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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旭恒、裴春霞（2004）
认为预防性储蓄量的多少与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消费者的谨慎动机的强度密切相关，在消费者的谨慎动机不变的前提下，不确定性越高，预防性储蓄的量就越多。
陶长其、齐亚伟（2007）运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空间状态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城乡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交替变化。
张继海（2008）提出因为居民面临自身寿命的不确定性，会促使其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当前消费。
尚文程（2011）认为近几年来我国储蓄增量迅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进行了更多的预防性储蓄。
还有学者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方面来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陈树文（2002）基于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消费倾向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得出有了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就能够增加经济生活中的确定性因素，使居民形成更为稳定、更为理性的心理预期，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大量的居民存款，产生巨大的即期消费需求。
在当前国家实行增加居民收入政策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和承诺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增加即期消费（陈圻、黄玲（2004））。
王云、辜萍（2001）认为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有赖于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消费偏好，这些除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相关之外，还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密切相关。
朱雨可（2006）从制度转型角度分析，得出我国当前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转型，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是经济转型的重大课题，社会保障制度与转型期的所有制结构不符，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的不完善增强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三）浙江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理论分析
李锴、何红霞、梁磊（2010）认为浙江省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更高，同时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保障性补贴也是促成其消费更高的原因。
农村居民的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过去我们常说的“靠天吃饭”便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典型。
在这样的状态下，农村居民的消费更加谨慎。
城镇居民各种福利措施和保障措施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更为完善，如具有劳动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等，而广大的农村居民则基本上不享有或较少享有这些福利补贴，面对未来
收入的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便成为其当然的选择。
李鑫懿（2009）认为浙江省省居民消费和储蓄之间并不如传统经济学理论中阐述的那样是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同涨同跌：
居民既能保证一部分收入存入银行，又能保证消费不减少。
全省居民这些年的收入增加很快，从而保证了上述情况的真实发生。
但是，浙江居民消费的传统性依然存在，其虽然收入增加很快，但是用来储蓄的部分还是远远高于消费的部分，符合中国人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的传统。
综上所述，消费者的态度、感知价值、感知风险都和购买意愿有着必然的关系，而这三个因素和品牌形象也是有着离不开的关系的，所以可以猜想品牌形象和消费者购买意愿之前也有必然的关系。
章节后要有一段评述这一章的不足
三、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国外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Feldstein（1974）选择美国1929-19xx年（不包括1941-19xx年）的时间序列预测社会保障总支出，进而研究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社会保障可以使私人储蓄减少30%-50%。
Aydede（2007）以土耳其为例，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对总体消费的影响，为了量化社会保障变量，他使用土耳其的社会保障财富进行独立研究，研究指出社会保障财富是土耳其家庭中最大的部分，基于社会保障财富中有关消费进行敏感性测试，发现社会保障财富对总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CaganPhillip（1965）对消费者联盟的15000位会员在1958-19xx年间的储蓄行为分析研究，研究结果与预测的相反，那些参与了养老金计划的会员降低了自己的消费支出。
分析发现，主要原因是参加这类计划有可能使人们产生提前退休的期望，使得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使他们更多地进行储蓄，减少当前的消费。
（二）国内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有学者直接从实证分析得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正向的。
刘慧（2009）通过利用相对收入假说模型，运用1997—20xx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着正向的显著影响。
刘畅（2008）运用1989—
20xx年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居民消费数据为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出从整体上看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与居民消费是互补的关系，而且这种作用在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即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金淑彬（2009）通过1981—20xx年数据对比得出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国内消费不足的时候，应当通过发张社会保障事业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
于泳（2009）利用1980—20xx年的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和spss软件计算，得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两者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1980—20xx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每提高1%，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元。
