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多元交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多元交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多元交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2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2]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农业的发明，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同区系的独立形成和发展，反映了这些不同地区的农业起源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例如，长江中游和下游存在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两地都种稻，长江下游发现了距今七千年的稻作遗存，长江中游也发现了距今九千年的稻作遗存（湖南澧县彭头山）；
但又各有不同特点，长江下游种的是秈稻和秔稻的混合体，从耜耕发展为犁耕，长江中游种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秔稻，主要使用石锄一类生产工具。
有人分别称之为“耜耕稻作农业”和“锄耕稻作农业”，它们起源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是明显的。
在黄河流域，则存在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前仰韶—仰韶文化系统和以山东为中心的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两者之间相隔着广漠的湖沼洼地。
虽然农业面貌相似，均种植粟黍，但亦各有特点。
北部辽燕地区的前红山—红山文化系统也属粟作农业区，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其文化发展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常处于前导地位，很难想象其农业是由于接受中原某地农业的传播而形成的，以上三文化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逐步形成，其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虽相互影响，但也应是相对独立的。
总之，我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的。
在这种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如此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与重组，逐渐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
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类型农业融汇而成，并在它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多元交汇”。
二、长城内外：
农区与牧区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
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关联，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农业史的主要线索之一。
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
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
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
在这里，定居农业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
粮食主要是谷物。
因此，班固说“辟土殖谷为农”。
中原人又因此被称为“粒食之民”。
不过，班固的定义并不全面。
事实上，农区每个经济单位，无论地主或农民，都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染料、油料、蔬果、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加工。
就是种粮也实行多作物多品种搭配，所谓“必杂五种”。
衣着原料的解决以种植业为基础。
棉麻直接来源于种植业，蚕丝生产亦以桑树栽培为前提，是植物性生产与动物性生产、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结合。
农桑并举或耕织结合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
我国农区历史上存在过大规模的国营牧业和大牧主，但在广大农户中，畜牧业是作为副业存在的。
主要饲养猪、禽和耕牛。
它一方面利用部分农副产品（如秸秆糠粃、蔬菜的残根老叶，粮食、油料加工后的糟渣，也包括一些饲料作物）为饲料，另一方面又为农业提供畜力、肥料和部分肉食。
由于食物中以植物性粮菜为主，肉类较少，农产品加工备受人们重视。
如把瓜菜、果品、鱼肉、蛋类等腌制储存起来，以备缺乏时，尤其是冬季食用。
尤有特色的是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酱、豉、酒、醋等。
在长城以北，横亘着适合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
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
他们拥有牲畜数以万计、十万计以至百万计的庞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
畜群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
他们的畜群以羊为主体，马占重要地位，还有被农区人视为“奇畜”的驴、骡、骆駝等。
