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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专制主义走向顶峰。
指定“四书”、“五经”为学子必修科目，八股文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提倡程朱理学，并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高压统治。
这些措施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直接导致或助长了文学上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
（3）、统治腐化。
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奸党作恶。
武宗在位16年，从不召见大臣；
世宗（嘉靖帝）迷信道教，封丹术之士为高官；
神宗30年不上朝；
崇祯杀袁崇焕。
四大宦官——王振（英）、汪直（宪）、刘瑾（武）、魏忠贤（光）。
二大奸臣——严嵩父子。
（4）、土地兼并严重。
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流民问题成为明朝最大的社会问题，并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明后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并形成地区间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如苏州的丝织品，松江的绵织业。
生产关系也出现了变化：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工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机户与机工的关系是资本占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
而农民与地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机工则没有。
这种生产关系的出现使得市民队伍在城市迅速壮大，苏州有织工、染工1万多人。
它带来了文化思潮的变化。
（二）、文学思潮：
明代后期新文学思潮的代表是泰州学派和大思想家李贽，泰州学派即王学左派，代表是王艮（gen）（1483——1540），他提出“百姓日用即道”。
李贽（卓吾）（1527——1602），著有《焚书》、《藏书》，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
”他创“童心说”——“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即不受道学影响的人生固有的私欲，“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所以天下的“致”都必须表现作者的情感、欲望。
他还以“异端”自居，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认为道学家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他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重视个性，肯定人欲，反对以圣人的标准为标准。
李贽的思想极具叛逆性和反抗精神，他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
“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
泰州学派和李贽的出现，带来了文学的巨大变化，形成一股进步文化思潮。
代表人物除李贽外，有徐渭（1521——1593）、汤显祖（1550——1616）、冯梦龙（1574——1646）、袁宏道（1568——1610）。
主张文学要表现真性情，李贽《童心说》：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自童心焉者也。
”袁宏道：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假文学，汤显祖认为，封建礼教使人从真人变为“假人”，因此，宣扬封建礼教的文学就是虚伪的假文学。
反对模拟古人，强调文学应该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
李贽：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
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
重视提倡通俗文学，力倡小说、戏曲。
徐渭、汤显祖不仅积极创作戏曲，还评点、校勘剧本，冯梦龙整理话本、章回小说、民歌。
总之，反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兴起，使得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在内容上呈现出个性化、世俗化的特色，高扬个性、肯定人的自我价值，肯定人欲，写“穿衣吃饭”、“百姓日用”、“时俗”、“好货”成为风尚；
但是文学的商品化、世俗化倾向，也带来晚明文坛的污秽浊流，对“好色”、物欲、性爱的描写成为潮流。
形式为小说和戏曲。
（三）、文学创作总体特征：
拟古主义、形式主义成风，市民文学兴盛。
1、长篇小说空前繁荣，短篇亦不逊色。
长篇小说有“四大奇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它们分别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的代表作；
从而也就形成了长篇小说的四大题材。
此后产生的同类小说有《东周列国志》、《水浒后传》、《说岳全传》、《封神演义》、《四游记》、《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
在白话短篇小说的整理、创作方面成绩最大的是冯梦龙。
“三言”：
冯梦龙编辑,《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古今小说》）；
各40篇。
“二拍”：
凌濛初编辑,《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此外有《清平山堂话本》（即《六十家小说》，存27篇，嘉靖年间洪缏编刻，多为宋元作品）；
《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京本通俗小说》（一说为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集，发现者缪荃孙，存9篇）。
拟话本的定义：
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章回体小说艺术发展历程：
（1）成书过程：
从集体创作到个人独创。
（2）创作意识：
从借史演义到关注现实人生。
（3）题材特点：
从战争兴废到日常生活、家庭琐事。
（4）人物塑造：
从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神仙妖怪到普通百姓；
塑造的典型从类型化到个性化；
（5）情节结构：
由线形结构到网状结构。
（6）语言特色：
由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
2、戏曲蓬勃发展。
二条线：
杂剧和传奇。
（1）杂剧：
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明中叶成就较高。
前期杂剧作家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宫廷文人，朱有燉多作“庆贺剧”、“度脱剧”、“节义剧”。
共31种，《诚斋乐府》。
明中后期的杂剧受南曲影响，故多称南杂剧。
康海的《中山狼》，谴责恩将仇报的不义行为，流露的作者对统治集团的不满。
先生说的是。
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
