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角文化抗战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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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角文化抗战2
辽宁日报特刊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策划
中国东北角文化抗战
第一系列
教育
（2）
T01开篇的话
精神控制比肉体消灭更加可怕
□本报特别策划组
我们采访到了很多耄耋老人，尚能说几句日语，是他们70年前接受过日本殖民教育的共同特征。
说到殖民教育，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法国作家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
在这些老人的口中，七八十年前东北的土地上，同样发生了真实的“最后一课”：
1931年西丰县一所小学里，校长向全体师生宣布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今天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最后一课了，从今天起，我们是亡国奴了。
”全体师生哭作一团。
1945年8月15日，沈阳一所小学里，老师对同学们说：
日本战败投降了，我们又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了。
老师说得激动，讲台下面的小学生却茫然以对。
从痛哭到茫然，只知满洲不知中国，只知日本不知中国，14年的殖民教育，日本侵略者就这样把做皇民、做顺民、“日满一体”的种子种进了一代东北青少年的头脑中，更遑论在旅顺大连地区40年殖民教育影响的又何止一代人。
早在19世纪末，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教育和文化渗透就已经开始。
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旅顺大连地区，拥有了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管理和经营权，开始在这些地区推行殖民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全境，教育侵略全面展开。
“欲灭中国固有之文化，当由教科书始”，“通过教育取得中国青年的信任和理解，从语言上打开缺口，让他们减少对日本的仇视，最终成为真正的亲日派”……这些日本殖民者的言论，无不凸显把教育作为文化侵略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图谋。
与此同时，东北人民对奴化教育的反抗在40年间从未停止过。
旅大地区，到处是民间自办私塾，坚持不懈地传播着传统文化和进步思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的大中小学校以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的或大或小的反抗斗争更是此起彼伏，在那段严酷的岁月中，抗争屡遭镇压，却从未断绝。
殖民主义理论认为，殖民控制的重点在于精神控制，若没有精神控制就绝对不会有完整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控制一个民族的文化，就等于控制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建立关系时确立自己身份之工具。
奴化教育远比军事占领、民族压迫、经济掠夺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严重，其最大危害在于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摧残民族气节，使中华民族失去灵魂。
文化侵略，并不只以战争的方式存在。
教育的浸透，也远比战争和杀戮更具杀伤力。
重提当年日本殖民者的奴化教育史，不仅仅是彰显罪恶，更是为了警示今天。
重现当年东北人民的文化抗争，不仅仅是记住历史，更是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T02沿革
记事
辽宁省沈阳市望花南街46号“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孩子，额头宽宽的，眼神清澈无邪，身上的衣服干净整洁，衣襟微微翘起。
他站在课桌前，双手举起日语课本，专注地看着某一页。
这张照片悬挂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照片中的场景发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东北。
那些年，许多中国孩子像他一样，记忆着被篡改的记忆，思想着被篡改的思想。
T03概况
记事
吉林省长春市光复北路5号伪满皇宫博物院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展”规模很大，分为若干主题。
当我们走到“奴化教育”部分的展板前时，注意到橱窗内悬挂着一篇《国民训》，起首一句便将伪满建国的渊源归于“神道”，又讲要崇敬“天照大神”云云。
奴颜婢膝的嘴脸，实在刺眼。
三个阶段同一野心就是使你忘记中国
学生吃饭前必须先祈祷感谢日本皇军的恩赐
4月29日（美国当地时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令人遗憾的是，安倍依旧未对二战罪行做出深刻反省及道歉，反而大谈战后日本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
安倍的演讲再一次表明，他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忠实继承者。
更需警惕的是，安倍多年来不遗余力地修改日本《教育基本法》，妄图将错误史观、错误思想、错误逻辑灌输给日本青少年，使日本的下一代也走上他所信奉的道路。
安倍其言其行，与历史惊人地相似。
事实上，把教育作为工具，控制本国国民以及殖民地人民的思想，为军事扩张和殖民统治服务，是日本军国主义信徒的一贯思维。
这一思维在1905年至1945年间的东北被彻底实行。
从暧昧隐蔽的“同化”到明火执仗的“皇民化”，日本侵略者以“关东州”、满铁和伪满洲国作为载体，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了野蛮的教育侵略。
