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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宫锜向孟子打听周王室的爵禄之制,一向能言善辩的孟子这回却只以不确定的口气说：
“详细情况我们已经搞不清了。
诸侯们生怕这些制度妨碍自己，纷纷把相关记载给销毁了,所以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罢了。
爵位嘛,天子是一级，然后是公、侯、伯,子和男一共算一级,总共算下来是五级。
在诸侯国里呢,君是一级,然后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总共六级……”（北宫锜问曰:
“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
“其详不可得闻也。
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
孟子的说法显然与《礼记·
王制》不同，有可能《礼记·
王制》按照汉朝的主流五行理论把孟子的说法给整合过了,搞得规整了许多。
而孟子的说法中至少有两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是说诸侯们纷纷把周王室记载爵禄规范的典籍给销毁掉了，二是天子居然也算是一个爵位,这实在令人吃惊（以现代概念来作类比，天子是“第一公民”而不是皇帝）——黄宗羲认为自古本来如此,只是后来君骄臣谄，天子的地位才超然独立了,政治也就容易搞坏了。
以上两点中,第一点如果属实的话,说明了世道变乱、礼崩乐坏；
第二点则让人疑惑:
天子应当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二字也是一级爵位,那又是由谁授予的呢?
——这个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争论不休,易学家和今文学家力主天子之称为爵称，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天子非爵。
许慎《五经异义》力证天子为爵称，郑玄《驳五经异义》则从《仪礼·
士冠礼》的“生无爵，死无谥”出发，论证说：
“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谥号的，自然活着的时候也有爵位。
”许、郑之争是东汉经学的一次重要交锋。
及至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把“天子为爵称”这个问题在民本主义的大前提之下加以弥合：
“君是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实都是一回事，并非绝世之贵；
俸禄是劳动的报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禄就和庶人当差拿俸禄是一样的，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
”（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
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
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
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
郑、顾两说各有各的道理,郑说从逻辑出发，顾说则似在借古讽今，借古代文献阐发新的观念,很难说在考据意义上有多大的可靠性。
但毕竟古代文献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有限的证据中做出各自的推测罢了。
但是,仅仅从《春秋》一经三传来看,一般人便难免生出对五等爵之说的怀疑。
比如，按照常理,级别越高，人数也就越少,那么,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序列，公爵如果有五个,那么从侯爵到男爵应该人数越来越多才对，但《春秋》一经三传所展示给人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国爵姓表”来看，侯爵和伯爵为数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数，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级的公爵虽然也只有五例，却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种种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统论之，他在《论所谓五等爵》一文中颠覆旧说，认为五等爵之论只是后人附会罢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先从五等爵的字义入手,说“公”原本和“君”、“兄”都是一回事,由“公”孳生出“公子”一词,但不存在“伯子”和“侯子”。
“公”是一个很宽泛的称谓,并非爵号，凡是拥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称“公”。
至于“侯”，是从“射侯”而来的，本义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
箭术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门武术,王室委任一些武士在中央直辖区之外负起守土御乱的职责，是为“侯”。
“伯”,原指家长,而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一家之长往往也就是一国之长。
“伯”字也是一个泛称,并非爵位之一种。
“子”的本义是儿子,一般情况下是指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诸侯庶子——大宗称伯，小宗称子,伯和子正是相对而言的。
“男”是附庸之号。
所谓附庸，按照《孟子》和《礼记·
王制》的说法，诸侯国大小不同,分为若干级别,都有定期朝见周天子的义务，但有一些地盘实在太小的，就没必要参加朝会了，作邻近某大国的附属国即可,是谓附庸。
公、伯、子、男本来都是家族中的称呼,并非爵位,而侯则是武士之意。
男相对于侯有着隶属关系，子相对于伯有着庶长之别。
当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不是同姓亲属就是异姓姻亲,家族伦理也就是政治伦理，家族称谓也就是政治称谓；
换句话说也就是：
等级是起源于血缘关系的。
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宗法制度早已解纽,诸侯国变成了军国，时人不明古制，遂有周室班爵禄之说。
