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和路径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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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和路径选择
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口和路径选择
赵海林
关键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障碍矛盾重大问题五大建设
内容提要：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这是当今中国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真实写照。
我国正处在“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关键时期。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前，客观上存在着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许多思想障碍。
必须正确把握几个关系。
要在重大问题上实现突破。
协调推进“五大建设”，推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背景及其深远意义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这是当今中国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真实写照。
目前，我国正处在“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关键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阶层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尤其是“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基础设施残缺、生活水平不高，社会发展滞后、精神世界空虚、人居环境简陋，农民素质低下，这是农村存在的普遍现象。
难怪有学者这样评述当今中国的“三农”状况：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不无道理。
正因为农民苦，农村穷，所以，农民含辛茹苦供养的大学生没有几个愿意回到农村去搞农业。
女大学生毕业后，也没有几个愿意嫁给农民当媳妇。
长此以往，农业能不危险吗？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
“25年前中国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实际上社会越来越不公平了……”就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讲，账面差距2002年为3.11:
1，实际差距在5:
1甚至6:
1之间。
按照国际惯例，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圆时，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的1.7倍。
可见，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
农民不富，中国难以强盛；农村不稳，国家势必动荡；农业徘徊，国民经济难以持续发展。
眼下，中国正处在以突出的城乡差距、分配悬殊、两极分化、权利失衡等为标志的“拉美困境”的边缘。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拉美困境”可能被无限期地拖长，甚至持久化、永恒化。
巨大的城乡反差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和谐的突出表现。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偏向的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
都是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偏向政策惹的祸。
十六届五中全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做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中国广大农民的心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仁人志士的终身追求。
“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正是在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为我国农村精心勾勒的“新愿景”，因而对全中国农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党中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战略部署，预示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将朝着有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
一个县域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关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50多年来形成的以“重城轻乡”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以城市偏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全局上所作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和调整。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向城市倾斜50多年后，将走出“重城轻乡”的非均衡阶段。
这是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上实现的一次历史性飞越，表明一个新的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将在中华大地建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指引亿万农民走上一条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
二、当前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障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是让亿万农民成为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主体。
可是，当前在建设新农村进程中却遇到许多障碍和矛盾。
由于“偏爱城市、吝啬农村”的政策观念在决策者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在“城市支持农村”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给新农村建设造成了一定的思想障碍。
一是“条件不具备”论。
有些人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在全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总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之后提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而西部广大山区农村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与全国相比都有较大差距，该地区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极其有限，建设新农村的条件尚不具备。
要知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总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历史性选择。
它不仅是“十一五”时期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整个国家的全局性战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方略。
正因为如此，就不能以西部“条件不具备”为由，不建设新农村。
“条件不具备”论贻害的不仅是亿万农民，而且是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和谐。
二是“慢慢来”论。
一些干部认为，农村基础条件差，好比“麻袋上绣花，没有基础”。
如果将100万元投资在城市，既看得见，又摸得着。
如果投资在农村，好比撒了胡椒面，实在不划算。
这种观点以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由，认为新农村建设只能“慢慢来”。
少则30年、50年，多则100年……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这是当今中国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真实写照。
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讲，账面差距2002年为3.11:
1，实际差距在5:
1甚至6:
1之间。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53，正处在以突出的城乡差距、分配悬殊、两极分化、权利失衡等为标志的“拉美困境”的边缘。
特别是近年来，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而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基础设施残缺、生活水平不高，社会发展滞后、精神世界空虚、人居环境简陋，农民素质低下。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瓶颈。
曾记得，早在20世纪50年代，亿万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国家大局为重，发扬“勒紧裤腰带”精神，省吃俭用，忍饥挨饿，义无返顾，誓死要把国家工业化搞上去，此等豪迈壮举实在令人感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要求人们发扬当年农民那种“勒紧裤腰带”的精神，只需要发扬一点“挤牙缝”精神就足够了。
三是“低素质”论。
专家学者众口一词，认为依靠素质低下的农民是建设不了新农村的。
不可否认，“农民素质低下”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出特征，但它只是“三农”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是民族、国家、社会之责。
“农民素质低下”是因为农民受教育程度很低，是国家对农业的“历史欠帐”所致。
比如现在教育高收费，农民的孩子念不起书，仍在继续制造着低素质的农民。
中国的城乡差别主要反映在教育方面。
农村是我国基础教育最薄弱的环节。
城市教育由国家来办，而农村教育经费的大部分是农民自己负担的。
国家每年3000多亿元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用在了城市。
而农民每年自己负担的教育经费高达几百亿元。
许多地方政府在“人民教育人民办，依靠人民办教育”的错误口号下，公然违反《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农民。
农民以“教育集资”、“教育附加”和各种杂费的名义承担了半数以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教育费用。
要知道，教育制度决定着国民素质。
千万不能再欠农民后代的“教育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实现教育公平，依法保护农民受教育的权利，尽快拆除农民的低素质屏障。
当务之急，是建立农民最低教育保障制度和弱势群体教育补偿制度（对社会低收入阶层、贫困妇女和儿童、残疾人、农村和边远地区人口实行教育补偿）；完善助学金和贷学金制度；大力发展慈善基金会组织，加大弱势群体的资助力度；实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加快发展农民职业教育，等。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正确把握几个关系
一是正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地区发展不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矛盾十分突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它要求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通盘筹划，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推进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经由50年代所依赖的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主要来自非农产业。
