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近代历史名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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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近代历史名人

酒泉近代历史名人

（二）

一鲁迅赞扬的教育家—胡文炳

前清时期,酒泉地区有一位博学多识、志洁行廉、饮誉教坛、献身桑梓的著名学者、教育家,他就是出生在肃州王子庄（今金塔）官坝村的胡文炳。

由于他在自己著作中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大胆批判,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

　　胡文炳少年时代由于家境窘迫，父亲只身一人在新疆奇台教书度日，使他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直到十四岁时父亲才返家对他进行启蒙教育。

不幸两年后父亲病逝,他只有靠刻苦自学，钻研四书五经。

三年后即考中生员。

从此后,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边教私塾，边赴乡试，虽然屡试不中，但他博览群书，学业大进。

1849年他考中道光已酉科举人，后又三次赴北京会试，同治元年（1862年）以大挑一等资格，分发湖南，先后任湘乡、汇同知县。

在任数年，政绩卓著。

但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胡文炳生性耿直,不善阿谀,因而终遭诬陷,被革职归乡。

　　胡文炳在酒泉从教期间，被地方长官聘请为山长（教育督导）,先后主讲肃州的柳堤、金泉、酒泉书院，安西州的玉门书院。

针对边远地区文教落后,教材、师资馈乏，陈规陋习根深蒂固的现实，他革故鼎新，致力改革，采取措施，培养教师，编写教材，分课讲授，因材施教，德智并重，品学兼顾。

他执教之处，别开生面，教风大振，吸引临县学子，纷纷投其门下，奉他为泰斗。

花费十六年时间为酒泉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

　　他编写的《二百卅孝图》，揭露了封建道学家，提倡愚孝的残酷性，批判和剔除了诸如“郭巨埋儿”、“割股剖肝，庐墓改毁，一死殉节”等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认为这些作法“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训”。

　　他的大胆批判精神，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首肯。

鲁迅先生在《朝华夕拾·后记》中这样评述：

“……如光绪已卯（公元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在我还未曾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

这位肃州胡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

”

二肃州海关的第一任税务官—林铺臣。

一八八二年《中俄伊犁条约》中规定“并准俄商前往肃州［即嘉峪关］贸易，货帮至关而止，应得利益照天津一律办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150页》）从此肃州开始设立海关，海关关址设在肃州北城门外。

第一任税务官，就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推荐的比利时人斯普林格尔德，他的中国名字叫林铺臣。

　　保罗·斯普林格尔德（Balu·Splingaerd），1842年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区的农村，他出身微贱，20岁时他到布鲁塞尔服兵役，23岁时（1865年8月）以仆人身份随四位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先在内蒙古崇礼县西弯子落脚（现为河北省管辖），他当时只是一名助手，主要任务是干零活、做劳务、搞联络、采购物品以及打杂等。

因为他常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所以汉语进步很快，讲得很好。

1868年（26岁时），他离开崇礼到北京谋生，在德国公使馆任警察。

此时，他对中国语言文化进行了深入学习。

因工作关系来往于京津，结识了一些外国朋友，其中包括著名的地质学家德国人李希霍芬（他就是首先把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交通要道命名为“丝绸之路”的学者）。

后来他受顾于这位地质学家；利用协助李希霍芬找矿、担任翻译和助手的机会,深入中国的北方地区,走遍了当时中国18个省中的11个，找到了一些矿藏，特别是煤矿。

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风俗人情,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通。

李希霍芬很喜欢他,并把他推荐给欧洲商行。

　　在他30岁时（1872年），以欧洲商行代理人的身份，从上海来到张家口购买羊毛，驼毛、绵羊皮等物品卖给英商怡和洋行，再将茶叶、食糖、面粉、棉织品等物品卖给张家口。

斯普林格尔德在内蒙古购买过几年皮毛,卖过几年棉织品,在这段经商经历中,他因公正诚信，声誉颇佳。

　　1873年1月，年近31岁的斯普林格尔德在张家口和一位信教的中国姑娘结婚，他们共同生活了33年，生有3男9女。

由于生意很好，便于1875年在呼和浩特市又开了第二家皮货商店。

全家也从张家口搬到了呼和浩特。

他们在这里住了不到7年因生意萧条，不愿意再干下去。

　　1882年中俄伊犁条约规定设嘉峪关（肃州）海关，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当时对德国地质学家找矿非常感兴趣，经常阅读李希霍芬发表在《华北先锋》刊物上的文章，并且由此了解到了斯普林格尔德，知道了他的经历和能力；还想顺便让斯普林格尔德在甘肃境内勘探一下矿藏；因为德国地质学家未曾去过那里。

