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复兴增长的思路世界银行报告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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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从不到400美元的老挝，到人均收入达到24000美元的新加坡。
中国的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而越南却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否有所谓的“东亚独有特征”导致了该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呢？
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试图去回答上述问题。
引用最多的可能是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
《东亚奇迹》解释了亚洲表现最好的8个经济体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其大致结论是认为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它们把“最基本的事情弄对了”。
书中还进一步说明，基础政策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政府利用各种形式的干预（不论是系统性措施，还是通过多种渠道）来促进经济发展”。
这本书最后总结到，愿意进行实验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来调整政策是东亚国家取得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么今天这些国家是如何根据90年代以来世界和该地区的深刻变化来调整其政策的呢？
不断变化的经济图景
很显然，2006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图景完全不同于90年代。
现在，东亚地区更加富有，市场规模更大，个人财富更多，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生产、贸易和金融—转向了中国和东北亚。
东亚的地区化进程通过两国或多国间的经济贸易协定获得了快速发展。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一共签署了24项新的协议，还有超过34项的协议正在协商过程之中。
东亚的地区化进程部分起源于1997-1998年的金融和货币危机。
在那个决定性关头，许多政策制定者第一次看到了全球化收益背后所隐藏的风险，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险。
但推动东亚地区化进程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市场化进程。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同时，正是市场带动了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金融和创新的快速发展。
已经成功融入全球经济的东亚国家现在正在努力实现地区一体化，而且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并没有排斥全球一体化。
从很多方面来看，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还要超过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就单个国家而言，东亚国家吸取了经济危机的教训，在继续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
就整体而言，这些国家都试图通过地区一体化来保持其全球竞争力。
尽管许多国家减少了贫困并达到了中等收入的行列，但国际一体化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国内矛盾的激化，如城市贫民聚集、环境恶化、不平等加剧以及更多的腐败现象。
这意味着东亚国家虽然通过全球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保持了经济竞争力，但它们仍然面临着如何通过社会一体化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挑战，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一体化，即在国内层面要维持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
更加富裕的地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
在1990年代，东亚国家新兴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2万亿美元（见图1），现在已经达到了4万亿美元。
如果再加上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这一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9.5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的四分之一。
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
尽管本书的内容涵盖了东亚所有新兴国家，但主要还是针对这一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即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东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地区，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寻找成为富裕国家的发展战略。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收入水平的变化必然意味着增长方式的转变。
研究显示，有两种趋势推动着产业部门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一方面来看，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对产品多样性的需求就会增加，而且许多产品将在国内生产，这将推动产业部门的多元化发展。
从另一方面来看，只有在专业化分工上取得成功，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究竟哪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实证问题。
研究者普遍认为，答案取决于生产中规模经济相对于消费中对多样化的喜爱的程度。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家在早期阶段进行多样化生产，即提高附加值以及就业在整个经济中不断扩展。
拐点出现的具体时间在各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普遍会出现在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阶段。
这时，国家开始进入专业化生产阶段，就业进一步扩大。
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由此可见，如果中等收入国家想要致富，那么它们就必须在某一时点采取有利于专业化发展的新战略。
如果中等收入国家想要走向繁荣，那么它们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
这一观点得到了以下现实经验的佐证：
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
在二十世纪里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出现经济趋同的现象。
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会被挤在夹缝之中，一边是作为竞争对手的低工资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成熟工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
另一边是作为创新者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那些正经历着迅速技术变化的产业领域中具有巨大优势。
这是东亚国家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但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
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轨过程，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迈入了富裕国家的行列，这充分表明，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采取正确的政策，就能够顺利实现这一转轨过程。
