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1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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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1论文
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
（1）论文
一、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相关理论
（一）结构转换理论通过对跨国的发展经验总结，以钱纳里等人（1988）为代表的结构学派，向人们提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般性统计规律。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有规律性的变化。
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经济结构模拟，就可以提出一个被称之为典型化的结构变化标准。
用该标准对照各国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事实，就可以找出结构偏差的程度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产业结构转换带动就业结构转换一般而言，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变化。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产业结构的顺序转换理论，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的相对位置发生动态改变，按照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渐次推进。
与此相应，产业结构转变带来了就业结构转变，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人数相对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
然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表明，产业结构转换并不必然按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推进，它可以有时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有时则是从第一产业直接转到第三产业，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整个过程中结构变化的方向，都得到了证实。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下降，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
这种变化是消费需求转变和农业生产率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很小，在恩格尔规律作用下，在总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比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拉动农业增长的需求力量逐渐削弱，农业的相对地位也就下降了。
同时，来自工业部门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如化肥、农药等），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从而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工业部门从事非农产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群体分离出来从事其他产业的生产，结果带来农业产值份额和农业就业比重的不断下降。
对应农业部门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也在发生着相应地调整。
在工业化阶段，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居民消费对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大，工业部门面对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农业部门，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
工业部门快速增长是资本和劳动力大量流入的结果，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工业部门就业比重提高。
当一国经济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步入大众消费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此时，居民消费对服务的收入需求弹性大，服务业部门发展迅速，服务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比重随之上升。
表1显示了一个标准化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
随着收入水平上升，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不断上升。
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就业结构同步变化。
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匹配关系。
如果两者之间出现错位，就必然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随着农业相对地位和产值份额下降，农业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高。
这种经济结构转换的完成，绝大部分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也就是对应着1964年的800—1000美元这个阶段（2003年的4800—6000美元）。
当越过工业化阶段之后，一国的经济发展就步入了大众消费的成熟阶段。
表1不同收入水平所对应的经济结构1964年美元100美元以下10020030040050080010001000美元以上2003年美元600美元以下600120018002400
3000480060006000美元以上产业结构农业0.5220.4520.3270.2660.2280.2020.1560.1380.127工业0.1250.1490.2150.2510.2760.2940.3310.3470.379服务业0.3530.3990.4580.4830.4960.5040.5130.5150.494就业结构农业0.7120.6580.5570.4890.4380.3950.3000.2520.159工业0.0780.0910.1640.2060.2350.2580.3030.3250.368服务业0.2100.2510.2790.3050.3270.3470.3970.4230.473城市化水平0.1280.2200.3620.4390.4900.5270.6010.6340.658注：
根据美国劳工部资料，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1964年1美元相当于2003年的5.94美元，表中取整按6美元换算。
资料来源：
钱纳里、赛尔昆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32页。
2.工业化产生和推动城市化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一个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
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
反过来，城市化发展又通过拉动农村发展，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整个经济增长。
随着收入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化水平同步上升的变化规律。
表1显示，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一种畸形偏差。
城市化发展受到人为抑制之后，服务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受到制约，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上升也随之受到影响，结果形成了工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畸高的局面，对城乡协调发展和长期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结构转换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完成时间上也是发生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即表1中1964年的800—1000美元这个阶段（2003年的4800—6000美元）。
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通过空间地理上展开所形成的城市带，逐步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连接成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二）人口迁移理论城市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至于其内在原因，刘易斯（Lewis1954）最早提出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城市化动力问题。
刘易斯模型后来经过拓展被广泛应用到解释人口迁移和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均衡问题（Ra
nisandFei，1961;Todaro，1969;HarrisandTodaro，1971;Fields，1974），以及二元经济发展的福利分析（Fields，1979，2005）。
按照刘易斯模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它们通常分别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和工业部门、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存在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
由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
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
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也就是“推力”和“拉力”。
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着失业问题，托达罗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与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机会，只有当城市预期收入和农村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以及地区之间通常是分割的，具有三元结构特征，这也使得城市化发展往往与标准的经济发展范式之间存在较大偏差。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使得市场信号不能及时地从在城乡之间有效传递，制约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其次，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被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Piore，1970），农村劳动力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然后等待进入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