所以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选定了这位比利时人，作为朝廷命官担任第一任肃州的税务官。

　　斯普林格尔德从1882年到1896年，在肃州共居住了14年。

他的海关衙门就设在肃州北城门口。

由于他是朝廷命官，所以享受正式待遇；不仅衙门宽敞舒适，而且配备了许多房屋供家属使用。

据载，他不仅是税务官，还是司法、公共事务、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清政府代表；因而他又被授权在肃州审理汉人，蒙古人和土耳其语系民族之间的诉讼，由于他断案公正，不徇私情，不仅得朝廷和洋人的赏识，而且在肃州人民中口碑较好。

更有趣的是他还兼管“种痘局”，在当时天花流行的中国，人们把这项西方医疗技术看得很了不起，加之斯普林格尔德早年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会作简单外科手术，他自然成了肃州城中声望很高的外科医生。

在他的衙门里就设了一个药铺和一处诊所，他的妻子和女儿就承担护士工作。

在这里就诊的不仅有当地官员及其家属，而且更多的是士兵、农民和商人。

据说，有一次，天降大雨，北大河河水猛涨，有两位老百姓被困在河中的小岛上，他分两次骑马，在汹涌的洪水中，将两人分别救到河岸上，受到岸上观看此事的群众的欢呼赞颂。

在肃州人眼中他是一位仁爱勤政的朝廷命官,他在肃州居官期间,居民赠送给他表彰官吏的盖伞和用绫罗绸缎做的一些绦带，这些赠品上还写上表彰他的谥美之辞，他的后代现在还保存有这些赠品的照片。

他的这些出生在中国的儿女，只会说中国话，几乎不懂法语，他的儿女们简直是纯粹的肃州青年，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她们的籍贯在外国。

　　肃州位于长城之内，是甘肃最西部的一个重要城市，因此来自新疆甚至于中亚地区的贩运日用商品的商人，均要在肃州交纳税款,因而让斯普林格尔德担任税务长官。

以甘肃总督为首的省政权,非常器重斯普林格尔德忠于职守和廉洁奉公精神，在税收困难的情况下，他的税务局能够收入大量现金。

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比利时人，在这遥远的西部城市，能够长时间担任这个职务的缘由。

因为从内地派来的中国官员,很少有长期留到此地的,最长时间也不过三到五年。

据刘兴义《民国酒泉县志》（油印稿）称：

1892年酒泉天主教堂的创立者是比利时人林神甫。

这无疑当然是斯普林格尔德。

　　由于肃州地处丝路要津，许多欧州探险家、传教士都受到热情好客的斯普林格尔德宽待。

如俄国探险家奥布鲁切夫兄弟都是他的客人；他带他们参观鼓楼、学校、牢房以及新建的地方等；设中国宴席招待客人；他有时和和客人一起参观嘉峪关等名胜古迹。

　　1894年春天，他被派往新疆的乌鲁木齐工作，后又被李鸿章派到唐山附近的开平煤矿工作。

大约在此期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1865年—1909年在位）想打开比利时在甘肃的大门，很器重这位曾做过清朝朝廷命官的比利时人。

曾请他参加过修建京汉铁路的谈判。

因为在此之前，比利时工程师在上海的谈判失败了，想让他挽回，他终于在1898年6月28日签订修订合同。

　　1905年53岁的斯普林格尔德。

从新疆处理完教案后，回到甘肃兰州，陕甘总督升允，想请他设法恢复早在1883年就关闭了的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厂。