“关东州”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扩张
山东省宁津县的官方网站存有一篇“口述历史”文章，口述人名叫张成德。
日本侵华期间，张成德曾经在日本特务机构“宣抚班”担任宣抚官，被派往山东一带活动，宣传所谓“中日亲善”、“皇军仁政”、“王道乐土”等侵略谎言。
张成德之所以能够进入“宣抚班”，是因为他曾经在东北的专科学校学过两年日语。
在当时的东北，教育成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手中的武器，不仅用于培养“效忠天皇”的侵略先锋，更用于奴化广大的东北民众。
早在1905年，刚刚取得旅顺、大连地区（当时称“关东州”）统治权的日本，便迫不及待地提出“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
一年后，第一所日本人学校在大连成立了，招收的学生均为日本移民的子弟。
历史学家齐红深指出，日俄战争后，在旅大地区开设的日本人学校具有鲜明的殖民地特色，其核心就是要灌输“忠君”、“报国”、“把满洲真正当做日本的生命线”等军国主义思想。
“日本小学、中学和大学也有少数中国学生。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随军翻译、‘宣抚班’成员，多数是从这里培养出去的日本人和中国人。
他们精通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化，担当了全面侵华的先锋角色。
”齐红深说。
除了日本人学校，日本也开设了专门面向中国人的学校。
这些学校成为奴化东北民众的基地，其主要手段之一是推行日语。
1926年11月，旅顺师范学堂堂长津田元德在《南满教育》特别号上发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写道：
旅顺“高等学堂时代是以同化主义为根本方针的。
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
”用改造语言的方式达到“日满亲善”，使殖民地人民顺服，这一做法影响巨大且深远。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了一些当年上过学的老人，他们几乎都对学习日语有深刻记忆，有的至今还能熟练阅读日文。
“九一八”事变前，旅大地区与满铁附属地逐渐建立起完整的殖民奴化教育体系。
不过，由于统治未稳且统治范围有限，殖民统治当局的奴化教育政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推行。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吉林大学史学博士李娜在其论文《满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便指出：
“日本侵略者把‘九一八’事变前的一段时间比喻为‘雌伏时代’。
”
所谓“雌伏”，即隐藏起来。
1910年，“关东州”民政署庶务课长关屋贞二郎在一次讲话中说：
“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是需要谨慎的”。
但是，“雌伏”不代表完全不动，尽管遭到了不小的反抗，但日本在“关东州”以及满铁附属地始终都在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同化教育”的深入开展。
因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深知，教育侵略若停滞不前，那么“东北的火车就会停驶了”。
伪满洲国全面实施殖民主义教育
到了1931年，“雌伏”多年的日本侵略者等到“雄飞”的时机，在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实现了吞并整个东北的“夙愿”。
自此，殖民统治当局无需再伪装，明火执仗的奴化教育在东北全境蔓延开来。
“1932年之后，日本在旅大地区和满铁附属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逐渐发展成为‘皇民化教育’。
”齐红深说。
何谓“皇民化教育”，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
该解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奴化教育政策的本质就是要将中国人变成丧失民族意识，如奴隶般驯服的“良民”。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确立了“以王道为施行教育的方针”。
其后，满铁宣布“不管附属地内还是附属地外，都统一于满洲国的国民教育这一根本方针”，“培养能献身王道乐土建设的人才”。
伪满洲国的“王道主义教育”方针宣扬“日满一德一心”，用传统儒家伦理做包装迷惑东北民众，但实际上进行的依然是奴化教育。
伪满洲国这个表面上是以“独立国家”面目存在的政权，其实完完全全处于日本的掌控之下，因此，其教育体系当然也是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是彻头彻尾的殖民教育体系。
1937年，伪满洲国颁布“新学制”，标志着殖民主义教育的全面实施和殖民教育体系的正式确立。
“新学制”提出了完整的奴化教育方针，将学校系统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职业教育两个门类，通过缩短学制、减少授课日数、压缩文化课时等一系列手段，来降低东北青少年的受教育程度。
很显然，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育民而是要愚民。
同时，“新学制”还强调推行职业化教育，目的是为“满洲开发”培养更多懂技术、会劳作的工人。
根据《辽宁教育史志资料》记载，在伪满洲国的殖民教育体系下，不符合“日满一心”宗旨的教科书遭到废止，日语变成了必修“国语”，国民道德课则专门学习“伪满建国由来及日本国体、政体”，而历史课更是歪曲讲授。
这些做法是赤裸裸的教育侵略，完全暴露出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险恶用心。
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
正在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展”中，有一张照片很引人注目。
照片中，几个青年拿着木棒，做出格斗的架势。
该场面并非发生在战场，而是当时的伪满建国大学，那几个青年都是大学生。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伪满洲国进入全面战时体制阶段，此时，东北地区的教育也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
