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科学定性研究中比较方法的操作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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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科学定性研究中比较方法的操作化文档格式.docx

本文坚持比较方法是归纳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的观点,它既是一种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只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主要是组织、人)变化、发展等具有不确定性,使得归纳方法的运用要比在自然科学中复杂得多,在具体比较中,既要作系统比较,又要作历史比较;

既可比较异同,还可以通过比较形成科学的概念,甚至得出因果关系。

三、比较方法的作用

在比较方法的作用上,黑格尔(G.W.F.Hegel,1830)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我们不可能离开别物而思考某物”[5]。

迪尔凯姆认为,由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不明显的、复杂的,研究者不能从直接观察中得出,因此,考察这些现象只能用比较方法,这是社会学研究唯一适当的办法[1]。

盖伊·

斯旺森(GuyE.Swanson)说,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

明显的和含蓄的比较充满了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会社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6]。

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也没法认识。

具体说,比较方法作用有以下三个方面:

运用比较方法形成科学的概念。

早在古希腊时代,逻辑学(包括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就认为,必须通过归纳获得最初前提的知识,因为这也是通过感官知觉获得普遍概念的方法[7]。

实际上,就是通过比较,形成科学的概念,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

培根坚持了这一观点,认为用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概念和原理,能排除和肃清认识上的谬误[8]。

只是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具体说是由于缺乏可操作的系统方法,使得这种观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法贯穿下来。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具有认识能力的人和文字发明的前提下,通过求同比较形成“概念”,是人对对象认识的开始。

如果说最初所谓的概念通过求同形成,可能仅仅表现为符号或名称,这种比较往往是在自觉不自觉中进行的(也可称之为暗比);

那么一个科学的概念的形成则需要通过明确的求异比较形成。

这种比较的具体作法是:

合并同类项,区分异类项。

首先,通过观察,将性质相同的对象赋予名称,这是最初级的认识。

然后,通过合并同类项,区分异类项,系统的分析概念的结构,形成完整的概念或科学的认识。

例如对企业概念的的认识,传统研究对其性质关注得比较多,而对企业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分析,是对企业内外部结构的分析。

因为企业的发展、绩效的提高,就是通过不断地配置和再配置企业内外部结构因素来实现的。

对企业内外部结构因素的明确分析是实现这种配置的前提。

通过运用比较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可以将企业内外部结构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内部结构:

企业物质资源维度、企业人力资源维度、企业组织结构维度、企业文化维度、企业活动流程维度、企业各种运作机制维度。

(2)企业社会关系:

指和企业发生直接联系的企业社会关系因素的总和,包括:

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银行、互补生产商、潜在进入者、政府、社区、行业或企业协会、大学或研究所。

(3)企业一般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技术、教育、历史文化、习俗等[9]。

现代管理就是根据企业一般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内部结构因素和企业社会关系因素进行配置再配置的过程。

由此可以发现,一个科学概念的形成,大约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通过求同,形成符号或名称;

然后,需要通过明确的求异比较形成内外部的结构。

也就是通过运用比较方法和系统方法,分析对象系统的维度及亚维度、层次及亚层次、要素及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分析维度、层次、要素的功能。

运用比较方法形成因果关系或通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归纳是从特殊的东西建立普遍命题。

归纳表明普遍性隐含在清楚已知的特殊之中[7],运用归纳方法揭示因果关系,是归纳方法的基本使命,穆勒五法为揭示因果关系提供了基本的逻辑形式,包括求同法、求异法、异同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

穆勒五法的提出(其《逻辑学体系:

演绎和归纳》1843年出版)已经160余年过去了,在社会科学定性研究中,由于缺乏可操作化的系统方法,归纳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归纳方法本身也从定性转向定量,形成概率逻辑。

学者王雨田认为,这种定量化不仅存在着重大的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与技术困难,而且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的实用意义。

因此,有的学者将定性研究重新放到重要的位置上[10]。

在此,可以肯定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随着系统方法操作化的形成、完善,运用归纳法(或比较方法)从事规范的定性研究,将成为趋势。

马克思·

韦伯②、詹姆斯·

柯林斯③和威廉·

乔伊斯④等社会学、管理学者在这方面已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

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比较。

进行历史分析,划分对象的发展阶段,区分影响对象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必须运用比较方法。

运用比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可以根据二者的相同点,从一个历史事件,大体可以验证或说明另一个历史事件,从而使比较方法起到类似“科学实验”的作用。

