不予理睬，反而指责军人办事拖拉，胆小怕事。
一九六一年，在梅农、考尔的策划下陆军总部大换班，印度政府就不受阻拦地朝着灾难猛冲了。
德里会谈后，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但边界基本还是平静的。
中缅、中尼边界的解决，中巴边界谈判的即将开始，加深了印度对中国的忌恨。
一九六一年十月，印度攻击中国在西段新设了三个哨所，其实，其中两个，印度根本不能断定是否越过了印度线，对第三个，印度也弄不清是不是新设的。
十一月，尼赫鲁召集会议，决定把印度的哨所向西段中国控制的地区推进，军方在下达指示中又把这个决定强化了。
前进政策于是成为陆军总部的绝对命令，要下面坚决贯彻。
考尔完全支持这种进攻态势。
前不久，他上书国防部鼓吹说：
“制止中国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一步步越过拉达克边界，进行一次打击……例如，我们某个巡逻队如果处于战术有利地位，就不妨来个短促出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
”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一九六一年冬，印度大选快到来了。
前进政策一时还造不成戏剧性效果，印度就想利用果阿问题大显身手。
收复果阿的宣传运动开始了。
尼赫鲁在出兵问题上反反复复，迟疑不决，最后，在美国大使的压力下，几乎又要收回成命，但是，梅农诈说军队已经出动，无法挽回，这才打消尼赫鲁的念头。
葡萄牙当局放弃抵抗，使印度轻易取胜。
印度的所有军事弱点都被遗忘了。
收复果阿的行动被称颂为作战的典范，对处理中印边界争执有很大意义。
军队的力量成为大选的一张王牌。
尼赫鲁吹嘘说：
“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的国防力量第一次成为一支极为强大有效的战斗力量”，中印边界争端对印度“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
”
一九六一——六二年冬季，不顾补给供应的困难，印度的小股部队在西段纷纷出动，到夏季时已设立了近六十个哨所。
中国也增设哨所同印方对峙，并一再对印度发出警告，而印度却不予理会，认为只要印军表现坚定，中国就无可奈何。
考尔一九六二年六月视察西线归来时说：
“最好在拉达克建立尽可能多的哨所。
我确信他们不会进攻，即使我们的阵地不如他们的坚固”。
曾经斥责反对党是鼓动冒险主义的尼赫鲁也改变调子。
他在议会场言：
“即使中国人能摧毁我们的某些军事哨所，也不等于我们失败。
我们经得起更大的考验，能勇敢地正视他们。
”可见，尼赫鲁并不是不清楚西段的局势和印军所冒的风险。
西线司令道拉特·
辛格不赞成把军队投入一场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他向总部报告说：
“军事上我们不能守住我们的阵地，更不要说来个摊牌。
”根据三年的切身经验，“只要我们不破坏现状，中国不会为边界问题同印度打仗，但是，只要印度的行动稍微威胁到中国的战略公路，中国定会作出强有力的反应。
”因此，他建议，当印度在西段的实力还没有达到中国的均势时，应该暂行停止推行前进政策，并把遭到围困的哨所撤回来。
他的建议遭到拒绝。
总部的答复是：
“如果摊牌逼到头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第三章：
北京的观点
（作者在这一章叙述了中国对尼赫鲁政权的基本看法和中国就中印边界问题同苏联的争论。
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
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当作邻国和亚洲的一员，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
开始时，这两者截然分开，互相背离。
但是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执——使两者又合拢。
中国人认为，印度的行动就表现出印度的政治本性，这种本性就是要导致同中国对撞。
五十年代初期印度继承英国喜马拉雅政策和鼓励西藏分治的事实，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对尼赫鲁政府的早就抱有的看法。
以后的外交交往、朝鲜战争、万隆会议使两国关系逐步上升，达到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印友好高潮。
在广阔的外交舞台上，中国觉得印度新政府还是可以起作用的。
当民族主义处于进步阶段时，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有积极作用并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
这说明，在反帝斗争的初步阶段，被剥削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有效的合作关系。
但是，这些政府和领袖必然具有两面性，其进步性可以很快地变为反动性。
照中国的看法，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时，尼赫鲁就开始了这种转变。
尼赫鲁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的行动标志着新德里倒向帝国主义阵营。
在这之前，中国并不以为中印边界问题定要比中国的其他边界问题更难解决。
尽管尼赫鲁一再声明印度对麦克马洪线所持的立场，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暗示，对西段边界线将持同样固执的态度，这条线五年前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而且同双方实际控制的状况毫不相干。
