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租界的边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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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租界的边界

武汉租界的边界

　　行走在武汉的街头，“复兴大武汉”的标语随处可见。

作为洋务运动重镇，“大武汉”曾经成为唯一比肩“大上海”的城市。

但如今，对比北上广，大武汉已渐行渐远。

坐轮渡从武汉港坐船到江汉关码头，长江两岸摩天大楼构成的高耸天际线，让江汉关码头，这汉口曾经最为雄伟的建筑变成了小矮人。

但在武汉人心中，这“小矮人”的地位却超然物外。

武汉人对武汉的记忆始于1861年英租界的设立，而江汉关的设立则是一个时代开启的标志，虽然这标志在情感上很难接受。

如今，租界已经不再，老房子也拆了很多。

但对于武汉人来说，拆老区建新城似乎并不是件喜大普奔的事情。

因为老武汉这些打着租界烙印的建筑，已经印入了武汉人心中，租界早已无边界。

　　关注武汉的近代建筑完全出于偶然：

2014年5月，被联通欧亚的万里茶路吸引，专程到茶路起点――位于鄂南边陲的小镇羊楼洞考察。

羊楼洞曾是一个因茶而盛的小镇。

在鼎盛时期，这儿曾经云集世界各地茶商，博得“小汉口”之名。

于是，我便沿着茶商的足迹，从羊楼洞出发，追寻茶叶的旅行路线从羊楼洞经赵李桥到武汉――武汉并不产茶叶，但却是万里茶路最重要的转运港口。

到武汉江岸路后，我置身于一片欧式、民国近代建筑的丛林中。

　　在别处，近代建筑只有只鳞半抓，但在这儿却铺天盖地；在别处，这些建筑都被当成孕妇般被重点调理，但在这儿，却化身民居、银行、咖啡馆、影楼融入武汉人的血脉。

　　身在闹市无人问

　　我站在“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下给武汉大学毕业的高中同学打电话：

“记得十年前我来你们学校借宿时，它还一副人老珠黄的样子，怎么今天再见时却容光焕发了？

”

　　老同学答复：

“国立武汉大学被重新定义N次了，你现在见到的牌坊是2013年重建的山寨货，十年前你见到的也是山寨的。

民国武汉牌坊真身并不在武大，而在距武大正门千米处的劝业场尽头。

身上贴着牛皮癣，脚下环绕着烧烤摊！

它顶着“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但却身在闹市无人问！

”

　　英雄末路，美人迟暮，不看也罢。

我从新山寨的牌坊下穿过，一群卖手绘地图的大妈立马把我围住。

为了缅怀大学时代每年寒暑假路经武汉时在武大混吃蹭住的时光，我买下了一张武大手绘地图。

摊开手绘地图的刹那，有两张卡片掉了下来――这是两张明信片，一张是行政楼，一张是图书馆，这是1928年李四光任武大“建委会”委员长后聘美国建筑师凯尔斯修建的，是武大也是武汉近代建筑中最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看到这掉落下来的民国风，我失神了：

身为湖北佬的我，在同学们都报考武汉时，却只身前往南京。

首先是被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忽悠，其次是看了几本南京民国建筑画册后自我忽悠。

　　十年后，我为了寻找民国建筑特地从南京回到武汉――我发现规模更宏大的近代建筑群原来在武汉而不在南京。

此时，曾经同学遍地的武汉，所有在此求学的同学们都已经孔雀东南飞了。

还好，还有那些宏大的近代建筑群：

我从山寨的“国立武汉大学”进入武大校园，找了一位大学生问到武汉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蓝色的琉璃瓦把武汉灰蒙蒙的天空勾勒得分外滑稽，摄影师很兴奋地端起相机，边摄边叫：

“终于找到传说中的图书馆了！

”我下意识的看了手绘地图，发现似乎不对劲――镜头中的图书馆和手绘地图中的似乎貌合神离。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写实和写意的距离？

