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政治哲学分析以实现公共生活的优化为视角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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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
阿伦特敏锐地意识到，现代科学主义主导的规范体系及其塑造的貌似科学、规范的公共生活在官僚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政治得到了最富有社会性的改造，无人统治在演绎着最残酷的专制统治形式，消极应对的“行为”（behavior）取代了能够积极作为的“行动”（action）。
于是，我们看到：
“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
”①可以说，我们作为单面化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在公共生活中发出自主的声音，也很难对公共生活的实际走向产生影响，实际上是在以原子主义的自我个体孤独地演绎着看似繁荣、实则荒芜的公共生活的假象。
在这种单面人通过机械关联营造的公共生活假象中，自然无法孕育形成积极的现代社会治理行动。
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及其营造的网络公共领域松动了铁笼式的现代官僚制组织的严密体系，为现代社会治理的真正发生与发展注入了动力与活力。
“表达渠道的扩展，带来话语力的分散和碎片化。
新媒体朝着鼓励人人参与的方向发展，人们拥有了更加充分的表达权。
民众在各种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消解了原有的权威话语中心。
”②尽管网络公共空间带有虚拟的特征，但虚拟不是虚幻，仍是现实的投射与反映，并具有改变既定现状的力量。
“网络社会生活也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在充任网络行为活动主体的角色之后，得以普遍展开的，因此，无论是人们的网络社会交往等各种网络行为活动，还是因网络社会交往等网络行为活动而打造的各类网络论坛和网络社区，以及由此而积聚沉淀下来的网络社会关系和网络文化现象等，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创造物，是人的行为活动的现实结果。
”③因此，网络新媒体及其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激发了人们的话语意识，这种话语意识内涵着强烈的表达欲望和交往冲动，印证着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作为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的社会本性。
在网络新媒体的激励下，在网络公共领域的自由空间中，“现实的个人”通过对话意识和交往能力的增强而将“有意义的他者”的意义充分彰显出现，而这正是现代社会治理所需要的真正自主的现代公共人所应该具有的自觉意识和自为能力。
同时，网络公共空间带来了开放跨域的行动自由，营造了去中心化和去层级化的社会交往氛围，呈现出现代交往主体真正需要的平等、自由、交互、生活、活泼的生活空间，原子化自我的疏离感和孤独感被互动交往主体的在场感和参与感所取代，碎片化的存在状态被休戚与共的共生共融存在状态所取代，我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一种共建共享、共同生活的意义空间之中，这将构成现代社会治理真正发生与发展的生活世界场域。
毫无疑问，新媒体的崛起代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也意味着社会从传统等级化、分层化形式向现代平等化、交互化格局的彻底转型。
从积极的社会进步意义来看，与传统的单向、线性信息传播相比，新媒体为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自主发声提供了可能，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捍卫自身与众不同的话语权，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对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所发挥的巨大解放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推进了现代自我启蒙的历史进程，代表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更进一步，新媒体使便捷的信息传递变得无时无处不在，同时也将处于社会交往网络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的传情达意和价值分享变得异常简单，由此整个社会凝聚为一个密切关联的生活共同体，基于信息、情感、观念等的社会交往体系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协作共享、和谐共融变成为一种生活新常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公民个体自主意识的增强与公民个体之间公共互动的推进，成为我们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
不可否认，网络新媒体及其形成的网络公共领域在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参与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也蕴含着公共生活碎片化的可能，这是我们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和警惕的。
在网络新媒体时代，这种公共生活的碎片化主要变现为相对宽松自由的网络空间中产生的以自我个性张扬为名的拒绝对话与合作的网络行为，这种以原子化个体而自我标榜的网络行为使我们越来越无法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的纽带，网络空间的凝聚力量愈加式微，我们在网络空间中所能体会到的共同体的聚合力量微乎其微，具有批判性整合功能的网络公共领域名存实亡。
