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正论原文及译文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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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正论原文及译文doc
《荀子》正论原文及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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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论
作者:
荀况
世俗之为说者曰:
“主道利周。
”
是不然。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
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
若是,则与无上同也!
不祥莫大焉。
故上者、下之本也。
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
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
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
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
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
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
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
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
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
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
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
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
传曰:
“恶之者众则危。
”书曰:
“克明明德。
”诗曰:
“明明在下。
”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世俗之为说者曰:
“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
”
是不然。
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
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
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
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
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
圣王没,有埶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
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
能用天下之谓王。
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
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
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
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
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弒,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
以天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
然则以汤武为弒,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之耳。
故天子唯其人。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
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
故非圣人莫之能王。
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
桀纣者、其志虑至险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
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僇,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
故至贤畴四海,汤武是也;至罢不能容妻子,桀纣是也。
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
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
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
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
是何也?
曰:
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
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
墨黥,慅婴,共、艾毕,剕、枲屦,杀、赭衣而不纯。
治古如是。
”
是不然。
以为治邪?
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
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
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
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
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
治古不然。
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
一物失称,乱之端也。
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
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
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
书曰:
“刑罚世轻世重。
”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汤武不善禁令。
”曰:
“是何也?
”曰:
“楚越不受制。
”
是不然。
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
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
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
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
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
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
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
是规磨之说也。
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
语曰:
“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智,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
”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尧舜擅让。
”
是不然。
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
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
夫有恶擅天下矣。
曰:
“死而擅之。
”
是又不然。
圣王在上,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
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
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
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
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
唯其徙朝改制为难。
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
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
“老衰而擅。
”
是又不然。
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
曰:
“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
”
是又畏事者之议也。
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
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伐皋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余人,侍西房;居则设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以养耳,三公奉軶、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夹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
居如大神,动如天帝。
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
不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
故曰:
诸侯有老,天子无老。
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
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尧舜不能教化。
”是何也?
曰:
“朱象不化。
”
是不然也:
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
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
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
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
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
夫是之谓嵬说。
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微;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
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
何世而无嵬?
何时而无琐?
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
故作者不祥,学者受其殃,非者有庆。
诗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此之谓也。
世俗之为说者曰:
“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
”
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
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则以重有余也。
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
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
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
故孔子曰:
“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
”虽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人犹莫之抇也。
是何故也?
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
夫乱今然后反是。
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
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
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
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餧羸瘠于下。
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
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
若是则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
虽此裸而薶之,犹且必抇也,安得葬薶哉!
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夫曰:
太古薄背,故不抇也;乱今厚葬,故抇也。
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
夫是之谓大奸。
传曰:
“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
”此之谓也。
子宋子曰:
“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
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于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
”
应之曰:
然则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
曰:
“恶而不辱也。
”
曰:
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
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
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
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
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
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
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
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
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
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
金舌弊口,犹将无益也。
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
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而退耳!
说莫病是矣。
子宋子曰:
“见侮不辱。
”
应之曰:
凡议必先立隆正,然后可也。
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所闻曰:
“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
”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
而圣王之分,荣辱是也。
是有两端矣。
有义荣者,有埶荣者;有义辱者,有埶辱者。
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
爵列尊,贡禄厚,形埶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荣。
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
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借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辱。
是荣辱之两端也。
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埶荣,而不可以有义荣。
有埶辱无害为尧,有埶荣无害为桀。
义荣埶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埶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
是荣辱之分也。
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万世不能易也。
今子宋子则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
譬之,是犹以砖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顷矣。
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
子宋子曰:
“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
”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
应之曰:
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
曰:
“人之情,欲是已。
”
曰:
若是,则说必不行矣。
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
古之人为之不然。
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
是百王之所同也。
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
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欲者罚邪?