1942年，伪满洲国颁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在各级学校开设“勤劳奉仕”课。
勤劳奉仕，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劳动服务。
在战时教育体制下，学生变成了劳工。
齐红深描述说：
“大学生要为日军挖战壕、筑工事、修飞机场，中小学生则要到农场、林场劳动，还要修公路、挖防空壕、清扫神社等。
”
勤劳奉仕、国防训练、军事训练成为伪满洲国后期的主要教育内容。
为了支援“大东亚圣战”，做好随时“上战场”的准备，本应以强身健体为内容的体育课变成了军事训练课，培养“尚武精神”成为授课的目的。
并且，为了加强时局教育，又增设了“时局教育”课。
在许多亲历者的口述中可以了解到，该课程与战局动态紧密结合，学生不仅要及时了解时局新闻、写时局日记，每有日军胜利的消息，还要集会游行，以表庆祝。
战时教育体制的实行完全为了适应“大东亚圣战”的需要，从其具体做法和影响来看，可谓将奴化教育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将东北青少年训育为劳务奴隶，更让他们沦为战争的炮灰。
总而言之，日本在东北地区推行的奴化教育，虽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但其本质都是要从精神上彻底改造东北民众。
正如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所说，要通过教育“造成东三省民永远亲日”，成为日本永远的奴隶。
□本报记者王研
旅大四十年最长的黑夜
□本报记者/王研
3月22日下午4时，大连旅顺口区太阳沟的一处广场上，三三两两的游客正信步游览。
广场四周的几幢老建筑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有过怎样不平静的历史。
太阳沟是一片饱经历史风霜的独特区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州厅”、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等历史遗迹，都为这里刻下了深重的历史印记，更映照出旅顺昔日的苦难与屈辱。
早在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期间，旅顺就曾被日军攻占，当地百姓惨遭屠杀。
日俄战争后，旅顺与大连更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陷入长达40年的黑暗深渊。
整整40年，日本侵略者不仅夺走了旅大地区的土地，还用学校、语言、课本来“重塑”旅大人民的精神与思想。
如果说东北三省地区深受日本奴化教育的荼毒，那么，旅大地区便是被毒害最深的地区。
摧毁体系
当时，旅大地区被称作“关东州”，日本侵略者将其作为侵略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基地”，抱着永久占领的“美梦”，因此，展开了“苦心经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教育。
不过，在“关东州”，面向日本移民的教育和面向中国人的教育，却大不相同。
根据统计，在日本占领的40年里，大连人口从30万增长到190余万，但增长的人口基本都来自于移民。
1904年，大连的日本居民有5000人，但到了1945年，则高达20万人。
日本人在旅大地区是绝对的“一等人”，各方面都享受最高待遇，为他们提供的教育资源甚至比日本本土更加优越。
而这种优越正是建立在抢夺中国人教育资源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资料显示，日本殖民当局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旅大地区“为日本移民建立起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社会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
反观殖民者给予中国人的待遇，则天差地别。
《大连管内学事要览》记载，1934年统计数字显示：
日本人上学的寻常小学校有18所，427名教员，17641名学生；而供中国人上学的公学堂只有5所，135名教员，6964名学生。
在中等教育阶段，中国人的教育更是受到压制，大连大学教授张玲玲在其文章《“关东州”殖民奴化教育体系及特征》中写道：
“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中国居民最多的大连市，竟没有一所为中国人子弟创办的普通中学校。
”
残害精神
在日本殖民旅大地区的40年间，中国人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就算可以上学，也必须被迫接受奴化教育。
这一点，亲历者的话是最好的证明。
乔世良1912年出生于大连金州，他在口述历史中曾说，“我浑身被灌输着竭力追随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我一心想将来能够混得好，必须努力读书，读日本人的书，去考日本人办的最有名望的学校”。
1935年，由大连文教社出版的《满洲教育史》中非常露骨地写道，“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从而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以利于日本人的进出满洲”，“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教育，了解了日本，学会了日语，熟悉了日本的风俗习惯，这样只会对日本更加亲密，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
日本推行奴化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篡改教科书。
1914年，负责管辖旅大地区的日本殖民机构关东都督府，专门组织成立了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对中国课本中有关民族英雄的内容大删特删，更是强制各学校使用。
1922年成立的“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所编纂和出版的一系列教科书在东北广泛使用，甚至成为日本在中国其他占领区学校的教材。
这样一种渐进式的、侵入骨髓的精神侵略，比任何一种侵略方式都更加残酷、恐怖。
而旅大地区被侵蚀了40年之久，其受害之深可想而知。