同时，林辅臣呈报陕甘总督，建议设立“甘肃制造油烛糖酒公司”，开采玉门石油，制造洋蜡、洋胰子，并种植糖萝卜、用葡萄造糖、造酒。

甘肃当局即批准成立公司，并聘林辅臣为公司总办，由其先行赴比利时招雇工匠、购置机器。

其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在比利时奔波4个月后，返回甘肃，途中在上海由于病情严重，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但他为了把三位比利时工程师送到甘肃，坚持赶路时，不幸在病故于西安的一家教会医院。

　　林辅臣的大儿子林阿德继承父志，将其父雇就的五金化学矿师贺尔慈、纺绩织造师穆赉、路矿工程师戴世拨等人及购置的机器，亲自送到甘肃，并把自己的家从北京迁到兰州，开始试办矿务、织呢、制造等。

具体开办的企业有：

甘肃织呢局、甘肃官铁厂、甘肃官金铜厂、甘肃洋蜡胰子厂等，还参与了技术人才的培训。

林阿德还在当时的兰州法政学堂担任外语教师。

他的几个儿子，女儿多数留在中国，参与洋务活动，目前林氏家族在比利时很有名望，出版了《林辅臣传》，

2005年10月初，林阿德的孙子辈（据说现在这辈人，共20多，人分布欧美各地）美籍比利时人安妮、澳大利亚籍比利时人弗兰克、加拿大籍比利时人安吉娜等一行三人来到兰州、酒泉，寻亲友访故地，受到省、市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

三参加公车上书的酒泉举人—阎毓善

　　１８９４年至１８９５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李鸿章的投降政策，终于战败了。

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的马关和日本国代表伊藤博文，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在条约中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外，还要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并把宝岛台湾割给日本。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这年春天，正是清政府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时期。

来自各省的举人群情激奋，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１８省举人１３００多名，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的序幕。

　　在这次“公车上书”中，签名的甘肃举人共有６１名，按人数计算，居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西，贵州、广东、四川诸省。

当时的酒泉举人阎毓善即是其中一人。

阎毓善，（１８７２－１９３３年），字庆皆，别名庆阶，酒泉红山人。

远祖系山西五台籍，移民到肃州，祖父曾任教谕，辛勤课士，颇有声望。

光绪初，陕甘总督左宗棠驻镇肃州。

指挥大军，讨伐阿古柏分裂祖国的割据政权。

毓善激于爱国热情，率先捐资，并向肃州各界宣传，收复新疆的重要意义，动员绅民踊跃捐资，为左军西征增添一份力量。

左宗棠遂题赠“捐资助饷，异常出力”奖状，予以褒扬。

　　阎毓善自幼聪明，领悟力强。

四岁时祖父带他骑马郊游，时和风蕙畅，白杨摇曳，好雨如丝。

祖父趁兴用“风摇树”示对，恰好经过刚割浆的罂粟地，毓善随口用“雨淋浆”应对。

不仅遣词工整，平仄合辙，而且即兴道来。

祖父认为孺子可教，便将这个聪颖的长孙携往任所（教馆），悉心培养。

阎毓善的父亲及叔叔，都读经业儒，两人均勤俭治家，治学严谨，为人宽厚，廉洁奉公，声誉远及城乡，对阎毓善的成长，影响颇深。

　　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毓善在兰州考中甲午科举人，次年赴北京会试，正值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定，激于爱国，他果断地参加了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在请愿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甘肃武威举人李于锴，又起草《请废马关条约》呈文，联合七十六位甘肃举人领衔署名，阎毓善也是署名者之一。

呈文提出反对赔款，反对割地，反对日本在中国建厂等建议，呈文正准备提交时，听到《马关条约》已经批准的消息，只好搁置下来。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阎毓善应黑龙江巡抚周绍朴函邀，入巡抚幕任秘书，后又兼办《黑龙江官报》，以及署理兰西县事、巴彦州知州，在任期间，勤政廉洁，大办实业，兴文教，办新式学堂，政绩卓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毓善积极响应，并著文宣传，1912年7月，他辞职到北京，任参议院议员。