从亚洲内部的情况来看，经验显示，所谓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富裕国家在知识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并没有那么明显。
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体仍然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优势，甚至是在相当成熟的产业中也是如此；
而中国和印度知识经济的成功发展经验则说明，在知识经济领域，富裕国家也并不是独家垄断者。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跨越这两种战略模式。
中国正在推动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
在《东亚奇迹》一书中并没有包括中国的故事，因为中国的转轨经验被认为不具有普遍性。
但是，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奇迹，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出口占三分之一。
特别是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为亚洲国家的出口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竞争者。
东亚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重新思考其国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东亚复兴的故事里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
巨大的国土面积，对大陆经济的高度开放以及地区化倾向。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东亚最大的贸易国。
对东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它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国。
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进口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34%，这一比例超过或接近另外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9%）和美国（12%）的三倍。
中国从东亚的进口数量超过其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正是由于中国，东亚的贸易有一半以上发生在区域内部，一体化水平几乎与欧盟处在同一水平。
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东亚的地区贸易是市场推动的，而不是地区主义的产物，更准确的说是地区化的副产品，因为东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开放的经济区域。
东亚国家是多边和单边贸易自由化最有力的推动者，地区贸易协定只是到最近才迅速发展起来。
这与该地区贸易和投资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是真实的经济力量而不是任何政治上的考虑导致东亚走向地区化，更不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全球化的对抗性反应。
东亚地区内部贸易不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零部件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在一个庞大的地区生产网络进行加工组装。
这个生产网络最初形成于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之后，后来由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开始采取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导致这一生产网络急速扩大。
在1990年代，外资厂商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出口份额占到中国和东亚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出口总量的30%至90%。
现在，日本跨国公司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将其8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其他亚洲国家，同时它们从亚洲生产厂商那里进口的产品达到了其进口总量的95%。
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紧密联系成为推动地区主义发展的强大力量。
地区内各国之间的协议保证了地区生产网络不断扩张所要求的市场开放，同时大大降低了零部件产品自由贸易的关税。
地区贸易协议还努力减少了在外国投资、服务贸易和熟练技术工人流动等方面的障碍（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这些都是很难处理的敏感问题），这对于地区生产网络的建立至关重要。
因此，地区贸易协议是多边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自1990年代以来，东亚的经济图景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这一地区的经济规模巨大，收入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
东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开放，地区贸易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东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在不断增长。
东亚先是加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现在又在进行地区一体化。
中国在东亚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制度框架相对而言还不成熟，各种特定安排很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从这一系列复杂问题的管理中能够学到哪些经验呢？
不断变化的知识图景
在现实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东亚在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合作方面，围绕着贸易自由化、早期贸易协议里“纠缠不清，乱成一团”的复杂条款、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以及新的地区金融安排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激烈争论。
同时，政策制定者还要关注在国内需要做出哪些调整以应对一体化和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如城市拥挤、腐败和缺少社会凝聚力等问题。
经济学家对上述许多问题的争论贡献很少，换句话说，他们从东亚的成功中所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他们所教授的东西。
新古典增长模型关于如何取得经济成功的“万灵药方”——宏观经济的稳定、储蓄、开放和教育——似乎无法再为政策讨论提供真知灼见。
对于大部分东亚国家而言（朝鲜和缅甸除外），新古典增长模型提出的基本原则虽然非常重要，但也没有什么更深刻的洞见了。
1990年代以来建立在一系列实证检验基础上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新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更加完善，而且形成了有助于指导实际政策的理论范式。
因此，有必要简单了解这些现代经济理论，这其中包括新国际贸易理论（贸易包括什么？
）、新增长理论（什么使得富裕国家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甚至常常超过贫困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新经济地理理论（增长出现在哪里？
）等等。
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核心：
通过放松规模稳定收益假设并强调规模经济，就能够用更符合现实的方法来解释复杂的市场。
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规模上升后，生产成本将会下降的一种趋势（或者是引入新产品后，产品开发成本下降的趋势）。
