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教案(全)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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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学是什么？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
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及其规律的综合性学科。
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
传播是英语communication一词的汉译，意指思想、观念 、意见的相互交流，传播就是与人共享信息、观念、意见的过程。
三、传播学发展流程
对于人类传播现象和行为作系统、科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H.D.拉斯韦尔提出的关于传播的模式与功能，对传播学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W.施拉姆于1948年在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了美国第一个传播研究所，把新闻学同传播学结合起来。
传播学者们把信息、控制、反馈、系统等概念引入传播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模式，从而使传播学形成初步体系。
60年代前后，传播研究在西欧各国普遍开展起来。
中国开展传播研究，则在80年代初。
四、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
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
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
它运用社会
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
传播学与这些学科密切联系、互相吸取研究成果的营养为己所用。
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边缘科学，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
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
但是，传播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五、传播学主要研究的问题
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空中水银剧场》的3200万听众听到一场战争报道，一群火星怪物侵略了美国，听到这个节目后，一些惊慌失措的人驾车逃跑，许多人认为世界末日来临，恐惧的人们哭喊、躲藏、祈祷或者向乡下逃亡。
在广播结束之前恐慌就已经开始了，美国各地惊慌失措的人民一边祈祷，一边疯狂地想出各种办法逃生，新泽西的一个街区，就有20多家人脸上蒙着湿手帕和毛巾冲出自己的家门。
在匹兹堡，一个妇女手了里拿着一瓶毒药在浴室尖叫：
“我宁可就这么死了算了。
”
在华盛顿，就在广播节目播报火星人破坏了全国的通讯设施并切断全国的电力的时候，该城市停电了，这证明节目的真实性，引起大众的极度恐慌。
事实上，这只是一则根据小说《世界大战》改变的广播剧而已，之所以产生如此传播效果，主要在于采用了现场新闻播报的形式，同时一些事情机缘凑巧，比如停电、转台时候没听到节目性质的广播等
针对这个传播现象，传播学研究者就试图研究如下问题：
受恐慌影响的范围
（即有多少听众和有多少人受到惊吓）；
为什么这个节目使人产生恐慌，而其他离奇的广播剧则没有（研究传播效果）；
为什么这个广播剧让一些人感到害怕，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
（研究收众）
学习传播学这门课程，我们将力求主要掌握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传播者。
就是研究人：
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
研究人怎样受影响，怎样互相受影响；
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
首先了解人于人怎样建立关系。
其二、受传者（受众）。
就是研究受众的特点、受众接受信息受到的多重因素的影响、受众对于传播者的反馈作用等。
其三、传播效果。
归根结底，传播学研究都是围绕传播效果进行的，无论研究传播者还是研究受众，都是为了传播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是“合力”的结果。
魔弹论、传播流（两极传播）、有限效果理论等。
其四、信息、符号。
其五、几种传播过程模式。
单向传播模式、循环传播模式、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大众传播模式等。
其六、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其七、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学派。
（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
其八、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
六、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
中国新闻教育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
1998年之前，中国新闻教育一直采取传统模式：
“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以新闻职业技能训练为教学重点。
”这种模式的明显弊端在于学术含量不足，导致“无学可教”，培养的学生“后劲不足”。
随着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新闻教育的学术含量增加。
1998年，中国教育部将传播学列入新闻教育的领域。
与此同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等一些新闻院系探索出一种“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重，人文社科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的模式，使新闻教育初步实现了三个转变：
由单学科教育转为多学科综合教育；
由以技能训练为主转为技能训练与学理教育并重；
由廉价教育转为高投入教育，以培养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传播技能的复合型新闻与传播人才。
“新闻传播学”是文学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这不仅标志着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且预示着传播学正式导入新闻教育使新闻教育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中国新闻教育模式的历史回顾
1918 年10月蔡元培、徐宝璜和邵飘萍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
会”，“是为报业教育之发端”。
中国的新闻教育如果从那时算起，至1998年教育部颁布新“专业目录”为止，刚好有80年的历史。
80年当中，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大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1920 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报学科为中国高等学校正规新闻教育的开元，随后有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建立新闻系科，有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苏州新闻专科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等新闻专业学校的建立。
据已经掌握的史料，到1949年，中国先后创建了59个新闻教育机构。
分析这59个新闻教育机构的办学情况，大致上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为学院型，一种为学徒型。
前一种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代表，后一种申报新闻函授学校为代表。