历史比较研究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全局与局部的异同关系,以进一步探求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11]。

巴勒克拉夫(Barraclough,G.)认为,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间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

只有研究社会在连续不断的变化中呈现自己的各种力量的动态格局,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

他引用马克·

布洛赫的论述指出:

“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

·

社会科学就不完整。

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

”[12]实际上任何一个完整的学科都是历史的学科。

历史比较的目的是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如何发现影响系统发展的一般驱动因素及其功能和主要驱动因素及其功能。

另外,比较方法在在鉴别材料、理论与事实的比较等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四、比较方法的环节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查尔斯·

雷根(Ragin,Charles,1994)认为比较研究既不像定量研究那样流畅,也不像定量研究那样固定。

典型的比较研究者始于特定的感兴趣的有关现象的范畴,使用分析框架帮助理解范畴,在对证据进行检查的基础上修订范畴。

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集中关注案例间相似和不同的模式,评估模式的多样性。

这种对多样性的评估为他们提高或修改研究之初的框架提供基础。

像任何定性研究一样,比较研究在想法和证据之间激起丰富的对话[13]。

也就是说,比较方法没法按既定的程序、线性地执行下去,但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比较方法有其特有的研究环节,这些研究环节既有大致的顺序,同时这些环节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下一个环节的研究可能反过来影响或促进对上一个环节的完善。

这也是定性研究的一大特征。

因此,与其说比较方法具有一定的研究程序,不如说它需经过一系列的研究环节。

比较方法一般包括以下八个环节。

明确比较目的。

从比较方法的作用看,比较的目的有四个方面,即通过比较形成概念、历史比较、探索因果关系比较和简单的异同比较四大类。

简单的异同比较一般贯穿在前三类比较之中。

确立比较框架。

科学的比较方法需要依据一定的比较框架进行。

比较管理学者欧内斯特·

戴尔(E·

Dale)认为,要使组织的比较研究有用,必须满足一些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的要求便是建立一个概念框架[14]。

比较框架涉及到要比较什么。

在现代研究中,应该用系统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来建构比较框架[15]。

由于事物、对象或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是受其内外部因素及机制影响的,因此在比较研究中,比较框架的建构就是事物、对象或系统的内外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

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主要是围绕组织(包括组织中的人)展开的,比较框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的内在结构(包括维度、层次、要素),包括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

二是组织的社会关系,因为组织间的相互作用也是推动组织发展的重要方面;

三是组织的一般环境因素,因为组织深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具体建构比较框架过程中,需运用系统分析方法中的维度分析技术,将对象概念化。

概念化是指出术语含义的过程[16]。

这个过程不是一句话或几句话说出概念的含义。

而更多是针对概念的内涵,运用比较方法将概念分成若干维度,将维度分成层次,将层次分成要素。

然后分析这些维度、层次、要素之间及其环境之间作用的机制。

选择案例。

比较研究常常从一组特殊的案例开始,这组案例有清晰的空间和时间界限,相互之间具有可比性。

在研究过程中,对所选案例属于同一范畴的程度要作评估,使其具有可比性。

随着研究开展,会发现一些案例不像其它案例属于同一范畴,因而不能进行比较。

对案例深入研究,还会发现有些案例能进一步完善比较框架。

搜寻并评估证据。

根据概念化的结果,分门别类搜集证据。

在这个阶段还需根据证据中的发现,来调整最初的比较框架、问题或焦点。

比较研究者在汇集证据时,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证据及其浮现的研究问题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一致,证据是否足以支持所要研究的问题。

二是这些证据究竟有多正确,在重新构建过去历史时,所有的文献并不是同样有价值。

随着研究焦点的转变,本来无关的证据会变成有关。

有的证据可能引出新的调查路线,使研究者寻找额外的肯定证据。

好的证据能使研究者发现隐性的概念架构、特殊的细节以及经验通则[13]。

划分比较单位。

尼尔·

斯梅尔塞(NeilJ.Smelser)认为,比较分析不同的社会单位,不会出现特有的方法论问题。

这些方法论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

然而,由于研究重点集中于不同的单位,所以,某些这种问题是以特别复杂而难以处理的形式提出来的[6]。

艾尔·

巴比(EarlBabbie)也认为,分析单位和所有的社会研究有关[16]。

在比较研究中,比较单位与比较对象或比较框架直接相关。

但比较框架往往不是直接的观察单位,而是要根据系统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对比较框架概念化,直到可以直接观察或能满足比较的目的为止。

