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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学的角度来阐释这两个故事,我们就可以同时既
把它们置于跨文化交际的语境,又可以置于地缘政
治的语境,甚至置于地缘解释学的语境③。
一、翻译中的差异和同一性
任何翻译都必然出于跨文化交流的需要。
翻译
的过程就是要把“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变成让人理解
的“人语”,就是要让讲不同语言的民族达到沟通,这
就使上面两个传奇故事具有了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
的意义。
只不过巴别塔的故事把翻译的跨文化交流
价值追溯到语言之初,不仅表明翻译的必要性,而且
说明了翻译的完整建构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
能的。
何以如此呢?
这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差
异游戏,是在自我与他者、同一性与位移之间的一种
差异游戏。
换句话说,翻译是从同一性向他者的转
换,是从一个对立条件向另一个对立条件的过渡,而
过渡的目的不是“为了看到对立被抹除,而是要看到
究竟是什么表示一个条件必须作为另一个条件的延
异而出现,作为同一性经济中被延宕的不同他者而
出现”④。
翻译中的转换既然是一种差异游戏,那么它转
换的就决不是意义的整体,而只是意义的碎片,是这
些碎片的拼贴或重组。
在翻译中,语言不过是引导
代理者/译者的一条重要线索;
语言利用自身的修辞
性进行一种增补、播撒、颠覆……这是德里达论说的
场所,是他思想的发源,也是他给翻译划定的界限。
在德里达看来,命题、陈述、句子、意义、理解、交
流,所有这些构成了原文本的界限,是作者向读者/
译者传输意义的渠道,因此规定着翻译的可能性或
不可能性。
在这些因素中,总会有不同语言所能共
享的东西,有代理者/译者进行正确判断的客观内
容,有不受时空限制的各种文化的共同财产。
它们
可以无休止地重复,无休止地产生差异,再通过差异
而成为意义的流通场所。
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就是
胡塞尔所说的“Bedeutung”,弗雷格所说的“Sinn”,也
是小E.D.赫施所说的“meaning”,因此是可译的。
然而,语言中还有一些因素是不能够在正常的
重复中产生差异的,它们总要克服一些“异国情调”,
总要区别出一些入微的表达（nuance）,这是延异在差
异系统中留下的踪迹（traces）,而“事物的踪迹永远不
能被呈现;
踪迹本身也永远不能被呈现”,因为“踪迹
总是不断地进行区别和延宕,它永远不是它所显现
的样子,它在显示之时就涂抹了自身,在发声之时就
窒息了自身”⑤。
这些是“顽固的、未物化的、未溶解
的、未扬弃的个别主体的踪迹”,是“翻译中丢失的东
西,因此是不可译的”⑥。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决定
着翻译中出现的一种不对称性,即原文与译文之间
表达的不对称性,因为翻译保留的是意义,丢失的是
入微的表达,后者的“异国情调”或闪亮的“地方特
色”是不能够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别处的。
在翻译中,
译文并不是对原文的等量替换,不是从此岸到彼岸
的摆渡⑦,即使是在可能出现的意思对应的情况下,
当用一种新的语言“重组”时,原文的入微表达或主
体性,其不可渗透的语气、格调、情感氛围,也不可能
总体地、缜密地、丝毫不差地移植到新的语言中。
即
使是作为西方思维方式之决定因素的概念的再现,
也不能充分表现存在的物性、主体性和完整性,因为
概念和构思的阐释力恰恰取决于未被思想的东西,
未被言说的东西,在存在的过程中被自我与他者的
关系所遮蔽的东西,这就是解构主义者所说的“投入
深渊”（mise-en-abyme）⑧。
按照这一观点,一件完整
的艺术品的形象要经过不断的内部复制,以至于无
数消失的不可见的形象被再度生产出来,就仿佛在
两块面对面置放的镜子之间观看自己的影像一样,
而就文学而言,文本—镜子（text-mirror）所反映的并
不是作品的全部,只是它的部分而已。
因此,即使是
能捕捉语言本质的概念也难能再现出整个存在的过
程。
翻译需要一种“在……之中存在”和“与……共
存”的思维方式,一种以差异为前提的理解和构思,
一种以指涉和参与为先决条件的表达。
真正纯熟的
翻译是要进入一种自然流露的状态,参与一个多元