网络新媒体所带来的传播的“去专业化”，使网民人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造成了网络话语体系的碎片化。
在其中，充斥着恶搞、嘲讽、粗鄙、无原则的普遍质疑等与社会正能量的传播相逆的否定性力量。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网络公共生活的碎片化中还潜藏着一种更为隐蔽的破坏性力量，那就是网络意见领袖主导下的缺少批判意识和自我主见的、盲目跟风的网络群氓行为。
这种网络群氓行为，看似山呼海啸、群情激昂，实则一种毫无建构意义的被调动和被利用的非理性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会演变成为破坏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纯粹消极性力量。
勒庞对乌合之众的描述特别切合于这种网络新媒体时代可能形成的网络群氓行为：
“有意识人格的丧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换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④不管是网络空间中社会整合力量的消解，还是网络群氓行为的非理性表达，都在削弱着我们进行积极现代社会治理的肯定性力量，都是我们在网络新媒体时代超越公共生活的碎片化状态构思真正休戚与共的公共生活的否定性障碍。
新媒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辩证的历史事件，新媒体在为公民个体的发展及其公共实现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公共生活面临巨大挑战。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个方面反映在公民自我独白话语的个体化倾向上，网络新媒体割裂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使自我的个体化甚至原子化生存状态变得顺其自然，“网络是个体化的社会搭档，利用网络，个体创造了一种非常灵活的生活方式和地理上分散的关系的纵横交错。
”⑤在这种自我的个体化甚至原子化发展中，新媒体为个人意见的发表提供了畅通的渠道，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发生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事件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在现代公民启蒙尚未成熟、公民负责任自主意识尚未形成而有效的公共监督又非常缺乏的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诱发不负责任、不受约束的网络言论的发表，于是我们看到了众多个体原子化意见（甚至其中带有自我情绪化的表达）的汇聚，却难见真正具有网络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第二个方面反映在网络公共空间的同质化对公民真正自我意识的消解和对公民犬儒心态的助长上，新媒体所开辟的自由空间为意见领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当某些人的意见甚至偏见迎合了部分人的非理性情绪和心态以后就有可能成为塑造网络群氓的重要力量，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盲目追随和不加鉴别的拥护已经成为当前规范网络公共空间、网聚社会正能量的关键阻滞力之一。
新媒体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这两个方面问题，正在影响着我们科学合理地利用新媒体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此强调加强新媒体管理的必要性所在。
概而言之，网络新媒体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正在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改变着我们传统的公共生活方式，积极引导网络公共领域在塑造积极公共政治生活方面发挥更多的正效应，努力遏制网络话语体系碎片化对和谐共同体生活的消解，是我们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语境。
二、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公民自由及其实现
新媒体的发展营造了网络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也为公民积极自由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场域。
公民自由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哲学的文献之中，必须在现实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性。
“应当承认，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这一主题如果失去了时代特征，就不会取得真正的积极进展。
”⑥由此，公民自由也就与我们的现代社会治理发生了关联。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治理对于社会发展秩序化的维护，内涵着对公民自由本质实现的追求。
自由不是无所顾忌的恣意妄为，自由本身蕴含着对公共秩序的认知、判断、理解和在积极行动中的自我阐释。
也就是说，自由现实的展现在与真实生活世界之中的有意义的积极他者的关系处置和应对之中，自由不是他者的缺席，而是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在场。
