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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论
先秦文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里提出来的，文中说：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用现代的话简单地说。
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什么是“是可以怨”？
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过什么样的思想？
“诗可以怨”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来的。
篇中说: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
《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或揭露，或批评，或讽刺，或讽谕，都可以说是“怨刺上政”的作品。
“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
后世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现实社会不良倾向的内容，而屈原、杜甫、白居易等人更是在主观或客观上把“诗可以怨”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或主要追求目标。
即使到了现代，许多进步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的许多批判黑暗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诗歌作品都可以说或多或少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
而在文学批评史上“诗可以怨”也成为批评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
“文质彬彬”《论语•雍也》记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主张文采和内容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思无邪”《论语·为政》篇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提出了"思无邪"说。
"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
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老子的“大音希声”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种美学观念。
为老子所提出。
语出《道德经》: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自然全声之美,而非人为的、部分之美。
“大音”的“音”并非专指音乐，而是指自然界的一切声音。
“大”的意思就是最本原的东西。
老子说：
“听之不闻名曰希”可知“希声”就是听不到声音。
但听不到并非没有声音，而只是说听不到，是“无”。
至于人能听到的声音，是声音之道处于“有”的状态时产生的。
“希声”显然是“大音”所处的“无”的那种状态，而这种状态下的声音是最完美的。
庄子的“虚静”说和“物化”说"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庄子·大宗师》说：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
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
庄子认为"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
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
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
什么是"物化"呢？
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
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
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
《庄子·外物》篇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
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
他说：
"语之所贵者，意也。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
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
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
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
"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
"提出了"知言养气"说。
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
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
"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
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
"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都是积极的。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说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提出了"以意逆志"说。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知人论世"说"以意逆志"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两汉文论
“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
"《诗》三百，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有着公正的"实录"精神。
"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实录精神在《史记》中的体现"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
《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作者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
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
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
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与文学的真实性的关系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文学的真实性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
但司马迁的"实录"必须以写真人真事为原则，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择事件、组织材料、裁减史实、安排情节，不能虚构人物和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则是通过艺术形象从本质上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它不同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违反本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夸张、想象等艺术手法虚构人物和事件情节，构思文学作品。
对后代的影响
司马迁提倡并在《史记》写作中实践“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即不虚假地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不隐讳他们的凶狠残暴的恶行，一切都照历史的实际情况真实地予以记录。
司马迁《史记》在记录刘邦（汉高祖）、刘彻（汉武帝）以及许多酷吏时，正是实践了他的“实录”精神。
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成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毛诗大序》的“诗有六义”说的内涵及意义。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
“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教材《中国历代文论精选》的注释说：