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
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
那负亲的，受了爹娘抚养，不能报答。
只道爹娘没些挣挫，便待拆骨还父，割肉还母。
才得亨通，又道爹娘亏他抬举，却不思身从何来？
那负师的，大模大样，把个师傅做陌路人相看。
不思做蒙童时节，教你读书识字，那师傅费他多少心来？
那负朋友的，受他的周济，亏他的游扬，真是如胶似漆，刎颈之交。
稍觉冷落，却便别处去趋炎赶热，把那穷交故友，撇在脑后。
那负亲戚的，傍他吃，靠他穿，贫穷与你资助，患难与你扶持。
才竖得起脊梁，便颠番面皮，转眼无情。
却又自怕穷，忧人富，剗地的妒忌，暗里所筭他。
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是这中山狼么？
王九思的《杜甫游春》是作者政治遭遇坎坷、痛恨官场黑暗的自我写照。
冯惟敏的《不伏老》是作者自况之作，抒发抑郁不平之气；
《僧尼共犯》肯定僧尼相爱“情有可矜”，表现出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进步思想。
徐渭是明代成就最高的杂剧作家，（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天池，山阴（绍兴）人。
20岁参加乡试，但八次不中，曾在胡宗宪身边做书记，后胡被杀，他也终身不得志。
1566年，因杀妻入狱七年。
才华横溢，自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其《四声猿》包括《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渔阳弄》，《渔阳弄》（全名《狂古史渔阳三弄》，俗称《阴骂曹》）写祢衡在阴间击鼓骂曹的故事，祢衡的身份为即将上任的修文郎，而曹是罪犯，祢衡历数曹操一生的罪恶，实际表现了作者对残暴势力和社会黑暗深恶痛绝的思想情绪：
[葫芦草混]你害生灵呵，有百万的还添七八，杀公卿呵，哪里查!
借廒仓的大斗来斛芝麻。
恶心肝生就在刀枪上挂，狠规模描不出丹青的画，狡机关我也拈不尽仓猝里骂。
曹操，你怎生不再来牵犬上东门，闲听唳鹤华亭坝，却出乖弄丑，带锁披枷。
它对明代权奸当道的政治现实有鲜明的针对性。
有人甚至认为剧中的祢衡是暗喻作者的朋友沈炼，曹操则是影射严嵩。
袁宏道称此剧“语气雄越，击壶和筑，同此悲歌”。
（姚燮《今乐考证》著录三引）徐复祚也说：
“有为之作也，意气豪侠，如其为人。
”（《三家村老委谈》）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第觉纸上渊渊有金石声。
”
《玉禅师》全名为《玉禅师翠乡一梦》，写月明和尚戏柳翠的故事，内容为揭露官府与佛门的劣迹。
《雌木兰》全名为《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全名为《女状元辞凰得凤》，意在歌颂女主人公反对封建歧视，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
其《南词叙录》开南曲理论研究之先。
（2）传奇——“传奇”之名始于唐代裴铏的文言小说集《传奇》，后成为唐宋文言小说的通称，宋元南戏、杂剧、诸宫调亦称传奇。
明清以后，传奇专指演唱南曲的戏曲形式。
文学史有“唐宋传奇”“明清传奇”“英雄传奇”三种专称。
明前期传奇继承《琵琶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宗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倾向严重，邵灿的《香囊记》、丘濬的《五伦全备忠孝记》标榜“若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这种风气影响了整个明前期，出现了许多教化戏。
明中叶开始兴盛。
明清传奇剧本约2600种，现存600余种。
“三大传奇”：
王世贞的《鸣凤记》，梁辰鱼的《浣纱记》，李开先的《宝剑记》。
《鸣凤记》写夏言、杨继盛等“双忠八义”的十大臣与严嵩父子的斗争，用真名真姓反映当朝重大政治事件，开时事戏创作之风。
作者在严嵩之子严世藩伏诛不久，就把这场震动朝野的政治事件搬上舞台，反映了人民强烈的爱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其关目突破了生旦圆场的格局。
作者把他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喻为“朝阳丹凤一齐鸣”。
《浣纱记》是第一部用魏良辅改革后的昆腔演唱的传奇，剧本以西施、范蠡的爱情为线索，描写吴越两国兴亡的历史故事，歌颂了为国家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和功成身退的品格。
其借助生旦排场抒发兴亡之感的写法，对后世传奇有明显影响。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宝剑记》写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
林冲原为征西统制，因弹劾高俅，被刺配沧州，高俅派心腹火烧草料场，林冲被迫上梁山，最后梁山英雄起兵，高俅父子问斩，林冲夫妻团聚。
剧本主要写忠奸斗争，通过忠义之士遭受迫害，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感慨。
其第37出《夜奔》表现了林冲“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的矛盾心理，为昆曲传统节目。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
梦是四个剧本的主要情节或者关键情节。
其他作品：
周朝俊的《红梅记》、高濂的《玉簪记》、孙钟龄的《东郭记》、孟称舜的《娇红记》。
《红梅记》写南宋末年书生裴禹与李慧娘的爱情故事，把爱情和反权奸斗争结合起来，批判残暴黑暗的统治势力。
情节曲折离奇。
《玉簪记》写潘必正和陈妙常的爱情故事，歌颂了男女主人公的叛逆性格，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宗教清规戒律，心理刻画细腻，戏剧冲突处理巧妙，语言清丽华美，喜剧色彩浓厚，广为流传，但未脱一般才子佳人剧的俗套。
如第十六出《寄弄》中的《朝元歌》曰：
你是个天生后生，曾占风流性。
无情有情，只看你笑脸儿来相问。
我也心里聪明，脸儿假狠，口儿里装做硬。
待要应承，这羞惭怎应他那一声。
我见了他假惺惺，别了他常挂心。
我看这些花阴月影，凄凄冷冷，照他孤另，照奴孤另。
《东郭记》根据《孟子》改写，借古讽今，揭露官场黑暗，讽刺了贿落公行、廉耻丧尽的丑行。
《娇红记》写书生申纯与表妹王娇娘的爱情悲剧。
结局是申纯与王娇娘双双殉情而死，家人将他们合葬，取名为“鸳鸯冢”。
后来二人的魂灵化为鸳鸯，相向而鸣。
剧本摆脱了才子佳人剧的俗套，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悲剧效果。
主人公为了爱情，生死不渝，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反叛。
在《西厢记》《牡丹亭》之后《娇红记》把爱情悲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红楼梦》之前一部杰出的悲剧作品。
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词如鸟语花笑，韵致娟然，”“横行词坛，当无敌手。
传奇是中国戏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三个高峰为元杂剧、明传奇、清代地方戏）其内容有二个显著特点：
许多作品反映时事，历史、传说题材的作品也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批判现实精神；
爱情题材的作品多，并把爱情描写和批判封建礼教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歌颂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的斗争精神，反映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3）戏曲理论繁荣：
临川派——又称文采派，（汤显祖，注重思想内容，词彩华丽。