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公共秩序的意义，才能理解公民自由的应有内涵，才能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内核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从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到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再到查尔斯·
泰勒的“自由的运用性概念和自由的机会性概念”，公民自由理解的分殊从未终止过。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治理发生的后现代语境及其蕴含的解放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公民自由理解的他者视角，仿佛我们只有在他者缺席的状态下才能达成自我的自由实现，这是主体性哲学发展到极端的结果，这也肇始了自由极致的虚无主义的发生。
“人与世界疏离了，世界毫无生气，变得冷漠、空当、没有目的与完美存在，只是一个我们暂且驻足的框架、试图超越的禁锢。
”⑦这种对自由的绝对消极理解以及带来的虚无主义后果，正在侵蚀着我们共同生活的根基，我们协同应对危机与困难的能力正在下降，我们越来越难以形成维系和谐关系的精神纽带，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在以个体自由的名义遭到弱化。
原子化、绝对个人化、自我中心等等蕴含的价值取向，使我们对公民自由的理解日渐空洞、日趋狭隘、日益侏儒化。
在原子化自我极端张扬的后现代解放主题中，我们越来越难以找到协同合作的可能；
在价值虚无主义的困顿、迷茫和幽怨中，我们越来越难以共同生活在一起。
然而，人类的归属渴望是无法遏止的，无所依靠的浮萍状态并非人类生活的真正所需。
“在最自由、最独立的情况下，人也会渴望无条件的归属。
自由与归属的紧张关系，以及为取得两者之间不可能实现的统一而努力，是人类的永恒状态。
”⑧公民自由必须有所依托方得真实，为自由寻找处境，是后现代政治哲学必然考量的主题，也是我们的现代社会治理能够真正发生和发展的本质展现。
公民自由的空洞无物，意味着公民主体政治行动能力的丧失，意味着公民主体间协同互动空间的萎缩，意味着强调多元合作共治的现代社会治理失去了最为根本的价值支撑。
作为现代公民的个体，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之中并凝聚着众多的社会关系，都具有自身所在社群所特有的公共认知和价值判断。
自我认同与自我证成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我们无论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还是通过与他人共同进行的活动，在塑造自身时都不是‘内向’探察以找到自身，而是‘向外’探察他人和协同活动。
我们寻找自身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与他人共享的世界，而不是我们通过反思自己的所思所感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
”⑨“现实的个人”及其所处的现实的社群，在公共交往互动中相互影响，并不断发生着改变，由此肯定和确认着公民个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证成。
建立在清晰自我认同和自我证成基础的公民自由，就展现在这种动态的社会平衡之中。
因而，现实的公民自由必须要融入真实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之中，公民自由的处境化就是要在现实的政治境遇和社会环境中正确地理解和处理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作为“大我”的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将维系我们精神命脉的文化传统、促成我们和谐交往的公共理性、诱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开放意识的融为一体，从而确立公共生活的核心价值导向。
“公民的性质不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且更是一种作用和能力，自由个体以此成为民主共同体事务中的有效成员。
因此，公民应当是政治共同体的积极成员，他的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对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一种贡献。
”⑩因而，我们必须要批判公民自由的消极认知，放弃绝对普遍主义的公民自由理解，所谓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是虚幻的，是以自我假定的齐一化标准和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遮蔽了现实公共生活及其追求的复杂多样性。
公民自由的核心价值导向并不会导致以赛亚·
伯林所忧虑的积极自由的极权主义后果，因为其前提是充分接受了现代公民教育的、能够自我负责的、具有公共交往理性的、承载了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作为“现实的个人”的现代公民——这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原子化自我，而且具有积极的他者意识、和谐的共同体观念和自由交往能力的处境化自我。
“自由来自于我们真实的存在，来自于一个扩展了的、已经转化成为更高层次的道德的自爱。
它是从孤独走向社交的成果，也是从动物性转向人性的过程。
”⑪奠基于此的自由的核心价值导向能够有效地避免消极自由的虚无主义后果，防止网络大众文化的犬儒主义流弊，鼓励公民的积极参与行动，凝聚社会正能量，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有效组织及其善治目标提供最为有力的支持。
总之，必须要抵制原子化公民自由的空洞化趋势，在价值虚无主义的积极批判中肯认有意义的他者对公民自我认同构成的意义与作用，使后现代的消极自由观重新处境化，在公共生活的核心价值导向中凝聚社会共识，以和谐优良的公共生活促成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良性发展局面。
缺少了公民自由实现的公共生活不可能是优良的，甚至不能称之为公共生活；
离开了优良公共生活的社会治理，注定是纸上谈兵抑或意识形态的虚构。