“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
”“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
”“比，比喻。
”“兴，起的意思。
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
”“雅是正的意思。
”“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
”在“题解”中只是笼统地说：
它（按，指《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
也就是说，它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
后来的经学家关于“诗六义”有诸多的烦琐的阐释和发挥。
1．魏晋南北朝
试阐述《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内涵及其在文论史上的重要意义
“文以气为主”就是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在曹丕看来，正是作家个性的不同才有作家风格的不同。
他主张才性一致，性定其才。
“文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的，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曹丕强调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故而无法以人力改变。
这种看法有很明显的片面性，实际上人的个性形成虽有天赋的因素也有后天人为的因素。
但就文章的风格与个性特征之间的关系来讲，则确是有不可力致的必然性的。
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汉魏之交建安文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向强调作家个性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特征和新文学思潮的理论概括，表现了与经学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
曹丕论“气”清楚地反映了建安时代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与美学要求，并对这时的创作特征作了总结和概括。
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当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
《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说
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
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
"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
“缘情”、“体物”就是要诗赋的文学作品注重感情与形象，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步。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提出了“风骨”的说法。
一般认为：
“风”当是一种表现得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
“骨”则当是一种精要劲健的语言表达。
“风”应该是抒发情志的作品所具有的能化感人的艺术感染力，而“骨”则应该是指能确切表达情志的精要劲健、刚正有力的文辞。
“风”和“骨”是相辅相成的，无“风”则无“骨”，“风”和“骨”不可能单独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骨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的某种艺术风格，但不同于体现作家个性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风格，如典雅、远奥等，它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创作中作家普遍追求的审美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应具有的风貌。
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集中表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
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
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
“文”是人类的自然人性内涵的外在表现，是人性的标志，因此“文”不仅仅指文学，而是一种“杂学文”的概念，是一种古老观念的复归。
《文心雕龙·神思》篇重点论述的是艺术思维中的想象问题。
提出了“思想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观。
刘勰认识到了艺术创作活动中思维与语言的非对应关系，即是认为思维中想象容易奇特，写成语言却往往大打折扣。
刘勰认为这是文学创作中的矛盾。
这实际上认为言表达意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刘勰提出的“体性”的概念，讲的是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的才性之间的关系。
《体性》篇论述了文学作品的体载和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
“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体裁形式，如诗、赋、赞、颂等不同体裁；二是指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
“性”是指作家的才能和个性。
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正是因为作家个性各有不同。
“通变”说在刘勰看来，诗、赋、书、记等均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文体规范，属于“有常之体”，任何创新不能不顾及这些“有常之体”；与此同时，各种文体又处于不断变化中，属于“无方之数”，因此文学家只有“望今制古”，方能“日新其业”。
概言之，文学是在“有常之体”与“无方之数”或者说是通则与新变的矛盾统一中向前发展的。
刘勰的“通变”说鲜明体现了其“鉴周识圆’、“唯务折衷”的辩证思想。
“知音”说刘勰在《知音》篇里用浓墨重笔写下了“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再次把“情”与“文”双双对举，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植入中国文论史。
刘勰从读者和作者两个维度将“情”作为文学不可或缺之本源加以确立。
显然，对刘勰而言，文学鉴赏的实质不仅仅在欣赏形式美，“披文”的目的在于“入情”，情是创作的起点，又是欣赏的归宿。
“物色”说《物色》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中颇为重要的一篇，专论心物之间的关系。
刘勰在此篇中不仅论述了物对心（情）的感发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心对物的驾驭与升华功能，并将文学创作的语言表现问题（辞）置于主客体之间的交融互动中加以探索，且首次在中国美学中提出了审美主体的构形能力问题。
，“物”即自然景物，而“色”则是借用了佛学的概念。
在佛学中，色是指现象界，而非事物自身。
“物色”不是仅指自然事物本身，而是自然事物所呈现出的外在形式、形象，同时，还指自然事物所蕴含的生命力。
刘勰以“物色”这样的范畴明晰地揭示出事物的外在形象作为审美客体的意思。
钟嵘“滋味”说钟嵘《诗品》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
钟嵘是中国古代文论家中最早提出以“滋味”论诗的文艺理论批评家。
要做到作品有深厚的“滋味”，钟嵘提出“诗有三义”说，认为要使诗有“滋味”，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好“赋、比、兴”的写作方法。
怎样综合运用“三义”呢？
“三义”中，他又将“兴”放在第一位，并使“三义”综合运用，这就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
并且说：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滋味”的作品。
唐宋金元文论
苏轼的文学思想
1、“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语手；2、“文理自然”与“贵乎枯淡”；3、有意而言与有所为而作；4、“传神”论；5、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6、“不厌空静”
（苏拭的）“传神”论
苏轼从诗与画的共通关系入手，探讨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强调要以典型化的“形”来集中表达出客体之物的生命内涵“神”。
艺术家的天才在于通过“形”的描写表现出内在的“理”，从而达到传神的目的。
他的形、神关系的见解和他对言意关系的见解是相通的。
他追求“意在言外”、“言不尽意”的审美意趣。
