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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人格化
历史是由一串串真实的故事组成的。
口述历史就是讲述故事。
讲故事，是生活的需要，有了故事，生活才会有色彩；
故事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讲故事实质是在寻找生活方式，锻造自己的生活价值观。
正因为此，76岁的特级教师胡百良在讲述自己50年代的教育故事后，才会有对生活真谛的深切领悟：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苦辣酸甜，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但是，一个人，又必须通过挫折才会成熟起来……对于过去，我没有遗憾，只是觉得，还有许多的事没有做完。
”“没有做完的事”就是将会发生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故事延续着胡百良的教育理想与人生追求。
人总是从故事中走来。
故事又陪伴我们走向未来。
这样。
在故事中的行走，让我们具备了专业身份――教师。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黄书文，这位操着浓重徐州口音的老校长，从“代用教师”成为新中国的教师；
自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他就把星期天作为“写稿日”，在一篇又一篇从小到大的稿件中，探寻并确立了教师这一专业身份的尊严与价值。
而沈正元，这位科研型的局长。
随着工作岗位的变迁，尤其是他对工作意义的开发，角色的意义也不断变化。
语文教师的经历，让他串起了“传达室常客――面授逃课者――朴素研究者”的角色的意义链条；
教科室的经历，又让他发生了“忐忑的学习者――幕后的参与者――教育的喇叭”的角色的意义转变：
当研究的重点转向教学研究时，他又拥有了以下角色意义：
清醒的反思者――编外研究者――作嫁衣裳者。
不论哪一种角色，他始终是同一的身份：
教师：
而每一种角色所诞生的故事，都透析着对教师身份的深刻认同及其意义的深度理解。
吴江市实小的管建刚说：
要做一个有故事的教师。
原来，故事，凸显了教师身份所蕴含的意义张力，因而充溢着“身份魅力”。
《诗学》曾把故事叙述界定为戏剧性的模仿和人类行为的构想，而叙述故事的艺术则给予了我们一个人人可以分享的世界。
是的，在特级教师王元的叙述中，我们分享了，60年代教师扎实的基本功和多才多艺，尤其是那颗真诚的心愿：
“我不愿转移我为当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而积累的能量。
我要等，等到山花烂漫时。
”这一等，他等到了1978年。
呵，等是一种执着守望。
等是一种信念。
在张映春的叙述中，我们分享了70年代教师的“低碳”教学、“友好型”环境、“原生态”业余生活。
他说：
“有一，占、清苦，有一点寂寞，有一点冷板凳功夫……如果把那个岁月的教育比作风，那是拂过林梢和草尖的，是来自稻穗和麦浪的，挟着野性，裹着醇香，纯粹、清凉、爽身。
”呵，那逝去的风，让我们永远怀念与追想。
在特级教师沈茂德的叙述中，我们分享了80年代教师那真实的崇高以及燃烧着的激情。
“那个年代的教师没有钱，但那个年代的教师不讲钱。
”他说，“好教师、好伟大。
……不知怎的，目睹着今天物质条件的飞跃发展，却常常怀念那物质苦涩时代的踏实。
”呵，教师的智慧、教师的伟大，来自心中那块精神高地，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永远在精神世界里闪亮。
爱尔兰的哲学教授理查德?
卡尼曾这么评说故事：
“叙述故事就是将时间从零碎的时刻与个人无关的消逝向一种模式、情节、神话转变，从而将时间人格化。
”接着，他又说：
某人某地某时突然想到要说“很久很久以前”，说出这样的话来，就是在听众的想象中点燃了篝火。
“故事来自经验的点点滴滴，将过去发生的事与现在的事联系起来，将它们撒入一系列可能性之中。
”故事在时间中，在时间里发生的故事，都是人创造的故事，讲述故事，回忆过去，就是在故事中发现人格，寻觅意义。
进而塑造自己的灵魂。
胡百良的生命感悟是：
“正因为自己失去过自由，所以特别尊重他人发言的权利，总是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
正因为自己曾经失去过工作的权利，所以特别珍惜工作的机会，创造性地去完成任务。
”――时间，让他领悟了人格的尊严。
特级教师高万祥永远记着他从教时的启蒙教师――一位老校长对他的人格影响：
“1980年农历2月19日上午，得知妻已临产住进了医院，我在课堂上满怀激情地讲完《水调歌头?
大江东去》以后，匆匆地对学生说：
“我马上去医院，也许，一个小伟人即将诞生!
”因为一位“不合时宜”的老校长，曾告诉他一条真理――人生最神圣的行为，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着的事情!