北京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国内压力时，对边界问题会采取不妥协的极端态度，因此，从一开始就指出，如果尼赫鲁不能同意谈判使边界问题得到总解决，那未，双方不妨把问题桂起来，留待以后再说，在此期间，双方维持边界现状，也就行了。
一九五九年底的印度外交文件和朗久、空喀山口两次边界事件表明，印度不同意进行边界问题总解决的谈判，而只同意对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一点或那一点做一两英里的调整，而且连这样的谈判也必须以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地区作为先决条件；
不仅如此，印度的行动表明它决心在地面上推行自己的领土主张。
这种拒绝谈判而又拒绝遵守现状的态度无异于不同意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国认为印度百般阻挠解决边界问题、蓄意挑起反华和武装冲突的真实原因必须从边界问题以外去找答案。
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尼赫鲁政府面临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深刻的政治危机，因此它需要投靠美帝，利用边界争端在国内外进行反华宣传。
中国提出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和行动辩护。
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始终随印度对中国的行动而转移。
共产党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表明：
它对其他政府的政策并非从这些政府的性质出发，而是从它们对中国的行动出发。
北京的座右铭是：
“不问其人，但观其行”。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论阶级性质，阿尤布和尼赫鲁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当巴基斯坦放弃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时，中国立即作出反应，中巴关系走上了平坦的道路。
一九六○年以后，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开始变化。
但直到中印争执深入发展后，中国才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展开公开全面的批判。
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一论尼赫鲁哲学”，语调上还是惋惜多于愤怒。
二九六二年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发表的“再论尼赫鲁的哲学”，才对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在这个期间，中国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吁恢复中印友好，敦促印度悬崖勒马，重申中国决不关闭谈判之门。
如果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以前有意改变对华政策，同意谈判或中止执行前进政策，那末，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作出反应，促使关系和缓下来。
中印边界争端，从一开始就同中苏分裂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激化，成为中苏原则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
中国认为，苏联在中印争端中的立场是从假中立、真袒印一直走到联合美国、公开支持印度。
从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塔斯社发表声明起，到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止，中苏双方围绕中印边界问题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
鉴于尼赫鲁的态度，如果当时莫斯科对他施加影响，规劝他和解并放弃前进政策，这番话本来可以起作用。
相反，苏联的表面中立只能鼓励印度坚持自己的立场，苏联的飞机更促使印度把前进政策变为现实。
这样苏联作为印度的朋友恰好帮它踏上灾难的道路。
苏联把同印度友好作为它推行争取亚非国家政策的中心一环。
对中国的深恶痛绝使它站到印度一边。
除此以外，中印、中苏边界问题的相似性也是决定苏联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苏边界问题是帝俄奉行领土扩张主义和十九世纪中国走向衰落的历史产物。
帝俄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愿同中国重开谈判，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共产党中国后来提出，尽管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一九六○年，中国建议两国举行谈判。
对中国说来，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