我找一个同学问了得知。

原来，这是新图书馆，是以民国时老图书馆的翻版。

　　十年前，这些建筑，我对它们视而不见，十年后它们依然整齐划一地在原地等我，还带来了诸多蛊惑人的李鬼。

　　春天来过昙华林

　　初秋来到昙华林。

摄影师是被武汉作家芳芳心的“同志”小说《春天来到昙华林》吸引来的。

而我来昙华林，不为玩断背山，只为了找寻武昌首义同志设计的首义旗。

　　那些昔日在武汉读大学的同学纷纷表示：

昙华林！

昙花林？

你是说樱花林吧？

在武大啊！

　　也难怪，以近代建筑为依托的昙华林，在近代建筑铺天盖地的武汉实在显得太寒碜了。

再者，昙华林走的是“小清新”路线，而我那帮来汉就读的高中同学都是工科男，从来都与文艺绝缘。

就连我，初次听说昙华林，也是在电影《让子弹飞》中：

被姜文打出的九角十八星旗吸引，和朋友讨论，朋友告诉我：

“铁血十八星旗（九角十八星旗）就在你们武汉，在一个名为昙华林小巷中诞生！

”

　　如今已成为武汉文艺地标的昙华林，是一条湮没在水泥丛林中的小巷。

从黄鹤楼附近下车后，我们拐进一条名为得胜桥的小巷曲线接近。

得胜桥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昙华林的想象：

它一点也不文艺，在小巷中蓦然回首，依稀可见黄鹤楼，但这楼却被蜘蛛网一般的电线缠绕，宛如在蜘蛛网中垂死挣扎的黄鹤；它一点也不革命，小摊小贩们把蔬菜瓜果，衣服首饰沿街一字摆开、我实在想不出当初挥舞着“铁血十八星旗”的首义同志们，如何挣脱得出这柴米油盐的生活。

　　明清时，昙华林是湖北各县秀才下榻备考的场所；如今，昙华林则是文艺青年拼小清新的地方。

　　进入昙华林后第一栋建筑便是英国人传教士杨格非修建的哥特式基督教堂崇真堂。

1861年，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利品，英国人获得了在内地修教堂的权利。

杨格非身先士卒成为了最早抵达武昌的传教士之一，并于1865年修建的崇真堂，这也是武昌修建的第一座基督教堂。

崇真堂的修建，象征着基督教在武汉传教的开始。

　　行过百步后，看见一栋名为“仁济医院”的中西合璧砖木结构建筑后，我越发迷惘了――仁济医院又是杨格非所建，原来杨格非在中国的50年，不仅仅是干了传教这分内事儿，还干了大量诸如办诊所、建义塾这样的闲事。

不仅在武昌，在汉口和汉阳这武汉三镇，甚至在四川、湖南、陕西诸省，都曾经有无数打着杨格非烙印的教堂、诊所和义塾。

　　据说杨格非在临终前曾说：

“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再给中国五十年做什么呢？

1912年，年过80的杨格非动身从中国回英国后不久就逝世了。

在他逝世后不到五十年时间，他所建的教堂、诊所、义塾就差不多毁尽。

武汉还算有点良心，在昙华林留下了传教士的抓痕，向每一位游客不厌其烦地说：

“这一生，他来过！

”　　重新定义“热干面”

　　昙华二字即是梵音的英译，而林则是居士林的简称――昙华林原本是佛家和道教兴盛之地。

但自从英国传教士杨格非修崇真堂后，昙华林就成为了欧美列强拼狠斗富之地：

你英国人在戈甲营用崇真堂戳一个点做圆心，以诊所、义塾为半径圈地建起了自己的教区，那我意大利教会就在花园山圈个地，那我瑞典教区就在螃蟹岬盘踞盘踞；既然老牌的教会布道，办学、义诊都拼得这么狠，那我美国教区也不能收着藏着了，把整条昙华林的正街都纳为自己的教区秀美式生活吧……

　　看到天主教士和基督徒们为了一点点地盘把本是同一人的主精分成几个派系。

我佛说我慈悲，我让你；老子说我无为，我不争。

于是昙华林就迅速成为了主的地盘――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文华书院在昙华林成立，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文华在昙华林奠基……