决定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心中栖息着复
数的“翻译主体”,包括理解原文意思的主体,诠释
“口述”文本意思的主体,将意思转换成“艰深的汉
（译）文”的主体⑨。
这等于说,翻译的过程是阅读的
过程;
阅读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是从瞬间的理解过渡到瞬间的表达。
这也等于
说,“读者通过创作接受作品”⑩,而译者则通过重新
建构来再现原作,因此,翻译也是一种阅读游戏,译
者就是“作为译者的读者”（RAT）11,而且是最耐心
的、最亲密的、最可信的读者。
他/她不仅要弄懂每
一个字、词、句,还要身不由己地、本能地、自发地被
文本所慑服,被一种特殊的语境、文化、语言所慑服。
在这种被慑服的状态中,主体与客体、源语言与目标
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于瞬间消失了,于是,译
者在距离自我最近的地方跨越了他者的踪迹12。
如此说来,翻译所表现的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
者、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对等的再现,
而是踪迹的延宕;
不是纵向的词语转换,而是横向的
—30—
翻译的文化政治
能指推延;
不是同一性追求的“信”,而是重复所要达
到的差异。
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的两端由两极对立
转变成了横向的空间流动,变成了语言或文化从一
地到另一地的旅行:
就是说,在把原文转化成译文的
过程中,译者把语言从一个文化空间移入另一个文
化空间,使原文离开了源语言的地理空间,在进入新
的目标语的地理空间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但所传
达的信息却不可能是等量的,因此产生了意义的差
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原文得以在译文中获得再生
的前提。
换言之,原文在译文中得以存活,是因为翻
译的行为激活了静态的、同一性的原文,使其获得了
他性,使同一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同时也
改变着他者文化的历史命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翻译使语言或词语具有了地缘文化或地缘政
治学的意义,同时也体现了流动的文化资本的解辖
域化价值。
二、翻译中的界限和越界
如果翻译的过程就是阅读的过程,而阅读的过
程也就是阐释的过程,那么,被解作“误读”的错误和
偏差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翻译的理想是尽
量避免“误读”,尽量用同一性替代差异性,尽量使译
文“忠实于”原文,尽量如实地表达原文作者的“意
图”。
按斯皮瓦克的说法,把差异作为同一性来处理
并不是不可行的13。
亚里士多德的“eleos”可以译成
“怜悯”,在基督教的圣歌中又被译成了“仁慈”。
在
19世纪的英语和德语的转换之间,马克思往往不是
同一个马克思,甚至恩格斯的“高水平的认识性翻
译”有时也会呈现另一个马克思14。
因为“翻译本来就是由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异来决
定的”15。
为了参与翻译的政治,就必须把差异作为
同一性来处理,而在这种政治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
因素是目标语的修辞性（rhetoricity）。
这种修辞性体现了翻译中的一种暴力（violence）
和一种越界（transgression）。
“真正的话语是以一种
被暴力所扭曲的形式浮于表面的”,而话语、权力和
知识都涉及一部越界的历史16。
对米歇尔·
福柯来
说,知识/权力涉及三种越界:
在前两种中,真理意志
（thewilltotruth）隐藏在话语和真理的背后。
在第
三种中,历史学家通过政治行为克服隐藏真理的具
体禁忌（taboos）。
然而,越界非但不能除掉禁忌,反
而巩固了禁忌。
越界既是知识意志的一个原始特
征,也是知识史叙述的一个特征;
既是真理向自身的
永久回归,也是被扭曲的真理再度与被扭曲的真理
相遇的一个原始循环。
对乔治·
巴塔耶来说,人类首
先给性欲罩上了一层禁忌,人类又通过生命科学来
打破了那个禁忌。
当性欲跨越了禁忌所设立的界限
时,爱欲就产生了———同时既跨越又保留了禁忌的
界限。
界限是越界的内在必然,而生命知识就是跨
越那个界限的暴力行为。