狩猎有保卫畜群和演习军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补充来源。
游牧民族并非没有种植业，不过种植业比较很小。
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唯一的衣食之源。
以往谈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时，往往一言以蔽之曰：
精耕细作。
但“精耕细作”一语虽然抓住了农区生产技术的主流，但却难以概括牧区的生产技术。
事实上，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存在着不同的传统。
以畜牧技术而言，农区畜牧业是与农业相结合、为农业服务的，较早形成了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讲究畜舍的布局与卫生，饲料的广辟与加工，喂饲的适时与适量，役使的合理与适度，又有精料集中喂饲、限制畜禽运动以快速育肥等办法，体现了集约经营的精神，也可视为精耕细作在畜牧生产中的延伸。
牧区的畜牧技术则大异其趣。
由于实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强调要使牲畜“遂其天性”，重视牧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游牧方式孕育了动物种内和种间杂交的成功实践。
在阉割术和外科技术方面则表现了技术娴熟、方式粗朴的风格。
游牧经济的特点是移动性，其对象是活的畜群，而在畜群中又总是以羊为主体；
要有效地控制大规模游动的畜群，必须依靠骑术的掌握。
骑术是人与马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能利用马的善跑和灵活，产生巨大的机动能力，从而能驾驭庞大的畜群。
骑术的掌握成为大规模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故尔北方草原游牧民重视对乘骑的训练，出现很有特色的“控马法”等。
牧民的农耕方式也是与其游牧方式相适应的，如有的牧民“借荒”、“寄田”农区，唯于春秋前往播种和收获，自然也谈不上精耕细作了。
我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立对峙，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
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
牧区的游牧民族种植业基础薄弱，靠天养畜，牧业的丰歉受生活条件变化影响极大，其富余的畜产品固然需要向农区输出，其不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更需要从农区输入，遇到自然灾害时尤其如此。
在通常的情况下，两大经济区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和贡赐进行经济联系。
从匈奴人到蒙古人，无不热衷于与汉区做生意。
但和平的贸易并不是总能够维持的。
农区统治者往往把交市作为控制、驾驭游牧民族的一种手段，从而使正常的贸易受到障碍。
游牧民族多处于奴隶制或初期封建制阶段，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形成的对农区经济的依赖性，有时以对外掠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定居农业生活构成威胁。
上述情况都可能导致战争。
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为正常的经济交往开辟道路。
因而战争又成为两大农业文化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
农牧区的这种关系，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极大。
我国游牧民族尽管有时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遥远的西方，但它的活动中心和统治重心始终放在靠近农耕民族统治区的北境。
中原汉族政权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之间虽然在历史上打过不少仗，但打来打去还是走到一块，多民族统一国家总的来说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巩固。
这种现象都可以从两大农业文化区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中找到它最深刻的经济根源。
我国古代农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一般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与营农氏族错杂并存的是以采猎为生的氏族部落，游牧民族尚未形成。
后世的牧区情形也是如此。
如西戎兴起的甘肃青海地区和匈奴兴起的漠南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当时属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而后来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地区则分布着发达的定居农业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沟门文化。
晚至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稍后，游牧部落才从西部、北部和东部的某些地区陆续出现。
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仍以种粟养猪为主，但巳形成适于放牧的羊群。
相当于中原夏代的四坝文化和卡约文化等畜牧业逐渐占居主导地位，并随着人口的增加、氏族分化和活动地区的扩展形成游牧民族。
这些以氐羌族为主体、被称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首先强大起来，逐渐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迁到洛邑。