　　我站在一面老式水泥砌成的围墙面前发呆，斑驳的树影和碎银一样的阳光在围墙上徘徊。

突然只听见吱嘎一声响，围墙上那扇红木门被推开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推门的人早已消失在木门之后了。

透过半开半闭的木门，我依稀看见木门后是一个小院。

院子里晒了一角衣服，衣服后面又是一扇门，门后面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偷窥了半天也没看清刚才进去的是谁，更不知道刚才进去的谁和原本在里边的谁在干什么。

我只得把视线拉回到光影斑驳的围墙上。

在围墙的一角，我找到了一个门牌号――昙华林32号。

几个字就如同一道闪电把我劈醒了。

这地方，就是晚清时湖北共进会第三任会长刘公的公馆。

而就在这公馆中，他的三位学生赵师梅、赵学诗和陈磊白天不务正业，晚上不务正业整出了铁血十八星旗――可别小看这铁血十八星旗，五个月后的辛亥革命，这面小小的旗帜，把国家给重新定义了。

　　我指着这扇门试图要摄影师镜头重点关照。

但摄影师并不感冒，只敷衍的给了它一个镜头后就奔街对面去了，边奔边喊：

“看，传说中的老面馆！

”

　　我搜肠刮肚加XX谷歌，试图找出老面馆在历史上的坐标点。

最终，我发现一个现实――如今的昙花林，在年轻人心里，历史已经不再是坐标原点，好玩，文艺才是兴趣点。

而那些中西结合，用教堂、故居、学校改装而来的各式文创小店，则满足了文青们的全部念想。

　　老面馆里卖的面很普通，是武汉最普通的热干面。

我点了一碗热干面后狼吞虎咽吃完时。

抬头时看到面馆最醒目的地方挂着的巨大LOGO――重新定义热干面。

“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啊！

难道我刚才当了一回猪八戒吞了回人参果？

”于是再来一碗细嚼慢咽。

还是没有发现热干面什么地方被重新定义过。

　　“东方茶港”之变

　　我和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万谦副教授约在武昌的万达广场见面。

我到过很多的城市，见过无数的万达广场。

但是武昌的万达却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或者说，是最“奇葩”的一个。

这儿的万达，不似常规万达，是一个封闭的单体建筑，而是由几栋仿民国建筑组成的步行街。

步行街的入口居然还有一个仿古戏台。

只不过此时的戏台上，没有唱楚戏，也没有敲湖北打鼓，而是用巨幅的等离子显示屏幕播奢侈品广告。

　　“当时，万达委托我们出这万达广场的规划方案。

还是用的常规万达的套路，但后来不知为何，第二稿时突然采用民国风了。

这种风格的购物广场，在万达是特例。

在全国也仅此一家。

但是却正好号准了武汉人的脉。

你看看这汹涌的人流，能想象这仅仅是只开业仅一年的购物广场？

”万谦教授对于武汉人对民国版万达的钟情并不奇怪，因为作为一个武汉人，他最清楚老武汉人对“大武汉”的怀念。

万谦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戏称他们家是武汉最老的土著，因为他们家族到他这一代，已经整整七代人。

　　“其实，不存在祖祖辈辈生活在武汉的武汉人，因为地处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口交汇处，是水患最频繁之地。