由于比较范围的不同,一个比较研究往往有一组或多组比较单位。

为了能够进行准确的比较,往往要量化比较单位。

确立比较标准。

随着比较框架的确定及其概念化展开,比较标准会复杂多样,但比较标准与比较单位直接相关。

系统的比较要求对对象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影响关系都进行比较,比较对象的概念化结果是形成复杂的指标体系。

对每一个指标的比较都有一个标准。

由于比较框架中的内容一般包括多项,这种比较要进行多次比较。

其中每一次比较都因为比较单位的不同使得比较的标准也都不一样。

有的比较研究要作多重多次比较。

如在乔伊斯的《4+2什么是真正有效》中,第一重比较的标准是企业绩效,即整体投资回报率。

按照这个标准,将同一个产业中的4家公司分为成功者、攀升者、滑坡者、失败者。

第二重比较(一般都包括多个比较)是根据比较框架的内容,逐一进行比较。

乔伊斯的比较框架是200多种管理实务。

他针对成功者和失败者,在战略(设计并维持专注、明确的战略)、执行(设计并维持无瑕疵的运营执行)、企业文化(设计并维持绩效导向的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建立并维持迅速、弹性、扁平的组织)等方面,分别打分比较,看谁作得更好。

在这重比较中,包括了6次比较,即成功者分别与攀升者、滑坡者、失败者进行比较;

攀升者分别与滑坡者、失败者比较;

滑坡者与失败者进行比较。

当然,在此,乔伊斯运用的是共变法,可以列成一表格,同时进行观察比较。

第三重比较是将第二重比较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案例进行比较,目的是印证结论[17]。

其中的比较标准因比较的内容不同而不同。

排列比较。

将证据按照标准进行排列,进行比较,得出研究结果。

不同的研究目的,会有不同的排列比较形式,一般包括求同法、求异法、异同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

分析结果,撰写研究报告。

不同对象、不同性质的比较,对其结果的处理可能不一样。

有的比较,结果出来了,即意味着比较任务的完成,勿需更多的说明。

如有的比较重在整理材料,是材料的列举,材料整理完毕,比较即告完成。

这种比较可称之为为了比较而比较。

有的比较,结果出来了,还需进一步分析、综合,探索异同产生的原因。

有的比较需要进行综合整理,汇集到大部分的证据之后,通过精练概念,向一般性的解释模型迈进。

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撰写报告。

把证据、概念、与综合分析串连成一篇研究报告。

五、比较研究的开展

比较目的的不同,比较开展的方式也不一样。

根据比较方法的作用,比较方法有四个目的,即形成科学概念;

探索因果关系;

历史比较;

简单的异同比较。

在形成科学概念的比较研究中,主要是通过系统的异同比较,区分异类项,合并同类项,厘清对象或系统的不同维度、层次和要素,通过维度、层次、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系统的运作机制,从而形成对系统结构的完整认识。

在这类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运用系统方法分析、综合(实际上就是区分异类项,合并同类项)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选择一个或若干实际案例,进行观察、比较,看理论的分析的维度、层次和要素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合,如果不同,则用区分异类项,合并同类项的方法重新归纳。

如上文对企业内外部结构的认识。

这种研究可以发现理论研究的空白点,可以评估一项研究是否合理、是否有创新。

在探索因果关系的比较研究中,一般以穆勒五法的逻辑方式进行。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研究一定要运用系统方法,建立比较框架,进行系统的比较。

这类研究非常适合社会科学的定性分析。

如,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建立?

而不是在东方?

为什么古代中国对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近代则落后了,远不及西方(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绩效卓越的企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等等。

对这些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运用比较方法。

这类研究一般用求异法(Themethodofdifference)。

公式如下:

A、B、C与w、x、z一起发生

B、C、D与x、y、z一起发生

因而A是w的原因,或结果,或w的原因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求异法在几乎所有类型的科学研究中起着中心作用,在寻找原因过程中,是普遍可用的,同时也是强有力的。

如对黄热病的传染原因的研究:

让叮咬过黄热病人的蚊子叮咬没有免疫力的志愿者,四天后,感染了黄热病;

另外两个没有免疫力的人在无蚊子的房间里睡了13个晚上,没有任何反应。

为了进一步证明黄热病是因蚊子叮咬引起的,又将3个没有免疫力的人置身于放有黄热病人衣物、床上用品以及被黄热病人血液、排泄物污染的其它器具的屋子里,结果没有一个人得病。