规模经济模型建立在新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之上，这一新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即使在存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对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新的理论或许有助于它们采取新的增长战略以应对专业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
图3简单总结了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地理学等新理论的基本原理。
经济增长来源于充分利用了专业化和创新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别表现在由商品贸易、货币流动和观念传播推动的国际一体化进程之中。
国际一体化导致空间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对国内一体化、城市化进程和收入分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管理，那么国际一体化带来的空间和社会变化不仅能够通过生产的集聚效应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而且将为更快的技术信息传播提供动力。
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管理，那么空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可能引发规模经济的负面后果，如拥挤、污染、社会动荡以及腐败，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投资与增长的资源潜力。
规模经济在东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形成规模经济的原因之一是产品市场。
产量的增加（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会带来效率收益。
大生产商能够降低宣传、营销和产品开发等单位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由此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
当公司相邻集聚时，它们不仅能够创造出专业化水平更高的中间产品市场，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积聚效应）。
形成规模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
大城市里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机会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训以适应市场需求，而且他们也更容易了解同类企业的相关信息。
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东亚地区发挥着作用。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南方小城东莞。
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年均25%的增长率，经济总量是1980年的144倍，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效应，并且通过采取良好的公共政策避免了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国际贸易理论
新国际贸易理论最初是要解释为什么贸易更多发生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收入水平和要素禀赋差异很大的国家之间。
这一现象在东亚地区越来越明显，因为该地区的大部分贸易都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之间。
新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产品专业化日益发展的过程中，规模经济作为一个附加因素决定着出口什么和进口什么。
经济学家认为贸易越来越不仅依赖于要素禀赋差异（传统比较优势），而且越来越依赖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现代竞争优势）。
新国际贸易理论提出的贸易与新技术和产品多样化紧密相关的观点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修正，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贸易主要反映了要素禀赋的差异。
这一新理论对行业内部之间的贸易做出了解释，因为在同一行业（按照较为宽泛的定义）内部也存在细微的产品差异，但是这些产品是在不同国家里制造的，因此，它们就会进行贸易。
新国际贸易理论还解释了中间产品贸易，其原因在于中间产品越来越多于最终产品，而产品的日益多样化恰恰出现在中间产品生产阶段。
由于规模经济效应，贸易导致潜在的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利用。
更多的贸易机会鼓励了生产的专业化。
同时，专业化生产者会进行更多的创新，创新又会推动贸易的进一步扩张。
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洞见之一就是贸易涉及新产品或者多样化产品的交易，因此，贸易取决于新产品的引入速度。
如果制造新产品的能力依赖于现有的产品多样化程度，那么就会出现技术扩散，从而推动贸易和增长。
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首先认识到，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很少涉及到企业家。
企业家创造新的思想、技术、市场和商业模式。
为此，企业家应该获得回报。
但完全竞争和稳定规模收益的假设条件下，企业家的回报不见了，因此，也就没有了企业家的行为激励。
为了避开这一尴尬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必须假设有一个技术增长速度的外生变量。
这意味着新古典经济模型无法讨论引领长期增长的“先锋经济”，而仅仅强调新的资本积累如何使得发展中国家达到高收入水平。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教育和投资可以带来增长。
新增长理论通过引入了企业家获得部分经济回报这一变量来解释在真实的经济世界里创新是如何发生的。
这一理论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60%的出口增长是来源于新产品，而不在于更大规模地生产同一商品？
新增长理论首先将用于创新的资源数量与新思想的产出联系起来，然后再研究新思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同的模型强调了这些关键联系的不同侧面。
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创新需要努力，思想对于各类产品和要素的影响不同，同时又能够被许多人运用。
即使在生产产品时思想不能免费使用（例如，由于专利或版权的原因），但可以免费且广泛地使用已有思想去创造新的观念。
在任何情况下，社会所积累的知识（可用思想的存量）可以无限增长。
与之相反，仅仅依赖于人力和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则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思想推动经济增长这一观点与学习和技术密切相关，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个模型就强调了教育对于吸收新思想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新思想的增长速度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国家就能够避免投资收益递减，而通过资本积累继续保持经济增长。
后来的模型通过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加以区分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这些模型将新思想区分创新和模仿两种类型，后者主要指技术跟进和基础教育，而前者则需要更高层次的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
是什么促使公司进行创新以及对获得新技术进行投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分“前沿公司”和“后进公司”。
由于前沿公司在商业上是最成功的，因此它们从中可以获得经济租金。
前沿公司很少有动力进行创新，除非意识到潜在竞争者正在蚕食它们的市场份额。
竞争、贸易开放以及放松管制等有利于新进入者的政策将激励前沿公司进行创新，这样才能保证它们继续处于“前沿”。
后进公司则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激励。
如果后进公司能够通过创新接近前沿公司的技术水平并由此获得额外利润，那么它们就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创新。