“余意所致，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吴江派—又称格律派，（沈璟，注重音律，强调“场上之曲”，要求“合律依腔”、语言本色。
“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xie），是为曲中之巧。
”作有《义侠记》、、《红蕖记》）；
昆山派（梁辰鱼，音律、词彩皆要求典雅）。
明后期剧坛追随沈璟者不少，有王骥德、吕天成、卜世臣、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
明代最重要的几部曲学著作如《南词全谱》（沈）、《曲律》（吕）、《曲品》（王）全部出自他们之手。
四大声腔：
余姚（浙江）、弋阳（江西）、海盐（浙江）昆山（江苏）。
前期四大声腔争雄，明中叶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昆腔）后，因为它既保留了南曲轻柔婉转的特点，又吸取了北曲慷慨激昂的特点，所以独霸剧坛。
其伴奏乐器用箫、管、琵琶、月琴等弦乐。
在戏曲整理、出版方面，有臧懋循的《元曲选》、毛晋的《六十种曲》、沈泰的《盛明杂剧》，分别是元杂剧、明传奇、明杂剧的选本。
3、诗文热闹非凡：
流派众多，论争激烈，但成就不高。
（1）、前期（1522）
现实主义作家：
宋濂、刘基、高启。
刘基（1311——1375）八股规范的始作俑者：
取四书五经命题，应试者的文章仿宋代经籍，代古人立言，多用排偶，此即八股文，也称“制艺”（义）。
刘基诗文兼长，散文洗练流畅，风格遒劲。
有寓言集《郁离子》，诗歌风格接近杜甫、韩愈，元末作品哀时愤世，慷慨悲凉。
如《养狙者》。
入明后的作品多个人叹老伤怀。
此外有《卖柑者言》：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
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
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干若败絮。
予怪而问之曰：
“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
将炫外以惑愚瞽也？
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
“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
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
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
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
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
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
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
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
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
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
岂其愤世疾邪者耶？
而托于柑以讽耶？
本文作于元末，为寓言性讽刺小说，“言近而旨远”借卖柑者的话揭露了当时官吏欺世盗名的本质，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怀。
开头为引子，写柑“玉质而金色”，及至剖开，却是“干若败絮”自然引出议论：
“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
”指斥那些“佩虎符坐皋比者”和“峨大冠拖长绅者”貌似“干城之具”、“庙堂之器”，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文章用形象说理，富于气势。
宋濂（1310——1381）因长孙犯法，又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贬四川，死于途中。
长于散文，主张文道合一，其传记文生动形象，文学性强，多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对话突出人物性格。
代表作有《秦士录》、《李凝传》、《杜环小传》、《王冕传》、《送东阳马生序》。
高启（1336——1374）以诗歌著称，风格俊逸奔放，歌行体和七言律最佳。
代表作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全诗由写景到抒情再到怀古——从三国到六朝，感慨那些定都南京的小朝廷都是昙花一现，只能凭险割据一方，结尾称颂新朝，欢呼“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表达了对全国统一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喜悦心情。
诗作于洪武二年，其时作者正在南京参加修撰《元史》，对新朝充满热切的期待。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
中国文人最斯文扫地、最“百无一用”的时期，当属朱元璋治下的明初了。
正是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于元末形成的蔚为壮观的“文化江南”随风飘散，声名远扬的明初“吴中四杰”，无不结局悲惨，高启受魏观案牵连，被腰斩，杨基被罚苦工，卒于工所，张羽被流放岭南，召还途中，知道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投江自尽，徐贲被逮下狱，惨死狱中。
台阁体（“三杨”）：
杨士奇、杨荣、杨溥。
分别为江西、福建、湖北人。
多为应制和颂圣，内容空虚，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点缀太平。
风格雍容典雅，鲁迅批评为：
“今天天气，哈哈哈”。
影响诗坛数十年，流弊很深，千篇一律，缺少真情实感和社会内容。
风格萎弱。
爱国诗人：
于谦（1398——1457）“土木堡之役”，英宗被俘，他坚持主战，后英宗复辟，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
诗歌多反映现实，不雕琢，有真情实感。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茶陵派：
李东阳（1447——1516），作诗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
拟古乐府较好，虽未尽脱台阁体之陋习，但是其理论和创作已经与台阁体有别，李东阳成为台阁体与前七子的过渡人物。
前七子：
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王廷相、康海、边贡、徐祯卿。
李梦阳（1473——1529）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扫荡台阁文风起了积极作用，对八股文多少有些冲击。
但是他们在创作上好模拟，缺少在复古中求创新的意识，有拟古不化的倾向，并未给文坛找到真正的出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字拟句模，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
”其诗以乐府、歌行成就较高。
（2）、后期
后七子：
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
李攀龙强调“文自西京、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
”其《古今诗删》唐以后的一首都不选。
其诗以模拟为能事。
王世贞继承了前七子的理论，但晚年有所变化，对宋元明人的作品也有所肯定。
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
”其诗重视词采，较少模拟痕迹。