武汉称‘江城’，又号‘千湖之城’，武汉湖泊的形成，皆来自长江的改道。

长江的每一次涨水，每一次改道，都要淹没无数土地。

所以，以前住在江边的武汉人，都是不建房子的，而是搭一个窝棚。

水来了，就把窝棚搬到高地。

水走了，又把窝棚搬到低处。

因为搬来和搬去的地点不一样，所以武汉人无法对一个地方有记忆。

所以，很多人形容武汉人就像鱼，游来游去无常规，也像鱼一般只有七分钟记忆。

”万谦的专业，是研究武汉的近代建筑。

在他眼中，一个城市的建筑史，就是一个城市凝固的历史。

而武汉“凝固的历史”，始于江汉关――一座建在英租界，由英国人代管的原武汉海关大楼。

　　我从武汉港坐渡轮过长江，渡轮的终点，便是位于汉口的江汉关。

在武汉坐轮船在长江上航行，终于圆了我十多年前的梦想――十多年前，我将要去武汉上大学，因为看过诸多民国文学中都有坐船上下长江的桥段。

于是兴致勃勃的拎着箱子赶到武汉港。

但却被告知通往南京港的客船早在几年前就停航。

自1954年第一座长江大桥建成，到如今，武汉境内的长江大桥已经有十座之多。

我本认为，轮渡会变成游客专船，但没想到几乎整船都是武汉人。

　　“这江两岸，那些建高楼的地方，停的都是大小商船。

有由西往东运井盐的，有由东往西运棉花的，当然最多的还是由南往北运茶叶。

”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来自湖北赤壁的茶商，他正带着一包茶叶，坐船前往汉口江滩一家名为“东方茶港”的茶馆参加茶叶品鉴会。

　　“东方茶港”的说法，源于1891年，当时的俄国皇太子访华，抵达汉口时，看到汉口港上，运茶船满港，赞其为“东方茶港！

”

　　百年过去，如今的武汉港上已经没有一艘运茶船，“东方茶港”也由一个港口变成了一家茶馆。

　　租界里的汉口往事

　　船还未靠岸，隔几百米就能听到“江汉关”钟楼洪亮的钟声。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

英国人第一个在汉口设立租界，他们选择了汉口最好的位置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圈。

而江汉关所在地又是整个英租界最好的位置。

站在江汉关城楼上，长江、汉江上来船皆在其监视之下。

那时汉口交通主要靠水运，扼住汉口水运，就相当于扼住了武汉的咽喉。

　　江汉关是租界时期整个武汉最高大上的建筑。

沿着江汉关，就进入了武汉的“外滩”――江汉路。

昔日，英、法、俄、德、日、比利时等国都争先在汉口圈地。

而租界的各式建筑，成为了各国的舞台――英租界建有最多的银行，花旗、汇丰等知名银行都竞相入驻，让英租界成为了整个租界区的金融区；而法国人把他们的浪漫延伸到法租界，建立了诸如德明饭店这样的娱乐场所，让法租界成为了租界区的娱乐圈；而俄国人在武汉经营茶叶势力庞大，由他们留下的建筑，无论是洞庭街上俄国茶叶巨头季凡洛夫所建的巴公房子，还是江汉路上的俄国茶叶公司都与茶息息相关；而日租界著名的建筑却是军官宿舍……

　　租界很多建筑，在租界收回后，都被“因地制宜”：

如花旗、汇丰等银行，建筑上的LOGO仍在，但是里边已经物是人非……

　　虽然情感上不愿意认同，但是透过这些建筑，不得不承认。

租界之于武汉，就像香港之于大陆，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武汉人的现代观念，皆来自租界启蒙。

　　沿着长江的江汉路上，每一栋“高大上”的近代建筑前，都围满了拍婚纱的情侣。

但如果再往里走，市容就变得灰头土脸：

建筑还是租界老照片上的那模样，只不过外围缠满了蜘蛛网；人气依然很旺，只不过住在老建筑里的人都已经如老建筑一般风烛残年。

不时有青年男女往老里弄里张望，那也是像我们一样慕名而来的游客。

　　租界区里的老房子与生俱来带着西洋基因，因而这儿被咖啡馆钟情：

汉口往事、海咖啡帝、莉莉周花园餐厅……很多老房子被改成了咖啡馆，因为租界区原汁原味的西洋风和咖啡馆正“臭味相投”。

每天，都有无数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来到这儿，寻找不一样的武汉；也有无数像万谦教授这样的老武汉，到这儿回忆他们心中的“大武汉”；甚至有拖家带口的老外到这儿，追寻他们祖辈生活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