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虽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
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
由于农村劳动力主要留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类型的就业大都是不充分的和不稳定的，往往会引发收入不稳定、失业、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
根据刘易斯两部门模型，农村劳动力迁移有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的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剩余转变为被完全吸收的转折点。
只有当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时，城乡的工资收入差距才会消失。
Robinson（1976）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城市部门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部门，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城市人口比重的二次函数，且随着城市人口比重上升逐步扩大，当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之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才会出现下降。
（三）城市发展理论从城市增长角度看，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来自城市内部的人口机械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根据VandenBerg等人（1982）的研究，欧洲国家的城市化伴随工业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图1）：
（1）城市化阶段。
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快速成长的工业部门。
在这个阶段，城市中心的人口增加，城市外围的人口减少。
（2）城市化及少数城市郊区化。
城市交通设施改善，服务业扩张，制造业移出城市中心，少数市民移居郊区。
（3）城市郊区化。
市民继续移居郊区，促使郊区拥挤。
城市中心人口减少，但城市地区人口仍保持缓慢增长。
（4）后城市化阶段。
郊区拥挤增强，促进了城市中心以外的卫星城镇发展，城市地区人口减少。
城市郊区化和后城市化两个阶段的人口迁移，又被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Counterurbanization）它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过程。
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
市区人口过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因素，是造成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的主要原因。
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
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从人口迁移角度描述城市化过程，并没有回答城市出现、城市规模选择和城市经济增长等问题。
从经
济理论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从两个不同角度回答了城市出现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聚集具有外部性，它带来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城市也随之出现。
但产业和要素的空间聚集也带来拥挤效应，当聚集效应与拥挤效应相等时，便决定了城市的规模。
克鲁格曼（1991）提出的中心和外围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中解释城市出现的理论代表。
该模型将城市作为中心、农村作为外围，解释了城市出现的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角度解释城市出现问题。
杨小凯（1991）提出的城市化和分工演进模型是这方面的理论代表。
他认为，集中交易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但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扩大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上升。
从集中交易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市场就自发地决定了城市层级结构和规模。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城市理论，还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城市理论，它们都共同强调市场自发机制决定了城市规模和城市增长。
两者都没有告知如何选择产业、选择哪些类别的工业，通过工业化或产业发展来推动城市化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早期，有关工业化路径选择有两派理论：
一派是平衡发展理论，也称之为大推进战略（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
这派理论从需求平衡和供给平衡两个角度，提出同时而全面发展各种工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尤为重要。
如果需求或供给失去平衡，需求不足和供给缺口都会给工业化发展带来制约。
另一派是非平衡发展理论。
赫尔希曼（1958）反对大推进发展战略。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遵循既定的工业发展模式来发展本国工业，反而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优先选择某些产业作为先导产业，通过产业之前的关联效应，即前向联系和后项联系来推进工业化发展。
特别是一个国家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完全能够做到采用非平衡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工业化。
平衡发展理论和非平衡发展理论是相对经济发展阶段而言的，虽然在经济起飞阶段采取非平衡发展更有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但就长期而言，平衡发展战略更有利经济稳定增长。
佩鲁（1955）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也属于非平衡增长理论范畴。
这个理论在地理经济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它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上，然后透过不同的渠道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这样，由主导部门和具有创新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城市聚集而形成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通讯、决策和交通等各种经济功能，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促进地区或城市增长。
在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选择特定产业作为增长极，的确具有较强的集聚效果。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级发展，以增长极为代表的城市扩张，会带来区域内、区域间的恶性竞争，造成城市规划上的短视和产业布局雷同，加大了城市化成本，阻碍着城市化向高级形态的跃迁。
增长极理论后来被拓展为“点—轴”理论来解释城市带问题（陆大道，1995）。
城市增长中心不仅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条线段，如交通联系了某几个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增长轴”。
增长轴往往由单个增长极发展起来，由点串成线状发展区域，形成中心城市与腹地相连的城市带。
对于究竟选择何种城市规模来推进城市化问题，城市群理论提供了城市规模在地理空间分布的演变轨迹。
杨吾齐和杨齐（1988）把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孤散城市阶段、城市聚集区阶段、城市密集带阶段、以及大都市连绵区阶段。
这四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城市群结构。
在第一阶段，城市群中少数相距较远的城市在空间聚集和区域发展作用下，城市用地向四周或某一方向扩张，形成多个城市中心。
在第二阶段，在中心城市聚集过程中，城市离心作用使得城市郊区形成了新的功能区。
同时，为了向中心城市提供消费市场和主导产业的配套，在毗邻地区形成新的辅助工业和轻型工业，形成外围小城镇，刺激次级城市的发展。
在第三阶段，中心城市进一步扩张，或者几个中心相向扩张，在地域相互连接，这时某个城市成为主角，或者各自形成某一方面的特殊功能区，或者兼而有之。
在第四阶段，超级城市和超次级城市相继出现，带动了各级城市的蔓延，最终形成城市连绵带。
城市群理论指明，应该根据城市化不
同阶段来合理培育区域中心城市、选择都市圈的空间布局和发展道路，从而形成等级次序相对合理的大中小城市序列，在城市之间形成有机组织、分工合作的发展模式，带动城乡的协调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四）经济一体化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演变也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变化轨迹（Kuznets，1955;Williamson，1965）。
威廉姆森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地区间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倾向不平衡发展。
随着经济增长，地区间不平等程度将趋于稳定。
当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地区间增长差异将区域缩小，倾向于平衡发展。
这种观点将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在长期内统一起来，其政策含义在于经济发展初期可扶持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优先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采取措施鼓励区域间互动，并将公共投资转向落后地区，来缩小地区间差距。
从内容上看，地区经济一体化主要体现为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一体化，也就是为了保障贸易、投资、就业的有效运行在地区之间建立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在利益上形成的统一的经济共同体。
通过推进经济一体化，地区之间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分工，使得参加经济一体化的各方都能获益。