因此,对他们两人来说,真
理意志是作为对其理想的各种可能性的越界而存在
的17。
翻译中的暴力和越界是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确切
的翻译的一种适当尝试。
如果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越
界行为,那么,所跨越的界限就必然是由原文设定
的,或者就是原文本身。
当作为越界行为的翻译发
生时,作为界限的原文不过是一个狭隘地带,是越界
行为所运行的轨道或路线,包括它的起源和全部的
活动空间。
界限与越界是由一种简单的韧性（ob-
stancy）来调节的。
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
是螺旋式发展的。
越界以纯粹的暴力释放了界限所
禁闭的力量,迫使界限意识到自己即将消亡的事实,
但也在这种意识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极限和命运。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死亡意识,原文意识到了越界的
必要性,意识到了通过翻译进入新的辖域从而获得
新生的必然性/偶然性。
然而,越界就像黑夜里的一道闪电,照亮了夜
空,驱散了浑浊,给黑暗带来了光明,但也恰恰是它
的光明显示了黑暗的强度,预示了它所打破的那个
单一空间的回归,以及那划破夜空之后的沉默18。
因此,作为越界的翻译行为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
的;
不是要把原文与译文对立起来,而是让二者相互
映照,相互强化,相互认同。
越界的语言是非话语性
的,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
它只承认“差异的
存在”。
越界的语言直面和考问界限,再现了“一种
思想形式仍然沉默地探索着的幽灵,在探索中,对界
限的考问代替了对总体性的求索,越界的行为取代
了矛盾的运动”19。
作为越界行为的翻译所要跨越的最小界限是词
所谓“确切的翻译”就是要适当地处理“词语”,
因为词语是“一个语言实体,具有语言总体的全部特
征”。
然而,“自然的词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德里
达在阐述翻译的“确切性”时谈到:
—31—
文艺研究 2004年第5期
作为一个翻译性实体,词忍受着翻译,或把
翻译展示为受难（passion）的记忆或痕迹,或悬
浮在上面,作为辉光或晕光。
这个翻译性实体
（translativebody）正处于被引进法语语言的过
程,处于跨越疆界的行为之中,经受欧洲之间几
个关口的检查,不仅有法语—英语的关口,人们
可能会从这样一个事实推断出这个结论,即源
于拉丁语的这个词（relevant）,就其目前的用法,
其使用价值,其流通或流行,都更具英语性（rel-
evant/irrelevant）,尽管它也处于法语化
（Frenchification）的过程。
这个本土化过程（ac-
culturation）,这个法语化过程,严格说来并不是
翻译。
这个词不仅在翻译之中,即人们所说的
在作品中,或在转换中,在旅行中,在劳作中,在
分娩中。
20
这里,词的“法语化”和“本土化”,不仅经受着“翻
译”、“作品”、“转换”、“旅行”、“劳作”和“分娩”,而且
在“增补的皱褶”中。
词的“适当性”或“确切性”,或
词的“确切的翻译”,经过了暴力和越界之后,
简单说就是“好的”翻译,与人们的期待相
符合的翻译,简言之,履行了使命、偿付了债务、
完成了任务或职责的一种表达（version）,同时又
在接收语言中抄写了对原文最适当的（relevant）
等同物,最正确的、合适的、相关的、充分的、适
宜的、明确的、单声的、惯用的语言。
21
这是在“质”和“量”两方面“达到最可行的、最可用
的、最适当的经济的翻译”22。
这里所说的“量”当然
不是词语的同质空间或数量的问题,是不能用符号、
字母、能指、词汇等单位加以计算的。
这种“量”在某
种意义上体现了“质”的制约,体现了词语传达思想、
形象和感情的力度,在尽可能达到“词对词”（wordto
word）或“逐词”（wordforword）翻译的同时融会或意
指不可分化的整体意义或概念。
在这种翻译中,每
一个词都是不可简约的实体,不可分化的发声形式,
不可逾越的意义界限,但它必须以扭曲的形式“浮于
表面”,因为,界限和越界只有在行为之中,在过程之
中,在跨越和被跨越、在施加和接受暴力的瞬间才具
有生命力。
然而,越界并不是任意的举动;
越界本身涉及政
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地理的乃至道德的局限性。
