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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
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
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①《章氏遗书》（嘉业堂本）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②《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①《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②《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③《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戴氏的治学途径是:
“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
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
戴震第一次会见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
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
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
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②。
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③这种心情,明
1
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
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
④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
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
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⑤,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
乾隆三十二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⑥,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
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乾隆三十三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
”1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六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牴牾,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
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勘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②。
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启示。
早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章学诚就认为:
“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这段话恰好言中,编修方志正是章学诚平生主要学术活动之一。
乾隆三十八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
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
第一,在《和州志艺文书》的序例中,论述校雠学“循流而溯源”、“辨章百家,通于大道”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掌故”的见解,并影响了他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
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③。
这里将“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与撰写《文史通义》直接联系,不能不认为是有得于《和州志艺文书》的编纂和校雠学理论的阐发。
第二,《和州志》的体例比较完善,设纪、表、图、书、政略、列传。
虽然此后仍有改进,但基本轮廓已然形成。
第三,各篇序例在解释这部方志的体例时发挥出许多创见,如对史表作用的阐明、对史书必须立图的论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
①《戴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②《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③《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④《章氏遗书》卷9《家书三》。
⑤《章氏遗书》卷29《与家守一书》。
⑥同上。
1①《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先生》。
②《章氏遗书》卷22《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
③《章氏遗书》卷29《与严冬友侍读》。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
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②,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
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③。
对于史馆聚众修书,则“尤当考定篇章,复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
某表某传,撰自何人。
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④。
这种写法,实际上已经打破人物传记的一般形式,成为考述史学渊源、作述家法的“专篇列传”。
他批评以往的史籍没有这样的专篇,指出:
“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学、派别源流,
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
”⑤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三十八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
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
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①。
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②。
这场辩论,直使戴震无言可对,章学诚从而认清了对方虽然“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但却“不解史学”,并且“无其识而强作解事”③。
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徬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
这次编修《和州志》的活动,使章学诚经历了一次方志体裁、校雠方法和史学义例探索的实践,全面地提高了他的学术见识,在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是,《和州志》因不符合新上任的安徽学政秦潮的意见,竟至全书告废,仅章学诚自己删存其中二十篇,名曰《志隅》。
不久,他离开安徽还乡,于乾隆四十年秋回到北京,过了一年多的困居无为的生活。
后来他回忆说:
“甲午、乙未（即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则江南修志反浙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
”④说明他本人对这次和州修志的重要作用也有很深的体会。
①《章氏遗书》卷9《家书六》。
②《章氏遗书》外编卷18《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①《章氏遗书》卷14《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②同上。
④《章氏遗书》卷29,《跋甲乙剩稿》。
第二节一代大师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
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成书。
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
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