今天，回顾1905年至1945年的历史，可以从各种史料与口述中找到日本侵略者在旅大地区培育殖民文化的证据。
那40年，对侵略者来说是作为殖民者颐指气使、风光无限的40年，然而，对于旅大地区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从有尊严的人变成无尊严的奴隶的黑暗的40年。
位于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如今已成为博物馆，向世人展示着侵略者的罪行。
T04-T05重视
T06日语
记事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友谊路501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采访日本在东北实施的奴化教育，很多专家不约而同提到了日语。
很多东西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语言就是其中的一种，它就如同空气一般环绕在我们周围，看似平常，却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
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性格。
如果不是那段殖民者推行语言霸权的历史，我们不会知道，失去了语言，整个民族都会感到窒息，甚至掉入被灭族的圈套。
背不出日语课文就要挨打
□本报记者张晓丽
你知道吗，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日语曾经被定为“国语”。
如此荒唐可鄙的事就在1935年上演。
从小学开始就得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日渐重视东北地区的日语教育，1935年1月首次提出要将日语作为伪满洲国的“国语”。
随后这一想法被逐渐落实。
而原来教育中的国语却被降格为“满语”，这里的满语并非满族语言，而是指中文。
当时，从小学开始，日语就被列为必修课。
在社会上，日语培训机构林立，或强迫或利诱，当时的男女老少都得接受日语教育。
不少耄耋老人回忆起那个时候，都说最怕和最反感的课就是日语课。
上日语课时，师生
都不许说中国话。
学生学习日语的方法就是背诵，每堂课老师都要用一半时间来检查背诵，如果背不出来轻则挨骂、罚站，重则拳打脚踢。
日语课占很长学时，从小学开始就得学，到了所谓的国民优级学校，日语课每周达到7学时，比“满语”多两学时。
日本教师在教授日语课的同时，还教授物理、化学、数学等科目，不管学生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全用日语讲解。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为了弄清楚课程的内容，不得不努力学习日语。
到了大学阶段，所有的课程都用日语授课。
对于已步入社会的成年人，日本殖民当局同样从语言入手进行奴化教育。
许多工作都要求会说日语，那是个全民被迫学日语的年代。
学好才能找到好工作
日本殖民当局推行日语教育的政策，采用的是“一手持大棒，一手喂胡萝卜”的方法。
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当时有日语“检定制度”，如果检定一个人的日语水平为合格，会按他的成绩确定等级，包括特等、一等、二等、三等4个等级。
在学校，学生们入学时就会被告知，毕业时若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这就迫使学生们必须努力学习日语。
对于日语学得好的人，当局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从史料记载来看，“语学检定制度”是在1936年设置的，目的就是要激励更多的人进行语学检定。
若检定合格，青年学生在毕业、就业方面都会得到优待。
根据老人回忆，在当时的社会，只有日语学得好的人才能找到好工作。
伪满各类机关中的公文都使用日文，机关实际负责人也都是日本人，而且用日语分派工作任务。
若听不懂日语，不会写日文，就难于应付工作。
为了保住饭碗，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学习日语了。
“语学检定制度”出台后，对伪满官吏、会社职员、教师的考核，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日语水平。
伪满初期和中期，许多日语学校、日语讲习所随之产生，几乎充斥各地。
为普及日语，殖民当局大力资助各类日语学校。
根据1938年的调查，奉天、辽阳、鞍山、营口、抚顺、新民等18个市县，有41所日语学校、日语讲习所，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正常学习外语的需求。
只为培养效忠的顺民
假设回到1941年，一个刚入学的孩子，首先学会的日语大概是向老师问安，以及“天照大神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这样的句子。
因为殖民当局规定，学校日常用语必须使用日语。
有的老人至今都能将《回銮训民诏书》全文背诵出来，因为当年，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多次背诵这篇殖民地文书。
从一些口述历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朝会之后，全班学生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大家跟着齐声朗诵。
在学生们集体背诵时，日本教师会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
翻开当时的日语课本，会发现除了简单的会话和日常用语外，大量的章节在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这是在向东北青少年灌输日本文化和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使之产生崇日、亲日的感情；还有一些政治意图非常明显的课文，如《国务总理和鸽子》、《建国大典》、《开拓青少年义勇队》等，都是在灌输“日满不可分”的奴化思想，使孩子们成为效忠日本的亡国奴。
看到这里，日语教科书的侵略、奴化本质尽显。
此外，日伪当局还要求将一些教科书同时用日文和汉文对照排印，不放过任何一个推行日语教育的机会。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这样评价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
“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