宗臣的散文成就较高，《报刘一丈书》揭露官场丑态，语言自然豪放。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
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
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
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
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
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
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
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裾，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
“相公倦，谢客矣。
客请明日来。
”即明日，又不敢不来。
夜披公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
门者怒曰：
“为谁？
”则曰：
“昨日之客来。
”则又怒曰：
“何客之勤也！
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
”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
“亡奈何矣，姑容我入。
”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
又立向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
主者曰：
“进！
”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
主者故不受，则固请；
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
然后命吏内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
出，揖门者曰：
“官人幸顾我！
他日来，幸亡阻我也！
”门者答揖，大喜奔出。
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
“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
”且虚言状。
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相公又稍稍语人曰：
“某也贤！
某也贤！
”闻者亦心计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
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
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
每大言曰：
“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尔！
”长者闻此，得无厌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
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
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吴中四才子：
唐伯虎（寅）、文徵明、祝枝山、徐祯卿。
唐宋派：
归有光、茅坤、唐顺之、王慎中。
反对七子的拟古主义，主张学习唐宋古文。
茅坤有选本《唐宋八大家文钞》。
该派成就较高的是归有光（1506——1571）江苏昆山人，他对王世贞的复古主义进行了激烈批评，王世贞在〈归太仆赞序〉中肯定了归有光的主张和创作：
“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
归有光的散文感情真挚，通俗流畅，如《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皆写平常事件，但极富韵味。
《项脊轩志》虽是写家庭琐事，但极富人情味，从中可见作者夫妻间的亲密感情和对妻子的怀念：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
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
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
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
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
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
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
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
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簌有声；
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
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
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
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
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
家有老妪，尝居于此。
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
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
“某所，而母立于兹。
”妪又曰：
“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
娘以指叩门扉曰：
‘儿寒乎？
欲食乎？
’吾从板外相为应答。
”语未毕，余泣，妪也泣。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
“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
”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
“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
”顷之，持一象笏至，曰：
“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
”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
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
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
“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
”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
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
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闲笔充溢浓情。
《项脊轩志》结尾：
“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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