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围绕着公民自由及其实现而展开，由此才可能达到真正的良法善治。
三、网络公共领域中的社会民主及其保证
在新媒体语境下，网络公共领域是社会民主实现的重要形式。
现代社会治理的实践离不开作为顶层制度设计的政治民主，更离不开作为基层文化氛围的社会民主。
政治民主制度的设计考量了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社会民主文化的培育则反映了特定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历史传承和集体认知，两者对于优良公共生活的实现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国家政治民主制度设计基本科学合理的情况下，社会民主文化的塑造和培育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自发文化形态的社会民主及其保证，体现了现代社会治理得以发生发展的路径依赖关系。
按照乔万尼·
萨托利的理解，“社会民主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它的民族精神要求其成员认为自己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社会民主这一名称的含义也使它被用于指基层民主的网络——小社区和志愿性组织。
这种网络可以繁荣于整个社会，从而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社会支柱和基础结构。
……社会民主的特征要素不但是它在社会层面运行，更在于它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⑫由此来看，社会民主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是一种来自社会民众的自发公共参与文化，在此基础上具体化为自愿结成的各种社团性非政府组织。
社会民主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传统政治社会的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从强调身份到注重契约的基本变化：
身份体现了传统政治社会的等级格局和差异秩序，以荣誉（查尔斯·
泰勒认为，荣誉内涵着不平等）作为其基本的价值诉求；
契约表征了现代民主社会的身份被拉平了的平等格局和世俗秩序，以尊严（查尔斯·
泰勒认为，尊严内涵着平等）作为基本的价值诉求。
按照查尔斯·
泰勒的观点，这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预示着代表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伟大的存在之链”被打破，人类自身存在状态的“大脱嵌”伴随着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祛魅”（也就是世俗化）在资本力量的巨大推动下正在全社会蔓延开来。
社会民主不断推进的进程，就是社会不断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自我主体意识及其蕴含的现代性力量不断扎根、成长和壮大的过程。
在这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作为社会民主之集中体现的人民主权论自然呈现出来。
现代人民主权论在卢梭那里得到了集中论述，“公意”、“平等”、“民权”、“社会契约”等基本观念由此深入人心。
但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由于缺少权力制衡和宪政精神而难免陷入“多数人的暴政”的泥沼。
卢梭之后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并对社会民主的规范发展给出了足够的启示。
在托克维尔看来，基于抽象平等精神的社会民主最终将导致个体存在的原子主义状态，这种原子化自我是以自我的名义最终消解了自我的真正个性，对于现代公共政治生活至关重要的公共批判精神将不复存在，我们在对社会福利和舒适生活的无节制追求中最终流于平庸，对公共政治的冷漠和漠不关心在推进着柔性专制主义。
“托克维尔认为，对此仅有的辩护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民看重参与诸层政府，也看重参与自愿团体。
但是，自我关注的个人式原子主义对这种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旦参与行为衰减了，一旦曾作为中介的横向联合团体萎缩了，个体公民就会独立面对巨大的官僚国家，正确地讲，就会感到无能为力。
这使得公民变得更加消极，而柔性专制主义的恶性圆圈就合上了。
”⑬社会民主由此失掉了文化的内涵和共同体生活的根基，变得异常空洞和虚无。
作为社会民主时代的文化贵族，托克维尔对此忧心忡忡，并提出了“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理智的爱国心”、“民主国家的宗教信仰”、“法学家精神”等来对抗这种社会民主空洞化发展的流弊。
反观现时代，这种社会民主的空洞化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变得异常突出：
当我们以民主的名义在网络空间中过于自我专注而彻底遗忘了对我们具有积极构成作用的他者时，我们就陷入了碎片化的存在状态之中；
当我们以民主的名义拒绝接受公共政治生活的召唤而沉溺于自我臆想的精神世界时，我们就正在步入温和的专制主义之中；
当我们以民主的名义顽固坚持一己之意愿而放弃交往与合作时，我们就已经封闭了自我未来发展的公共空间。
所有如此种种，都是我们在当下推进社会协同多元治理的进程中必须要警惕和预防的。
套用卢梭的话，那就是要实现熙熙攘攘、众说纷纭的“众意”向具有批判力量和凝聚作用的“公意”的转化，由此才能在现代社会民主的进程中形成推进现代社会治理的正向能量。
在我们意识到问题与不足并保持警惕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现代网络新媒体的发展确然在推动和促进着真正社会民主的进程。
