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依恋的工作模式以及对婚恋伴侣不同形式关怀的反应Word文档格式.docx
《翻译依恋的工作模式以及对婚恋伴侣不同形式关怀的反应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翻译依恋的工作模式以及对婚恋伴侣不同形式关怀的反应Word文档格式.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Jamner,2006）。
对于这些令人费解的发现，已经产生了一些解释。
解释认为支持的提供者可能不够有经验，这些支持可能会破坏被支持者的自尊，或者是被支持者觉得欠了支持的提供者，又或者这些提供的支持可能将错误的种类提供给了错误的人（Bolger等人,2000;
Cohen&
Willis,1985;
Taylor,2007）.。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最后一种“配对”的解释。
我们推测，由生命早期受到的敏感与不敏感的照顾所决定的个性特征，可能会在成年后，部分地决定从伴侣那里获得什么样的支持，能够最有效的镇静一个人。
由依恋理论所指引（Bowlby,1969,1973,1980），我们假设那些与父母有安全型依恋历史的成人，应该能够从他们的现任伴侣所提供的情感性支持中获益。
同时，那些与父母有不安全型依恋历史的成人，应该能够从他们的现任伴侣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中获益。
成人依恋以及工作模式
根据Bowlby（1973,1980）,依恋的经历产生的表征或者“工作模式”，会在之后的伴侣关系中影响行为，关怀以及感知。
最早的工作模式在婴儿期以及童年早期形成，这些模式部分的是由和父母以及其他重要照顾者之间的互动中产生（vanIJzendoorn,1995）.。
在社会性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中心的依恋模式不会改变（Main,Kaplan,&
Cassidy,1985）.，不同的依恋模式将融合成更综合的，更高层次的关于自我及重要他人的模式。
在儿童期以及青少年时期，关于新的人以及新的关系的模式将在原来的模式上发展起来。
因此，新的模式并不是与原有的模式完全独立的，旧有的模式会指导如何将关于新的人及关系的信息进行编码，加工，解释，储存以及最终表现出来（Bowlby,1973;
Collins,Guichard,Ford,&
Feeney,2004;
Crittenden,1985）。
尽管已经知道相当多的关于不同类型的模式（例，面对恋人，面对父母）是如何与关怀行为相联系的，然而对于在可能激发依恋模式的情境下（参见,forexample,Feeney&
Collins,2001;
Kunce&
Shaver,1994），不同依恋模式类型的人是如何对关怀进行反应的，却知之甚少。
在一项由处理一条蛇引起压力的研究中，MikulincerandFlorian（1997）发现，当在等待处理蛇的过程中，有安全性恋爱依恋的个体，在于陌生人进行不论是情感性的还是工具性的沟通中均显示出更少的负面情绪。
相反地，回避型的人，在于陌生人进行工具性的对话中显示出了较少的负面情绪，但在进行情感性的交流中显示出了更多的负面反应。
矛盾类型的人，仅仅在工具性的对话后显示出更多的负面情绪。
在一个关于一个伴侣感到苦恼并且需要支持的社会互动实验中，Collins和Feeney（2004）发现如果在一个很令人感到压力的任务之前（例如做一场录像的演讲），给回避型的人由伴侣所给的鼓励性的话语，他们会有负面评价。
然而，如果在有压力的任务之后，给矛盾型的人一些鼓励性的话语，他们的感觉很负面。
为了研究以安全感为基础的行为，Crowell等人（2002）使用安全感基本评分系统（Crowell等人,2002），调查了根据成人依恋访谈（AAI;
Main&
Goldwyn,1994）的分类是如何与问题解决行为所关联的。