段景辉、黄丙志（2011）利用1987—20xx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结果发现：
我国各省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不同，间接造成各省市居民消费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杨志明（2011）选取样本19xx年—20xx年全国时间序列和1995—20xx年28个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表明，短期内农村社会保障总体上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局部地区存在差异性，长期而言农村社会保障总体和局部对居民消费均起到正向作用。
贾小玫、冉净斐（2004）利用20xx年和20xx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的截面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显著的关系。
但是也有学者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消极的。
张亚君（2008）根据19xx年—20xx年的时序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分析了得出在这一阶段我国总的社会保障水平及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是负相关关系，且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王晓霞、孙华臣（2008）选取19xx年—20xx年的数据，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社会保障支出是居民消费需求的Granger因，我国社会保障对消费有阻碍作用的结论。
杨天宇、王小婷（2007）基于19xx年—20xx年25年的数据，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最终得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能够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吉静（2010），吴庆田、陈孝光（2009），谢文、吴庆田（2009）等多位学者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向量修正模型来分析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
响。
结果均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没有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
（三）浙江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
王小琴、杨翠迎、米红（2008）利用1980-20xx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24年来浙江省社会保障平均水平低于全国社会保障平均水平，并自20xx年以来呈现低水平倒退迹象，其中有13年的时间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与GDP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慢于经济的增长，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低水平基本适应状态，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仍处于社会保障形成期的初期阶段。
四、总结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到：
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社会保障对降低消费者所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有一定的作用，也有可能对消费增加起了负面作用，使消费者了解到了要预防未来风险，从而更多的增加储蓄。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模型，不同的软件和大量数据，具体说明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现有研究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分析方法方面,多数实证分析在其模型中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分析方法仍然有待完善，但是通过研读以往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俩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发现社会保障制度所存在需改进的地方，从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二是在分析角度选取方面，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研究大多是从全国角度出发，对各个地区的研究很少。
我国的社会保障明显的存在地区差异，对于浙江省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的研究是对个别地区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针对浙江省居民消费的倾向，从社会保障支
出方面来分析，并且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浙江省居民消费倾向的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此外，本文收集了1985-20xx年的相关数据，研究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最后就从浙江省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分析，从而提升居民的消费倾向，扩大内需，促进浙江省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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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与应用◆文献综述13200字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与应用
摘要：
近期的实证金融文献常常涉及潜在的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行为原则――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围绕一系列对理性投资者在有效市场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挑战展开研究。
认知心理学和套利限制构成了行为金融的两大根基。
对行为金融研究的迅速升温源于传统理论框架在众多实证中的解释力匮乏。
本文含四部分，一是标准金融理论面临的挑战与行为金融的兴起；
二是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架构；
三是行为金融学的现有缺陷及发展前景；
四是行为金融学在中国的应用进展及前景。
关键词：
行为金融学；
非理性；
心理学；
市场效率
一、标准金融理论面临的挑战与行为金融的兴起
Haugen（1999）将金融理论的发展划为三阶段：
旧金融学（oldfinance）、现代金融学（modernfinance）以及新金融学（newfinance）。
标准金融理论系由19xx年兴起的现代金融学为主要依托。
而自19xx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新金融学则以行为金融学为代表，并对标准金融理论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一）首遭冲击的是有效市场假说（EMH）
Shleifer（2000）指出,有效市场假说基于三个假说：
①投资者是理性的，能理性的评估证券价格。
②即使投资者不理性，但由于交易的随机性，故而能抵消各自对价格的影响。
③市场的“套利”机制可以使价格回归理性。
KahnemanandRiepe（1998）提出参考点（referencepoint）的概念，认为投资者面对决策时受参考点不同的影响。
KahnemanandTversky（1973）提出“框定”（frame）的概念，认为框架方式影响决策。
以上两个概念共同质疑了假设①。
Shiller（1984）基于投资者非理性的社会化驳斥了假设②提到的随机性。
不久,MullainathanandThaler（2000）提出学习效应，对交易的随机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