与张炳麟、蔡元培等革命元老诗酒往还颇多。

由于他办实业的政绩卓著，曾获得北洋政府颁发的景泰蓝质嘉禾勋章一枚。

　　后来北洋政府拟任他为甘肃实业厅长，旋改派为新疆实业厅长，１９１８年赴任。

后又任建设厅厅长；在任期间颇多建树，口碑甚佳。

１９３３年病逝，由其后人归葬酒泉红山故土。

（见《酒泉文史》第六辑）

　　四肃州名儒郭维城事迹

　　郭维城，字仕宗，号修斋老人，生于清乾隆末年1796年，卒于光绪四年1878年。

肃州东乡（今三墩乡三墩村）人。

维城一生刻苦好学，道光元年1821年考中辛已科文举人，他赋性敏悟怡静，待人宽和。

孝敬双亲，必尽其力。

因罹中年丧妻之苦，往往亲自操持家务，毫无倦歇之意，曾任陕西泾阳县儒学教诠，甘肃兰皋县教谕，后任甘肃兰州府教授。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截取知县，曾诰封奉政大夫，后又晋封通议大夫，官至三品，其妻苗氏亦诰封淑人（五品）。

　　维城一生正直清廉，热心教育，治学严谨。

每读一书，必亲手圈点、批注。

有些书，还以正楷抄写。

例如其家曾藏《诗经》手抄本，即其亲手抄写（已散失），书法工整秀丽，常教育后生子弟写字，务必正楷，不得潦草，他七十三岁时，还精研狂草，并在《怀素自叙贴》后，用颜（真卿）体楷书写出译文，考证出怀素在此贴中漏写“渔”字和“滞”字，足见其严谨若此。

　　维城一生，勤于学术，利用工余课暇，从事研究，著有《读左劝徵录》、《州志备采录》各十二卷，《读史碎金》等。

在郭氏祖坟《郭氏神道碑》文中，还有他在该书自卒中的一段话：

“余一生有九福，七入长安，三放都门（北京），一福也，生有九子，无一夭亡，二福也；九子中，中举四名，三福也；一生仆一教职（教育事业），四福也；购置薄田数十亩，五福也……”简述了他的生平及家庭状况。

　　维城为人平和，待己从严，睦待邻里，常为邻友乡亲，书联写匾，其书法作品，散布在外者甚多。

七十五岁致仕，后又主讲金泉书院。

同治四年，州城失陷，他单骑避难天仓，后又到坤都伦湖（今额旗一带），将沿途所见所闻，人民所遭苦难一一记录。

作《避难日记》数十则，可惜，他的一些著作和所藏许多善本图书，后来均付之一炬。

　　维城教育后人方法得体，使之耳闻目染，以明心志，影响子孙。

如在其府第大门，历年撰写对联多幅。

其一联云：

“有书声、有鸡声、有婴儿声，方算人家；无富气、无贵气、无寒酸气，斯为通平。

”其二：

“明而动，晦而休，豚贾（经商）者须体服田者之苦；三更火，五更鸡，劳力者当思劳心者之艰。

”反映了他对劳力者、劳心者的态度。

其三：

“世世书香，孝友一堂承祖训，重重科第，清白两字振家风；”表达了他为人，交友、治家、教子的宗旨。

　　他晚年归乡后，为鼓励乡里民众热爱本土，安心务农，曾为乡民聚会处的石金沟庙（今三墩乡双桥二队），撰写对联一幅：

“休嫌尽石田，天心自随人心转；此地生金水，福力还从劳力来。

”该地本名石头沟，土地贫瘠，由此时起，遂改名“金石沟”流传至今。

　　维城晚年生活，极为简朴。

他虽居官多年始终不忘农本。

平素身着兰棉布长袍，出入步行。

清晨早起，在庄前庄后，田园官道，拾粪积肥，不怕脏累。

光绪四年（1878年）寿终正寝于三墩双桥村自家堂屋内。

享年八十二岁，其府门大第上有甘肃学郑XX颁赠的匾额一块，上书“明经进士”四字，是为其赠谥之美衔。

　　郭维城父子老少十个生员，皆重文学，从事教育，从咸丰到同治年间，非但酒泉东乡显赫一时，即在甘肃也是有名的文墨之家，昔时在肃州东大桥两旁立有郭氏功德群碑。

三墩庙东西两旁大道上立有高大的郭氏阡表。

在其祖坟有墓志铭，神道碑，石人，石羊等。

现均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