前者主要由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创办、由教授和报人共同授课，后者由报人或媒体创办、主要由报人授课。
办学类型虽然有所区别，但教育模式却基本相同，均为“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目的，以新闻职业技能训练为教学重点”。
第一，从培养目标上看，各新闻教育机构都把为新闻界培养应用性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宗旨。
第二，从课程设置上看，操作层面的术理性课程在专业课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1923 年，由徐宝璜先生创办的平民大学新闻系，4个学年共开设专业类课程
15门，其中操作层面的术理性课程有：
速记法、新闻采集法、新闻编述法、广告、照相制版述、新闻评论法、戏剧评论法、新闻经营法、出版法、采编实习、评论实习等11门，占专业课程总数73%，其中两门实习课开2个学年。
而学理类课程仅有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发达史、群众心理和新闻学选读（英文）等4门，占专业类课程总数的23%。
1929 年成立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制4年，共开设专业34课程，其中操作层面的课程有新闻采访、评论写作、通讯练习、速记法、新闻储藏法、新闻编辑新闻照片制版等17门，占专业类课程的50%。
第三，从教学环节上看，注重实践，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建国之初，一方面合并或撤消了原有的新闻院系，一方面新建了一批新闻院系。
综观这个时期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看到，两种办学类型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即与前一个时期相反，学院型的新闻教育机构逐渐增加，学徒型新闻教育机构逐渐减少。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办学类型上有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仍然是前一时期的传统模式。
首先，在培养目标上，依然是为新闻界培养应用性的专门人才，只不过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并且越来越高的要求。
以复旦新闻系和人大新闻系为例：
50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培养目标规定为：
“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出版事业干部，即培养各种报纸、杂志、各级通讯社、各级广播电台、各书店以及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之编辑、采访等人才。
”1958年，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标准改为“巩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较多的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60年，该系对培养目标的政治标准又具体化为：
“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有高度的党性，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牢固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能自觉地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对培养目标的政治标准规定的更全面：
“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
具有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努力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
其次，在课程设置上，新闻业务类的课程仍然是各院系专业类课程的重头戏。
最后，从教学环节上看，更加强调业务实践。
（二）、对中国新闻教育传统模式的理性分析
1、中国新闻教育传统模式的原因分析。
第一，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与教育宗旨的确定有直接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教育被定位于新闻专门人才的养成教育，新闻职业技能教育，即为新闻界培养“拿笔的”（记者、编辑）和“打算盘的”（经营管理人员）。
在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中，惟有新闻学专业是与职业挂钩的。
新闻系的学生要在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必须学会几手看家的本领，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制作等操作层面的课程当然就成了必修的课程，也成了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至于一些学理性的课程，被认为是“隔靴捎痒”，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被重视。
第二，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与新闻教育机构的创办人任教者有密切关系。
1949年以前，中国新闻教育结构的创办者和任教者多数都是新闻实务界中人，他们在新闻实践过程中深感中国的新闻传播的水平有待提高，而新闻传播水平的提高，必须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新闻人才，因此，报人与学校连手，甚至媒体独立创办新闻教育机构成为一时的风气。
《京报》社长邵飘萍同徐宝璜等人创办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申报》老板史量才创办的申报新闻函授专科学校。
第三，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与新闻学研究有血缘关系。
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再而后有教育。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既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又是这个新闻学研究的开始。
事实上，中国的新闻事业早在19世纪1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间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积淀不厚，中国新闻教育的学术根底不深。
2、中国新闻教育传统模式的得失分析。
第一，“短平快”，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实用性人才。
中国新闻教育传统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人才培养的周期短，见效快，适应新闻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1949年以前，尽管受到战乱和时局动荡的影响，新闻教育还是为中国新闻事业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其中不乏骨干力量，有些还成为了蜚声中外新闻界的名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教育不仅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专科、本科毕业生，而且培养了一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高层次新闻人材，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二，中国新闻教育由于是一个模式，所以缺乏层次，中专、专科和大学，甚至研究生，差别不大；
另外，由于“重术轻学”，培养的人才后劲不足，根底不深，大多数只是一些工匠式的“编辑”、“记者”。
第三，中国新闻教育在学术底蕴不足，“无学可教”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学术底蕴，增强学生的“后劲”，只有“找学而教”。
1949 年以前，为了使培养的新闻人才“学识渊博”，就到文史哲、政经法各学科“找学”。