一九六○年的中苏谈判刚一开始就失败了。
苏联采取了同印度完全相同的立场。
用苏联自己的话说，苏联坚持“边界全线都由条约、议定书、地图作出了清楚、精确的规定”，他们拒绝进行全面谈判，“充其量，只能讨论确定边界线的个别地段问题……。
印度的措词与此惊人相同，它说：
“中印边界是一条以传统习惯为基础、沿着自然地形的边界线，其大部分又由条约和协定所确认……〔印度〕准备讨论有关边界位置的具体争议地点，并在它认为必要时，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
俄国对谈判的立场可以归结为：
“除了我们同意讨论的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这同印度的立场一样，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在中国的邻国中，只有苏联、印度两个大国拒绝谈判，这使人或许认为，其他小国是在胁迫下才同中国达成边界协议。
但是谈判的经过和协议内容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合事实的。
第四章：
边境的战争
前进政策在西段造成了紧张局势，在东段触发了战争。
一九六一年印军全面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前沿，改变了两年来由于双方停止巡逻所形成的平静局面。
印度政府把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塔克拉山脊说成是印度边界，一九六二年六月间在他们称之为多拉（实际是扯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新的哨所，这个地方甚至连印度陆军地图都标明是中国领土。
三个月以后，中国人才为时已晚地作出反应，在附近设立哨所，并向印度提出抗议。
中国合情合理地指出，麦克马洪线的换文没有对边界作文字叙述，因此线的位置只能以原图的经纬度为准，不经过双方勘察同意，谁都无权破坏经纬度现状。
九月九日，印度国防部在梅农主持下开会决定以武力把中国人赶走。
到会的军官提到印度军用地图也标明这些地方在中国境内，但他们被告知说，不要管这些地图。
军队高级将领顺从地接受文职领导人的意见：
中国人不会作出强烈反应。
负责前线指挥的三十三军团长乌姆劳·
辛格在九月十二日的报告中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地形、气候、交通等不利条件使总部的计划难以执行，他建议印军撤到地图线以南，但他遭到拒绝。
陆军司令不相信前线兵力不足，他只担心中国人会在西段反击。
国防、外交两部却一致认为，印度的出击将煞住中国的威风，即使印度在西段丢失一两个哨所，也在所不惜。
军团长乌姆劳·
辛格提出一系列要求，阻挠作战计划的实施。
这时，政府的决定早已透露出去，政界对作战计划的迟迟不见诸行动感到不耐烦。
梅农和陆军司令决定撤换前线司令，为此需要成立一个新的第四兵团负责中印东段的防务，并物色一个能对作战计划不抱怀疑的人担任指挥。
最方便的人选就是正在克什米尔休假的考尔。
考尔是前进政策的积极鼓吹者，深信中国人不会做出强硬的反应。
他对这个任命求之不得，以为一举成名的机会到来了。
尼赫鲁、梅农也把考尔视为天赐救星，有了他，赶走中国人的计划将毫无阻拦地按期完成。
陆军司令和印度东部司令深信，只要中国人不反击，作战计划将很快成功。
尼赫鲁和梅农深信，中国人不会反击。
两者合起来结成一个信念，只要物色到适当的指挥官，便将大功告成。
考尔率领几名参谋十月四日来到提斯浦尔就职视事，这时第四军团还只是个空架子。
五日他来到前线，了解到中国人严阵以待，火力很强，但在发回的报告中他仍然保证在十月十日发动进攻。
七日，他来到多拉哨所，感到形势不妙，困难很大，他保证不改变决心，但又说印军打响后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应，他对付不了，因此请求总部调动一切军事和空中力量支援他收复阵地。
不出所料，印军刚一发动进攻，中国就进行反击，一举粉碎了考尔的进攻计划。
考尔的美梦变成恶魔般的现实。
他同意下属的意见，应撤退部队到麦克马洪线以南，但他不敢负责做决定。
他把指挥权交还达尔维旅长后，就溜之大吉，急电新德里说，局势严重，要求亲自来首都汇报“新的突然变化”。
十月十一日晚尼赫鲁召开军事会议，听取考尔汇报。
会议决定推迟“赶走计划”，但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
军队要不要后撤的问题，谁也不敢发表明确意见，不了了之。
尼赫鲁、梅农仍然叫喊要把中国人赶走，前线指挥官却认为不能在当地过冬。
后方的人员大叫“前进！
”前方的人员大叫“后撤！
十月中旬，梅农把十一月一日规定为发动进攻的最后限期。
考尔十月十八日称病回到德里家中，躺在床上“指挥作战”。
二十日凌晨，中国人发动进攻，印军第七旅被歼，达尔维旅长被俘。
同日，中国人在西段也发动了进攻。
印度对中国进攻的最初是惊讶和愤怒。
它几乎忘记了，是印度军队老早要采取进攻行动，忘记了，是印度政府拒绝同中国人会谈。
印军的失利使新德里一片惊慌。
尼赫鲁的威望受到沉重打击，他被迫解除梅农的国防部长职务，由自己兼任。
新德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前线，印军撤出达旺，企图固守色拉山口。
中国没有追击，反而提出停火、撤军、谈判的建议，前线暂时沉寂下来。
印度断然拒绝中国的建议，态度更趋强硬。
另一方面，尼赫鲁决定接受美国的军火援助。
十月底，印度又洋溢起一片乐观空气，认为困难已经过去，胜利就在前头。
新任第四军团长哈巴克什·
辛格到任四天之后，新德里突然宣布考尔恢复健康，重掌军权。
尼赫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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