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生卒年代考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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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生卒年代考释

子思生卒年代考释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钱穆先生及其他学者对子思生卒的考证，结合当前新的史料，并通过具体阐释，提出与之相异的看法，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子思生平可信。

关键词：

子思；生卒；《史记·孔子世家》

一、对以往观点的综述

关于子思的生卒，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有过详考。

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有误，得出时下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结论，即子思系孔子之孙，生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⑴。

也有学者认为“孟子与子思为同时人，且过从甚密”⑵，又针对《汉书·艺文志》中子思曾“为鲁缪公师”的记载，认为鲁穆公元年系周威烈王十九年，上距孔子之卒已七十二年。

而子思生时，孔子犹健在，《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思享年六十有二，故不可能为鲁穆公师，从而得出“《六国年表》讹误颇多，不可胶执”⑶的结论。

实际上，子思的生卒是否如上述学者所说，仍是一个问题，其中有甚多疑惑。

在疑古之风的影响下，《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一些事实受到了怀疑。

然而，近年的考古发现却证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大多可信，如郭店楚墓的发掘证明《中庸》确系子思所作⑷，上海博物馆公布的《孔子诗论》》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也说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是真实的。

所以，对以上的学术观点我们不可贸然轻信。

钱穆先生考证的前提是怀疑《史记·孔子世家》和《孔丛子》关于子思的生平记载有误，《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生鲤，字伯鱼。

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汲，字子思，年六十二。

尝困于宋。

子思作《中庸》。

”钱穆先生认为子思是伯鱼的遗腹子，他的依据大体说来有四：

一是他根据《礼记·檀弓》记载“曾子曰：

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

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之句，以为“子思有兄，则子思之生，不能甚前”⑸；二是依《汉书·艺文志》所载子思“为鲁缪公师”，认为穆公元年距孔子卒有六十四年，如若依《史记》所说子思“年六十二”，子思“无缘值鲁缪”⑹；三是他认为“《中庸》伪书出秦世，则前说尤不足信”⑺；又根据《孟子·离娄下》所说：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

或曰：

‘寇至，盍去诸？

’子思曰：

‘如汲去，君谁与守？

’”，认为“大抵子思先曾事卫，归老于鲁，乃当缪公世也。

”⑻

根据以上的四条证据，钱穆先生说：

“子思生，至迟亦在周敬王三十七、八年。

”⑼其卒年定为周威烈王十四年，

实从“或谓六十二乃八十二误”说⑽。

二、子思生卒考释

钱穆先生是二十世纪我国国学大师之一，其考证功夫令人敬佩。

然而，就“子思生卒考”来说，其中就有诸多疑惑，加上新史料的发现，钱穆先生所考子思生卒未必正确。

我们且可依据郭店楚简及其他材料，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释疑：

首先，钱穆先生所依据的第一条证据，系《礼记·檀弓》中关于子思家世的记载。

《礼记》曾被斥为“伪作”，所以依据所谓“伪作”进行的考证难免有以讹证讹之嫌。

现在《礼记》的真实性得以证实，因为郭店楚简与上博楚简中各有《缁衣》一篇，据专家考证《礼记》中的《缁衣》虽与新近出土的楚简《缁衣》有一些文字上的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⑾，这说明《礼记》中的大多数篇章作于战国时期，是可信的史料。

根据以上的证据，《礼记·檀弓》中关于子思家世的记载也是可信的。

然而，既便这样，钱穆先生的考证仍有令人疑惑处。

钱穆先生根据“子思有兄”这一事实，就认定“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实在尚欠合理，亦缺乏说服力。

古人成婚较早，得子也相应较早,况且如果伯鱼有两个儿子，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未必很大。

子思的出生既便不能太早，未必一定就很晚，况且他是“遗腹子”的说法不见记载。

其次，钱穆先生因受时代的局限，以为《中庸》系“伪书”，出于“秦世”。

由此推断《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有误，这种主张现在已无法令人信服。

《中庸》系子思之作的事实，学者郭沂等进行了详考⑿，就此问题，我们不再赘述。

至于“车同轨，书同文”等句，系后来窜入的文字，它们并未改变《中庸》的原貌。

既然现在能肯定地说，《中庸》系子思作品。

那么，《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子思的记载未必不是事实。

钱穆先生因怀疑《中庸》是“伪作”，就推翻与之相关的其他记载，多有不恰当处。

再次，《史记》系较早的个人化历史着作，错误之处当是难免，但未必处处是错。

伯鱼的生卒有《史记·孔子世家》以外的确证，这说明司马迁的记载是有所依凭的，并非空穴来风。

司马迁曾游访过鲁国故都，亲自“观孔子之遗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子思的情况是可靠的。

而《孟子》一书重在阐述孟子的思想，对子思的论说多为其思想观点服务，并不讲求事件的实证性。

钱穆先生怀疑《史记》记载的可靠性，却以《孟子》的记载为其佐证之一，亦失恰当。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理解子思曾“为鲁缪公师”这件事。

钱穆先生之所以认定子思是遗腹子，且享年八十有二，原因如前所述，因为依《六国年表》所载，鲁穆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九年，依钱穆先生所考，鲁穆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一年，鲁穆公元年距孔子去世有七十二或六十四年。