乱莫大焉。
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
译文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
“君主的统治措施以周密隐蔽为有利。
”这种说法不对。
君主,好比是民众的领唱;帝王,好比是臣下的标杆。
那臣民们将听着领唱来应和,看着标杆来行动。
领唱沉默,那么民众就无从应和;标杆隐蔽,那么臣下就无从行动。
臣民不应和、不行动,那么君主和臣民就无法相亲善了。
像这样,那就和没有君主一样,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所以君主,是臣民的根基。
君主公开明朗,那么臣民就能治理好了;君主端正诚实,那么臣民就老实忠厚了;君主公正无私,那么臣民就坦荡正直了。
臣民治理得好就容易统一,老实忠厚就容易役使,坦荡正直就容易了解。
臣民容易统一,国家就会强盛;臣民容易役使,君主就能建立功业;臣民容易了解,君主就会明白清楚。
这是安定得以产生的缘由。
君主隐蔽不露,那么臣民就疑惑迷乱了;君主阴暗险恶,那么臣民就虚伪欺诈了;君主偏私不公正,那么臣民就紧密勾结了。
臣民疑惑迷乱就难以统一,虚伪欺诈就难以役使,紧密勾结就难以了解。
臣民难以统一,那么国家就不会强盛;臣民难以役使,那么君主就不能建立功业;臣民难以了解,那么君主就不清楚。
这是祸乱产生的根源。
所以君主的统治措施以明朗为有利而以阴暗为不利,以公开为有利而以隐蔽为不利。
君主的统治措施公开明朗,那么臣民就安逸;君主的统治措施阴暗不明,那么臣民就危险。
臣民安逸,就会尊重君主;臣民危险,就会鄙视君主。
君主的措施容易被了解,那么臣民就亲爱君主了;君主的措施难以被了解,那么臣民就害怕君主了。
臣民亲爱君主,那么君主就安逸;臣民害怕君主,那么君主就危险。
所以君主的统治措施没有比难以被了解更坏的了,没有比使臣民害怕自己更危险的了。
古书上说:
“憎恨他的人众多,他就危险了。
”《尚书》说:
“能够彰明贤明的德行。
”《诗》云:
“彰明美德在天下。
”古代的圣王也彰明自己,难道只是使自己幽深难知就算了吗?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
“夏桀、商纣拥有天下,商汤、周武王把它篡夺了。
”这种说法不对。
认为夏桀、商纣曾经有过统治天下的势位,那是对的;认为他们亲自占有过统治天下的势位,那就不对了;以为天下都掌握在夏桀、商纣手中,那也是不对的。
古代天子有上千个官吏,诸侯有上百个官吏。
依靠这上千个官吏,政令能推行到中原各诸侯国,就可称作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依靠这上百个官吏,政令能推行到国境之内,国家即使不安定,还不致于被废黜撤换垮台灭亡,就可称作为诸侯国的国君。
圣明帝王的子孙,是拥有天下的后代,是权势的占有者,是天下人所尊崇的帝王之家,但是如果没有才能又不公正,内则百姓怨恨他,外则诸侯背叛他,近处是境内不统一,远处是诸侯不听从,政令不能在境内实行,甚而至于诸侯侵略分割他,攻打讨伐他;像这样,那么他即使还没有灭亡,我也要说他已经失去天下了。
圣明的帝王死了,那些拥有权势的后代没有德才,不能够用来掌握天下,天下等于没有了君主。
诸侯中如果有人能够德行贤明威信崇高,那么天下的人民就无不愿意得到他让他做自己的君长;然而暴君统治的国家偏偏奢侈放纵,怎么能杀掉暴君呢,一定不伤害没有罪过的民众,那么杀掉暴虐之国的君主就像杀掉一个孤独无依的人一样。
像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使用天下人民了。
能够使用天下人民的就叫做帝王。
商汤、周武王并不是夺取天下,而是遵行那正确的政治原则,奉行那合宜的道义,兴办天下人的共同福利,除去天下人的共同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
夏桀、商纣并不是丢了天下,而是违背了夏禹、商汤的德行,扰乱了礼义的名分,干出了禽兽般的行为,不断行凶,无恶不作,因而天下人抛弃了他们。
天下人归顺他就叫做称王,天下人抛弃他就叫做灭亡。
所以夏桀、商纣王并没有拥有天下,而商汤、周武王并没有杀掉君主,从这个角度就能证明它。
商汤、周武王,是人民的父母;夏桀、商纣王,是人民的仇敌。
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把夏桀、商纣王当作君主,而认为商汤、周武王是杀君,这样的话,那就是在谴责人民的父母,而把人民的仇敌当作君长,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如果认为天下归附的人才是君主,那么天下人从来没有归附过夏桀、商纣王,这样的话,那么认为商汤、周武王是杀君,就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过的说法了,这只不过是在毁谤他们罢了!