“永清全志颇恨芜杂”①。
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
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
乾隆四十二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
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
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
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
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省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
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
“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
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
”他指出:
“学亦不当专为举业。
”①这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
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
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他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
邵晋涵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
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②。
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开局编辑《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
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
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
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
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市）文正书院主讲,他乘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
经过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达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③。
在《校雠通义》中,章学诚将其目录学理论高度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辨章学术”就是要指明群书大旨,辨清图书所属的学术体系及各自的特点,“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
“考镜源流”则要求明了各门学术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坟籍之初者”①。
①《章氏遗书》卷9《又与永清论文》。
①《章氏遗书》卷22《清漳书院会课策问》。
②《章氏遗书》卷9《家书五》。
③章学诚反对“目录学”的称谓,自言其学为“校雠学”,参见《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信摭》等著述。
他反对将图书的著录搞成徒为甲乙部次的登记簿,主张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②,并且考察古今载籍的“得失之故”。
这实际上是将目录学提高到学术史研究的水平。
章学诚对学术渊源作了深入的论述,明确提出:
“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
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③此外还具体地分析了各家著述、各类典籍的源流,总结历代著录之书的得失,阐述了图书分类的方法,提出了“互著”与“别裁”等建议。
“互著”就是将具备两种以上中心内容的书籍,分别在各类里互为著录,不避重复;
“别裁”是一书中个别篇章另属其他学科的,要“裁篇别出”,著录于有关部类。
这种建议完全是从考察学术源流的需要出发的,在编辑《史籍考》中他就力主采取这种方法。
章学诚编辑《史籍考》及其在目录学上的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他的知识面,使之对图书文献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套条分类析、溯流探源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其史学创见的形成。
乾隆五十三年《校雠通义》的修订与《史籍考》的编纂,标志着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这种成熟首先是从目录学理论完成的。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
从乾隆五十三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章学诚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对“道”、“器”关系的论述,他虽然有“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①的说法,但只是主张“道器合一”②,而未能像王夫之那样明确指出“道”从属于“器”,也不像戴震那样径直地将“道”视为物质的元初状态,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理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
但是,他将“先王之道”描述为随着社会组织与行政管理方
式的发展而渐形渐著,并且哲理性地概括为“道因器而显”③。
这个命题实际上已将“道”置于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从而使他在考察社会史、学术史时得出许多具体的唯物主义看法,从哲理上论证了古时官师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④的学术史观。
“六经皆史”论便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
章学诚指出: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⑤,“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⑥,因此就实质而言,可谓“六经皆器”⑦、“六经皆史”⑧。
①《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叙》。
②《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
互著第三》。
③《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
原道第一》。
①《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②《章氏遗书》卷9《与陈鉴亭论学》。
③《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④《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⑤《章氏遗书》卷1《易教上》。
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导出的必然结论。
六经既然是实实在在的史,那么离“器”言“道”、离事言理便无当于六经之旨;
六经既然不可视为“载道之书”,那么单纯训诂章句的治学途径也不值得倡导。
章学诚提出:
“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①,认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②。
这就是倡导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途径,而“六经皆史”论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因此,“六经皆史”这个议论虽早已有之,但只有章学诚才赋之以精严的哲理与崭新的意义。
与“道器合一”的观点相呼应,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认识论。
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从“求道”上看,这是治学的目的:
“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③。
从“即器”上看,这是治学的方式:
“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④。
很明显,这种认识论本身就是既反对烦冗琐屑、无关大旨的考据学风,又否定离器言道、空谈义理的宋学末流。
尤为可贵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认识论推拓发挥,指出“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