苏轼关于诗画要传神的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在这里,苏轼本首“诗画一律”的原则,精辟地阐述了诗画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关系。
绘画过分追求形似,则不能传神;作诗仅仅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也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
诗画都要遗貌取神,抓住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才能达到传神的目的,这就是诗与画共同的本质特点。
他从诗与画的共通关系入手，探讨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强调要以典型化的“形”来集中表达出客体之物的生命内涵“神”。
艺术家的天才在于通过“形”的描写表现出内在的“理”，从而达到传神的目的。
他的形、神关系的见解和他对言意关系的见解是相通的。
他追求“意在言外”、“言不尽意”的审美意趣。
．（严羽的）“妙悟”说
严羽的诗论观点最重要的是“以禅喻诗”，提出“妙悟”说。
他说：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
“妙悟”本是佛教禅宗词汇，本指主体对世间本体“空”的一种把握，《涅盘无名论》说：
“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
”就诗而言，“妙悟即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真觉，一种感悟。
他说：
“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由于“悟有浅深”，各个诗人悟的深浅不同，因而形成各人各派诗歌的审美价值的不同，亦即形成诸家体制的高下之别。
（严羽的）诗有“别材”“别趣”说
宋诗所缺少的正是唐诗那种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往往“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以“妙悟”和“兴趣”为其理论基础，提出了“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批评反对宋诗的这一倾向。
所谓“别材”，就是诗人有体现在“妙悟”上的特别才能，他以韩愈、孟浩然相比较，说明妙悟这样“别材”不同于学力。
韩愈学问高出孟浩然，但严羽却认为其诗远逊于孟，这就是“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的注释，所谓“别趣”，是就诗的审美特征讲的，这里的“趣”便是“兴趣”，便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便是“兴致”，是一种理趣，而不是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1）《论诗三十首》绝句，上继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下开清代王士禛、袁枚等人的同类续作
（2）《诗论三十首》其四说：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这是认为陶诗天然浑朴，铅华落尽，真淳流露，自有自然清新之美
2主要思想
第一、主张写诗必须要有真情实感。
第二、崇尚清新自然之美。
第三、崇尚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陈子昂的兴寄说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
他自己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怀和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主张和见解，是他对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
风骨说，继承了前人的风骨论。
他的风骨内涵，根据他在《修竹篇序》对齐梁诗歌“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批评，应该就是指建安风力。
即是指具有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和精要劲健的语言表达的艺术风格，具有风清骨峻的特点。
亦即是“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可以说正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
司空图的“韵味”说
钟嵘《诗品》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
对于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司空图从鉴赏角度，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就是“韵味”说。
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诗歌要有“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
他的“韵味”说本于钟嵘“滋味”说，但有发展和深化。
第一，司空图比钟嵘更加自觉地把“味”作为论诗的原则和衡量诗歌的标准。
钟嵘说最好的诗是具有隽永味道的作品：
“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而司空图则更为明确地表述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就是说，若是不会或不去辨味，就不配来谈诗。
第二，司空图并没有停留在提出这一醇美的韵味理论，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韵味的具体丰富的内容。
所谓“四外”都是论述意境的特殊性质，笼统说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
司空图“四外”说
“四外”说，包含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和《与极浦书》中“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就是司空图“韵味”说的具体内容，笼统的说，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细分析则可分三组，内涵略有不同：
“韵外之旨”，应该是指有意境的作品有表层文字、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味外之旨”，则应是侧重有意境的作品所具有的启人深思的理趣；而“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则是指有意境的作品在表层描写的形象之外，还能让鉴赏者联想到，但又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
这种情致、理趣、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潜伏着的假存在，要依靠鉴赏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去体会、召唤、再现出来。
例：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自然之境，闲适之情）“宝帘闲挂小银钩”（清空之境，落寞之情）“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粗犷之境，豪放之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雄放之情，乐观之情）
白居易“美刺”观
白居易的“美刺”观主要见于《与元九书》中的“济救人病，裨补时缺”，《寄唐生》中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等诗文中。
白居易的“美刺”更多地强调“刺”，即“讽喻”的一面，要求用诗歌来揭示时政的弊端，而不主张歌功颂德。
在表达方式上，它和《诗大序》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不同，主张激切、直率，不要躲躲闪闪，避重就轻。
他的这些思想，扬弃了儒家文论中保守、消极的内容，将其积极进步的内容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
韩愈“不平则鸣”论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
他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
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
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
欧阳修“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
“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
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
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
一是诗人因穷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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