相对缺乏安全感的人，在成人依恋访谈中具有安全感的人，在问题解决以及安慰伴侣时常常表现出更多的具有安全感的行为。
现在这项研究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所关注的焦点在于由恋人在一个很有压力的情境下所展示出的不同形式的关怀，在不同形式依恋的人身上，是如何具有差异性的。
由依恋理论（Bowlby,1969,1973,1980）以及关怀模式（George&
Solomon,1996,1999）的结果，我们检验了一系列由理论所引出的预测，包括不同类型依恋的工作模式，是如何预测个体在压力情景下（试图解决一个重要的关系冲突），对于他们的恋人所提供的不同类型的关怀，是如何反应的。
自我报告的依恋评估可以有意识地评估那些关于婚恋的依恋问题中所表现出的信念，价值观，情绪。
与自我报告的依恋评估相反的是，在儿童期形成的拥有不同依恋类型的成人，可以被这些无意识的“惊喜”所测量以及挖掘出过去的内隐的依恋工作模式。
最流行所使用的方法是成人依恋访谈，这是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
这个测试包括了将童年与父母之间经历以及其他依恋事件经历的的收集。
访谈是根据交流的清晰度及连贯性来给语言及行为打分。
回答者描述他们和父母一起的童年的清晰度，可信度以及连贯性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成人依恋访谈中的依恋类型分类。
因此，一些人声称在童年是具有安全感的或者是认为与父母具有安全性的关系的人，在这个根据描述童年经历的方式以及连贯性（而不是内容）为基础的访谈中被评价为是具有不安全性依恋的。
这部分的解释了，为何自我报告的成人恋爱依恋风格与AAI分数没有系统的相关性（参见Roisman等人,2007;
Shaver,Belsky,&
Brennan,2000）。
事实上，Bowlby相信在童年早期所形成的最初的关系的模型，影响了以后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更复杂的模式。
这些复杂的模式是个体拥有更加高级的认知技能，去形成更加成熟的心理表征（参见Wilson,Lindsey,&
Schooler,2000）。
AAI旨在就过去的依恋问题衡量个体现在的思想情况，而不是他们童年与父母的依恋关系本身（Main等人,1985）。
除非个体有特殊的依恋问题，或者不能够被归类为某一个的依恋类型，大部分人可以被归类为以下三种之中的一种：
安全型，回避型，焦虑型。
这三个大类所获得的分数可以用来继续测量依恋安全感的程度（Kobak,Cole,Ferenz-Gillies,Fleming,&
Gamble,1993;
Simpson,Rholes,Orina,&
Grich,2002）。
使用AAI各个分类的分数成为一个安全感指数索引是一个很适合又很好的方式去衡量依恋的安全感（参见Roisman等人,2007;
Simpson等人,2002）。
在AAI中被衡量为安全型的人，呈现出清晰的和支持他们的父母关系。
他们回忆的童年情节是生动，连贯的，他们回顾重要的童年经历没有什么困难，即使他们的成长是很艰难的。
在AAI中被认为是回避型的人通常认为他们的父母和养育过程是正常的甚至是理想的，但不能提供支持这些说法的具体的的童年事件。
其他一部分回避型的人回避或无视与依恋行为相关的行为和情感的重要性。
在AAI中被认为焦虑型的人通常在访谈中广泛地讨论自己在童年时与依恋相关的事情。
他们在访谈中常常显示出面向一个或两个父母的深层次的以及待解决的怒火。
这影响了他们对于过去经历的描述及阐释。
因为仅仅只有12位被试（占6.45%的现有样本）被认为是焦虑型的，报告的预测及分析要少于安全型以及回避型的。
依恋与关怀
一些行为观察的研究已经发现，AAI与在不同类型的依恋关系中，跟关怀有关的行为之间的联系。
例如，个体在AAI中被认为是安全型依恋的，被观察者认为是更加敏感，热情，以及在面对他们的孩子时展示出更多的积极的照顾行为（Crowell&
Feldman,1988,1991;
也参见vanIJzendoorn,1995）。