在傅斯年的说法里，“侯”显然是最有“封建”色彩的一种身份。
周初的“封建”，曾有学者论其性质为武装殖民，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和傅斯年对“侯”的描述却有一些差异了。
幸好还有另外的说法,比如朱凤瀚在其《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书中考察“封建”之本义，认为殖民的说法是不严密的——因为殖民是指从母国向被征服的地区移民，主要目的是搞经济掠夺,但周初的封建显然殖民色彩较少而藩屏意味更重，其主要考虑并非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许多被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与其说是新征服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如说是军事据点更恰当一些。
以此很少的人数迁至封国,担负上述艰巨的军事义务,则此少数周人中的男子自然应多是武士。
——朱这里虽然并没有论及五等爵，但这个说法显然是支持傅斯年对“侯”的描述的。
而朱对“伯”也有一笔,说西周“当时地方官吏通称伯”。
郭沫若也是怀疑五等爵的,他的《金文所无考》说他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五等爵”名列其中。
郭沫若从青铜器铭文推断出了三点:
一，诸侯经常称王；
二，公、侯、伯、子无定称；
三，“男”之称非常罕见。
其中第一点郭还举出王国维早先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说名份上的讲究原本并不太严格，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有着称王的习俗，即如徐、楚、吴、越称王也只是沿袭周初旧习罢了，不能全当僭越来看。
当然，这种种质疑之说并未被完全采信,依然有人力证五等爵之说。
比如瞿同祖从《左传》中摘录所有关于诸侯爵位的称谓,按等级分类。
结果证明在春秋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
只有在升黜时,才有改变。
王玉哲认同瞿说而继续考证：
周代的爵位制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商代就已经有了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继承了下来。
在西周的时候,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等,到春秋时代才是公、侯、伯、子、男。
而与爵位制度密切相关的是一种被称为“服制”的东西,古人有“五服”和“九服”两说。
这个“五服”和表示亲属关系的“五服”可不是一回事，而是对地理行政区域的划分。
王说：
“五服”和“九服”恐怕都说得不对，实际可能只有二服，即内服和外服。
内服和外服，这里的“服”字原是“服役”之意,而在周初，内服即“甸服”，是指王畿（围绕周王室的中央直辖区大约方圆千里之地）之内距王都较近的诸侯国,是给周王室供应祭祀和食用的粮食的,比如晋国、郑国、虢国,都是甸服；
外服即“侯服”，是指王畿之外分封的侯、伯等等诸侯，比如齐国和鲁国。
“‘甸服’在王畿或近于王畿,王朝所赖以食者,而‘侯服’在畿外，为王朝所封,用以藩屏周室。
《国语·
周语上》谓：
‘邦内甸服,邦外侯服。
’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二服制是一致的。
服制是诸侯为周室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规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异。
在西周分封制度中,大概以侯的地位为最高。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
从上述可知：
鲁国的国君即便具体爵位暂且不论，但鲁国确是属于外服（侯服），其建国的主要目的是要藩屏周室。
——虽然王玉哲对五等爵的看法与傅斯年相左，但他对“侯”的考证却大有和后者的相通之处。
而内、外服之制度早见于《尚书·
酒诰》，其中描述的商代情形大体也是这样,这就由此而可以向前再追溯一步。
童书业对五等爵曾做过如下一个归纳：
公：
周王室王畿之内的诸侯有周公、召公,周室尊亲及与周天子关系比较密切的也称“公”,比如虢公、虞公。
宋国是殷商之后,是客人的身份,所以也称“公”。
侯：
较大的诸侯国都称“侯”,比如齐、鲁、卫、陈、蔡、晋。
伯：
王畿内外小国之君有称“伯”的,比如郑伯。
子：
蛮夷之君皆称“子”。
男：
是华夏小国诸侯之称，与“子”相近。
童认为所谓五等爵实际只是“侯、甸、男”三等爵,和殷商的制度是一样的,其中的“甸”也就是“伯”。
“侯”大约就是最大的诸侯，“伯（甸）”次之,“男”最小。
而“公”是一种尊称,并非爵位,诸侯在自己的国内也都称“公”;
“子”是“不成君”之称,所以称“子”的尽是蛮夷戎狄的领导人,而“子”的地位和“男”相近，所以孟子才说“子”和“男”在同一个等级上。
诸家研究虽然各有说法，有同有异，但大多总要承认春秋时代之爵称是很有些混乱的,称“侯”的也常称“伯”，称“子”称“伯”的还有自称“伯男”之例，如果再联系到孔子微言大义的褒贬,那就越发复杂无比了。
而公羊家还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董仲舒从《公羊传·
桓公十一年》“《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发挥说，周代的爵位有五等，《春秋》的爵位分三等:
伯、子、男合为一个等级。
孔广森也说爵分三等,但西周时是公为一等,然后是侯爵和伯爵为一等,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
到春秋时有了变化,伯爵和子、男同为一等了。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如果对头衔的说法不一,就很难迅速判定《春秋》的微言大义到底何在了。
如鲁隐公,按照传统五等爵的说法,他应该是侯爵，但在鲁国国内大家都尊称他为“公”——“公”既是尊称又是泛称。
据杨宽考证，这一类的称公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刘时代。
公刘之“公”,既有人说是爵位,也有人说是称号,当以称号为确。
从公刘之后，周人的领导者有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都是“公”字打头。
另一方面,周族创建国家始于公刘时代，两相联系之下，“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
（杨宽《西周史》）这种称谓方式自然而然的延续，或许正可以解释鲁隐公等诸侯国君于国内称公的现象。
等级抑或次序?