所以天子一定要有理想的人选来担任。
治理天下,那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不是最强劲有力的人是不能够担负它的;那范围是极其广大的,不是最明辨的人是不能够分辨它的;那人民是极其众多的,不是最英明的人是不能够协调他们的。
这三个最,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具备,所以不是圣人就没有谁能称王天下。
圣人,是道德完备、十全十美的人,他就像挂在天下的一杆秤。
夏桀、商纣王,他们的谋虑极其险恶,他们的思想极其愚昧,他们的行为极其昏乱。
亲近的人疏远他们,贤能的人鄙视他们,人民怨恨他们,他们虽然是夏禹、商汤的后代却得不到一个人的帮助。
商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囚禁箕子,结果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最可耻的人,后世说到坏人,就一定要拿他作例证。
这就是他们不能保住妻子儿女的道理。
所以极有德才的人能囊括天下,商汤、周武王就是;极无德才的人不能庇护妻子儿女,夏桀、商纣就是。
现在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认为夏桀、商纣王拥有了天下而把商汤、周武王作为他们的臣子,难道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
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驼背的巫婆、瘸了腿的残疾人狂妄地自以为有见解一样。
所以可以有夺取别人国家的事,却不可能有夺取别人天下的事;可以有窃取国家政权的事,却不可能有窃取天下统治权的事。
夺取政权的人可能拥有一个国家,却不可能拥有整个天下;窃取政权可以得到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得到整个天下。
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说:
国家是个小器具,可以让德才低劣的小人占有,可以依靠歪门邪道来取得,可以凭借较小的力量来维持;天下是个大器具,不可能让德才低劣的小人占有,不可能依靠歪门邪道来取得,不可能凭借较小的力量来维护。
国家,小人可以拥有它,但是不一定就不灭亡;天下,是极其庞大的,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占有它。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
“治理得很好的古代社会没有肉刑,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
用黑墨画脸来代替脸上刺字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用系上草制的帽带来代替;阉割生殖器的宫刑,用割去衣服前的蔽膝来代替;砍掉脚的剕刑,用穿麻鞋来代替;杀头的死刑,用穿上红褐色的衣服而不做衣领来代替。
治理得很好的古代社会就像这样。
”这种说法不对。
以为当时已经治理好了么?
那么当时的人根本就没有谁再会犯罪了,那就不但用不着肉刑,而且也用不着象征性的刑罚了。
以为当时的人有的还是犯罪了而只是减轻他们的刑罚么?
这样的话,那就是杀人的不会被处死,伤人的不会被惩罚。
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平常人就不知道憎恨犯罪了,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大凡惩罚人的根本目的,是禁止暴行、反对作恶,而且防范那未来。
杀人的不被处死,而伤害人的不受刑罚,这叫做优惠暴徒而宽恕强盗,不是反对作恶。
所以象征性的刑罚恐怕并非产生于治理得很好的古代,而都是产生于混乱的现代。
治理得好的古代并不是这样的。
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一种回报,与行为的类别相应的。
一件事情赏罚失当,那就是祸乱的开端。
德行和地位不相称,能力和官职不相称,奖赏和功劳不相当,刑罚和罪过不相当,不吉利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王朝,惩罚商纣王,砍下了他的头,把它挂在大红旗的飘带上。
这征伐暴君惩治元凶,是政治上的丰功伟绩。
杀人的被处死,伤人的被惩罚,这是历代帝王所相同的,没有人知道它是从什么时代传下来的。
刑罚和罪行相当,社会才能治理好;刑罚和罪行不相当,社会就会混乱。
所以社会治理得好,刑罚就重;社会混乱,刑罚才轻。
因为在治理得好的时代犯的罪,本来就重;在混乱的时代犯的罪,本来就轻。
《尚书》上说:
“刑罚有的时代轻、有的时代重。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
“商汤、周武王不能实施禁令。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
他们说:
“因为楚国、越国不受他们的制约。
”这种说法不对。
商汤、周武王,是普天下最善于实施禁令的人。
商汤居住在亳邑,周武王居住在鄗京,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地方,但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子,凡交通能到达的地方,人们无不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为什么楚国、越国偏偏不受他们的制约呢?