对于假设③，Thaler（1999）等提出了套利的限制，ShleiferandVishny（1997）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套利的极限（limitsofarbitrage）。
而著名的“孪生证券”（皇家荷兰与壳牌公司）以及Shefrin（2000）提到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公司事件进一步冲击了套利充分假说。
随着EMH普遍遭到怀疑，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PT）的地位开始动摇。
首先，在CAPM中，投资者关注的是预期回报及其组合的方差，这被认为不符合投资者的“价值感受”。
Miller指出，股票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回报率，在
它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如家庭的支出变化、家庭矛盾、遗产划分、离婚协议等。
他认为应抓住市场方向的主要因素，而不要纠缠于细节。
而ShefrinandStatman（1994）提出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做为CAPM的对应物，在强调理性趋利的同时也突出价值感受的特性。
ShefrinandStatman（1995）发现职业经理人和投资分析师对最钦佩的公司股票的偏爱明显超越预期回报的解释能力不难说明这一点。
其次，ShefrinandStatman（2000）借鉴MPT建立了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PT）。
BPT—改MPT所认为的投资者最优的组合配置处在均植方差有效边界上，转而提出行为金融组合者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GinitaWall,1993）。
资产组合的每层都对应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与风险特性。
实践证明，BPT较之MPT和VAR更贴近实际。
在实业界，BPT在美国得以广泛应用，富勒—索勒资产管理公司（Fuller&
ThalerAssetManagement）和荷银投资基金（ABNAMROInvestmentFunds）的成功无疑说明了行为资产组合理念的成功。
（二）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utilityTheory）受到的挑战
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和Savage（1954）继承了18世纪的数学家对“圣.彼得堡悖论”（paradox）的解答并严格公理化阐述的“预期效用模型”（expectedutilitymodel）无法完全描述个人在不确定时的决策行为，这一发现基于KahnemanandTverskey（1979）年的一份问卷调查。
之后，二人提出期望理论。
同时，KahnemanandTverskey通过数个心理实验谈到了一些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效应：
1．确定性效应（certaintyeffect）说明了相对于不确定的结果，个人对确定的成果过度重视。
利用确定性效应，Allais（1953）提出了一个实验，同时反映出相同结果的不一致偏好，即“阿莱斯悖论”（Allaisparadox）,KahnemanandTversky（1979）通过实验进一步发现对一组彩票中收益概率进行相同比率的变换，也会产生不一致选择。
2．反射效应（reflectioneffect）反映个人对利得和损失偏好相反。
个人面对损失会偏好风险，面对利得会规避风险。
由此可见，个人选择的依据并不是最终的预期效用，而是相对于参考点的财富变动。
3．概率性保险（probabilityinsurance）通过实验说明概率和收益相同的两种预期可能由于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效应。
4．分离效应（isolationeffect）反映了一组预期当用不同方法分解成相同与不同因子时，不同分解方式可能产生不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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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偏好反转（Preferencereversals）则更大程度打击了预期效用模型。
它反映了个体决策与偏好方面选择与定价不一致的现象。
对传统理论的最大打击来源于GretherandPlott（1979）的实验，尽管严格控制了实验条件，排除了若干的干扰效应，结果仍然出现了偏好反转。
可以看出，通过无数严谨的实验，行为金融理论正深入原本众多标准金融理论的领地。
同时，行为金融也在不断完善自身。
上面提到的行为金融的核心理论——期望理论说是一例，TverskyandKahneman（1992）认识到期望理论无法满足随机优势（stochasticdominance）原则，也无法扩展到无穷利得的情况，提出了累积期望理论（CPT），并不断受到学界重视。
行为金融的兴起之势将无法阻挡。
二、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架构
对于行为金融学理论框架的划分，不同行为经济学家表达了自已的不同看法。
Tvede（1999）认为，“行为金融学”的概念可改为“心理金融学”这个较适当的名词。
从流派的角度，他认为“心理金融学”中包括“行为学派”、“完形学派”（gestaltschool）、“认知学派”（CognitivePsychologyschool）以及“精神分析学派”（psychoanalysisschool）。
Shefrin（2000）则在《BeyondGreedandFear》一书中，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分为三部分，即启发式偏差（heuristic-drivenbias）、框定依赖（framingdependence）和无效率市场（inefficientmarkets）。
本文另辟蹊径，根据投资者心理过程进行分类，希望增强其动态的应用性。
我们将心理过程划分为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
首先，在认知过程中，人们基于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及语言产生了以下现象，从而出现了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1）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heuristic）。
其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将事物划分的典型类别，而不关注潜在的其它可能证据。
Tversky,SlovicandKahneman（1982）举的“飞行训练”一例形象解释了这一现象。
DebondtandThaler（1983）进一步解释了“赢者输者效应”（winnerloseeffect），认为由于“代表性启发”的存在使投资者对过去的输者组合表现出过度悲观，而对赢者组合过度乐观。
（2）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heuristic）认为容易令人联想到的事件会让人误以为这个事件常常发生。
如Shiller（2000）指出，网络使用者会倾向将19xx年代后期的股市繁荣归功于Intermet的发展。
KahnemanandTversky（1973）认为存在可得性启发是由于个人不能完全从记忆中获得所有相关的讯息。
Fischhoff,SlovicandLichtenstein（1977）认为个人对于自已不太能想象的事件，会低估其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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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锚定与调整（anchoringandadjustment）启发。
人们最初得到的信息可能制约对事件的估计，产生锚定效应，而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件的估计通常不充分。
开始的参考点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估计。
Shefrin（2000）认为股票分析师对于新讯息的反应定位的太保守，并且调整的不够快，Shafir，DiamondandTversky（1997）通过实验表明锚定会导致“货币幻觉“（moneyillusion），从而影响人们在认知、情绪上处理通胀的方法。
实验人员在对联合与分离事件评估时，锚定会低估复杂系统出现问题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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