在与恋人进行冲突解决的讨论时，个体在AAI中显示更具有安全感的人，会比没有安全感的个体显示出更多的具有安全感的行为，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积极的与情感相关的行为（Bouthillier,Julien,Dube,Belanger,&
Hamelin,2002）。
更具有安全感的个体也会在与恋人解决问题的讨论中，显示出更大的合作性（例如，相互的连贯的话语）（Roisman等人,2007）。
Simpson等人（2002）用录像记录了正在约会的情侣，其中一个伴侣（男性）等待去做一项压力大的任务时的情景。
在任务完成之后，观察者评价了每一个女人的支持提供行为以及每一个男性的支持寻找行为。
在AAI中显示出更多安全感的，并且她们的伴侣在等待期间寻找更多帮助的女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以此同时，更不具有安全感的女性，不管他们的伴侣要求多少帮助，都提供了更少的支持。
因此，尽管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有关于在AAI依恋安全感访谈与关怀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对什么样的支持行为（例如感情上的，实用性的，躯体上的）能够最好的安抚具有不同依恋历史的的个体知之甚少。
这造成了我们现有知识体系的巨大漏洞。
依恋理论和对于不同关怀类型的反应
Bowlby和抚养者的早期经验会影响成人认为什么样的关怀最安慰，特别是当他们感到痛苦时。
根据GeorgeandSolomon（1996,1999），与最主要的抚养者的早期经验，特别是在个体感到失望以及需要安慰时，可以传达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和他或她可以对未来照顾者的期待的信息。
因此，个体对童年期由依恋对象提供的关怀质量的感知和记忆，会影响他们在成年后对依恋对象提供的不同的关怀的反应。
AAI测试了跟父母在中早期童年（5至12岁）的互动模式，这段时期，个体很少能自给自足，更多的依赖于抚养者的关怀与支持。
因此，在有压力的情况下，AAI应该是一个很理想的预测个体对不同类型关怀是如何反应的测试。
根据Bowlby（1969,1973），受到过敏感的积极照顾的个体，在痛苦需要帮助时，会懂得从他人处获取帮助和支持（参见Ainsworth,Blehar,Waters,&
Wall,1978）。
在发展过程中，当他们痛苦和依恋系统被激发时，个体应该从抚养者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有效的，情感的关注与关怀（Kunce&
Shaver,1994）。
因此，成年以后，具有安全性的个体应该更喜欢情感形式的关怀，特别是当他们痛苦时。
尤其，当伴侣提供给他们的感情支持多与工具性的支持时，更具安全性的个体应该被更好的安抚。
虽然在与依恋相关的情境中，他们更可能被生理上唤醒（Roisman,Tsai,&
Chiang,2004），被依恋对象拒绝过的个体（例如高度回避型的人）在痛苦时，倾向于不向他人寻求帮助（Crittenden&
Ainsworth,1989）。
因为，高度回避型的个体学习到更加自给自足的应付事情（Bowlby,1973），他们崇尚独立和自立。
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形式的关怀（例如，抚养，放心，舒缓）相对于工具性的照顾（例如，提供具体的意见或建议，关于如何解决问题；
参见Bowlby，1973），可能会破坏有力量和情感独立的感觉，高度回避的个体应该更倾向于从恋人处获得工具性关怀，尤其是当他们痛苦时。
高度回避型的个体对于情感性的支持感到更少的舒适度，因为这会表示他们与伴侣在情感上靠得太近，同时，工具性的帮助表示他们是被尊重以及被他们的伴侣“认真对待”。
根据Ainsworth等人（1978），那些产生回避型依恋孩子的母亲，情感封闭并且不喜欢与婴儿有亲密的身体接触。