在全球化语境下,蔓延的全球文化中缺少的恰恰是
属下或后殖民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巨大的异质性;
同
时,后殖民状况下的越界往往指从都市国家
（metropolitancountries）向边缘国家（peripheralcoun-
tries）的跨越或进入,而不是相反23。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越界的翻译就必须采取暴力的方式打破词语的
同质空间,打破所谓“质”或“量”的霸权性制约,以目
标语的修辞性抵制源语言的修辞性宰制,从而获得
独立的、自治的、他性的语言空间,就后殖民翻译而
言,就是以边缘或属下国家语言的修辞性跨越原文
狭小的地带,以在他者眼中略显扭曲的形式进入都
市国家广阔的文化空间,获得“世界公民”的生存权
利。
三、翻译中的身体和爱欲
这种生存权利无疑是语言的修辞性对语言的逻
辑系统进行颠覆的结果,是当文本的意义被掘除后
产生的身体快感,是原作者与读者/译者之间在释放
精神和理性的重压之后进行的身体间的爱欲游戏。
换言之,在语言的外围存在着某种任意的偶然性,某
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意义的播撒,以及由两种被命
名的历史语言所创造的一个空旷的沉默的空间。
这个空间里,作为阅读的翻译变成了一种身体行为,
变成了快感的生产;
而作为读者的译者则行使着
“爱”的权力,在阅读和交流中感受着“爱”的甜蜜（或
苦涩）,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徘徊往返中体验着一种
含有他性的经验24。
爱是一种权力,一种政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情感、思想和词语都在这种爱中产生。
然而,激起翻
译的激情或爱欲的并不是作为语言最小单位的词语
本身,不是与词语密切相关的普遍语法或字汇,而是
词语独特的修辞性,独特的习惯用法,也就是词语的
独特的身体。
“当翻译的激情像一团烈火或火辣的
爱舌接近它的时候,在尽可能接近的同时,于最后的
时刻拒绝威胁或简约,拒绝消费或完成,保持另一个
身体的完好无损,但不能不引起另一个的出现———
就在这种拒绝或撤退的边缘———在烈火的摇曳中,
或在爱舌的抚摩下,唤起或激起了对这个习语的欲
望,对他者的独特身体的欲望。
”25
—32—
文章编号:
0257-5876（2004）05-0029-09
陈永国
语言的、理解
的、阐释的、表达的,而就翻译实践而言,最重要的当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
但从西方解释学
的角度看,尤其是从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这些差异的背后起作用的是某种意识形
态因素,是导致一种语言不同于另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多元决定,其中包括社
会的、经济的、历史的、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翻译都是政治的。
本文从
差异与同一性、界限与越界、身体与爱欲、征服与抵制以及全球言论场上的双重言说等方面探讨翻
译的文化政治问题。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讲了两
个传奇故事。
一个故事说埃及的两个女祭司（priest-
ess）被腓尼基人绑架,分别被卖到利比亚和希腊。
开
始时当地人把她们当成唧唧喳喳的黑鸽子,因为她
们是黑皮肤,讲一口陌生的语言,听起来像是“鸟
叫”。
后来她们学会了希腊语和利比亚语,并利用这
两种语言把她们在埃及庙里掌握的祭祀仪式用当地
语言传给了当地人。
显然,语言在此成了传播宗教
信仰的主要工具,而传播的过程无非就是从埃及语
向希腊语和利比亚语的翻译。
另一个故事讲埃及的十二国王签订和约,决定
和平相处。
一次,他们按惯例来到赫菲斯托斯神庙
（Hephaestus）举行祭祀活动。
—29—
语言和身体交流的基础是爱,在某种意义上说,
人类语言产生于表达情感和友爱的欲望,尽管友爱
并不仅仅满足于言语的表达26。
也许,代理者/译者
/读者正是以爱的力量,以身体的快感生产,以修辞
的颠覆性逻辑展开伦理的、政治的、日常生活的行动
的。
毋宁说,修辞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就携带着
一种文化政治。
不然的话,表示“十字路口”或“街
道”的“carrefour”何以会成为百姓愿意光顾的“家乐
福”呢?