由此，我们不得不说。
口述历史，不只是在凝视一个时代的教育背影，更为神圣的是，在雕刻一个人的心灵。
正是伟大的灵魂才会有闪烁时代光彩的背影。
我们应当让时间在人格的塑造上定格。
二、时代背影：
在变与不变之间
时代的进步来自时代积极的改变。
时代的确在改变，在进步，改变了的时代改变了我们，我们的改变也会改变时代。
其时，时代的背影投射在人身上，时代的背影与人的背影相重叠，人的背影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那个时代的那些事。
因此。
口述历史是为了回溯过去，再一次去认识时代，认识时代的变化与进步。
我们生活在当代，但未必认识当代。
张齐华说得好：
“吊诡之处有时往往就在于：
你不必从当下去判断其意义之大小高下，因为意义会在时间的流淌中逐渐形成。
”这位把读书、思考和创造性实践当作自己生活方式的当代青年教师，把这一代当做是“最幸运的一代”。
课程改革俨然成了当代教育的重要标志。
于是，三年的“试跑”，接着后来的“快速行走”，他掂量了传统经验的理性制衡功能，但他同时坚定地认为，新课程给予了全方位的理念启蒙与范式重构。
启蒙就是掀掉遮蔽，让自己成熟。
于是，必然的反思让他、让他们“最幸运的一代”有了一种历史的担当：
“我们的数学教学如何在更多样的教学方式间灵活选择，我们的数学教育如何在更富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中寻找到一条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之路。
”当然，他还坦然地说：
“我们这一代实在没理由不感谢网络!
”因为，网络开启了数学教育的又一新篇章。
应当毫不怀疑，当代的青年教师是敏感的一代，是有更新追求的一代。
他们的“变”中有着永远的“不变”：
时尚中没忘掉传统，新潮中没忘掉自己的责任。
他们对时代的感谢总是写在自己富有诗意、充溢着文化的行动中。
让历史往前翻一页，20世纪90年代。
90年代五彩斑斓。
教育也是绚丽多彩。
但是，沈正元认为绚烂的色彩中，最亮丽和最厚重的色彩应是教育科研。
这是时代的必然，因为，江苏、北京、上海等经济和教育发达的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开始走向了内涵发展，而内涵的丰富与提升。
把教育科研推到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沿。
“教育科研是教育的第一生产力”，“教师的成长离不开教育科研”，沈正元的判断我们具有普遍的深刻的认同感。
假若，这一判断不是针对90年代，而是80年代，那它肯定是个伪命题，看来教育具有时代的节律，果真是时代的背影。
正是教育科研的引领，特级教师刘红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慨：
“我经过它们，经过一个叫做‘九十年代’的地方，心里慢慢，慢慢，长出柔软的眷恋。
”――那是个叫着“年轻”的日子。
90年代，年轻；
90年代，教师年轻。
因为有了科研的支撑，年轻才会有分量，这是关于年轻的“变”与“不变”。
我当然忘不了80年代。
特级教师黄厚江把80年代的10年当做自己“生命之树的十片叶子”，“从这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可以读出我们生命的基因。
”其实，这是时代的基因。
80年代的改革开放才有了春天的故事，才会高讲着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
第一次听课，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发表论文，第一次职称评审，第一次做专题讲座……一个个“第一次”正是改革开放最初的最绿的叶子。
这是时代所带来的“变”，但不变的是那生命的基因――对教育的挚爱。
不必一一去回忆70年代、60年代、50年代。
不同时代的人回忆不同时代的事与人，串起了时代发展的线索：
不同时代的人各自回忆那个时代的事与人，这样，他们似乎变成了同一个人。
“这个人”从上世纪的50年代到新世纪的头10年。
串起了“一个人”的一生，串起了“一个人”一生的教育。
如果，由远及近的回忆，让我们感到时代越来越年轻，那么，由近及远的回忆，则让我们体会到时代的进步如此巨大，现代性如此鲜明。
是倒叙，还是顺叙，抑或是插叙，无论是何种叙述方式，都在触摸时代前进的脉搏，都在体会时代的“变”与“不变”。
时代变了，我们必定随着时代变，否则是落伍者，是时代的弃儿。
但是，有的还不能变，比如，对理想的追求，对学生的热爱。
教育的本领与智慧，工作的刻苦与认真。
洪劬颉，这位始终处在思考状态的年轻人，总是能以多情而富有才华的笔触写出自己心底里最敏感的东西。
他很刻苦。
很努力，他常常以自己忘我的工作“度过了跨世纪的喧嚣。
在跨世纪的喧嚣之中，”他说，“仍要保持足够的心境来应对如此复杂琐碎的事务。
”校长对他说：
“我不管你几点睡觉。
但你每天早晨八点一刻必须到我办公室汇报工作。
”――这样的经历让他在现代生活方式中永存传统的作风与精神，正因为这样，他的生活才会焕发时代色彩。
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在行进的路上我们往往丢弃了心中的一份宁静。
浮躁、功利常常侵占心头。
孔陶80年代的乡村教师生活，让他留下了两个深深的情结：
其一，“人都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情结，毕竟，我们都是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的”。
其二，“渴望立于杏坛之上，像圣人孔子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两个情结。
让他魂牵梦绕，难以割舍。
这深深的情结，可以顽强地抵挡和驱赶现代生活的浮躁与功利。
真的，口述历史，让我们在变与不变中，创作并演奏最伟大的时代变奏曲。
三、一生只为一件事：
为自己开出伟大的处方
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己”。
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至今都应是我们的人生座右铭。
口述历史，既是在认识时代，发现时代的意义，也是在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确定自己前往的方向。
但是，只有将伟人的这一伟大思想真正根植于自己的灵魂深处，并且马上去踏踏实实干工作的时候。
才是真正地认识了自己――自己，在自己的工作中；
自己，在自己的行动中：
自己。
在自己的事业中。
自己究竟是谁?