因此，大部分的回避型的婴儿学习到了不要从最主要的抚养者那里寻找紧密的联系（例如，被抱起来）。
在AAI测试（成人形式的回避）中被判定为回避型的母亲，同样不喜欢与他们的婴儿有亲密的身体接触。
最终，那些被报告为于恋人有着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同样声称不喜欢与自己的恋人有亲密的身体接触（Brennan,Wu,&
Loev,1998）。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之上，我们初步推测，那些更加回避型的成人，不能从与伴侣有身体接触的支持中获益。
本研究的概述
目前的有关于关怀的研究，几乎都仅仅关注了AAI的依恋安全性是如何预测在社会交往中提供的关怀行为的数量和质量（Mikulincer&
Shaver,2003）。
就我们目前所知，没有研究讨论了关于AAI的不同安全感类型，在痛苦的情境时，哪种类型的关怀能够更好的减小痛苦。
鉴于一个以前的研究发现，在一个令人感到压力的情境后，紧跟着情感性的和/或者工具性的对话与自我报告的恋爱依恋测试和自我报告的感情测试之间的关系（Mikulincer&
Florian,1997）。
我们测量了被试情感依恋的倾向。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依恋理论（Bowlby,1969,1973,1980）以及关怀模型（George&
Solomon,1996,1999）作为最主要的框架，来检验成年恋人所提供的不同种类的关怀是如何与父母的依恋模式（由AAI测验）相关的。
为了做这项研究，我们考虑到了多方面的关怀的本质以及测量了三种主要类型的关怀：
情感性的，工具性的以及躯体性的（参见Cohen&
Wills,1985;
Cutrona,1990）。
我们的观察实验研究有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有长期恋爱关系的恋人中的每一个都要完成AAI测试，这个过程会被录音，然后由训练有素的评分者进行转录编码。
第二阶段，一周以后，每一对情侣回到实验室，完成自我报告的关系测量（单独地），然后参与一项10分钟的录像的冲突解决讨论。
在第三阶段，训练过的观察者，将会对以下内容进行打分。
首先是当伴侣（或者说是关怀接收者）表现出失望时，他的伴侣所表现出情感性的，工具性的，躯体性的关怀行为的情况。
其次是，这些关怀行为对于关怀接受者的影响。
第三是，每一个伴侣在讨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痛苦/焦虑程度。
假设
我们检验了五个主要的假设。
第一，我们预测跟父母有更好的安全依恋的个体（由AAI评估），当他们的伴侣提供更多的情感的关怀时（由观察者评估），反应会更加的积极（例如更加的平静和满足，由观察者评估）（假设1）。
相反地，我们预测跟父母有不安全依恋的个体（由AAI评估），当他们的伴侣提供更多的工具性的关怀时（理性的建议性的），反应会更加的积极（假设2），对于躯体性的关怀则比较不喜欢（假设3）。
我们还预测，AAI依恋安全性与在冲突讨论中的痛苦水平（由观察者评价）将会产生相互作用，可以用来预测对于伴侣不同形式关怀行为的反应。
尤其是，具有安全性的个体相对于回避型的个体，我们将会对于情感性的关怀更多的积极反应，特别是当个体感到痛苦时（假设4）。
相反地，具有不安全感的个体相对于安全感的的个体，我们将会看到对于工具性的关怀更多的积极反应，特别是当个体感到痛苦时（假设5）。
方法
被试
93对正处于约会当中的异性恋伴侣参与了这项研究。
每对伴侣中至少一名成员参加了一个在美国西南部一所大学的心理学入门班，并获得参与研究的部分课程学分。
伴侣需要互相交往过至少3个月，以确保他们参与了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恋爱关系的平均长度是17.63个月（方差为15.30个月，范围为3至65个月）。
男士和女士的平均年龄分别为19.53周岁和18.80周岁（男士年龄范围为17至24周岁，女士为17至21周岁）。
程序
该项研究分三个阶段。