那时，新闻院系的课程设置中，新闻学专业的课程并不多，而相关学科知识性的课程不少，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如1923年，由徐宝璜先生创办的平民大学新闻系4个学年共开设的38门课程中，相关学科知识性课程有：
经济学、政治学、文学概论、哲学概论、民法概论、中国文学研究、宪法、文字学、社会学、财政学、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平时国际公法、统计学、时事研究、现行法令纲要、战时国际公法、中国近代财政史、现代金融论、近代小说、现代各国政治外交史、现代社会问题、近代戏剧等22门，占课程总数58%，其中文字学，中国文学研究、时事研究3门课程开2个学年；
1929年成立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制4年，共开设45门课程，其中一半以上为相关知识类课程，包括文史知识、地理知识、军事知识等等。
1949 年以后，新闻教“找学”的视野渐渐集中到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
这从各新闻系科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
6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提出“两典一笔”
（马列经典、文学经典和写作一支笔）的课程设置说法，明显增加政治理论课和文史类课程。
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成立之初，系主任谢六逸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简章》中就明确地说：
“社会教育，有赖报章，然未受文艺陶冶之新闻记者，记事则枯燥无味，词章则迎合下流心理，于社会教育了无关涉。
本系之设，即在矫正斯弊，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
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轨则；
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
”这是典型的新闻术理加文学学理培养新闻记者的观点。
80年代后，新闻教育界有人据此提出了培养“作家型记者”命题。
到了90年代以后，各新闻院系根据使学生“知识面宽一点，适应面广一点”
的思想，在教学中增加了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中国经济与市场、城市经济学、统计学和大众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新闻事业管理、广告学概论以及计算机应用等类的课程。
新闻教育“找学而教”的视野又放宽了一些，有人又提出培养“杂家型记者”；
新闻实务界有人明确表示，新闻界不需要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希望学校培养“专家型记者”（经济学家记者、农业专家记者、科学家记者等等）。
这些观点虽然有过激之嫌，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新闻教育“无学可教”，只能“找学而教”。
（三）、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
其实，新闻教育“无学可教”、主要为职业性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的状况，
在早期是中外皆然。
但是，西方新闻教育的这种状况在传播学创建之后于20世纪
60年代就结束了。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60年代开始风靡北美和西欧而成为一门显学。
在那里，许多大学纷纷创办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系科，不少学校将原来创设的新闻学系科改为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系科，用传播学转向新闻学，确立新的培养目标、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和新的教学环节。
传播学何以能转向新闻学，并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呢？
传播学之所以能转向新闻学，在于两者之间有可衔接之处。
对此，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李良荣教授等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作了详尽的分析：
首先是“信息”。
“信息”是传播学中的中心概念，社会信息是传播学研究的天然对象；
“新闻”是新闻学中的中心概念，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新闻”是“信息”的一种，“新闻与信息是一队同质的相互交叉的范畴，这种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成为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整合的必要前提。
其次是“媒介”。
新闻学是随着新闻传播媒介出现而兴起的，它一开始就以报纸媒介为研究对象，故理论新闻学有称为《报学》或《报馆学》的，历史新闻学有称为《报学史》的，新闻编辑学开始成为《报纸编辑学》；
而“媒介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不过，它不仅研究新闻媒介，而且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
这就是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有重叠之处。
再次是“受众”。
大众传播学中“受众”在新闻学中叫“读者”、“听众”和“观众”，虽然两者在各自的学科研究中所占有的位置不同，但是他们传播主体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天然的联系。
传播学之所以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在于两者在学科上的差异性,传播学可以弥补新闻学在学理上的缺陷。
首先，学科属性不同。
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是人文学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中的行为学科。
人文学讲究人文性，其主要体现着人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重点探讨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的精神表现，把诸如信仰、情感、道德和美等作为研究对象；
其研究立场是主观性的，其研究结论无可证真或证伪。
所以新闻学是学科，而不是科学。
新闻学转向传播学，可以增加新闻理论的确定性，减少随意性。
其次，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同。
如前所说，新闻学以新闻为逻辑起点，它关注的重点是新闻的采集、新闻作品的写作、新闻产品的加工和新闻媒介的内部运作，包括媒介的功能、特点、新闻工作的原则等等，这就决定了新闻学操作层面的术理内容；
传播学以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为逻辑起点，它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即社会对媒介的作用，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受众”和“效果”上。
这就使得传播学具有多学科性。
传播学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交叉的产物，它从这些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和方法形成。
所以，传播学的兴起虽然比新闻学晚得多，但是它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新闻学转向传播学，新闻学可以把传播学中有关理论，如“受众理论”、“效果理论”、“媒介理论”等“拿来”，为我所用，增强自己的学术底蕴和理论功底。
再次，研究的方法不同。
如前所说，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方法、思辩的方法；
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的
方法、实证的方法。
前者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政治色彩和意思形态色彩；