但如果它们非常落后，获得额外利润可能性很小，那么即使这些公司的现有地位已经受到新进入者的威胁，它们仍然可能仅仅采取加强竞争的方式而不进行任何创新。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进入者也会对增长产生正面效应，因为新进入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效率。
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案例支持了这些模型的部分预测结果。
这实际上意味着诸如新的竞争政策、放松执照管制、贸易自由化、进入和退出战略以及教育普及等结构性改革会对竞争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影响公司是进行创新还是进行模仿。
此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表明上述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取决于公司状况和行业特征。
但是，激烈的竞争对模仿行为影响不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来促进现有技术的运用和引进。
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公司对所在地的选择。
在地理模型中，公司倾向于将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获得公司层次上的规模经济。
同时，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公司会尽量靠近客户和供应商。
当市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市场就会将其他公司吸引到同一个集中地，形成“积聚效应”或者是地理结合带优势。
积聚使新公司更容易进入，竞争更加激烈。
但是，积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所谓的“灰尘、犯罪和时间浪费”。
由于中心城市污染加重、违法案件上升以及拥挤加剧，因而会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和成长。
一般而言，城市的数目和功能主要取决于各种很难加以模型化的特有因素。
比较清楚的是，港口和交通枢纽往往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一旦确立之后，这些城市会不断扩大。
运输成本在决定城市规模及特点方面仍然相当重要。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公司集中所产生的经济积聚效应，以及城市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
规模经济对于中间产品的生产具有特殊意义，中间产品制造企业愿意和最终产品的生产企业同处一地，这样就会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吸引更多的公司落户这一城市。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历史非常重要。
一个国家如果已经拥有大量的制造行业，这意味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潜在进入机会，供应商更愿意落户到这个国家，这样，初始优势就会不断加强。
但模型研究人员发现有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在不同国家之间无法像在一国之内那样自由流动，因此，成本结构会促进公司从高工资的地区或国家转移到低工资的地区或国家。
公司的运输成本越低，它们越不会集中在富裕国家或富裕城市。
这是最初解释东亚地区产地迁移的经济模型的核心观点，后来被形象地比喻为飞雁模式。
根据这一模型，一个领先的经济体（日本）开发了新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但它会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成熟产业会转移到相对落后的经济地区，而领先经济体则集中发展更为高级和复杂的产业。
这一模型曾被用来解释东亚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发展，它们都逐步获得了日本60年代的成熟产业。
飞雁模式的缺陷之一是它集中强调了产业之间的产地转移和相互贸易，而没有解释产业内部的贸易活动。
同时，这一模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产业（如服装和纺织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的速度很快，而其他产业（如汽车产业）却相对较慢。
这种劳动成本决定论意味着一个经济体会很自然地沿着事先确定的同一轨迹发展，但这只能产生赶超，而不是取代，因此，其中的政策含义非常有限。
与此相比，新经济地理学带有更少的决定论色彩。
这类模型的特点之一是多重均衡，即初试条件的微小变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历史和运气在公司选择落户于哪个城市和国家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现有的经济规模没有被充分利用，那么公司所落户的地区将一直拥有竞争优势，并且会让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如此关心国家竞争力了。
分配效应
围绕规模经济建立起来的新理论并没有直接涉及收入分配问题。
模型中的公式通常是以一个典型的代理人为中心，没有包括经济体中公司之间以及工人之间的差异。
最近的研究才开始强调这个方面的问题。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受到规模经济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利用规模经济等因素的重大影响。
分析分配效应的核心是规模经济会产生经济租金，经济租金是指高于和超过需要支付给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后所剩余的部分。
这一经济剩余将鼓励企业家进行创新，也有可能成为征税的来源，在不产生扭曲的情况下，这一部分税收将用于提供公共产品。
与此类似，税收可以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投资资金，从而有利于充分利用积聚效应。
不管如何使用，经济租金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它是利用规模经济实现可持续快速增长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但收入效应也不都是正面的。
规模经济可能会在经济体的某些部分存在，而在其他部分则很可能没有规模经济。
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最有可能在制造业领域和城市地区出现，而在农业和农村地区就很难形成。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就解释了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工资方面的持久差别。
相对于非技术工人而言，规模经济会给技术工人带来更多的收入，特别是那些在创新或模仿过程中掌握着熟练技术的工人，因为当公司面临不完全竞争的时候，模仿或创新会在一定时期内带来超额利润。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比较开放和发展迅速的经济体中，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
由于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空间和社会变化正是本报告的核心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新进入者的执照发放、退出政策、贸易自由化以及竞争政策都会对公司能够从创新活动中获取多少经济剩余产生影响。
如果公司能够获取这部分剩余，那么它们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影响政府政策。
经济租金会产生寻租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探讨的分配效应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的收入分配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在新古典模型中，国际贸易取决于要素禀赋。
相对贫穷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将得到提高。
这类模型成功地解释了东亚地区的一般增长经验，而且仍然是该地区贫穷国家能够实现发展的最好解释。
但是，新古典经济模型无法为今天东亚地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分配效应提供真知灼见。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预测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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