⑤,认为“君子苟有志于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⑥。
这就从理论上阐发了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思想。
总的看来,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既不盲从于考据学风,又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覆辙,而致力于独辟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蹊径,主张治学要有宗旨,学术必须经世致用。
这些卓越的见解,乃是有其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乾隆五十四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
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①。
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
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其要点为:
方志的性质为一方全史,既要成为一家著述,又应为朝史提供充备的资料,为此,方志必须立“三书”,以解决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
按照这新的认识,章学诚对《永清县志》也重作删改,“稍赎十二年前学力未到之愆”②。
可惜的是,由于裴振离职,《亳州志》未能刊行,仅在《文史通义》中留存几篇例议。
⑥《章氏遗书》卷1《经解上》。
⑦《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⑧《章氏遗书》卷1《易教上》。
①《章氏遗书》外编卷12《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②《章氏遗书》卷2《原道下》。
③《章氏遗书》卷9《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④《章氏遗书》卷2《原学上》。
⑤《章氏遗书》卷2《原学中》。
⑥《章氏遗书》卷5《史释》。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
从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他的史学创见除考述史学源流的思想而外,主要的还有如下几点:
第一,将史籍分为“著述”和“比类”的论断。
章学诚认为: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
”③所谓“著述”,是指那些自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
“比类”只是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以恣其纵横变化”①,两者的区别在于学术地位和学术功用的不同。
没有独到的裁断,虽然“遵表志之成规”、“用纪传之定体”,还是不可称为著述②。
这个创见,使章学诚掌握了评论以往史籍的有力方法和论证自己见解的重要依据,正是基于这个观点,他声言“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③,同时也不完全否定考索与比类。
在通史与断代史问题上,他之所以比较提倡通史,主要原因也是认为通史有二长:
“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④,即客观上要求必须各有自己的见识与裁断。
第二,对“史意”的标举。
章学诚认为自己史学著述的独到之处在于“吾言史意”⑤。
他说: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⑥。
所谓“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图和宗旨,这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考察以往史家的意旨,“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⑦,强调“读古人书贵能知其意也”⑧。
二是提倡“作史贵知其意”⑨,就是要有一个学术宗旨,撰著目的。
章学诚说: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⑩经世致用应是史家的宗旨。
针对当时支离琐屑、不求宗旨的考据学风,他指出:
“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
”①他以开辟新的学术风气为自己的目标。
总之,章学诚标举的“史意”,就是“内得诸心,上通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阐,后学津逮自我而开”②。
这对于史学批评和史书撰著提出比“史识”、“史法”更高标准的要求,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③《章氏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
①《章氏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
②参见《章氏遗书》卷4《答客问上》。
③《章氏遗书》卷9《家书三》。
④《章氏遗书》卷4《释通》。
⑤《章氏遗书》卷9《家书二》。
⑥《章氏遗书》外编卷16《和州志志隅自叙》。
⑦《章氏遗书》卷16《知难》。
⑧《章氏遗书》卷8《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
⑨《章氏遗书》卷4《言公上》。
⑩《章氏遗书》卷4《浙东学术》。
①《章氏遗书》卷9《答沈枫墀论学》。
②《章氏遗书》卷9《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第三,改进史书体例的设想。
我国古代史籍有多种多样的编写形式,体例的创新往往与史学思想的进步相辅相成,古代有成就的历史家,大多在史书体例发展上有自己的贡献。
章学诚也不例外。
他虽然未能得机会参修国史,但他从编修方志中总结出一套改进纪传体史书
的设想。
章学诚强调史表的作用,特别主张应立人物表以与传记相经纬;
认为史书应将图作为一种必备的形式,与纪、表、志、传相并列;
列传不但以记人为中心,还应有以记事为中心者;
为方便读者,应编辑有类索引的“史篇别录”。
这些具体方案就是吸取各种史书体裁的长处,加以变通,有机地综合一起,打破纪传体相沿已久的僵化格式,“因事变篇,不为常例所拘”③,这是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第四,史学总体观念。
章学诚对各类史籍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眼光,他指出: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
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
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
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
”④很明显,这是将不同记述范围的史籍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各自孤立看待。
在这个整体中,章学诚要求史料由下而上地逐级取裁,而编纂上则自上而下地贯彻史法,形成一个“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
①的系统,其中州县方志是个关键环节,“今天下大计即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②。
这种从史学总体观念出发,把州县方志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是章学诚史学理论上的独特创见。
对于史学理论的贡献是章学诚的主要学术成就,梁启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
“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
”③章学诚的史学创见,确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宝贵遗产。
章学诚按照自己修史的原则,在武昌还主持了《湖北通志》的编修,除此,还编修了《常德府志》、《荆州府志》。
修志过程中检验、修订和发展了自己的史学主张与方志学理论,使之更为完善。
乾隆五十九年志事垂成,毕沅却因故贬职为山东巡抚。
于是,不仅章学诚的志稿不被采用,他本人也不能不离开湖北。
于是起身返回会稽。
志稿委托他人校定,但终未刊行,仅章学诚自存一部分篇卷,尚可窥其一斑。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
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
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
嘉庆三年（1798）,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1800）,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逝世。
他的重要著述《文史通义》在他生前的嘉庆元年已有选刻,但流传至今的最早刻本是道光十二年的大梁（开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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