随后又对没有免疫力的志愿者注射黄热病人的血液,则该志愿者得了黄热病。

从而证明血液感染是黄热病传染的原因[18]。

巴斯特的著名液体发酵实验也运用了求异法。

他把大小、质量完全相同的两瓶同类液体置于相同的温度下,一瓶瓶口封闭与空气隔绝,一瓶瓶口开启与空气相通。

结果,经过若干时间后,后者发酵,前者未发酵。

由此他肯定空气中细菌的作用是液体发酵的原因。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

韦伯(MaxWeber,1864—1920)的比较研究具有典范意义。

为了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率先建立这个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通过对中国、印度和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系统比较,得出西方走上了一条独有的理性化的道路,包括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

韦伯进一步认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内在的阻滞。

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19]。

在《经济通史》中,韦伯认为,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实业家个人的积极性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

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

这种会计制度又需要有:

私有制,即个人占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并自由处置;

市场自由,即对贸易没有不合理的限制;

合理的会计制度和技术条件,即可以预期的财务过程、技术过程及结果;

可预测的公司管理法则,即根据社会制度,可以预期公司管理过程及结果;

自由劳动;

经济生活的商业化[20]。

于是,可以可出结论:

渗透在西方文明各方面的某种特殊的理性及独有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产生的原因。

在历史比较研究中,主要目的是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如何发现影响系统发展的一般驱动因素及其功能和主要驱动因素及其功能。

具体做法是:

运用系统方法将所研究对象概念化,然后结合典型案例,考察、比较每个维度、每个层次、每个因素在案例对象发展过程中功能的证据,就可以发现每一个因素在对象或系统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并可以发现对象在不同发展时期的主要驱动因素。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做这种思考和研究必须运用系统的比较方法,即对系统的维度、层次、要素及其功能做全面的比较。

只有通过这种系统的比较,才能发现在事物存在、发展过程中,其内外部所有因素都起作用,但作用的程度各不相同,其中主要驱动因素起引导、关键、主要作用,其它因素起辅助、次要作用。

认识上的全面性可以增强理论在实践中实效性,也就是在实践中既要重视主要驱动因素,同时又不忽视次要影响因素。

对于对象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在实际研究中,首先运用系统方法的维度分析原则将所研究对象概念化,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中,概念化到维度即可。

然后考察有关维度(包括其中的层次、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具体表现的历史证据,比较每一个维度及其机制随时间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如果在某一时间超过了一定的度,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便可以以此为拐点,划分发展阶段。

由于对象不同维度发展的不同步性,理论上可以按照不同的维度划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同时研究所有的维度,也可以暂时只研究一个维度。

可见,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必须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即对系统的维度、层次、要素及其功能做历史的考察。

注释

①本文作者王革在《社会科学定性研究中的系统方法操作化》(待发表)一文中,根据系统观方法的结构性原则、功能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将系统方法进一步操作化为结构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包括时间或历史分析方法、动态网络分析方法)、功能分析方法、反馈分析方法,使之成为可以直接运用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②马克思·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通史》等著作中,探讨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率先形成,而不是东方社会。

通过较为系统运用求异比较,得出结论:

③詹姆斯·

柯林斯、杰里·

波勒斯运用求异法,得出了绩效卓越企业获取成功的一些特征。

参见詹姆斯·

波勒斯,《基业长青》,真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

④威廉·

乔伊斯、尼汀·

诺瑞亚运用共变法,得出了成功企业的成功因素。

参见威廉·

诺瑞亚《4+2什么对企业真正有效》,张玉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主要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106,102。

[2]王崇德.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论.北京:

学林出版社,1990.166,166。

[3]林聚任,刘玉安等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152。

[4][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2.6,120-121。

[5][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205。

[6][美]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王宏周,张平平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4,181。

[7]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上、下).余纪元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46,524.

[8][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19。

[9]王革,吴练达,张亚辉: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演进与展望》,《.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年第101—104页。

[10]王雨田.归纳逻辑导引.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11。

[11]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46-147。

[12][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42。

[13]Ragin,Charles.ConstructingSocialResearch:

TheUnityandDiversityofMethod.NorthwesternUniversity,PineForge,ThousandOaks,1994.p155-160.

[14][美]欧内斯特·

戴尔.伟大的组织者.孙耀君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

[15]王革,吴练达.比较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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