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代，形成“华（农耕民族）夷（游牧民族）杂处”的局面。
西戎人以养羊为主体，他们和华夏各国打仗都采用歩战，说明当时他们还不会骑马。
到了战国，随着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发，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除了部分羌人仍在甘青地区活动外，又有以骑马为特征、被称为“胡”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崛起。
后来，匈奴把北方草原这些原来互不统属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并与羌人联合，形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
这样，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
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联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我国农牧区分立格局形成后，农牧区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时期互有进退，总趋势则是农耕区和农耕文化的扩展。
而进入农区的游牧人都毫无例外或迟或早地被农耕文化所同化。
战国秦汉是农区向牧区扩展的重要时期，扩展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实边和戍军屯垦，扩展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在农区和牧区之间造成了一个颇为广阔的半农半牧地带。
它是原戎狄的游牧区，以后游牧人被排挤或融合，农耕在这里发展起来，但仍然保留比较发达的畜牧业。
司马迁说“龙门（今陕西韩城）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又说凉州（今甘肃境）“畜牧为天下饶”，就是指西汉疆域内这个半农半牧区。
汉武帝在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等地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同时大兴水利，推广耦犂、代田法等先进工具与技术，使该地区成为全国农牧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尤其是河西农区的建立象插进牧区中的一根楔子，把游牧的匈奴人和羌人隔开，同时把中原农区与南疆分散农区联结起来。
汉代的屯田还深入到西域和羌人活动的青海河湟地区。
在东北地区，燕国和秦汉相继用兵东北，占领辽河东西等地区，通过置郡屯戍，大批汉人进入东北，铁器牛耕等隨之传入，开创了东北农业的新局面。
辽东辽西从此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向东北扩展的桥头堡。
除了屯戍以外，流移或被俘进入牧区的汉族人民对农耕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匈奴、羌、氐、羯、鲜卑等族的内迁和南下，出现了与秦汉相反的牧进农退的变化。
这些民族原来都以游牧为生，有的虽然内迁巳久，逐步适应了农耕生活，但在战乱频仍、荒田遍野的情况下，难免部分地恢复旧日的习惯。
在原农区东北部，由于乌桓、鲜卑的南迁，尤其是鲜卑慕容氏在蓟燕地区多次建立割据政权，燕代一带实际上成为半农半牧区。
在西北部，黄土高原和河套地区多为南下的游牧人所据，农耕区退至关中北山和山西吕梁山一线以南。
河西走廊魏晋和前秦时农业尚较繁荣，十六国后期农业衰落，北朝时回复到以牧为主；
北魏国家牧场正设置在这里。
北魏甚至在洛阳附近黄河南岸广阔地带设置牧马场。
中原农耕文化经受了一次严峻的历史考验。
不过，内迁各族在与汉族接触中都或迟或早接受农耕文明，并逐步与汉族相融合。
例如活动在黄土高原的匈奴后裔稽胡人北朝时巳转以营农为主。
即使与汉族接触较晚的拓抜鲜卑部，在建立北魏前已经在河套平原、银川平原和河北地区屯田，成绩显著，又把山东人民迁到平城一带，计口授田。
为了抵御柔然人的侵扰，北魏在赤城（今河北赤城）至五原（今内蒙五原）一线修筑长城，俨然以农耕文明的保卫者自居。
这也清楚地表明，长城作为农牧分区的标志，实质不在于区别不同的种族，而在于区别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
这一时期农耕文化向游牧区扩展没有停止。
西域农业继续有所发展，吐鲁番盆地魏晋时是中原王朝屯田基地，以后建立的高昌国，水利发达，谷麦一岁两熟，成为西域地区主要农业中心。
在东北，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招募汉族流人，对辽东地区农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隋唐是农区和农耕文化再度扩展时期。
这一时期半农半牧区界线与汉代差别不大，但该区内部农业比重却有明显增加。
河套和河西地区屯田水利有了新的发展。
后套黄河两支间得到深入开发，唐徕渠的建成使银川平原灌区向北扩展，黄河两岸平原尽成旱涝保收农区。
河西经唐初百余年经营，农桑蕃盛，士民殷富，粮食自给有余，有时还能调入内地救灾。
吕梁山西，银绥两州之南，农耕比汉代有显著发展。
唐代在陇右、陕北乃至西北遍设牧场，表明这一地区牧业也比较发达。
与汉代大量移民实边不同，唐代广泛吸收少数民族内附，使之逐步向农耕文化靠拢。
如在陕甘蒙交界地区设六胡州，安置内迁游牧人。
鄂尔多斯高原在隋唐时基本上是游牧人的天地，农耕反逊于汉。
隋唐时西域重新归入中原帝国版图。
唐代在这里广开屯田，屯田重心除在吐鲁番盆地外，又发展到山北的庭州（今吉木萨尔北），并向西推进到怛罗斯（今江布尔）。
从汉到唐，新疆，尤其是南疆农业有了长足进展，以致唐末回紇西迁新疆后，不得不接受当地的生产方式，由游牧过渡到定居农业。
唐朝还攻灭高句丽，把势力伸展到辽东以至朝鲜半岛。
突厥族和契丹族在唐朝农耕文化的影响下，种植业有所发展，其游牧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唐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
河陇各地被吐蕃占领，许多地方转化为牧场。
唐收复失地后，农耕地区有所恢复，但远比不上盛唐时代。