在阶段1中，在单个房间里每个约会伴侣（单独）进行AAI（成人依恋访谈）。
为以后的转录和编码对每个AAI录音。
大约1周后，每对恋人都回到了实验室进行阶段2的研究。
每个伴侣私下完成自我报告关系测试，之后，这对伴侣参与一个化解矛盾的讨论任务，并对该任务进行标准化录音（参见辛普森,Rholes,&
Phillips,1996）。
在第三阶段，训练有素的观察员评估每个伴侣的关怀行为，重点指出讨论期间当每个个体的伴侣出现痛苦/不安时（见下面）。
观察员也评估这些关怀行为对接收者的影响（即他/她在提供的关怀下有多么平静或满意），以及在讨论期间每位伴侣表现出的痛苦/焦虑的数量。
第一阶段:
AAI访谈
当情侣到达实验室后（单独的），他们会被告知将会完成两个“不相干”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表面地检查了人们是如何认为以及记得哪些他们的童年的。
为了保证隐私，每一位约会的伴侣在分开的房子里，由专门经过训练的不同的提问者进行访谈。
被试被承诺他们在访问时说的话将不会被泄露给任何人，甚至是他们的父母。
每一个访谈都被录音下来并且逐字转录。
每一个文本会由两位由MaryMainandErikHesse所办的AAI研究所训练过的计分者，独立地进行评判。
评分者在没有被试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分析文本。
在主要的AAI量表（例如思维的连贯性，文字记录的一致性，愤怒程度，依恋损害，理想化）得分的基础上，每一位被试首先被分配到依恋类型中的一种。
更加具体的，每一位被试，均获得了一个主要的得分（安全性[F],焦虑型[E],回避型[Ds],混合型[U]，或者无法分类[CC]），同时也获得一个主要得分中的次要得分（例如,Ds1,F3,E3）。
89个男人和88个女人被认为是属于三个主要的依恋类型的（即F,E或者Ds）。
因为我们的预测仅仅涉及了这些“普通”的依恋分类，我们的分析仅仅关注了这些被试（例如，U型和CC型的人没有被包括在以下分析报告中）。
与之前在大学生中AAI的调查结果一致（例如，Simpson等人,2002），在当前的实验中更少的人被分类为焦虑型（12人或者样本中的6.45%）。
因为这个原因，以下的报告大部分分析的都是Fs或者Ds的，这些人包括了90%的样本。
在之前的分类的基础之上，每一个被试再被分配一个有关于他们依恋安全感的程度的分数。
根据AAI评分标准，安全型依恋维度中最高的安全性分数分配给那些被认为最有安全感的个体。
最低的分数分配给那些被认为是最不具有安全感的个体。
因此，每一个个体都被获得了一个6分制计分的AAI安全性程度量表分数。
在量表中Ds2=1,Ds1=2,Ds3=3,F1andF5=4,F2andF4=5,andF3=6（参见Simpson等人,2002）。
33%的样本被认为是Ds类型的，其余的67%被认为是属于F类型的。
第二阶段：
问卷调查和冲突-解决讨论任务
当一个星期之后每对夫妇回到实验室时，每个人首先被领到一个单人间去完成自我报告调查问卷。
这项调查里面含有一个7项的关系满意度量表和一个17项的成人依恋问卷。
我们总结满意度量表来评估满意的个体与现在的关系如何。
我们进行成人依恋问卷调查以确定两个维度中的哪一个构成自我报告的成人浪漫依恋措施—焦虑和回避—来自不同形式关怀所取得任何系统的影响。
考虑到（a）相较于成人浪漫依恋取向，成人依恋访谈与照看的关系应该更紧密，并且（b）成人依恋问卷维度也不产生任何统计学的显著影响。
在这里我们不进一步讨论成人依恋问卷。
一旦夫妇双方都完成了问卷，他们就被带到那个发生冲突—解决讨论的房间。
在这一点上，实验者这么说道：
在所有的关系中，有时候当伴侣未必同意或者愿意看到。
你的约会对象可能有一个你发现麻烦的习惯、态度或者行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正在调查约会当中的情侣是如何讨论发生在他们关系中的问题和分歧。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要录下你们两个（得到你的同意）讨论你们你们关系中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你们的互动中没有人会观看。