新农村建设就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之后提出来的新课题、新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遏止城乡差距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二是正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贯彻党在农村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件中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
尽管属于同一个提法，却具有全新的背景和崭新的内涵。
现在之所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概念，原因在于，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有了新的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就新在我们是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就新在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农业农村投入；新就新在全面改变农村经济社会面貌，更多地重视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不再像过去用农业积累的办法来支持工业发展，而是转向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农村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惠及农民。
党中央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目标和任务与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和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另外，建设新农村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是另搞一套，而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三是正确把握新农村“五大建设”与县域经济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已经作为我国“十一五”时期的首要方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
新农村不是单项建设，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建设新农村是一个城乡互动、循序渐进和科学发展的过程。
必须科学规划，整体推进，全面建设，协调发展。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是我们党首次对“三农”问题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表述，也是对县域经济工作的全面概括。
“五大建设”涵盖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其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全面发展。
“五大建设”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五项重大任务，也是对县域工作的总体部署。
表明我们党对“三农”工作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内涵更加丰富。
“五大建设”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指导“三农”工作、统领县域经济大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纲领。
四是正确把握新农村建设与村庄建设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的５句话20字要求是一个有机整体，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平分秋色。
5句话是“1+4”的关系，就是要求把发展农村生产力始终放在第一位，其他四个方面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
“生产发展”强调的是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高产、优质、高效、节约农业和安全农业等现代农业；强调创新农业发展模式，用新型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以特色产业为支撑，实现农业产业集群化。
新村庄建设只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
建设新农村，不仅要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变村容村貌，而且要注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重视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而且要重视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继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所以，绝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成村庄建设，如果片面追求村庄建设的成效，就有可能演变成劳民伤财的“大拆大建”。
五是正确把握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农村基础设施基本上属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性质，缺乏市场盈利性。
在农村普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没有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投资，新农村建设便寸步难行。
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财力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各级政府理所当然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主体和组织者，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建设新农村必须突出“两个主体”，即政府是投资主体，农民是建设主体。
首先，政府必须履行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主体”和组织者职能。
其次，必须坚持农民是“建设主体”的地位。
不可否认，广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公共投资的主体。
要知道，建设主体不一定就是投资主体。
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主体不全是农民，但是，新农村的建设主体必须是农民，这也是无可替代的。
再次，新农村建设应坚持“输血”为主,“造血”为辅的原则。
一定要避免农村举新债。
不能给农民加负担。
另外，还要建立政府投资、村民建设、社会参与的“三位一体”互动机制,逐步由“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向“全民参与型”过渡。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公共投资，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吸引社会资金是完全必要的。
在政府充当新农村建设投资主体的同时，应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最后，应合理界定农民负担与农民自愿的概念。
如果农民以政府投资为“引子”，自愿利用自身劳动力和当地原材料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应视为“加重农民负担”。
六是正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当前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关系。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既要处理好建设目标与客观条件的关系，明确总体建设目标与阶段性重点；又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生产生活问题入手，把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农民看病难和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等问题作为着力点。
不仅要立足于解决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而且要谋划长远，制定新农村持续发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框架。
七是正确把握新农民、新农村与新农业的关系。
要知道，依靠低素质的农民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
没有新文化新就没有新农民；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没有新理念就没有新农业。
造就新农民、建设新农村、发展新农业，全面提升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综合素质，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崭新内涵。
改善农村文化设施和培育新型农民是建设新农村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
必须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新型产业农民和新型务工农民。
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根本途径。
而文化建设的重点则是改善农村文化设施和培育新型农民。
首先要实现农民文化观念的更新，教育农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尽快由“农夫”向“农商”转变。
其次要着力建设农村文化设施，改善农村单调枯燥的文化生活，努力营造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人文环境，逐步养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再次,要把创建文明、卫生城市的触角延伸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家园，构建和谐新农村。
八是正确把握生产发展与资金投入的关系。
众所周知，农业是弱质产业，既存在自然风险，又存在市场风险。
扣除生产成本之后，基本上处于微利或保本状态。
另外，粮食又属于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的产品，多不得，少不得。
我国政府曾经多次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办法来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得了利，可市民不答应。
如果提高农产品出口价格，就会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
政府既要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又要保持城市粮食市场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还要占领国际粮食市场。
这是一个“三难选择”。
“生产发展”强调要发展现代农业。
而现代农业是一种科技含量很高的产业，如果单靠农民自己投入是无济于事的。
其实，农业不单是一种公共服务业，而且是多功能产业，它的功能不仅仅在于为人类提供食用消费品、为其它产业提供原材料，而且具有生态产业的功能，能够为人类创造持续和谐的生存环境。
世界上许多国家并没有把农业完全推向市场，而是将农业视为公共服务业和生态产业，主要由政府投资，并且采取特殊政策将农业保护起来。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在重大问题上实现突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关执政党前途和国家命运，是时代和形势赋予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崭新课题。
新农村建设包括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造就新型农民和构建和谐农村等新内涵。