丘吉尔说：
“每个人都是昆虫。
但我确信，我是一个萤火虫。
”萤火虫与昆虫的最大区别就是发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但是，发光体在哪里?
光源又在何处?
从某种角度说。
寻找发光体和光源就是在深刻发现自己。
其实，答案很简单。
想起一个故事。
黄岳渊先生在宣统元年（1909）的时候是一名朝廷命官，斯时年近三十。
有一日，他想：
古人日三十而立，我该如何立人呢?
做官要应付人家，从商，又要坑害人家，得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
于是，黄先生毅然辞官退隐，买了田，聚精会神种花，整日抱瓮执锄，废寝忘食，果真花园欣欣向荣，奇花异草，声名远扬。
每逢花市，众人就会深得启示：
养花养出了精神。
养出了人间知己。
黄先生最后写出了《花经》。
他说，人生只能做一件事。
陶行知也说，人生只为一件大事来，与黄岳渊的观点不谋而合。
不过，陶行知更强调“大事”。
其实，陶行知所谓的“大事”是为老百姓真正做一点好事，对教师来说，就是教育，就是教好学生。
特级教师李庾南一生就做了一件大事：
当班主任，教数学。
而这一大事的核心是：
“爱生如子”。
晚上、周日、节假目的家访，麦收秋收，冬季的长跑、拔河比赛，与苏联小朋友通信……如此等等，平凡、琐碎、繁忙、辛苦，但她体味到了教师的幸福。
“自学?
议论?
引导”，数学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建构，更让她体味到教学研究的价值。
李庾南平实的叙述，生动地告诉大家：
教学生就像养花，教育就是栽花的事业。
她用“爱生如子”的精神与执着研究的品格，撰写了一本“教育经”。
认识自己，是为了做一件大事。
能不能做成一件大事，做好一件大事，关键是要为自己的发展开出一张处方。
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分析过人的“逃避成长”现象，即惧怕自身的伟大之处，因而阻碍了自己的成长，马斯洛将其称为“约拿情结”。
众所周知。
人的伟大之处是人的可能性。
但马斯洛发现，“我们既害怕自己最低的可能性，又害怕自己最高的可能性。
在最美好的时刻，在最完美的条件下，在最勇敢的状态下，……面对它们，我们会激动得颤抖，然而也会因为虚弱、害怕、畏惧而直打哆嗦。
”可见，伟大之处不是人人都认可的，更不是人人都可以将伟大之处转化为伟大现实的。
认识自己的伟大之处，勇敢地面对，克服约拿情结，为自己开出一张伟大的处方吧。
还是那个不愿转移当教师能量的王元，他自信，自信自己有最高的可能性，能做一个最优秀的教师：
“我觉得我具备的各种能力都是为未来的小学生准备的。
我非小学莫属，我非小学校园莫属!
”他不服气，踌躇满志，在讲台上自由驰骋。
这位多才多艺的小学教师为自己开出了在小学教育岗位上成为名师的伟大处方，终于在“文革”后崭露头角，为小学教育界所称颂。
还是那个具有文学青年气质的孔陶，血液里永远涌动着澎湃的激情，从上“处子课”开始，首次提出“同题课”概念，进行语文教学研究，在柳树绿了、桃花红了的时候，学生的文学社、戏剧社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乡村青年教师“部落”也已成型、强大。
孔陶为自己开出了一张在乡村田园里耕耘文学阅读和创作的伟大处方，终于为同行与学生所钦佩。
沈茂德为自己开出的处方是：
让心里有永远的大自然的宁静，永远的旷野的清澄，永远的大海的辽阔。
黄厚江为自己开出的处方是：
形成自己语文教育的主张――“用和谐的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建构自己比较系统的语文教学理论――语文本色教学。
刘红为自己开出的处方是：
“我的班，我的学生，我的语文，我的研究。
”洪劬颉为自己开出的处方是：
“寻找一条可以前行的路，朝前走，前方是天亮。
”张齐华则想在“后课程”时代、后现代中开始新的试跑和快速行走……
口述历史，在时间的流淌中，让我们有了历史感，让我们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形成了永远向前的时代姿态。
口述历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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