在实行经济一体化之前，由于交通、通讯、体制和政策等因素，造成了A和B两个地区市场是相互分割的，这样，两个地区的市场都是相互独立的，产品或要素市场价格取决于当地的供给和需求状况。
在图2中，A地区的产品或要素的价格明显高于B地区。
在实行了经济一体化之后，由于B地区的产品或要素的市场价格低于A地区，这样，产品或要素就向A地区流动，直至最后两个地区的价格相同。
经济一体化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欧盟的经济一体化。
各成员国通过取消关税、非关税壁垒、采取货币一体化和财政预算一体化等措施，建立一个共同市场，促进产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一体化是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一体化。
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是保证市场一体化的前提条件。
从过程上看，有两个方面因素制约着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
一是来自道路、交通、通讯等物质方面制约，使得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或者无法将本地市场与外地市场在供求信息上连接起来，造成了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
二是来自地区壁垒、政策限制等体制性的因素，造成产品和生产要素在进入和退出上面临障碍，或者无法进入，这样，也会限制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从政策角度看，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消除不合理的体制，有助于全面推进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新古典增长理论指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有条件趋同。
也就是说，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支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上升，为落后地区追赶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各个地区所面临的条件相同，那么，在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就变成无条件趋同，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带来了地区间价格均等化。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各地相同的工资率，这样也就消除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
二、城市化模式和政府角色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其发展历史过程来看，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各国的人口转移过程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因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措施，在城市化的时间跨度和速度、政府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上也有着很大差异。
（一）城市化的时间跨度和速度
从历史角度看，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
从城市化速度来看，它在工业化发展每个阶段上不是均匀的，在有的阶段上较快，有的阶段上较慢，呈现出一种波浪式推进。
一般而言，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主要发生在工业化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致对应着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完成，农村人口转
移速度开始放慢。
英国是全球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
从15世纪末的圈地运动开始到19世纪中叶，英国大约用了三个世纪时间完成城市化。
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主要发生在1776年到1871年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也就是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机器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工业化发展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条件。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城市化水平从1／4提高到62％。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迁移速度有逐渐加快的趋势。
19世纪20年代以前，农村迁出的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一直在1％以下。
其后，农村迁出劳动力的速度逐渐增加，基本维持在1％以上。
与英国相比，法国和美国大致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来完成人口转移。
法国和美国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在时间上大致都发生19世纪初期。
法国从1846年到1960年，城市人口比例从21％上升到62％，提高了41个百分点。
美国从1820年到1960年，城市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63％，提高了56个百分点。
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地区流动。
美国历史上有三次人口迁移高潮。
第一次是美国内战之前的西进运动，这是美国国内第一次大规模跨人口跨地区迁移，它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
第二次是内战之后经济重建阶段。
随着经济重建和工业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北方和西部新建的城镇转移，流动速度加快。
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
第三次是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五六十年的高速增长，非农产业发展进一步带来了农村人口转移和就业结构转变。
日本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来完成人口转移。
到1960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也已达到63％。
日本农业就业比例在“二战”前就降到50％以下，随着战后经济重建和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业就业比例进一步下降，1977年下降到13.2％。
从城市化速度上看，日本在1945年到1955年，即战后10年里的人口迁移速度最快，每年以3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
从1955年到1965年，城市化水平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1965年以后，城市化速度开始缓慢增长。
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人口转移的时间更短。
台湾用了四十年时间来完成人口转移，而韩国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结束了这个阶段。
韩国城市人口比例1960年为28％，到1985年为65％。
台湾城市人口比例1956年为33％，到2000年为78％。
拉丁美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也是很快。
例如，巴西仅用了四十年时间就将城市人口比例从30％提高到70％。
除了自然增长因素外，拉丁美洲与非洲的城市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主要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了“过度城市化”现象。
过度城市化是造成拉丁美洲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二）城市化模式与政府角色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依存关系角度看，城市化发展可分成同步城市化（SynchroUrbanization）、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和滞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三种模式。
从政府在城市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看，又分为三种类型，即市场主导型、政府和市场结合型、政府主导型。
两者交叉所对应的有代表性国别见表2。
表2城市化模式与政府角色市场主导型政府和市场结政府主导型合型同步城市化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东德国亚国家和地区过度城市化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滞后城市化东欧国家、中国
同步城市化：
是指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
以OECD的发达国家为代表。
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工业化
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
例如，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
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比较普遍。
过度城市化：
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
以巴西等拉美国家、南非等非洲国家为代表。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造成城市人口过度增长，而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失衡的结果。
滞后城市化：
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
以中国、东欧等国家为代表。
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
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
从政府角色来看，我们选择了美国、日本、巴西作为代表来观察政府对推进不同城市化模式的影响。
在三种政府角色类型中，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时间跨度相对较长，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类型确实能够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虽然时间较短，但由于忽视市场规律，效果较差。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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