“一个中性词语”何以“顷刻之间就弥漫着中
国的乡土气息,既温暖又诗意”呢?
这种“本土化”的
译法不仅掩饰了该词所代表的利润动机,“还掩饰了
它的跨国性”,“抹去了异域的痕迹,将跨国资本、跨
国连锁店和本土性巧妙地缝合起来,既缓解了隐伏
在心理上的民族冲突,也松懈了类似殖民主义的创
伤记忆”。
这种译法创造的“其乐融融,合家欢乐”的
氛围是一种“妄想的购物环境”,一种“剔除了意识形
态的意识形态”27。
这里,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明显差
异标志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伦理化和意识形态
化;
资本主义商品占领社会主义市场的成功恰恰取
决于被占领民族的语言的修辞性,而作为购买者的
被占领民族则在缤纷的爱欲符号中享受着身体的快
乐。
这里,“家乐福”的译者成了这家连锁店的政治/
伦理代理者,把法国商品经济的他者变成了中国消
费文化中的自我,而中文的修辞性则成了资本主义
已经高度发达的亚太地区的文化政治的表征。
这种身体和爱欲的修辞性还体现在译者对原文
和作者的屈服上。
如果承认翻译是一种最缜密的阅
读行为,那么,译者就必须成为细绎的读者,必须与
作者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必须响应原文的特殊召唤,
探察出目标语的局限性,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融
洽的爱欲关系。
这是斯皮瓦克从事文学翻译的前
提。
她所关注的是通过翻译建立一种“伦理特性”
（ethicalsingularity）,一种密切接触,一种秘密相遇,
一种来自双方的义务和责任（responsibilityandac-
countability）。
如果把这种接触称作译者与作者之间
的身体接触,把这种责任关系称作二者间的爱欲关
系,那么,这种特别接触就能揭示出语言所未能表达
的东西,就能建立政治运动、人类学研究以及任何善
意的伦理行动所不能建立的那种“亲密友谊”,也能
跨越性别、种族、地位、等级等界限,为集体的政治斗
争提供一个可能的增补28。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亲密接触呢?
斯皮瓦克曾
提出“跨国读写”（transnationalliteracy）的概念,试图
为“美国大学中新来的移民英语教师”定位,使其语
言水平达到跨国政治中最小的流利程度,接近世界
的读写水平,以参与语言边界上的政治斗争。
这似
乎从根本上把翻译与外语学习联系起来,与在课堂
上一个个被规训的身体联系起来,也与作为权力代
理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
早在13世纪,英国哲学
家、教育改良家和经验科学的倡导者罗杰·
培根
（RogerBacon）就在他的反翻译理论中提倡“外语学
习的制度化”,这主要基于他对翻译提出的反对意
见:
1.语言之间的差异使得翻译不可靠;
2.目标语
（拉丁语）中术语的缺乏使得译文艰涩难懂;
3.源语
言和目标语中以及学术界（哲学和科学界）称职的译
者的缺乏使得译文相互矛盾,无法卒读29。
后来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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