”这一论断，简明精辟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妄图用武力征服中国人民，更要在精神文化方面同化和愚弄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顺民、奴隶。
日语教育这一武器正是日本这种灭亡中国政策的最佳体现。
在那场无硝烟的文化侵略中，日语教育给东北的老百姓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伪满时期，由于日语受到高度重视，以致当时东北出现畸形语言现象——人们说话常常是汉语中夹杂着日语。
“文化融合说”是一种狡辩
□本报记者/张晓丽文/摄
高晓燕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谈到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的奴化教育，我们脑海里总会浮现那么几个关键词：
教科书、新学制、职业教育，很少有人把日语教育当做重点去对待。
然而，我们拜访了东北地区的许多近代史研究专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
日语教育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化教育的重点。
奴化教育的“尖兵”
“日语教育”这个词听起来很普通，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也没有一丁点侵略意味。
其实它的侵略性十足，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奴化东北人民。
然而，如今的日本学界对当年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的行为含糊其辞，甚至提出了“文化融合说”等美化的说法，认为推行日语是顺应当时两国文化融合的需求。
“这是日本为了掩饰其侵略本质做出的一种狡辩。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晓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述观点的要害。
日本推行日语教育的本质就是奴化教育，是为其侵略行为服务的，日本在东北地区所推行的整套日语教育制度，都是奴化教育最直接的证据。
高晓燕指出，日本学者所谓的文化融合，并不是东北人民对日本文化心向往之，自发自愿地融合，而是在坚船利炮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地了解日本文化。
在当时，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日本，自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是亚洲的火车头，膨胀的民族优越感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才是最好的，别的国家都是次等的。
他们由此给侵略行为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利用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占领东北地区，在掠夺东北资源的同时，推行奴化教育，奴役中国的老百姓。
之后，他们又提出为东北地区带来文明和文化融合的歪理，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侵略的丑行。
手段花样百出
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工具，它没有阶级性，但却有鲜明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
为了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首先就是从语言入手。
他们花样迭出，软硬皆施，对日语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根据高晓燕的介绍，伪满洲国成立伊始，一些中小学就已经开展了日语教育，之后随着新学制的提出，日语教育在东北地区广泛推行。
为了达到同化东北人民的目的，日本侵略者想方设法地推行日语，只希望有一天日语能够取代汉语，成为伪满洲国的国语。
他们在各地创办日语学校，不断充实各个学校的日语特别班，在伪满洲国的国立学校开设日语课，大力资助公私立日语教育设施，面向社会出版日语简易读本，提倡日语广播讲座，将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专有名词等都使用日语进行标注……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日语教育，有着层出不穷的手段。
另外，由于日语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解决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沟通问题，一种强行将汉语和日语杂糅在一起的语言变体在东北地区产生了，这就是协和语。
如今，东北还残留着部分协和语，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
链接
所谓的协和语
协和语，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在日伪统治者的奴化政策高压下所产生的一种汉日语杂糅的语言变体。
亦称兴亚语、日满语、大东亚语。
伪满洲国的宣传口号是：
“满洲国是一个没有民族歧视的国家，五族共荣。
”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东北人民使用协和语。
这种语言变体是将汉字照日本语的意义解释，但不照日本语读音，而是照汉语读音，它既非日本语，又非汉语。
譬如，将“客满”说成“满员”，“标题”说成“表题”、“愿望”说成“志望”、“工钱”称为“劳金”、“挣钱”说成“吃劳金”，“草垫子”说成“榻榻米”，“汽车”说成“古鲁码”，“厕所”说成“便所”等等。
据文献记载，当时学校的教材中，所有的外国国名、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等一律用日文的片假名注音。
查阅当时的有关报纸和资料，发现日文的片假名随处可见。
在这种野蛮的语言同化政策高压下，东北人民使用汉语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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