那些王者的制度,根据各地的情形来制造器械用具,衡量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等级差别,哪里一定要整齐划一呢?
所以鲁国人用碗,卫国人用盂,齐国人用整块皮制作的器皿。
土地环境风俗习惯不同的地方,器械用具设备服饰不能不有差别。
所以中原各国同样服事天子而礼节规范相同。
南蛮、东夷、西戎、北狄等国家同样服事天子而习俗不同。
天子直接管辖的领地内以交纳农作物来服事天子,天子直接管辖的地区外围以守候放哨来服事天子,再向外负责守望保卫的地区则以宾客的身份按时进贡来服事天子,南蛮、东夷等少数民族地区以接受约束来服事天子,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地区以不固定的进贡来服事天子。
以交纳农作物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祖父、父亲的物品,以守候放哨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曾祖、高祖的物品,以宾客身份按时进贡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远祖、始祖的物品,以接受约束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负责供给祭祀天神的物品,以不固定的进贡来服事天子的地区要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
每天要祭祀一次祖父、父亲,每个月要祭祀一次曾祖、高祖,每个季度要祭祀一次远祖、始祖,每年要祭祀一次天神,每一代天子死了就要朝见一次即位的新天子以承认他的统治地位。
这就是所谓的根据各地的情形来制造器械用具,衡量远近来规定进贡的等级差别,这就是王者的制度。
那楚国、越国,不过是进贡每季祭祀、每年祭祀的祭品以及一代天子死了以后要来承认新天子一类的国家,难道一定要使他们与那些供给每天祭祀、每月祭祀的祭品一类的国家一样,然后才说他们“受制约”了吗?
这是有差错的说法啊。
这种人真像山沟中的僵尸,不值得和他谈及圣王的制度。
俗话说:
“浅陋的人不值得和他测度深刻的事,愚蠢的人不值得和他商量智巧的事,废井中的青蛙不能和它谈论东海中的乐趣。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上那些庸俗的创立学说的人说:
“尧、舜把王位禅让给别人。
”这种说法不对。
天子权势地位至高无上,在天下无与伦比,他又和谁推让呢?
尧、舜道德美好完备,智慧非常发达,朝南坐着治理天下,所有的民众,都惊恐颤动听从归服以至于被感化而依顺他们,天下没有被埋没的人才,没有被遗忘的好人好事,和尧、舜相同的言行才是正确的,和他们不同的言行就是错误的,他们又为什么要把天下让掉呢?
有人说:
“是等他们死了以后再把王位禅让给别人的。
”这又不对。
圣明的帝王处在君位上,考虑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人们全部能担负起自己的职事而各人又都能得到适宜的安排;如果不能用道义来制约私利,不能通过人为的努力来改造本性,那就统统让他们当老百姓。
圣明的帝王已经死了,天下如果没有圣人,那么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接受禅让了。
天下如果有圣人而又出在圣明帝王的后代之中,那么天下人就不会离心离德,朝廷上就不会改变各人的官位,国家也不会改变制度,天下就安安稳稳地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用尧一样的圣王来继承尧,那又会有什么改变呢?
如果圣人不出在圣明帝王的后代子孙之中而出在辅佐大臣之中,那么天下人随从归附他,就像恢复国家而振兴它一样了,天下也会安安稳稳地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用尧一样的圣王来继承尧,那又会有什么改变呢?
只有那改朝换代、变更制度才是困难的。
所以圣明的天子活着,那么天下人就专一地尊崇他,极其顺从而有秩序,评定德行来确定各自的等级位次;圣明的天子死了,那么能够担负起治理天下重任的继承人,一定会有的。
礼义的名分全部落实了,哪里还用得着禅让呢?
有人说:
“是他们年老体衰才把王位禅让给别人的。
”这又不对。
人的血脉气色筋骨体力倒是有衰退的,至于那智慧、思考能力、判断抉择能力却是不会衰退的。
有人说:
“年老的人不能忍受那劳累才退下来休息的。
”这又是怕做事者的议论。
天子权势极大而身体极安逸,心情极愉快而志向没有不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