大致可以确定的是，爵位是和分封挂钩的,而分封是和封建制度挂钩的。
“封”字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有了，像草木之形，金文也有写作像双手植树的样子,意为树林为界。
而“封”与“邦”本是一字之分化。
从这里来看，国家原本就是一种划地盘的行为，如果再作追溯的话，这种领域行为动物也有——最常见的就是狗在树下小便,用自己的味道和自然标志物（树或者电线杆）来划定自己的地盘,是动物的一种本能。
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从甲骨卜辞考证,认为封建制度从殷商的武丁时代就已经有了。
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追溯到更早：
“由于胡先生的文章是只以甲骨卜辞所见的情形为根据的,所以他很审慎地从武丁说起。
但是解放后我们已发现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地下遗址和器物，可以充分证明至少成汤灭夏以后已经建立国家，因此我们不妨推断封建制度开始于成汤灭夏以后。
”
从“建立国家”到“封建制度”,这一推断似乎显得步子稍大，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据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分封”一词最早见于《左传·
定公四年》，不是两个字连在一起,而是分开来用的,语法都是:
“分某人以……封于某地。
”分人、分物、封土地，也即“授民授疆土”。
如西周晚期大克鼎铭文记载,周天子册命膳夫克,赐给他某地的田，连同田里耕作的人，赐给他史小臣和乐官，还有井邑之人（这是只赐井邑之人却不赐井邑之地）,让膳夫克把井邑之人迁到量地去。
是为“授民授疆土”之一例。
“封建”一词源于《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是说“用封的办法把土地和民众授予同姓兄弟建立国家,目的是像藩篱那样保卫周王室。
……‘分封’与‘封建’的意思完全一致”（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
依李雪山说,“封”（丰）字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是植树以标明疆界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的封疆之法就是植树造林，这一方法后来也被周人学去了。
《论语·
八佾》有句很难解释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说夏人植树封疆种的是松树,殷商用柏树,周人用栗树。
（依传统解释,这些树是被用作社主的。
截至这里，诸家并没有多大的异说，但论到殷商爵称,分歧就相当大了。
公认的只有侯爵和伯爵。
至于其他爵称，这里简述李雪山说,子、田（甸）、亚、男、任都是爵称，其中男、任通假，妇是女性的专用爵称，公指的是商王的先辈,而非爵称；
再者,这些爵位后来被周人效仿，但从甲骨文里还看不出它们有等级高低之分。
爵位如果没有等级之高低,这似乎难以想象。
周人所谓五等爵，或者公羊家所谓三等爵位,都是等级分明的。
无论殷商制度如何,周代当之无愧是个等级森严的礼仪之邦,就算承袭的是殷商的爵制，总该在等级上有所增益才是。
这个问题上又会遇到诸家歧说,比如杨宽以为“结合西周金文和文献来看，周朝诸侯有侯、甸、男、采、卫五个等级,他们对周朝的贡赋也该有等级区别的。
由于史料缺乏，具体情况已不了解”（《西周史》），但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都曾证之以金文,一是发现金文爵称与文献冲突，二是发现金文爵称之间也存在不少冲突。
但是,如果真是认为爵位和等级无关，又有些难以想象。
近年力证五等爵为实并匡正前人之说的，如王世民从金文入手,认为《公羊传》的记载大体不差,即天子的三公称公（比如周公、召公），这是中央大员,而在地方上，王者之后称公（比如殷商之后的宋国），至于其他诸侯,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总体来说是为三等。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
这一战线上再如陈恩林，从文献入手，论证“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爵位不同，纳贡的额度也不同，甚至还有的诸侯为了少纳贡而自贬爵位甘为大国附庸的。
（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
陈恩林举了《左传·
桓公十年》的一个例子：
齐国被北戎攻击，诸侯联合救援，打了胜仗,其中以郑国的公子忽功劳最大,但随后齐国慰劳盟军,委托鲁国来排次序前后,鲁国以爵禄等级为序，郑国是伯爵，给排在了最后。
公子忽为此忿忿不平，结果联合齐国和卫国对鲁国开了战。
对郑国的这次报复，《春秋》的记载是“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左传》的解释是“先书齐、卫，王爵也”。
陈说：
“《春秋》记载这件事，先书‘齐、卫’,后书‘郑’。
把齐、卫看成主谋，郑是协从。
《左传》解释说：
‘先书齐。
卫,王爵也。
’即说齐、卫为侯爵，位在郑国之上，所以记为首恶。
这个例子是很能说明爵位等级的，而且是从一件事里两次体现了爵位等级：
一是郑国公子忽的发怒，二是《左传》对《春秋》这一书法的解释。
《左传》之所以要特意解释一下，依孔颖达的说法,《春秋》的体例是：
战争是谁挑起来的,就先写谁。
可这次报复之战，明明是郑国的公子忽挑起来的，《春秋》为什么偏偏把郑国放在最后呢?