如果子思享年诚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年六十二”，那么钱穆先生认为子思“无缘值鲁缪”。

为了证实子思“为鲁缪公师”这件事，只好将子思视作遗腹子，且将其寿命延长为八十二岁，只有这样，在鲁穆公在位的前几年，子思可为其师。

子思曾“为缪公师”这件事，在《孟子》与《礼记》中有记载。

《孟子·万章下》说：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

‘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悦，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

’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

‘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

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礼记·檀弓下》记有：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

为君反服，古与？

”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其形制与《缁衣》不同，有学者认为系子思后学所作。

以上这些传世史料和出土佚集都证明，《汉书·艺文志》所载子思“为缪公师”确有其事，这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钱穆先生把考证的视角固定化了，对子思“为缪公师”这一事实的理解，犯了一个时间上的错误。

我们认为子思确系鲁穆公师，但是在穆公为太子时，而不是穆公元年以后。

我们的证据是：

第一，楚简佚文《鲁穆公问子思》是公元前300年以前写成的，是关于子思与鲁穆公问答作品中的一篇⒀，为子思后人及门人所传。

孟子肯定能看到《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并且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孟子》一书中数次出现子思与鲁穆公对话的篇章。

第二，从郭店出土的竹简形制上看，“《鲁穆公问子思》与《穷达以时》简两端皆修削成梯形，简长二十六点四厘米。

编线两道，编线间距为九点四---九点六厘米。

”⒁这种形制与可以确认为子思作品的《缁衣》和《五行》有所区别，“《缁衣》、《五行》两篇简两端均修削成梯形，简长三十二点五厘米，编线两道，编线间距为十二点八---十三厘米。

”⒂形制不同，自然也说明这些竹简，分属不同的集类。

第三，《鲁穆公问子思》的内容是关于子思“恒称其君之恶”的记载，这一点由《孟子·万章下》为证。

依照《论语》成书的过程，《论语》系“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可见先秦时代，弟子有记载其师与“时人”“应答”之言的传统，《鲁穆公问子思》也是其弟子或后人记录的子思语录的一部分。

大凡弟子记载的其师言行，在其师去世后会汇编成册，这点正好印证了郭店出土的《鲁穆公问子思》一篇与《缁衣》形制为何不同的一个原因。

第四，既然《鲁穆公问子思》系子思弟子或后人编篡而成，他们在追述子思与鲁太子显之间的对话时，子思已去世，而太子显已为鲁公。

所以自然地将两人的对话分列为“鲁穆公”与“子思”间的对话，这正如我们时常见到的情况一样，是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造成的回忆过往情形的一种惯常手法。

“追述”的记载方式往往注重的是当时的对话内容，未必引用原话，亦未必用当事人当初的身份来指涉。

《孔丛子》为了抬高子思的身份，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

“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

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

”这也说明古人着书时为了抬高追述对象的身份，会有意识地变更追述之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追述对象的身份等。

将子思与鲁太子显的对话记述为“鲁穆公问子思”，部分地也出于这种目的。

至于《孟子·告子下》和《孟子·万章下》中的记载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春秋以来，夹在齐楚之间的鲁国，倍受强国侵挠，至战国时这种情况越发严重，但这并不是鲁穆公时代的特殊现象。

显既然以后能为鲁公，其作太子时势力也当然可观，自然有一些门人，子思是其中之一。

因子思为孔子后人，又有学问，故尊其为师。

钱穆先生把子思与鲁穆公间的关系固定化了，自然只好将子思卒年与鲁穆公继位的前几年进行时间上的交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子思曾为“鲁缪公师”。

至于上述其他学者所说的子思与孟子为“同时人”且“过从甚密”的说法，实在经不起推敲。

既使孟子的生卒亦有可疑之处，但他不可能见到子思，理由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孟子》一书，从未讲起孟子从游于子思一事，且孟子讲起其就学一事时说：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可见孟子的老师“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⒃，据杨伯峻先生推断，子思之子子上“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⒄。

《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这也是事实，所以他们为“同时人”且过“过从甚密”的说法是欠妥的。

总之，我们在分析钱穆先生与其他学者关于子思生卒的考证后，得出以下结论：

我们认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子思生平是可信的，他是仲尼之孙，享年六十有二。

钱穆先生的考证主要依据子思“为缪公师”展开，却也因此犯了判别时间方面的错误。

而其他学者的说法更不足信。

孔子在世时，子思可能已是幼童，他死于公元前五世纪后二十几年，此时，鲁太子显已二十至三十几岁，显尊礼子思之事发生在子思的晚年，至于子思与孟子是“同时人”的看法则不可能成立。

　　参考文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172，中华书局，1985年。

当代学者李学勤等认同此种说法，详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14。

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P54。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P434，上海教育出版社，同见廖名春《荆门郭店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60。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P173。

周桂钿《郭店楚简缁衣校读札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204—220。

李学勤《先秦儒家着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13。

廖名春《荆门郭店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二十辑，P69。

杨伯峻《孟子译注·序》，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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