由于吐蕃势力的扩展，党项、吐谷浑、沙陀等游牧民族多被迫内迁，分布于灵、庆、银、夏诸州（今宁夏、陕北一带），并东渡黄河，以至于陉岭以北。
这一地区，宋代出现了西夏王朝。
甘肃、青海则多为吐蕃余部所据。
这些民族虽在与汉族接触中逐步学得农业技术，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从事畜牧业。
上述情况使畜牧业比重在一个时期内明显上升，但并未改变秦汉以来半农半牧区的基本面貌和界线。
唐代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对中原农区构成威胁的游牧人，主要巳不是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了。
起源于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继进入中原，分别建立辽、金、元王朝。
它们的统治使黄河流域农业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但农区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并未改变。
契丹人在宋朝割让的燕云十六州等地统治基本上照顾了农耕文化的固有特点。
蒙古人虽一度想把汉区农田改为牧场，但很快就认识到不能把游牧方式照搬到农区。
元世祖建立劝农机构，制定劝农条例，组织编写农书，以恢复和发展中原的农耕文化为巳任。
又致力于河套等地区的水利建设和河西屯田等。
与此同时，农耕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
契丹人很早就重视农业，他们以“投下军州”的形式把俘获的汉人、渤海人、高句丽人集中建立居民点，从事农业生产，使草原上出现插花式农业点。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把中原和辽东本土的大量农业人口迁往其起源地黑龙江，使东北地区农业有了突出发展。
蒙古人统治期间，相当重视蒙古地区的经济开发，在克鲁伦河、叶尼塞河上游屯田，尤以益兰州和称海两地最佳，单纯游牧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在新疆和西北也开展了屯田。
当时新疆社会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明淸时代，我国农牧区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
明代统治区域西部不过嘉峪关，新疆、漠北以至河套地区的大部分为游牧的蒙古人所占据。
但明朝辖内的半农半牧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上转化为单纯的农区，从而结束了该区长期以来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拉锯式进退的局面。
明政府鼓励垦荒，又实行大规模屯田，尤以西北为最。
军民商屯并举，在黄土高原，“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垦”，原来的游牧地基本消失。
明政府只在六盘山东西固原、会宁和陕西西北隅定边、靖边诸县设置一些马苑。
在河西的屯田扭转了这一地区自中唐以来牧重于农的状况。
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银川平原也获得进一步的开发。
明初曾迁江淮齐鲁居民到东北屯垦，当时有“辽东皆沃壤之说”。
明筑边墙，从山海关往东北到今辽宁省开原一带，再折向东南，直到鸭绿江边，大体把种植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圈到里面。
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以后，合内地和草原为一家，结束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内地与北部、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更广泛地展开。
又由于人口激增，耕地吃紧，传统牧区成为人们开辟新耕地的重要方向。
东北、内蒙、新疆、青海等地都由此获得进一步开发。
传统游牧民族统治区中不少地方转化为农区或半农半牧区，单一游牧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恢复明淸之际战乱中受到破坏的东北农业，清初一度鼓励农民出关开垦，乾隆初年以后又实行全面的封禁，以确保旗人对东北土地和资源的垄断，但冲破封禁进入东北的内地流民有增无巳，并逐渐从南向北发展。
清政府实行旗人移垦戍边政策，实际上也引发了汉人的垦荒热潮。
在汉满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雍正以后辽东巳有粮食外运，吉林、黑龙江的开发也获得较大进展，为东北建成我国近代重要农业区奠定了初步基础。
经过元末战争，退守漠北的蒙古人几乎完全回到单纯的游牧经济。
后来蒙古人进入漠南，嘉万之际，俺答汗招徕汉民，大力开发古丰州川，部分蒙古人也从事农业。
入清，政府采取扶持蒙古人发展农业的政策，而汉民的大量流入成为推动蒙古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清初虽然实行蒙汉分治、蒙地禁垦政策，但不久就发生了松动。
经过各族人民将近一个世纪的辛勤劳动，以卓索图盟为主的蒙古东部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察哈尔南部地区，伊克昭盟南部的河套部分地区，被开发成稳定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使蒙古部众和边外汉民的粮食获得基本解决。
如果说淸代东北、内蒙的开发以流民自发移垦为主，新疆的开发则是主要通过政府有计划的屯田实行的。
新疆屯田以巴里坤为门户，分别向天山北路和南路延西推进，尤以伊犂、乌鲁木齐屯田规模最大。
参加屯田的有汉族、维吾尔族、锡伯族、满族等各族人民。
随着农田水利的兴修，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
北疆农业的巨大发展，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单一游牧经济的局面，正是从淸代新疆屯田开始的。