因为这一战当初的缘起,就是鲁国在犒劳联军排座次时依照的是爵禄等级而不是战功,公子忽生气了,这才发动了报复之战。
《春秋》于是特地改变了一贯体例，虽然公子忽是祸首,但偏偏还要按爵禄等级来给他们排序,还是把郑国排在最后，由此彰显鲁国“犹秉周礼”。
——如果这也算一则春秋大义的话,倒是很有几分反讽味道的。
从《春秋》和《左传》这段记载来看爵位等级,似为明证,但深究一下好像还有疑点。
先看一下《左传》原文: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
郑公子忽有功焉。
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
鲁以周班后郑。
郑人怒，请师于齐。
齐人以卫师助之。
故不称侵伐。
先书齐、卫，王爵也。
（《左传·
桓公十年》）
鲁国排座次把郑国安排在后边,原文是“鲁以周班后郑”，用的是“周班”这个词，杨伯峻的注释是“依周室封爵之次,郑应在后”；
《左传》解释《春秋》之所以把郑公子忽报复之师的参与者次序记为齐、卫在前，郑国在后，原文用的是“王爵”,杨注：
“王爵即周班。
”那么，这个两次作为座次依照的“周班”（王爵）,到底是爵位等级呢,还是周天子授予爵位的先后？
——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至少也不能轻易排除后者成立的可能。
如果看看周天子授爵的先后次序,齐国的始封君是姜太公，卫国的始封君是康叔封,这两位都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就获得分封的，而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是在宣王二十二年才获得分封的。
那么,如果按分封次序之先后来排座次的话，齐、卫两国也确实应该排在郑国之前。
《左传》中滕侯、薛侯争座次的事件大约可以成为一条佐证: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
薛侯曰：
“我先封。
”滕侯曰：
“我,周之卜正也。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左传·
隐公十一年》）
两方面争座次的方法就是比祖宗。
薛侯强调自家受封时间早，滕侯强调自家与周天子同姓。
——尽管滕侯成了最后的赢家，但从薛侯的话里至少可以看出：
受封时间早,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资历，这大概就像“长征时期参加革命的”和“解放后参加革命的”这种身份区别，也属人之常情。
但另一方面,薛侯的受封资历早得似乎有些过分了,据《左传·
定公元年》，薛的先祖为夏之车正，是在夏代就受封了。
如果把问题再进一步的话，那就得问问《左传》里关于排座次的说法是否真的“正确地”解释了《春秋》。
那么,不妨看看《春秋》记载中的诸侯排座次——那时候还没有以姓氏比划为序的风气，理应级别越高越靠前，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
列举一下《春秋》从隐公到文公这些年排座次的记载：
隐公三年:
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隐公四年：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隐公八年:
宋公、卫侯遇于垂。
……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隐公十年：
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隐公十一年:
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桓公二年:
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
……蔡侯、郑伯会于邓。
桓公五年:
齐侯、郑伯如纪。
桓公十年：
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桓公十一年：
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二年:
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三年:
公会纪侯、郑伯。
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
桓公十六年：
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
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桓公十七年：
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庄公四年：
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
庄公十四年：
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庄公十五年:
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
庄公十六年：
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庄公十九年:
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庄公二十七年：
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庄公三十二年：
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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