而后者则突出客观性、确切性和可操作性。
所谓客观性主要指资料的收集、数据的解释都一事实为依据和归宿，切忌研究人员带进个人偏见；
所谓确切性主要指理论命题所涉及的概念都有严格的定义，并能通过概念指标予以测量；
所谓可操作性主要是指有一定的程序和严格的操作方法，这种程序过程和操作方法只有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才能进行作业，并且按这套程序和操作方法，在同样的过程控制条件下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传播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使得传播学不仅有自己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有自己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
在西方国家，由于新闻学的研究转向了传播学的研究，传播学进入到新闻教
育领域，新闻教育发生了显著变化。
传播学作为一门西学被导入中国大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
我国对传播学的引进和研究，有什么特点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与新闻学者和新闻业者的关系密切，换言之，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业发展的需要是传播学引进和研究的动力。
如前所说，在西方，传播学的奠基人和创建人非新闻学者，更非新闻业者，而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
传播学的四大奠基者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是美国著名现代政治学家，卢因是德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CariHovland）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是美国应用社会学家，（Paul.lazarsfid），施拉姆（WilburSchramm）之所以能集传播学研究的大成而成为传播学的创建人，就在于他从信息论中受到了很大启发。
而在中国，将传播学从西方引进并加以研究的基本上都是新闻学者和新闻实务界中人。
“新闻传播学”的提出与初步形成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在西方，新闻学在传播学、甚至大众传播学之下。
而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并行关系，传播学是在新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受到了新闻学很深的影响；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交叉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学科，所以，它既非传统新闻学范畴，又非原本传播学范畴。
中国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新“专业目录”对“新闻传播学”的规定给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促使他们对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改革。
实践证明，在这场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中，不仅人大、复旦等校的资深新闻院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些后办的新闻院系依靠本校的学科优势，也有很大的举措，取得了成绩显著。
清华大学传播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院、上海大学影视传播学院、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等院系在这方面迈的步子更大一些。
其中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学院在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中作了较大努力，探索出一种人文、社科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的模式。
第一，对新闻教育理念作重新认定。
如前所说，传统的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简单而又明确：
主要是为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采、写、编、播工作的需要，通过专业知识的讲授，职业技能的训练，培养新闻传播的专门人才。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传播科技的进步及第四媒体崛起，情况就变得复杂多了。
一方面，传播媒体的科技含量增大，光靠一张嘴和一支笔是当不了记者和编辑；
另一方面，因特网的综合性、多维性使得信息传播活动既丰富多彩，又扑朔迷离；
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传播观念的建立，大众传播业与电信产业的融合必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一切对新闻教育事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促使我国新闻教育理念的重新认定：
以大传播的视野，将人文、社科与电信、计算机等信息学科进
行大跨度交叉，营造一种独特的文理交融氛围；
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一种良好的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学习环境，培养复合型的新闻与传播的研究者与实务者。
所谓复合型人才，与以往说的“杂家型记者”、“专家型记者”、“作家型记者”、“专业型记者”、“通才型记者”都是不同的，这里的“复合型”主要有三层含义：
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
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与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
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
第二，对教育途径的重新探索。
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途径也随之转变：
其一，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
如前所述，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教育在传统模式下，都是一种单学科教育，即偏重人文学科的教育。
虽然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学校的新闻学科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增设高等数学、传播学和一些计算机类课程，但仍然是人文学科的教学体系。
而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90年代提出大跨度交叉模式后，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实行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重、传播学理与传播科技结盟的战略，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
学生在学校不仅要接受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教育，接受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行为科学教育，还要接受电信、计算机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
其二，从侧重技能训练转向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
如前所述，新闻学是属于应用性文科，采、写（摄）、编、评（播）是新闻学教育的主要专业课，是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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