完成上述任务，有赖于宏观体制改革、发展战略转换、收入分配调整和民主政治建设等综合配套。
然而，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三农”之外。
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在“三农”以外寻找途径。
否则，就很难有较大的突破。
我们知道，西医重在治标，而中医重在治本。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彻底转变以城市偏向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就是“治本”。
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则属于“治标”。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行“中西医结合”，既要着手“治标”，更要着力“治本”。
建设新农村一定要在城乡二元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公民权利分配结构和“三农”定位这些重大问题上实现突破。
一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上实现突破。
必须紧紧把握“两个趋向”，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清除城乡均衡平等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实现经济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前提。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但成为一种体制，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呈现固化并且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模式，是在人为制度安排下形成的，它是导致农民长期贫困、农村长期落后、农业长期徘徊的制度根源。
城乡二元体制是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有机复合。
所谓城乡二元体制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先进城市元与落后农村元的巨大反差。
建国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铸成了一个城乡长期隔绝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格局。
这种格局中的城乡关系尤其是工农两大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对新中国整体的进步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结构性的制约，它使城乡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真正走向利益统一和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体制被固化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政府长期实施城市偏向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二是城市阶层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城乡二元结构是众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发展阶段。
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这是国际上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
建国50多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进一步强化。
特别是近年来，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而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大瓶颈。
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便成为一种趋向。
“工业反哺农业”，义不容辞；“城市支持农村”，责无旁贷。
二战以来的大量政治发展研究成果表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反差必然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造成严重危害，招致社会报复。
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在城乡分治的行政建制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婚姻制度、财政税收制度以及金融信贷制度等。
这十几种制度性的城乡差异，将中国农民置于近乎二等公民的境地。
户籍制度则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核心。
尽管城乡差别是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得到扭转，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危及到社会稳定，我们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加剧下去了。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实质是突破城乡发展瓶颈。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和实践上将要破解的一道历史性难题。
无容置疑，实现由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一元结构转变，必须依赖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体制改革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统筹城乡发展之所以强调从体制改革人手，是为了消除制约城乡之间经济活动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均衡平等协调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最终实现工农业均衡平等协调发展、城乡居民平等相处、城乡和谐及共同繁荣。
城乡二元结构是严重制约我国城乡均衡平等协调发展的堡垒，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障碍。
城乡均衡平等协调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台。
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的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前提。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所有重大体制改革中必须进行的一场伤筋动骨的根本性变革。
这场变革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
通过深化改革，清除城乡均衡平等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建立城乡均衡平等协调发展体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这是党中央加快城乡二元结构改革步伐、向新的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迈出的历史性一步。
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实现突破。
必须彻底转换以城市偏向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城乡之间均衡平等协调发展，这是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环节。
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相配套的是以城市偏向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实施城市偏向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导致农民长期贫困、农村长期落后、农业长期徘徊的经济根源。
20世纪中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相继选择了以城市偏向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促成这种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既有国际因素。
又有国内因素；既有实践因素，又有理论因素。
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工业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剥夺农民的权益来积累工业化资本的。
在实现城市繁荣的同时，却付出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加剧的代价。
比如，为了赶超西方强国，我们实施城市偏向的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从1952年到1986年的34年中，国家利用中央集权体制的权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资金，约占这些年农业所创造的价值总额的18.5%。
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我们还在农村建立起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三级管理”等体制，以保证对农业资本向城市工业的强制性转移。
与此同时，在城市实行低工资、低利率、低汇率、低价格和高福利等制度，以维护工业的高积累和城市的稳定。
我们还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户”的户籍制度，将广大农村劳动力排除在工业化和城市文明的大门之外，并且人为地扩大城乡差距，使得城乡长期处于不平等交流之中，从而加剧了农村的相对贫困。
以城市偏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困扰“三农”尤其是制约农民增加收入的症结所在，最典型的反映在政府投资上“偏爱城市”，“吝啬农村”。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收制度，农民的税负远远高于城市居民。
根据换算，农业增值税的税率比工业品增值税的税率要高出5至8个百分点。
用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的话说：
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反映之一。
这不仅有失公平，更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②金融政策嫌贫爱富。
城市居民可以凭借生息资本（如存款、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获得大笔贷款，而农民只能取得“小额贷款”。
③教育经费不仅总额少，而且极不公平，教育机会不均。
城市义务教育投资全部由各级财政包下来，而农村义务教育的50%以上经费由农民负担。
高等教育费用使农民不堪重负，几乎透支了贫困家庭数十年的劳动积累。
④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偏向城市而吝啬农村，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
据卫生部统计，医疗卫生资源大约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城镇大医院。
用于农村的卫生经费占全部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下降至2000年的10%。
不仅如此，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与世界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⑤在城乡公共福利和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国企职工退休后可以享受政府待遇，而百岁农民却无养老保障，农民必须自己承担养老、失业、医疗等本属于政府承担的一切社会保障费用。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给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带来了两大矛盾：
一个是，这种战略以牺牲农业部门的发展来长期支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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