我们看到，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虚拟空间的公共生活世界正在日趋完善，网络协商民主正在成熟与完善，普通社会民众得以进入和影响政治领域的渠道正在日渐畅通，传统官僚制模式下垂直化管理的社会组织正在变得扁平化，原有社会结构中“中心—边缘”的固有格局正在被打破、边界正在变得模糊化，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在成为具有积极公共行动力的合作主体。
“合作主体是完整的主体，它自由自觉地对他人开放，自由自觉地与他人交往，自由自觉地与他人合作，而在交往与合作的过程中，彼此间的相互承认也就真正是平等的主体间的互动。
”⑭由此可见，在真正的社会民主之中，相互合作并参与社会治理的个体之间是一种平等承认的主体间性关系，平等承认关系的双方都把彼此当做对自我具有证成性意义的积极主体，而非可以被利用的纯粹消极意义上的手段或者工具。
承认，作为政治哲学话语的重要构成，蕴含了在社会民主成为发展基本趋势的情况下日渐原子化的个体自我之间应有的基本关系，是理解现代共同体生活和谐向度的重要视角，也是推进社会治理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致力于实现公共生活优化的现代社会治理中，我们不仅仅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也不仅仅是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的简单受众；
我们不能做社会公共政治问题的旁观者，我们要做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
对于注重社会基层力量的调动和社会多元力量整合的现代社会治理而言，社会民主及其具有的文化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意义非凡。
必须要承认，网络新媒体及其促成的网络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激励了这种基于平等主体间性关系的本真社会民主的发展，这成为现代多元协作的社会治理格局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现代社会民主文化的培育与完善、现代社会民主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健全是推进我们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的路径选择。
四、网络公共舆论及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话语支持
新媒体的发展促成了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这位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话语支持。
现代政治都是远离暴力与胁迫、注重平等协商的话语政治。
“政治活动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为了表现个体性，也为了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连结得以建立，人乃通过言语与行动呈现自我、沟通互动，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政治领域。
”⑮作为现代政治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社会治理充分体现了话语政治的特征，需要充分调动和利用公共话语的力量，凝聚多元文化时代的广泛社会共识，促成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流和和谐交往，为社会的开放、多元、协同、合作共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作为现代公共话语之集中体现的公共舆论的塑造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也称为“公众舆论”，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来看，这是“一个被随意使用而且远非精确或明晰的概念。
问题不仅来自公众舆论作为自由民主理想的核心所具有的地位，而且也来自它作为政权、政党以及各种事业的主要的合法性手段所发挥的作用。
人们经常根据公众舆论所服务的意识形态来给它下定义。
”⑯也就是说，公共舆论围绕着具有现实指向的公共政治问题而形成，寄托着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价值理想，并纠缠了各种意识形态的论争。
在面对作为利维坦的现代政府的强大行政力量时，作为个体自我的力量就显得异常弱小，人性所固有的弱点就使我们更加倾向于依赖自身所处的特定生活共同体的集体判断，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自我意见与公共意见的分歧，但自我必须要作出抉择以融入社会公众。
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治理得以真实发生的舆论空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在正确利用舆论的力量来充分调动广大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参与热情，使之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真正推动力量。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治理的实现是建立在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所达成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的，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个体应该积极培育对于现实公共政治问题的敏锐感知，应该具有强烈的话语意识以呈现自我对于公共政治问题的理性认知，应该成为推动公共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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