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农业中，农区和农耕文化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农区文化对牧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但牧区文化对农区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而这正是以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事实上，历史上牧区向农区输送牲畜和畜产品是经常的、大量的，对农区的农牧业生产是很大的支持。
这在半农半牧区表现得最为明显。
汉唐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的牧场，私人大牧主在这里经营的大型畜牧业，很多是靠从牧区取得牲畜源源不断的供应。
原产北方草原的驴、骡、骆驼等，汉初还被视为“奇畜”，汉魏以后巳成为华北农区的重要役畜了。
农区畜种的改良，往往得力于牧区牲畜品种的引入。
甘青马、西域马、蒙古马、东北马等，都对中原马种改良起了巨大作用。
中原羊种原属羌羊系统，随着中原和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增多，华北地区成为蒙古羊的重要扩散地，中原羊种因而得到了改良，而与原来羊种迥异。
太湖流域著名绵羊地方良种——湖羊，也是在蒙古羊基础上育成的。
唐宋在陝西育成的同羊，则兼有羌羊、蒙古羊和西域大尾羊的血统。
等等。
牧区的畜牧技术对农区也有影响。
骑术是从北方草原民族传入中原的，“胡服骑射”就是其中的突出事件。
这些技术往往是通过内迁、被俘、被掠为奴等途径进入中原地区的牧区人民传播的。
曾做过汉武帝马监的金日磾就是被俘的匈奴人。
我国古代华北地区农业科技的经典《齐民要术》记述马、牛、羊等牲畜牧养、保健和畜产品加工技术颇详，这是与当时大量游牧民进入中原有关的，这些记载中即应包含了牧区人民的珍贵经验。
如书中称羊脓病、口颊生疮为“可妬浑”，显然是胡语的音译。
中原从游牧民族统治区引进的作物也为数不少，除人们所熟知的张骞凿空前后引进的葡萄、苜蓿等外，仅就《齐民要术》看，就有不少来自胡地、冠以“胡”名的作物和品种，如胡谷、胡秫、胡豆、胡麻、胡桃、胡瓜、胡葵、胡葱、胡蒜、胡荽、胡栗、胡椒等。
该书中所载的窍瓠、批契等农具，亦应来自东北民族地区。
以前的农业史研究往往比较注重农耕经济，相对忽视游牧经济，这是一种很大的缺陷。
这样是难以写出全面的，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相称的农业史来的。
例如有人断定中国传统农业是“单一农业”或“跛足农业”，这种观点，就农区而言也是不全面的，更何况它把我国古代发达的、与农区农牧业相互依存的游牧经济排除在视野之外！
因此，把这种理论限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尚可，如果作为对整个传统农业的概括，岂不是本身就有“单一”或“跛足”之嫌吗？
即使局限在农耕经济的研究，如果不同时注意游牧经济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农耕经济的相互关系，也难以将其发展机制与规律完全阐发出来。
例如上文谈到的在中国农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边境屯田，就是农牧区军事对峙的产物，农耕文化向牧区推进的杠杆，其兴废直接关系到农牧区的进退盈缩。
北方骑马民族的崛起，两大农业文化区的对峙，又有力地刺激了农区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畜牧业的发展。
因为，为了对付“飚举电至”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强悍骑兵部队，有必要由政府掌握大量马匹，以保持一支有迅速应变能力的常备军。
我国汉唐政府养马均达几十万匹之多，其规模在世界畜牧史上是空前的。
我国传统相畜和兽医技术的发展，均与国营牧业有着密切关系。
而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立，农区内官营军用大牧业和民营农用小牧业的分化，构成中国古代农牧关系的两大特点。
可以说，不了解游牧经济，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的畜牧业。
又如下文将要谈到的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固然由于北方旱农体系的相对停滞和南方泽农体系的持续发展，但也和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侵中原，使黄河流域农业再三受到破坏有关。
三、淮河南北：
旱农与泽农
在农区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农业类型，例如在滨临湖海江河的某些地区形成以捕鱼为主的类型，在林木丰茂的某些山区形成以采伐为主的类型，但最主要的类型则是旱作农业和水田农业，并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形成北方旱农区和南方泽农区。
两者虽然都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但自然条件各异，具体生产内容和水土利用方式有较大差别。
北方也有水田和水浇地，但发生较晚，且一直以旱作为主。
南方也在丘陵山地种杂粮，但以水田稻作农业为主。
这种格局，原始时代已经形成。
两个地区的农业，各有其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又是在相互关联中展开的。
中唐以前，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处于领先地位，中唐以后，南方水田农业取而代之，导致全国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明淸时代，华北农业获得恢复和发展，南北差距缩小，但是南方比北方先进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这两种类型农业地区的形成、发展和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全国农业中所占地位的消长，是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又一主要线索。
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