你的录像带会在稍后的时间由受训练的的等级评定者进行编码。
在录制会话期间，当你在讨论你们关系中的一个（次要的/主要的）问题时，我们将会用磁带录音7到10分钟。
当你们在开始这个讨论之前，我们希望你们两个都来确定一些问题。
为了确保讨论在重要性和强度方面有梯度，实验者让每对情侣讨论一个主要的和次要的未解决的关系问题。
在实验者指示每个夫妇确定一个特定的问题后,每个伴侣列出四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
一旦双方都创造出了他们单独的列表，每个人会检查他/她伴侣的列表，然后双方共同商定讨论什么具体问题。
然后双方被单独留下讨论这个问题，这被录制在双摄像机系统的多画面之中。
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每对情侣被要求陈述他们在讨论开始已经同意讨论的问题。
因此等级评定者将会清楚什么是争论的主要问题。
在7分钟的时候，用对讲机通知每对情侣他们需要结束这次讨论。
所有的讨论持续7到10分钟。
第三阶段行为编码
由9个独立的观察员对冲突的讨论进行观察和编码，这些观察员不知道实验假设和参与者的其他资料。
为了估计评分者信度，我们计算克龙巴赫a系数，在这篇文章中克龙巴赫a系数是对评分者信度合适的估计。
因为所有九个观察者给所有参与者（目标）评定等级，并且九个观察者的平均评定等级被用于数据分析。
关怀行为编码者首先会对每个参与者关怀行为进行等级评定，关注什么时候每个参与者的伴侣表现出关注或出现心烦意乱。
为了识别特定的关怀行为以便编码，我们借鉴了依恋理论，Cutrona（1996）的工作提供了支持，Johnson（2004）关于情绪集中治疗的工作，和由明尼苏达的风险研究和从出生到成年的适应研究所建立的安全基地量表。
鉴于我们的理论兴趣是可以缓解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人痛苦的特定类型的关怀。
观察者对每个伴侣的关怀行为从三个维度进行等级评定：
（a）工具性关怀，其中包括一些行为比如提出关于如何解决问题和/或以一个理智的、理性的方式解决或澄清一个问题的特定的、具体的建议或提示；
（b）情感性关怀，其中包括的行为比如鼓励伴侣谈论与他或她情感和经验有关的问题，例如被抚养、被安抚，以及表达或共享亲密情感和亲密；
（c）躯体性的关怀，这涉及的行为比如身体前倾，通过触摸他或她给（或试图提供）身体接触安慰伴侣。
在大量的培训中，我们给予编码者详细的定义和众多每种关怀形式的行为的例子。
观察者对当他们的伴侣在讨论中出现出现痛苦、不安、或者心烦意乱时参与者表现出每种形式的关怀的程度在9点量表上进行等级评定（规定1=一点也不，9=极大程度）。
关怀项目的评分者信度在0.75到0.93之间（均值是0.83）。
对每一项的评级随后会被总结在评定机构为每一个被评定的项目形成平均值。
因为项目假设来衡量每个类型的关怀是内在一致的。
（工具性关怀=0.84，情感性关怀=0.92，躯体性关怀=0.75），它们是通过总计形成反应工具性关怀，情感性关怀，躯体性关怀的单独量表的。
在每个量表上更高的得分暗示着更多类型/形式的关怀。
探索性因素分析证实，所有项目在每个量表上都考虑到性别因素。
对关怀的反应在一个单独的编码波中，9个经过训练的观察者对关怀接受者（例如当他们在讨论中表达担心或者表现出痛苦时从他们的伴侣那获得支持/关怀的参与者）如何对他们伴侣的关怀尝试做出反应经行等级评定。
特别地，观察者对每个关心接受者的程度进行等级评定（a）由于他们伴侣的关怀得到了平息（b）随着问题的解决似乎很满意（在讨论的结尾）。
每个项目都在9点量表上进行等级评定，（1=一点也不，9=极大程度）所有项目的克龙巴赫a系数都在0.82到0.93之间（M=0.88），这些等级评定随后会被合计到每个项目中。
两个项目高度相关（r=0.89）。
因此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